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蠱[巫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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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蠱(wū gǔ)是古代信仰民俗。即用以加害仇敵的巫術。起源於遠古,包括詛咒、射偶人(偶人厭勝)和毒蠱等。詛咒在原始社會已很盛行,古人認為以言語詛咒能使仇敵個人或敵國受到禍害。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含義

是心意信仰民俗中信奉藉助超人的神秘力量對人、事施以控制影響的方術。

起源

巫蠱之術從秦漢時期就有了,而且漢代的法律和唐代的法律都明令禁止過巫蠱之術。比如漢代的法律規定如果某個人家裡飼養的蠱蟲已經成形並且致人死亡那這個人要處以極刑,家人流放三千里。唐代也做過類似的規定,飼養蠱未成形者流放,成形者殺頭。

簡介

製造

通俗的講蠱其實就是一種毒蟲,所說的巫蠱之術就是用這些毒蟲的毒素去害人,因為古時候缺乏醫學知識,所以人們才將這一現象和巫術聯繫到一起。

列舉一個製作巫蠱方法:將蜘蛛、蠍子、蟾蜍、毒蛇、蜈蚣等毒蟲放在一個容器中,密封十天,開封后存活下來的那隻就是最毒的,它也就是蠱的首選,然後經過飼養(略去方法)最終就是蠱,把它的糞便放在別人家的水井或糧食里吃了的人肚子裡就會長蟲,慢慢身體虛弱而死。

蠱,音同古,相傳是一種人工培養而成的毒蟲。傳說放蠱是我國古代遺傳下來的神秘巫術;過去,在中國的南方鄉村中,曾經鬧得非常厲害,談蠱色變。文人學士交相傳述,筆之翰籍,也儼然以為有其事;一部分的醫藥家,也以其為真,記下一些治蠱之法。

制蠱法:多於端午日制之,乘其陽氣極盛時以製藥,是以致人於病、死。又多用蛇、蠱、蜈蚣之屬來制,一觸便可殺生。

分類

蠱之種類有十一種:蛇蠱、金蠶蠱、篾片蠱、石頭蠱、泥鰍蠱、中害神、疳蠱、腫蠱、癲蠱、陰蛇蠱、生蛇蠱。

其餘有些特殊的,分說如下:

癲蠱:傳說多是壯族所為,把蛇埋土中,取菌以害人。

疳蠱:又謂之“放疳”、“放蜂”。據說,兩粵的人,多善為此。方法是:端午日,取蜈蚣和小蛇,螞蟻、蟬、蚯蚓、蚰蠱、頭髮等研末為粉,置於房內或箱內所刻的五瘟神像前,供奉久之,便成為毒藥了。

泥鰍蠱:用竹葉和蠱藥放水中浸之,即變有毒的泥鰍。

石頭蠱:用隨便的石頭,施以蠱藥而成的。

篾片蠱:將竹片施以蠱藥後便成。

金蠶蠱:據說這種蠱不畏火槍,最難除滅;而且金蠶蠱還能以金銀等物嫁之別人。《嶺南衛生方》云:制蠱之法,是將百蟲置器密封之,使它們自相殘食,經年後,視其獨存的,便可為蠱害人。

歷史記載

《左傳·.隱公十一年》 記載,鄭伯伐許,潁考叔被本國大夫公孫閼(子都)用暗箭射死。戰爭結束後,鄭伯為懲治射潁考叔的兇手,命軍隊出貑(公豬)及犬、雞,詛而射之。傳世之《祖楚文》,據考為秦惠王詛咒楚懷王的告神之辭。漢代,詛咒術十分盛行,故法律規定對詛咒者處以死刑。射偶人是用木、土或紙做成仇家偶像,暗藏於某處,每日詛咒之,或用箭射之,用針刺之,認為如此可使仇人得病身亡。

西漢武帝晚年,奸佞江充詐稱武帝得病是由於巫蠱作祟,以預先埋設的偶人誣害太子,結果造成太子及其家屬全部遇難,連累而死前後共數萬人的大冤案。

《紅樓夢》第二十五回及八十一回,趙姨娘買通女巫馬道婆剪紙人和做木偶人陷害鳳姐與賈寶玉,也屬此類。毒蠱指用毒蟲害人。又稱蠱毒、放蠱、蠱術等,封建法律嚴禁,自漢代起即規定,對蠱人者處以斬刑。近代則閩、粵及西南少數民族中有行毒蠱之術者,名目繁多。

《史記·封禪書》:“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

《漢書·武五子傳》:“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祝詛事發覺,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胥,指文陵厲王劉胥。

《漢書·王莽傳》:“宗姊妨為衛交軍王興夫人,祝詛姑,殺婢以絕口。事發覺,莽使中常侍責問妨,並以責興,皆自殺。”

《續資治通鑑·宋太祖乾德二年》:“徙永州諸縣民之畜蠱者三百二十六家,於縣之僻處,不得復齒於鄉。”

《驅蠱錄》:“隋書志江南數郡往往畜蠱,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虱則曰虱蠱,行以殺人。因入人腹內,食其五臟,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他人,則畜者自鍾其弊,累世相傳不絕。”

清劉昆《南中雜說》:“世傳南人能造蠱......沅江土司世傳此法,其藥最毒而最奇。凡郡守新任,必設宴迎風,藥已入腹矣。在任理事,藥不即發也,但兩目瞳子變黑而為藍,面色淡黃,狀類浮腫,至離任一月刊,則閣門並命矣。”

——參閱張紫晨《中國巫術》。

禍端

歷史史實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孫賀之子公孫敬聲被人告發為巫蠱咒武帝,與陽石公主奸,賀父子下獄死,諸邑公主與陽石公主、衛青之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武帝命寵臣江充為使者治巫蠱,江充與太子劉據有隙,遂陷害太子,並與案道侯韓說、宦官蘇文等四人誣陷太子,皇后衛子夫和太子劉據相繼自殺。久之,巫蠱事多不信。田千秋等上書訟太子冤,武帝乃夷江充三族,燒死蘇文。又修建“思子宮”,於太子被害處作“歸來望思之台”,以誌哀思。

發生在武帝晚年的巫蠱案 ,是西漢時期非常重大的歷史事件。此案引起了漢武帝晚期政治的重大轉變。但是,為什麼會發生此案,則一直撲朔迷離,異說紛紜,成為武帝一生歷史中的一個巨謎。宋洪邁《容齋續筆》即云:“漢世巫蠱之禍,雖起於江充,然事會之來,蓋有不可曉者。”

什麼是巫蠱?“巫蠱”二字歷來不見達詁。說者或牽扯《易》之蠱卦,(易卦之蠱,乃故老之故的借文,與巫蠱並不相干。)皆妄不足論。蠱,即蠱惑。蠱之古音通鬼,(《說文》:“臬桀死之鬼亦為蠱。”)又通詛,是一種詛咒之術。所謂“巫蠱”,即巫鬼之術或巫詛(咒)之術也。《漢書》謂巫蠱起自胡巫。巫蠱之術,其源實來自匈奴民族所信之薩滿巫術。(薩滿,女真語,指巫師巫術。《三朝北盟會編》:“珊蠻(薩滿)者,女真語巫嫗也,以其變通如神。”其來源則甚古老,為北狄、東胡(通古斯)民族所普遍信仰。)

巫蠱之術的具體方法,就是以桐木製作小偶人,上面寫上被詛咒者的名字,生辰八字等,然後施以魔法和詛咒,將其埋放到被詛咒者的住處或近旁。行此術者相信,經過這樣的魔法,被詛咒者的靈魂就可以被控制或攝取。

戰國晚期及漢代,由於民族的遷移與混合,巫術之風浸染中原,逐步由下層流行至上層。戰國後期著名的鄒衍就是一位大巫。武帝時的大儒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書中也有五行及祈雨巫術。儒家一向以理性見稱,但漢儒則多信巫術。可見其時巫風浸潤之廣。武帝元光年間,皇后陳阿嬌失寵,曾使用巫蠱之術詛咒其情敵衛子夫。武帝覺知後將她廢黜,女巫楚服及宮人牽連被誅者三百餘人。( 《史記·外戚世家》記載,“(陳皇后)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為皇后。”所謂“挾婦人媚道”,司馬貞《索隱》:“《漢書》云:‘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咒詛,大逆無道,相連誅者三百人。’”)但其案影響尚較小。

而起於徵和元年十一月的巫蠱之禍,則延綿數年,牽連誅死者有皇太子、衛皇后,公孫賀及劉屈氂二丞相,諸邑、陽石二公主及三皇孫,還牽涉到許多公卿大臣和重要人物,如江充、韓說、章贛、蘇文、石德、趙破奴、任安、暴勝之、田仁、朱安世、商丘成、張富昌、李壽、馬通、馬何羅、景建等,都城長安在這次政治動亂中致死者數以萬計。其結果,導致了漢帝國統治上層一次嚴重的政治危機,釀成武帝後期政局空前之巨變 。

巫蠱之亂的發生

包括四個階段

(1)醞釀和準備

(2)事件的觸發

(3)矛盾激化為京城動亂

(4)平反與清洗

武帝天漢年間,國內流行疫病。這種疫病最初可能來自匈奴發動的生物戰。由於漢武帝不斷對匈奴發動大規模戰略進攻,匈奴王庭遠遷漠北。為阻擋漢軍,匈奴使用“胡巫”的薩滿巫術。這種巫術的“詛軍”方法之一,是將疫馬、牛、羊埋到漢軍經過的水頭水源上,或將染有烈性病毒的疫馬施放給漢軍,使漢軍人畜染疫。(《漢書·西域傳》及注)疫病隨歸師傳回長安。一代名將霍去病在24歲的青壯之年早夭,肯定是由於染上了不治的疫病。(元狩年後,匈奴連續數位單于均以青壯年短命早夭,可能也是死於疫病。漢昭帝也僅二十一歲就病死。)

武帝中後期以後疫病流行國中。(張華《博物志》記:漢武帝時,弱水沙土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中國之所乏,不禮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乘輿聞,並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與棗相似。帝不悅,以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舉樂,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宮中病者登日並差。長安中百里鹹聞香氣。)漢宮人多染疫者。武帝晚年也染疫多病。“上春秋高,意多所惡”,又 “以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懷疑自己中了巫蠱之術。

《漢書·武帝紀》記: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所謂“大搜”,臣瓚以為:“‘搜’,謂索奸人也。”晉灼註:“搜‘巫蠱’也。”

巫蠱之案是在疾疫流行的這樣一種背景上發生的。

受害者

巫蠱之案的第一個受害者,是戰功卓著的名將公孫敖家族。公孫敖是衛青好友,參與過多次對匈奴遠征,封侯。太始元年春正月,公孫敖坐妻為巫蠱,腰斬。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又有人舉報丞相公孫賀的兒子公孫敬聲以巫蠱之術詛咒皇帝。

公孫賀武士出身,青年時代是衛青的好友,曾多次追隨衛青征伐匈奴,以戰功封侯。他娶衛子夫之姊君孺為妻,與漢武帝有連襟之親,因而一度深受重用。先為太僕,太初二年(前103年)繼石慶為丞相。而他的兒子公孫敬聲則接替了其太僕的職務,父子並居公卿位,一時寵貴莫比。

但公孫敬聲“將家族親貴之勢”,“驕奢不奉法”,擅自挪用“北軍錢千九百萬”,案發後被捕。公孫賀向武帝請求以立功贖子罪,自請追捕早被通緝但一直未歸案的陽陵大俠朱安世以交換兒子。

朱安世被公孫賀捕得後,仰天大笑,說:你殺我一個,我滅你一族。於是自獄中上書首告,“舉報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詛上,於皇宮甘泉馳道埋偶人,祝詛皇帝有惡言。”

根據舉報,武帝詔公孫賀全家“下有司案驗於皇宮,窮治所犯。”

這就是巫蠱之案的緣起。受公孫賀之案牽連的有諸邑公主、陽石公主以及衛青的兒子長平侯衛伉。

“征和二年春正月,丞相賀下獄。”“父子死獄中,全家滅族”。(《漢書·公孫賀傳》)公孫賀妻是衛皇后之姊、是衛青的姐夫。陽石公主是武帝與衛皇后所生的女兒。數月後,衛皇后女“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

公孫賀一案,遂成為點燃巫蠱大案和長安政變的導火索。

經過

在糾治公孫賀案時,武帝已染病。“時上疾,避暑甘泉宮”,長安“獨皇后、太子在”。但是,武帝卻不信任他們,而把糾治公孫賀案的責任,全權委託給了新任丞相劉屈氂和御史章贛。具體察辦此案的則是一個政治背景複雜可疑的寵臣江充。

江充是趙國邯鄲人,本出身於市井無賴。年輕時他將貌美的妹妹嫁給趙太子劉丹而成為趙王的座上客。後又與趙太子發生齷齪,即入長安詣闕舉報太子丹有種種不法事。

武帝劾治劉姓諸王及家屬極嚴,根據江充的舉報,趙太子獲罪死獄中。漢武帝讚許江充,任命他以謁者的官職出使匈奴。出使前武帝曾問他出使時作何計畫,他說一切隨機應變。江充在匈奴中活動了近一年。歸後得到重用,武帝委任他擔任欽差無定所的檢查官“直指繡衣使者”,負責京師治安,“督三輔盜賊,禁察逾制”。

在任上,江充嚴厲劾察親王貴戚及其子弟,敢於碰硬,因此深得武帝賞識。“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例如,江充曾將在馳道中賓士的武帝之姑館陶長公主的車騎“盡劾沒入官”。又曾懲辦在御用馳道中疾馳的太子家使。太子親自出面說情,江充也不給面子。

公孫賀案結束後,武帝為疫病所困,長居遠離長安的甘泉宮中。江充目睹武帝已年老,怕他死後太子繼皇位報復自己,在丞相劉屈氂的支持下,決定借公孫賀一案羅織陷害太子和衛皇后。《漢書·江充傳》記:“(江充)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他面見武帝,說武帝生病的原因是由於遭受巫蠱。於是武帝授權江充成立專案,對“巫蠱”作進一步調查。

案子愈查愈大,以致武帝“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江充乘機指使胡巫檀何欺騙武帝說:“皇宮中大有蠱氣,不除之,上疾終不瘥(chài,病癒)。”武帝相信其言,指令江充入宮窮治,又派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宦者)蘇文等協助江充督辦。

江充接受在長安大規模調查“巫蠱”一案的指令後,“知上意”久已不滿衛氏集團,於是任用了一批來自匈奴和西域的“胡巫”。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胡巫多來自漢朝的敵國匈奴。“胡巫”與江充相勾結,羅織陷害,株連牽引數萬人,通過查“巫蠱”,把一個長安城搞得烏煙瘴氣。最終,則將調查矛頭引向皇宮中的衛太子和衛皇后。《漢書》記:“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視,視鬼,染污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

江充親自帶領胡巫入宮搜查。“入宮至省中,壞御坐掘地。”“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太子、皇后無復施床處。”

結果,江充果真在太子宮中掘出了桐木人和寫有咒語的帛書,他得意洋洋地宣告:“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

其實,太子宮及皇宮中所發現的巫偶,全部都是江充指使胡巫及宮人所預先設定。《漢書》顏師古注引“《三輔舊事》云:‘(江)充使胡巫作而埋之。’” “張晏曰:‘(江)充捕巫蠱及夜祭祠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輟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江)充遣巫污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也。’(《漢書·武五子傳·戾太子劉據》記:“(江)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王先謙《漢書補註》:“掘得桐人六枚,盡以針刺之。”)

眼看冤案就要羅織到自己和母親衛皇后身上,太子情急,乃徵求左右幕僚的意見。太子少傅石德勸劉據誅殺江充。他說:“先前的公孫賀父子、兩位公主及衛伉家人都已受陷害被殺。現在胡巫又來陷害太子,已挖到了木偶。皇上不會知道這是胡巫所設定,會認為我們真在詛咒他,我們無法自白洗清。我們與其坐而等死,不如動手殺掉江充和胡巫。難道太子忘掉前朝秦始皇的太子扶蘇受冤屈而死的事情了嗎?”〔“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已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上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

此時江充逼太子甚急,太子在情急下同意石德所言。七月壬午,太子派人假冒使者收捕江充等人。江充助手按道侯韓說懷疑使者身份,不肯受詔,被來人殺死。太子派人稟告皇后,又分發武器給侍衛,搜查全城涉嫌巫蠱之人,並向百官宣布江充謀反。太子隨即殺死江充,處死上林苑中的巫蠱術士。但是百密一疏,讓蘇文僥倖脫逃,向武帝控訴太子起兵謀反,武帝開始並不相信: “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派使者召太子,但使者不敢到太子那裡,回報武帝說 “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

父子終於失去了最後的溝通機會。被蘇文等人連續欺騙兩次後終於上當的武帝大怒,下令丞相劉屈氂率兵平亂。太子糾集了數萬人,與丞相軍激戰五日,死者數萬人。最終,太子勢孤力弱而兵敗,唯有逃離長安。皇后自殺,太子賓客多人亦被捕殺。此時武帝暴怒,然而臣下卻懼而不言,壺關三老茂上書曰: “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太子進則不能面見皇上,退則被亂臣的陷害困擾,獨自蒙冤,無處申訴,忍不住忿恨的心情,起而殺死江充,卻又害怕皇上降罪,被迫逃亡。太子作為陛下的兒子,盜用父親的軍隊,不過是為了救難,使自己免遭別人的陷害罷了,臣認為並非有什麼險惡的用心) “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宮下!”(智慧之人不敢進言,善辯之士難以張口,我心中實在感到痛惜。希望陛下放寬心懷,平心靜氣,不要苛求自己的親人,不要對太子的錯誤耿耿於懷,立即結束對太子的征討,不要讓太子長期逃亡在外!我以對陛下的一片忠心,隨時準備獻出我短暫的性命,待罪於建章宮外。) 武帝醒悟,有悔意,但並未赦免太子,太子逃到湖縣一戶貧家,戶主常賣屨以維持太子生活所需。太子有一位富有的故人在此地,因為劉據派人找他而被人發現,官吏圍捕太子,太子因拒絕被捕而自殺,戶主亦被殺。

平反與清洗

征和三年(公元前90),武帝對巫蠱之事有所察覺,卻難以推翻自己之前的作為,看守高帝廟的小郎官田千秋正好在此時上書為太子鳴冤: “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罷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武帝大悟,於是藉機下台,將太子被逼起兵之事定性為“子弄父兵”,同時召見田千秋,並頗有深意地說道 :“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並因此在一年間將田千秋連升數級,一躍而成丞相。隨後。武帝憤而族滅江充及劉屈氂家族,焚蘇文於橫橋上,曾在泉鳩里對太子兵刃相加的人,最初被任命為北地太守,後也遭滿門抄斬。

武帝痛惜太子無辜,於是在愛子喪生的湖縣(今河南三門峽靈寶縣豫靈鎮底董村南)修建思子宮以及歸來望思之台,以寄託自己的哀思。此舉令天下唏噓不已。戾太子一案極大刺激了晚年的漢武帝,促使他頒布輪台詔,對自己過去幾十年間的作為進行自我反思,並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政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並為昭宣中興創造了有利條件。

太子死後,武帝遲遲不立太子,時為武帝長子的燕王劉旦請求宿衛長安(顯然意謀太子位),武帝斥之曰:”生子當置齊魯禮儀之鄉!“並懲罰燕王,削其良鄉、安次、文安三縣。後元二年二月乙丑,武帝病篤,終於決定立趙國鉤弋夫人之子劉弗陵為皇太子,翌日以霍光(霍去病異母弟)為大司馬大將軍,命其與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共輔少主。第三天武帝駕崩。

太子有三子一女,長子史皇孫劉進(即漢宣帝劉詢之父),一女尚平輿侯嗣子。全部因巫蠱之亂而遇害,只留下皇曾孫劉詢。十七年後劉弗陵去世,無子。權臣霍光廢劉賀後,扶助劉詢登上帝位,是為宣帝,即位後劉詢頒布詔書:詔曰 :“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謚劉據曰“戾”(東漢著作 《說文》:“ 戾。曲也,從犬出戶下。戾者身曲戾也。”故而“戾”字應取蒙冤受屈之意),所以劉據又稱“戾太子 ”。

戾太子之獄的悲劇表面上看是由許多偶然因素促成的 ,但實際上源於對“獨占”、“排他”和“終身世襲”的皇權的爭奪,是權勢欲對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從夏、商、周三代開始,延至大一統的秦漢皇朝,國君終身制、君位世襲制就成了社會認可的制度。君權至上,不受限制,君主絕對集權,也成為不容懷疑的理念。由此,覬覦和篡奪君位的事件層出不窮,即或是在骨肉至親之間,為爭奪皇位也釀成了一幕又一幕的慘劇。漢武帝受奸人蠱惑,小人利用武帝晚年的多疑乘虛而入,由是釀成了這對原本親厚的父子間的悲劇。

涉及作品

玄色《啞舍·巫蠱偶》

陸群《湘西巫蠱》

天干地支《巫蠱謎棺》

天航 D系列04 《秦始皇最恐怖的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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