巴勒斯坦文學起源
巴勒斯坦最偉大詩人——達爾維什巴勒斯坦於16世紀初即處於奧斯曼帝國統治之下。19世紀下半葉，巴勒斯坦人民開始反抗奧斯曼的統治,文學也隨之開始復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巴勒斯坦淪為英國的委任統治地。以後巴勒斯坦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社會生活充滿著矛盾與鬥爭，在文學上都有反映。赫利勒·貝德斯(1875～1949)的長篇小說《繼承人》(1920)、短篇小說集《思想的舞台》(1924)，賽福丁·伊拉尼的短篇小說集《第一程》、《來自人群》,奈賈提·綏德吉的短篇小說集《憂傷的姐妹》，穆薩·侯賽尼的長篇小說《一隻母雞的回憶》(1943)等，描寫各階層人們的生活，表達了對殖民主義者的不滿,在形式上也有所創新。詩人阿卜杜·凱里姆·卡爾米（艾布·賽勒瑪）（1917～1980）、易卜拉欣·圖甘(1905～1941)和阿卜杜·拉希姆·邁哈穆德等的詩作帶有濃郁的生活氣息，給阿拉伯傳統詩歌增加了清新的藝術特色。
巴勒斯坦文學歷史
16世紀初開始，巴勒斯坦文學開始產生，19世紀下半葉進入快速發展期。1948年後，巴勒斯坦被以色列非法侵略並占領，以色列政府對巴勒斯坦文學出版事業進行大力打壓，妄圖消滅巴勒斯坦文學，許多巴勒斯坦作家仍然堅持寫作，為此不少巴勒斯坦作家被逮捕，關押甚至殺害。1988年巴勒斯坦獨立，巴勒斯坦文學有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現階段。
總之，所有的不幸、痛苦、悲傷、罪行與抗敵史詩的匯聚，導致一部部優秀的抗戰文學和藝術作品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這些稚嫩的筍芽漸漸地長成了一棵棵茁壯的翠竹。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片竹林愈加蔥鬱和枝繁葉茂，使之在世界抗戰文學史上都占有不可磨滅的地位。
現代巴勒斯坦文學分類
1948年5月後，大批巴勒斯坦難民逃離家園。巴勒斯坦文學從此分為被占區文學和流亡區文學。被占區文學
開始時只有農村流行的一些民歌，這些民歌表現了人民反抗壓迫的鬥爭。以後，艱難的環境造就了一批詩人。他們的詩歌擺脫了悲觀失望情緒，具有強烈的戰鬥精神。邁哈穆德·達爾維什(1941～ )的長詩《巴勒斯坦情人》抒發了對祖國的熱愛，表達了作者與祖國同命運的感情。陶菲格·齊亞德(1936～ )在《決不能》一詩中抨擊了當局對巴勒斯坦人的壓迫，指出巴勒斯坦是不可征服的。塞米哈□卡西姆(1939～ )在《道路之歌》(1964)、《我滿手鮮血》(1967)等詩集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思想和感情。陶菲格□法亞德(1939～ )的長篇小說《被損毀者》，揭露以色列當局對巴勒斯坦人的歧視。他的另一部長篇小說《黃色的街道》表現了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社會中的苦悶。邁哈穆德·舍吉爾的短篇小說《別人的麵包》、葉海亞·耶赫里夫的短篇小說《第一天》等揭露了以色列社會中的階級壓迫，反映了巴勒斯坦人的苦難。被占區的作家大多遭到迫害,或被監禁，或被迫流亡。巴勒斯坦被占區文學又有“抵抗文學”之稱。
抗戰題材文學和藝術創作的繁榮與發展，是世界當代文藝百花園中最亮麗的一道風景線。巴勒斯坦受壓迫人民的史詩跨越了文學和藝術的大門，並深深地贏得了世人的同情與尊重。這些史詩不僅在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民族心中產生了無窮無盡的精神力量，而且就像是最完美的神話一樣突破時代和國界，在世界上廣泛而長久地傳揚。毋庸諱言，詩歌是世界文學光輝的起點，然而詩歌更是巴勒斯坦悲壯史詩的第一大支柱，自巴勒斯坦人民邁入戰場的第一天起，就對英勇無畏的戰士們充滿了希望
流亡區文學
初期的作品帶有失望和思鄉的情緒。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作品的基調也起了變化。如女作家賽米拉·阿扎姆(1927～1968)的短篇小說《又一年》，描寫分界線兩邊親人難以相會，情調淒涼。後來寫的《因為他愛他們》則表現為憤怒的吶喊。格桑·卡納法尼的中篇小說《陽光下的人們》(1963)，暗示人們只有拿起武器進行鬥爭才有出路。隨著武裝鬥爭的開展，作品的題材和內容也更加廣泛。葉海亞·耶赫里夫的短篇小說集《母駒》，賴沙德·艾布·沙維爾的短篇小說集《回憶往昔》、長篇小說《情人》，賽勒瓦·巴娜的長篇小說《大河彼岸的新娘》等，表現了游擊隊員的生活和鬥爭。宰因·阿比丁·侯賽尼的短篇小說《海米斯先死去》，歌頌了一對戀人為了解放事業而不惜犧牲的精神。格桑·卡納法尼的中篇小說《塞阿德大媽》塑造了一個堅持鬥爭的婦女形象。邁哈穆德·里馬維的短篇小說《小穆罕默德的疑問》表現了兒童的覺醒。詩歌方面，有哈倫·哈希姆·拉希德(1927～ )的《和流亡者在一起》(1953)、《革命的土地》(1959)，女詩人法德娃·圖甘(1920～ )的《孤獨度日》(1952)、《在關閉的門前》，阿卜杜·凱里姆·卡爾米（艾布·賽勒瑪）的《流亡者》(1953)、《祖國頌》(1959)、《以我之筆》(1971)等。
面對過去60年國破家亡的慘劇，勾起了詩人一腔愛國之情，寫下了流亡途中的愛國詩。在詩中，人們可真切的感受到詩人的愛國熱情和返回家園的渴望。在詩歌中，也能夠聆聽到巴勒斯坦詩人馬哈茂德·大流士眷戀故土的心聲。詩中涵括了四個內容：巴勒斯坦阿拉伯難民、返回家園的渴望；接踵而至的一個又一個痛苦的失敗經歷；地區國家政府或個人的背叛；以那些具有大無畏革命精神和無私奉獻精神的勇士和烈士。哈利德·蘇來曼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現代詩歌》中寫道：“阿拉伯詩人通常是一群反映人民大眾普遍心聲和意願的詩人，巴勒斯坦人民因阿拉伯各國領導人對巴勒斯坦難民狀況的漠不關心而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蘇丹、黎巴嫩、突尼西亞、伊拉克以及巴勒斯坦等國的大多數詩人均在自己的作品中將批評的矛頭指向阿拉伯國家領導人，對他們冷漠和麻木不仁的態度表示不滿。
巴勒斯坦現代文學是在民族解放鬥爭中誕生的，不少詩人和作家為了解放事業獻出了生命，他們在文學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戰鬥中的巴勒斯坦文學
“當我用眼淚、用墨水書寫祖國歷史的時候，我記載的將是黑暗、屈辱的一頁， ……當我用火紅的青春、戰鬥的熱血書寫祖國歷史的時候，我將為人民寫下光榮的一頁，……它是自豪的篇章。偉大的勝利的史詩。”
巴勒斯坦游擊隊前領導人、著名詩人卡邁勒·納賽爾烈士生前寫下了上面的壯麗詩句。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正象詩人所謳歌的那樣，他們不是用眼淚和墨水，而是用戰鬥的熱血譜寫同新老殖民主義和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進行頑強戰鬥的頌歌。人民的英勇鬥爭是巴勒斯坦作家的力量和創作的源泉，而革命的戰鬥文學作品又激勵著千百萬革命人民衝鋒陷陣，勇往向前。今天，巴勒斯坦革命文學已成為整個阿拉伯文學的積極和活躍的一部分，在現代阿拉伯文學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在以色列占領區，侵略者採取了種種法西斯手段，壓制和恐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對出版實行嚴格檢查和控制。在這樣的艱難環境中，產生了一批戰鬥的詩人和作家，其中有陶菲格·法亞德、葉海亞·葉赫里夫等知名人物，出現過“土地陣線”這樣半秘密的政治和文學團體。但是，具有民族戰鬥精神的作品橫遭以色列當局禁止，大批作家、詩人被逮捕、監禁，或被迫流亡異鄉。儘管如此，巴勒斯坦的作家仍然沒有放下手中的武器，他們每時每刻冒著生命危險用筆來戰鬥，因此，巴勒斯坦被占區的文學被稱作“抵抗文學”。在被以色列當局驅趕出家園、流亡在其它阿拉伯國家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中間，同樣湧現出了一批優秀的詩人和作家。其中著名的詩人有哈倫·拉希德。他是第一個拿起筆作武器與猶太復國主義鬥爭的巴勒斯坦詩人。他在《他們侈談和平》一詩中，抨擊了一面高唱和平，一面又縱容以色列肆意發動侵略的那些傢伙。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苦難生活和他們的覺醒鬥爭，是當代巴勒斯坦文學作品的主要內容。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巴勒斯坦人民打響了武裝革命鬥爭的第一槍。從此，巴勒斯坦的革命文學真實地反映了這一鬥爭。這方面最著名的作家有格桑·卡納法尼和賴薩德·艾布·沙維爾。格桑·卡納法尼的中篇小說《太陽底下的人們》第一次提出了“每一個巴勒斯坦人應該是一個戰士”的口號。他的另一篇短篇小說《重返海法》，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即對巴勒斯坦人來說，什麼是祖國？是他們在記憶的塵埃中夢寐以求的那個巴勒斯坦呢？還是他們的兒子這一代人用槍桿子去贏得的一個嶄新的巴勒斯坦？小說描寫細膩，頗為感人，曾被改編成戲劇，先後在阿拉伯各國以及北歐各大城市廣為上演。一些亞非國家也曾予以介紹。
巴勒斯坦文學表現武裝鬥爭的作品內容是多方面的。表現游擊隊員活動的小說有《你們餘下來的》、《母駒》和《革命之歌》等等。表現婦女參加武裝鬥爭的有《薩阿德的母親》和《哈米斯最先死去》。表現老人和兒童覺醒並參加鬥爭的有《人和槍》、《小穆罕默德的疑問》等等。近幾年來，戰鬥的巴勒斯坦文學又湧現了不少新的作品，如《仙人掌》、《情人》等等，不僅反映了巴勒斯坦人民堅信武裝鬥爭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道路，而且也表現出他們認識到鬥爭將是長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