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溫病學

嶺南溫病學是嶺南醫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也是嶺南中醫中具有鮮明的地理、氣候、環境特點的一個學術流派。 清代嶺南醫家何夢瑤著《醫碥》，詳論“火”與“濕”證，對後世嶺南溫病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黎佩蘭著《良方釋疑》等關於瘟疫診治方法的研究，對嶺南溫病學發展亦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嶺南溫病學是嶺南醫學的一個重要分支，也是嶺南中醫中具有鮮明的地理、氣候、環境特點的一個學術流派。其形成和發展既受到清代葉天上、吳鞠通、薛生白、王孟英等江浙溫病名家學術體系的影響，同時，又結合嶺南的具體情況，具有鮮明的嶺南醫學特色，因而也豐富了我國溫病學的內容，為完善溫病學說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嶺南醫家對急性外感熱病和傳染病的認識甚早。晉代葛洪對傳染病如丹毒、瘧疾、恙蟲病等已有論述，《肘後備急方》首載用青蒿治瘧疾；宋代陳昭通等著《太平聖惠方》及元代釋繼洪著《嶺南衛生方》已明確提出嶺南之地理、氣候及飲食習慣、人的體質均與中原有異，載有不少防治溫病的方劑。《嶺南衛生方》討論瘴瘧證治，指出瘴瘧與傷寒不同，此書較吳又可《瘟疫論》早三百餘年，對於流行於嶺南的傳染病在認識上已有很大進步。[1]
編輯本段發展
清代嶺南醫家何夢瑤著《醫碥》，詳論“火”與“濕”證，對後世嶺南溫病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何氏長期親自參加溫病的診療工作，其“立方救療，多所存活”。他仔細觀察研究熱帶、亞熱帶地理氣候條件下人體病變的規律，並針對當時景岳學說盛行，不少醫生忽視嶺南的實際而濫用溫補之弊，強調南方“凡病多火”、“多濕”，運用臟腑經絡學說對火熱證進行辨治。對於濕病強調合理運用理牌祛濕法，用藥有其獨到之處。據史料記載，清初南方諸省曾暴發幾次瘟疫大流行，提高瘟疫病的診治水平成為當時醫務界的當務之急，不少嶺南醫家繼承了吳又可《瘟疫論》的學術觀點，致力於瘟疫病防治的研究。何夢瑤指出瘟疫的病源是“天地之癘氣也，邪自口鼻人內”，詳細論述了該病的汗、斑、苔、脈變化的臨床意義及汗、下法，下後變證、兼證，婦人、小兒瘟疫，瘟疫後遺證等。治療方面何氏主張立法應重在“逐邪”，對白虎、舉斑、黃龍等湯證，從臨床證候、辨證要點到立法用藥都作了分析和闡述。此外，南海潘大紀著《南北喉證辨異》、李朝棟著《寒溫條辨治疫彙編》、梁國珩著《救疫全生篇》。黎佩蘭著《良方釋疑》等關於瘟疫診治方法的研究，對嶺南溫病學發展亦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但總的說來，他們多重於瘟疫的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的溫病學理論體系形成完整的溫病學理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