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巳之變[土木堡之變]](/img/f/2d1/nBnauM3X3AjMyYTN0kDOzkD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5gzLxc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己巳之變[土木堡之變]")
背景
示意圖15世紀初，蒙古族自元順帝率蒙古貴族逃出大都（今北京）後，繼續統治塞北地區，史稱北元。洪武后期（14世紀末），蒙古族分裂為韃靼、瓦剌及兀良哈三部。韃靼為明朝對東蒙古的稱謂，遊牧於貝加爾湖以南，大漠以北，東至鄂嫩河、克魯倫河流域，西至杭愛山、色楞格河上游，南及漠南地區。瓦剌為明朝對西蒙古的稱謂，遊牧於阿爾泰山至色楞格河下游的廣闊草原之西北部一帶。兀良哈乃古部名，明代聚居於漠北及遼東邊外。
蒙古分裂後，東西蒙古互爭雄長，征戰不休，並不時出兵南下，騷擾明邊。永樂初年，明成祖朱棣分別遣使與韃靼、瓦剌“諭之通好”。瓦剌首領馬哈木為藉助明廷力量對付韃靼，向明廷稱臣納貢，明成祖亦分別封之為王。經長期征戰，韃靼勢力不斷削弱，瓦剌逐漸強大。永樂十六年（1418），馬哈木之子脫歡襲父爵為順寧王。幾年之間，脫歡攻破韃靼，兼併其眾，又統一內部，其勢日張，雄視漠北。脫歡立成吉思汗後裔脫脫不花為可汗，自為太師（丞相），掌蒙古實權。明英宗正統四年（1439）脫歡死，其子也先繼位後，不僅漠南諸部全被征服，且東脅朝鮮，西略哈密，環明之北邊，盡為其所制。也先每年冬遣人貢馬於明。初，所遣使者不過五十人，後貪朝廷厚賞，歲增至二千餘人，並屢屢索要貴重難得之物。稍不遂，即製造事端，明廷所賜財物，不得不歲有所增。
明正統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領也先遣使2000餘人貢馬，詐稱3000人，向明朝政府邀賞，由於宦官王振不肯多給賞賜，按實際人數給賞，並減去馬價五分之四，沒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就製造釁端。遂於這年七月，統率各部，分四路大舉向內地騷擾。東路，由脫脫不花與兀良哈部攻遼東；西路，派別將進攻甘州（甘肅張掖）；中路為進攻的重點，又分為兩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統率，直攻宣府圍赤城，另一支由也先親率進攻大同。也先進攻大同的一路，“兵鋒甚銳，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大同參將吳浩戰死於貓兒莊。明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禦敵。
時英宗寵信王振。王振，蔚州（今河北蔚縣。一說山西大同）人。明宣宗時自閹入內，侍皇太子朱祁鎮讀書於東宮。宣宗死，朱祁鎮九歲即位，是為英宗。王振狡黠，得帝歡，命掌司禮監，備受寵信。英宗稱之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一日，英宗大宴百官。按明制：“宦者雖寵，不得予王庭宴。”英宗懼王振不悅，派人觀察慰藉。王振正大怒，自比為周公，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英宗當即命大開東華門中門，使王振赴宴。至則與會百官，皆望風拜謁，王振始悅。
正統七年（1442），張太后病逝，元老三楊或死或貶，王振更加擅作威福，無所忌憚，竟盜走明太祖朱元璋所立禁內臣干預朝政所立之鐵碑。從此，大權獨攬，廣植私黨，使其侄王山為錦衣衛指揮，王林為錦衣衛僉事，其黨羽個個升官進祿，飛黃騰達。他又排斥異己，陷害忠良，侍講劉球在奏疏中語諷王振，即被逮捕入獄，殺害於獄中。御史李鐸路遇王振不跪，被謫戍鐵嶺。一次王振會議東閣，眾公卿見王振到，皆俯首揖拜，唯大理寺少卿薛瑄見王振不揖不拜，昂然挺立。王振懷恨在心，藉故治其死罪，投入牢獄，最後雖未殺死，卻被削職罷官。
王振還大興土木，“廣置塌房、莊所、田園、馬房，侵奪民利，不輸國課”。役使軍民廣建府第於皇城之內，重堂深閣，宏麗不亞於皇宮。賣官鬻爵，收受賄賂，州官入朝，無厚禮相贈，便橫加迫害。巡撫山西、河南兵部侍郎于謙，每次入京“未嘗持一物交當路”，振“嗾言官劾之，罷為大理寺少卿”。家中金山銀窟，財寶不計其數。後抄沒其家時，有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面，珊瑚高達六七尺者二十餘株，幣帛珠寶無算。
王振如此專橫奸險，英宗卻不以為奸，反褒以為忠孝。正統十一年（1446），英宗賞給王振白金、彩幣等物，並特賜敕一道，稱王振“性資忠孝，度量弘深”，“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護贊輔，克盡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實至”。足見其臣奸，其君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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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變[土木堡之變]大同前線的敗報不斷傳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鎮在王振的煽惑與挾持下，準備親征。兵部尚書鄺埜和侍郎于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吏部尚書王直率群臣上疏勸諫，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執意親征。1449年7月16日，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鈺據守北京，然後和王振率官員100多人，帶領50萬大軍從北京出發。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內閣學士曹鼐、張益等護駕從征。
由於組織不當，一切軍政事務皆由王振專斷，成國公朱勇為大將軍，但在王振面前皆膝行而前；戶部尚書王佐請帝回軍，王振就命其跪在草叢裡，直到天黑才能起來。隨征的文武大臣卻不使參預軍政事務，軍內自相驚亂 。19日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8月1日，明軍進到大同。未交鋒，鎮守太監郭敬報告也先為誘明軍深入，主動北撤，王振看到瓦剌軍北撤，仍堅持北進，後聞前方慘敗，則驚慌撤退。本欲使英宗於退兵時經過其家鄉蔚州“駕幸其第”，顯示威風；又怕大軍損壞他的田園莊稼，故行軍路線屢變，導致士兵疲憊不堪。至宣府，瓦剌大隊追兵追襲而來，明軍3萬騎兵被“殺掠殆盡”。13日，狼狽逃到土木堡，瓦剌軍已緊逼明軍。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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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變[土木堡之變]記載土木之變其真其詳者莫如當事大臣李賢記載的《順天目錄》：“明日於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勇而無謀，冒入鷂兒嶺，胡寇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一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無泉（因為土木堡地勢高）。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台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於殺，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為胡人所得，滿載而還。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況乘輿為其所獲，其偶然哉？”
英宗被俘，英宗的護衛將軍樊忠萬分憤怒，掄起鐵錘對準王振的腦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這個禍國殃民的惡宦，終於落得個罪有應得的可恥下場。
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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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變[土木堡之變]兵部尚書鄺埜一再要求馳入居庸關，以保證安全，但王振不準。土木堡地勢高，無泉缺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處有河，被瓦剌軍占據，將士饑渴難耐，挖井二丈仍無水。隔日瓦剌軍隊包圍土木堡。也先遣使詐和，並主動撤離，以麻痹明軍。英宗不疑有詐，遣曹鼐起草詔書。王振下令移營就水，當明軍大軍移動時，饑渴難忍的軍士一哄而起，奔向河邊，人馬失序，瓦剌軍趁機發動攻勢。明軍只得倉促應戰，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張益，侍郎丁鉉、王永和，副都御史鄧棨等，皆戰死，明英宗盤而坐，不久被俘，王振被護衛將軍樊忠用大鐵錘所殺，樊忠不久亦戰死。此役明軍死亡過半，大量輜重盡為也先掠奪，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蕭維楨、禮部左侍郎楊善、文選郎中李賢等數人僥倖逃出。
正在明軍爭相亂跑之機，瓦刺伏兵四起，明軍潰敗。英宗突圍無望，索性跳下馬來，面向南方，盤膝而坐，等待就縛。不一會兒，瓦刺兵衝上來，一個士兵上前要剝取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與眾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擁著他去見也先之弟賽刊王。賽刊王在盤問英宗時，英宗反問道：“你是誰？是也先，還是伯顏帖木兒，或者是賽刊王。”賽刊王感到英宗說話的口氣很大，立即報告也先，也先派遣留在瓦刺軍中的明朝使者去辨認，才知道他就是英宗。
反擊
于謙建議百官預支俸祿於京城90里外的通州，這樣就使也先沒有糧食可以搶。二十三日，都御使陳益上奏：誅殺王振全族。郕王不知道該怎么辦，百官發怒，毆打王振的心腹馬順，打死黨羽毛、王二人和王振的侄子王山（錦衣衛指揮使）。九月初六，瓦剌進攻宣府、大同、勾結關內的蒙古人，燒殺搶掠，挾持英宗叫門，宣府守將楊洪不聽。
于謙任命：石亨從招募士兵的小武官晉升為右都督，掌管五軍大營；推薦東莞的河伯所閘官羅通為兵部員外郎，守居庸關，四川按察使曹泰為山東都指揮使，韓青守紫荊關，任大同副總兵；郭登為總兵，守大同。從於謙的布置可以看出，當時不論地位卑賤與否，只要是有才能的，都用上了。十月初一，也先、脫脫不花掠過大同，奪下紫荊關，明朝又失一城。也先兵分兩路：一路由古北口、密雲進入明朝腹地，20000人左右，另一路從宣府、洪州進攻，30000人左右。
兩路軍最終的會合地點是居庸關以西的牡羊口，妄圖直抵京師。如此，則京師危急。此時，于謙的先遣4將（羅通、曹泰、韓青、郭登）都沒有守住各自的收地，瓦剌軍長驅直入，看似要滅亡大明王朝。
於是，于謙執行第二方案：親自領兵22萬，列陣於九門外，親自披甲執銳，於是，京師各地士氣大振。侍郎吳寧代理兵部的事物。于謙親自列陣於德勝門外。十月初二，副總兵高禮、毛福壽迎敵於章儀門的土城之北，敗瓦剌先鋒官，首戰告捷，軍心大振。派右通政王復到土城拜謁英宗。
十三日，也先進攻德勝門。石亨，范廣等將領在民間的土房內埋伏，二人大敗敵軍。也先的弟弟孛羅、平章卯那孩戰死。也先轉而攻打西直門，又大敗十四日，戰於章儀門，居民投石相助，再次大勝！此時，圍攻居庸關的瓦剌軍與明軍大戰七天七夜，還是大敗！
連續的失敗，士氣低落，再加上深入中原王朝的腹地，各地勤王的軍隊也已經快到達京城，於是，也先坐不住了。十五日夜，拔營而走，明軍以炮火追擊，殺敵萬人，也先向回良鄉逃去。十七日出紫荊關，明軍奮起直追，敗敵於固安、霸州，擒阿歸等18人。此時，京師保衛戰基本結束。明朝在先損失200000人的情況下依然率領二線部隊扭轉戰局，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結果
土木之變此一戰役，明軍死傷十餘萬，文武官員亦死傷數十人。英宗被俘訊息傳來(史書上假稱英宗被俘為“北狩”)，京城大亂。廷臣為應急，聯合奏請皇太后立郕王為皇帝。皇太后同意眾議，但郕王卻推辭不就。文武大臣再三請求，郕王無奈應允，於九月初六登基，是為景帝，以第二年為景泰元年，奉英宗為太上皇。瓦剌俘虜明英宗，便大舉入侵中原。並以送太上皇為名，令明朝各邊關開啟城門，乘機攻占城池。十月，攻陷牡羊口、紫荊關、居庸關，直逼北京。
也先大兵逼近北京城，勢不可擋，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遷都城。兵部侍郎于謙極力反對遷都，要求堅守京師，並詔令各地武裝力量至京勤王。隨後，調河南、山東等地軍隊進京防衛，于謙主持調通州倉庫的糧食入京，京師兵精糧足，人心稍安。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十月初六，也先挾持英宗入犯北京，京城告急，北京保衛戰開始。明景帝讓于謙全權負責守戰之事。于謙分遣諸將率兵22萬，於京城九門之外列陣，並親自與石亨在德勝門設陣，以阻敵人前鋒。十三日，于謙派騎兵引誘也先，也先率數萬眾至德勝門時，明朝伏兵衝出，神機營火器齊發，將也先兵馬擊潰。也先又轉攻西直門，城上守軍發箭炮反擊，也先又敗。京師之圍解除。
正統十四年秋，明軍於土木堡（今河北懷來土木鎮）大敗於瓦剌，英宗被俘，導致嚴重的軍事危機，這已是廣為人知的事實。但不同時代、不同作者對這次戰役的記載頗多歧異與疑點，尚需條梳史料以澄清事實；明軍參戰人數、瓦剌軍行進路線、明軍回軍策略以及明邊鎮在土木之戰中的作用等諸多問題仍需探討；以此為例，並可初步認識明代中期京營、邊鎮的規模和有關明代前中期史實記載的可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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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之變[土木堡之變]在土木堡之變死難的群臣中，太師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贏、駙馬都督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栗、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益、通政司左通政龔全安、太常寺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太僕寺少卿劉容、尚寶少卿凌鑄、給事中包良佐、姚銑、鮑輝、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禺、監察御史張洪、黃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齊汪、馮學明、員外郎王健、程思溫、程式、逯端、主事俞鑒、張塘、鄭瑄、大理寺副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墉、欽天監夏官正劉信、序班李恭、石玉等五十二人皆死於混戰之中。
影響
土木之變致使明朝皇帝明英宗被瓦剌也先俘獲；四朝老臣張輔、駙馬井源、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侍郎丁銘、王永和以及內閣成員曹鼎、張益等五十餘人全部被殺，無數文官武將戰死；財產損失不計其數；明成祖朱棣留下的五十萬大軍全軍覆沒，最為精銳的三大營部隊亦隨之毀於一旦，軍火武器研發亦被大大阻礙；京城的門戶亦已洞開；英宗復位後更是殺了以于謙為首等眾多忠臣良將，導致明朝軍政在土木之變之後第二次斷層。強盛的大明朝由盛轉衰。明朝戰略由攻轉守全面改變，明朝進入中期階段。而所以隨著開國武人勛貴集團和靖難功臣集團在土木堡之變被消滅殆盡，皇帝只能通過內廷的宦官來制衡文官集團以貫徹自己的意志和整個國家的意志，文武大臣和君主離心離德，國勢日蹙。
傷亡存疑
否泰錄
關於土木之戰中明軍參戰人數，最早的記載見於劉定之《否泰錄》：“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嘉靖後期以來，幾乎所有言及出征人數的明代史家均沿襲此說，直至談遷猶於“官軍私屬”強調甚明，而清人自谷應泰以下均不提“私屬”，徑作“官軍五十萬”乃至“五十餘萬”, 數字之差，語意全非。劉定之在《否泰錄》末說道：“臣因取目擊耳聞，參以楊善、李實所述《奉使錄》，錢溥所撰《袁彬傳》，約其繁複，著為此錄。”李實《李侍郎使北錄》未記出征人數，楊善《奉使錄》今不傳，估計亦不及此。錢溥《袁彬傳》今亦不見，其內容應為袁彬於塞外侍奉英宗的事跡，也不太可能提到明軍人數。則劉定之所記應來自“目擊耳聞”，即明軍出發時的確有號稱五十萬之舉。
土木之變但《實錄》絕口不提出征人數，僅說“官軍人等死傷者數十萬”。沿此例只記傷亡人數者漸由“喪士卒數十萬”到“士卒死者數十萬”。從“官軍人等死傷”到“喪士卒”再到“士卒死者”，衍化過程與“五十萬”的遭遇相似。上引《否泰錄》作者劉定之是《英宗實錄》副總裁，與總裁陳文、彭時及副總裁吳節等於正統十四年各任翰林院侍講、修撰、編修之職，所見所聞應無太大差別。修《實錄》時“職任緊要，又在於副總裁官”，而《否泰錄》早在景泰年間已寫成，不採其“五十萬”之說於實錄，說明土木之變十餘年後，時人已經懷疑當年五十萬大軍的說法。但“死傷數十萬”之說又不知何據，《否泰錄》僅言“我師死傷過半矣。”可能《實錄》作者為交代戰爭規模，只好以“死傷數十萬”含糊了事。但此說一出，不但同樣不採“五十萬”說法的《四夷考》、《名山藏》、《明史》沿用，即連相信“五十萬”之說的《國榷》、《明通鑑》等也採用之，以與“五十萬”相呼應。另外一些不採“數十萬”說者，如薛應 、雷禮、徐學聚、谷應泰、查繼佐等多以損失“騾馬二十萬匹”搪塞。此說來自李賢所記：“二十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為胡人所得。”李賢親歷土木之變，僥倖逃生，所記當較單憑在京“耳聞目擊”者可靠。後人既然摘其記錄，卻僅斷章取義，而對其詳細的軍隊人數和傷亡記載不予理睬，實在難以理解。
另外，土木之變前夕朱勇率軍敗死鷂兒嶺。《實錄》載其率軍四萬，《獻征錄》卷五李賢《成國公朱公勇神道碑》、王世貞、徐學聚、葉向高、談遷因之。《否泰錄》載：“遣朱勇等三萬騎還戰。”高岱、黃光升、谷應泰因之。三萬騎與四萬人尚可相輔相成。不過李賢在《天順日錄》中又說是“率五萬兵迎之。”雷禮、嚴從簡、查繼佐因之。《明史》卷一四五《朱勇傳》卻作“所率五萬騎皆沒”，顯然是專取最大數目，又擅改“兵五萬”為“五萬騎”。（其卷三二八《外國傳·瓦剌》又作“四萬人”，顯然原稿非出一人之手。）
王世貞記土木之變時於出征、傷亡人數一併不書，卻又記朱勇軍數。嚴從簡在此同樣詳事而略數。來明後期已經有人對傳世的明軍人數和傷亡數大為懷疑，因而闕略不書。
實錄
明軍出發時究竟有多大規模呢？《實錄》載：“車駕發京師親征。……命下逾二日即行，扈從文武吏士皆倉猝就道雲。”此前三天，“命在京五軍、神機、三千等營在營操練者人賜銀一兩，……兵器共八十餘萬。又每三人給驢一頭，為負輜重。”可見明軍倉猝出發，兵員僅來自三大營以及必備的親軍。關於三大營的兵額，明代中後期以來有多種說法，一般認為永樂時有三四十萬。而對土木之變前京營規模尚無令人信服的說法。
當時京營由班軍和在京衛所操練官軍、幼官、舍人組成。關於班軍，“宣德元年，調河南、山東、大寧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淮陽等衛及宣府軍士至京備操，令每歲輸班往來。原額春秋兩班，官軍一十六萬員名，……正統十四年，令外衛輪班官軍京操者，前班三月還，八月到，後班八月還，次年三月到，河南、山東、北直隸強壯官軍，皆隸前班。”可見土木之變當年班軍輪班之法未廢，當時在京營班軍滿額應有八萬人。
關於京衛操軍，《實錄》載：宣德五年“成國公朱勇言：‘舊時五軍每軍步騎二萬人。後調大同等邊備御，今五軍總存五萬七千餘人。而神機諸營比舊亦少，扈從、徵調不足於用。請令行在兵部如舊取補。’上命兵部於京衛選士卒通十萬隸五軍訓練。”正統二年，“命太保成國公朱勇選軍。先是，勇奏五軍營原操馬步官軍調遣各邊備御，並逃亡者共缺二萬五千有奇。乞命官於五軍屬衛及親軍衛分並河南、山東、大寧三都司官軍內選補。兩個月後，“朱勇等奏：奉命選拔三千大營、五軍、神機等營精銳官軍十五萬一千有奇。欲將續選行在錦衣等七十衛官軍，與之相兼編伍訓練。然於內有守陵、守衛、供役、上直者，乞為處之。上命守陵、守衛各存其半，供役、上直旗校隸錦衣衛官督操，其餘俱聽訓練備用。”十五萬軍中必然已本包括京衛軍，續選即應指所述四類，所增加者，不過原以各種名目推託操練者。但《明史》卷八九《兵志一》解釋朱勇正統二年選兵事說：“令錦衣等衛、守陵衛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隸錦衣督操，余悉歸三大營。”認為正統時京衛操軍包括上直衛軍一半和五府所屬在京衛所全部。即便按這樣計算，京營規模最大有多少呢？
水東日記
據葉盛《水東日記》卷二二《府衛官旗軍人數》：“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並錦衣等衛官旗軍人等”計3,258,173名，實有1,624,509名。其中“錦衣等三十五衛”294,117名，實有159,871名。“五府並所屬”2,964,056名，實有1,464,638名。錦衣三十五衛與五府所屬分列，則應指親軍二十六衛與武功中、左、右衛，永清左、右衛，彭城衛，長陵衛，獻陵衛和景陵衛等役作軍衛和陵衛，五府所屬京衛至萬曆共三十九衛。無論全國統計，還是將三十五衛分別統計，軍員實額皆為原額之半，不妨以此作為當時各衛的普遍情況。役作軍當然不會編入三大營，所以將親軍二十六衛與三陵衛合計，約占三十五衛的六分之五，應有十四萬人左右，取其一半為七萬人。若按葉盛所記，五府屬衛每衛平均六千六百人，則五府屬衛之半應為十三萬人。但考慮到外衛往往有額外的千戶所，而京衛一般五所，則五府屬衛按每衛滿額五千六百人的一半計，為十一萬人。合計得十八萬人。若減去朱勇所言徵調各邊的京營兵與逃亡者，則京衛操軍軍數尚遠不及此。
土木之變後五天，“令新選余丁、官舍並舊操舍人及報效者人賜銀一兩，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門軍火夫並皇城四門內外官軍人賜布二匹。”新選余丁、官舍無疑是匆匆湊集的新兵，而舊操舍人應是來自隸屬五軍營的幼官舍人營，報效者應來自殫忠效義營，匠人、火夫可能來自專供匠役的武功諸衛，他們都應屬戰鬥力較弱者，故得留守。官軍顯然指留守的部分上直軍。土木之變後次日“京師戒嚴，羸馬疲卒不滿十萬。”就是指這些留守軍隊。姑且以舊操幼官、舍人占留守兵一半即近五萬人計，合計班軍、京衛操軍與幼官舍人，當時京營最多三十萬人。
英宗親征前一月即六月底，“命太保成國公朱勇選京營四萬五千人。令平鄉伯陳懷、駙馬都尉井源、都督耿義、毛福壽、高禮，太監林富率三萬往大同，都督王貴、吳克勤率萬五千往宣府，各備虜。”可見英宗親征前京營兵精銳已被抽調出不少。明軍從京師出發時，合計三大營與全部上直軍，即三十萬加七萬，再減去十萬和四萬五千，規模當在二十三萬上下。即使“私屬”隊伍龐大，明軍總數也就在二十五萬左右。
綜合
明軍幾經輾轉到達土木堡時，人員組成已經有不少變化。據《實錄》，六月派到大同、宣府的將領中，陳懷、井源、王貴等死於土木堡，吳克勤死於土木之變前夕的斷後之役，說明明軍離開大同、宣府時，六月派來的京營兵隨行回京。《否泰錄》說英宗進兵到宣府時“井源敗報踵至”，《李侍郎使北錄》載明軍到大同後遣“平鄉伯”即陳懷出戰敗績，說明此部明軍已經大受損失。而明軍在到達土木堡的前一天更是損失慘重， 吳克忠軍作為後衛，其數量當以萬計。這樣增損之後，再算進行軍過程中的減員，明軍到達土木堡時的規模應約二十萬，與李賢所記正相符合，這也間接證明了以上對京營規模的估計。
明軍號稱五十萬，可能只是沿永樂時以五十萬大軍親征的說法以大造聲勢而已。相比之下，《正統臨戎錄》引也先語：“前番營里皇帝領出來大小四十萬人。”倒比“五十萬”更近事實。
《實錄》載土木之變前的戰爭進程說：“庚申……車駕將發。宣府諜報虜眾襲我軍後，遂駐蹕遣恭順侯吳克忠為後拒，克忠力戰敗沒。將晚報至，又遣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領官軍四萬赴之。勇、綬至鷂兒嶺，冒險而進，遇虜伏發，亦陷焉。……辛酉車駕次土木，……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為虜所據，絕水終日，人馬饑渴，虜分道自土木近旁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力拒之。終夜，虜兵益增。……壬戌，車駕欲啟行，以虜騎繞營窺伺，復止不行。虜詐退，（王）振矯命抬營就水。虜見我陣動，四面衝突而來，我軍遂大潰。”
顯然，明軍到達土木堡時，堡南河流已為瓦剌所踞。鷂兒嶺位於英宗當天所在的雷家站（今新保全）西北四十里。其後郭懋阻瓦剌於麻峪口，地在雷家站東偏北。瓦剌何以能夠扼守遠在雷家站東南的桑乾河？土木之變後葉盛建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後來於謙說：“（楊俊）遇達賊臨城，不能效力死守，輒將獨石、馬營歸賊，並倉儲、錢糧盡行捐棄在逃，以致士卒潰散，城池失守，開賊突竄之路，因而辱國喪師，至今令人痛恨。”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十七也說：“土木之變根於此路（指宣府東路，即獨石、馬營等處），由於楊俊之失機，故楊氏有餘誅也。”他們都認為，由獨石（今河北赤城以北獨石口）、馬營（今赤城西北）南下的瓦剌軍，才是造成明軍覆滅的主因。
阿剌知院言
土木之戰前宣府以東的戰況究竟如何呢？瓦剌首領阿剌知院言：“王子軍馬從東來，也先從西來，我從獨石、馬營來。我傷了幾處小邊城。”他“傷”了哪幾個“小邊城”呢？《實錄》卷一八零正統十四年七月癸巳條載：“宣府總兵官都督楊洪奏：‘達賊圍馬營已三日，將河水斷絕，營中無水。’”土木之變後十天，“總督獨石等處備御都督僉事孫安言：‘先有敕命都指揮趙玫守備獨石，楊俊守備馬營，夏忠守備龍門衛，署都指揮魯宣守備龍門千戶所，臣同少監陳公總督。今賊勢甚多，軍力甚少，若分守恐難禦敵。’王令陳公、孫安、趙玫、楊俊率所領官軍來居庸關外駐紮，為京師外援。”似乎是明守軍主動撤退。但七天后，“羅亨信劾守備赤城堡指揮鄭謙、徐福，鵰鶚堡指揮姚宣先於七月內聞賊入境，棄城挈家奔走，以致懷來、永寧等衛亦行仿效。”顯然，楊洪上報，無非是為其子楊俊南逃尋找藉口，估計其兵潰就在此時。楊俊首先南逃，致使赤城（今赤城縣城）、鵰鶚（今赤城南鵰鶚村）、龍門衛（今赤城西南龍關）、龍門所（今赤城東龍門所）、懷來（今京包鐵路官廳水庫橋底）、永寧（今北京延慶永寧鎮）紛紛失守，宣府以東、居庸關外已無堅強防禦。懷來位於土木堡以東、清水河（今官廳水庫）北岸，占據土木堡以南河流的應當就是已進至懷來的阿剌知院軍。明軍至土木堡，實因懷來已失守，不得已而就地紮營。正是由於阿剌知院軍截斷明軍歸路，才造成瓦剌軍主力追及併合圍明軍，故葉盛、于謙才會強調獨石、馬營失守的嚴重後果。
在元代，土木堡是大都西行，北通上都和西抵大同的交通樞紐。至明代，“由今宣府西北經萬全右衛、膳房堡、野狐嶺，逾塞垣以達興和，此永樂中擊虜之西路，甚平坦，虜亦常由此入寇。……今土幕驛直北長安嶺、鵰鶚堡、赤城、雲州、獨石，逾塞垣以達開平，此永樂中擊胡之東路。”所謂西路，即分自去大同的驛道而由宣府直接出塞之路，後英宗即由此回國。東路與元代去上都的驛路無異，景泰時使臣曾走此路。可見明代土木堡仍為宣府後方內外交通的樞紐，“當虜之沖”。從上述鷂兒嶺和麻峪口的位置以及瓦剌在宣府才發現明軍看，瓦剌軍可能就是兵分兩路，沿永樂中“擊虜”舊道南進的。西路軍由野狐嶺入境，發現英宗後報知也先，並殲滅明後軍；東路軍因獨石以南已無明軍防守，七月已占領懷來、永寧，扼守要津，以逸待勞，直至也先率主力趕到。明軍之所以在土木堡覆滅，與它的交通樞紐地位有直接關係。
儘管瓦剌軍趁宣府東北明軍潰敗而得長驅南下，但明宣府重兵未損，時間、距離均充裕，為何不出動夾擊瓦剌軍呢？宣府兵力在明代前期為各邊之冠，據《宣府鎮志》卷二一《兵籍考》可得下表：
| 時代 | 軍士全額 | 操軍數額 | 駐宣府城軍額 | 駐宣府操軍額 |
| 洪武 | 126,395 | 56,152 | ||
| 正統、景泰 | 90,346 | 55,195 | ||
| 正德 | 66,979 | 50,759 | 23,274 | 18,930 |
洪武時駐宣府城軍額占總額近一半，正德時減至三分之一強，若取正統年間為變化中段，當時宣府軍額當為四萬左右。而自正統、景泰至正德，操軍總額幾乎未變，參考正德時比例，正統時宣府駐兵至少有三萬人。據卷二四《兵騎考》，“鎮城原額操馬”有12,864匹，正德間實有12,387匹。原額應為洪武時例，至正德時無大變化，估計正統時亦約此數。又卷二三《兵器考》載宣德時內府頒宣府火器，有大將軍炮14，神槍479，神銃2161，神槍4223等等，數量巨大。可見土木之變時宣府駐兵至少有三萬人，戰馬一萬餘匹，火器充裕，若再編集鎮城附近駐軍和東路潰兵，足以組成一支包括騎兵和火槍兵的強大部隊。李賢《天順日錄》說，宣府總兵官楊洪“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後沖之，必無是敗。”而實情恐不止此。
明史
《明史》卷一七三《楊洪傳》載：“（楊）洪獨以敢戰至上將，諸部亦憚之，稱為‘楊王’。瓦剌可汗脫脫不花、太師也先皆嘗致書於洪，並遺之馬。洪聞於朝，敕令受之而報以禮。嗣後數有贈遺，帝方依任洪而不責也。”既然“敕令受之而報以禮”，後來卻又因“依任”方才“不責”，說明此後楊洪與瓦剌的交往已經超出了邊將的職權。楊洪正統時的軍功皆擊兀良哈所建，並未與瓦剌作戰。宣府與瓦剌僅一牆之隔，來往頻繁，彼此達成互不侵擾的默契非不可能。後英宗被擁至大同，侍從袁彬進城接洽，“入城取李指揮。李指揮說：‘我女兒與大同王對親。如今不與他，我雖出去，他定殺了我。’”大同王是瓦剌的主要首領之一，而明軍邊將與之議婚約且直言不諱，可見邊將與瓦剌交往之深且多，以求相安無事，亦為正統後期雙方往來頻繁時的風氣。如此，宣府兵在土木堡形勢危急時保持沉默，實乃與瓦剌苟且相安的一貫做法。
土木堡之變明英宗率軍直至大同，本欲北行出戰，說明英宗以為瓦剌軍主力在大同塞外。其實當時瓦剌的遊牧區域，西達東勝，東至陽和，北逾陰山，南抵長城，其部下阿剌知院部更在偏東一帶。而夏季也先往往牧於偏東一帶。正統十四年夏瓦剌剛剛東征女真歸來，所居應更偏東。土木之變前瓦剌從陽和、獨石兩個方向入侵，就說明瓦剌主力已在大同東北、宣府西北。《實錄》卷一八一正統十四年八月庚戌條：“車駕東還。……初議從紫荊關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駕幸其第，繼而又恐損其鄉土禾稼，復轉從宣府行。”時當中秋時節，地處塞北的蔚州會有“禾家”，值得懷疑。紫荊關在大同東南，遠離邊塞，而沿線守御遠較宣府、居庸一線薄弱。議者所慮，非瓦剌軍尾追，而是擔心遭到宣府邊外的側擊，可能意識到瓦剌主力已東移。出征前英宗接到了陽和的敗報，而獨石兵潰之事則被隱瞞了，所以明軍才會直趨大同。退兵時雖意識到遭側面進攻的危險，卻似乎仍未得到東路失守的訊息，所以仍原路返回。而瓦剌在大同方向主動撤退，集中於宣府塞外，置楊洪重兵於不顧，趁宣府東北明軍防禦體系崩潰之際，先據要津以切斷明軍水源，再一舉伏擊明軍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