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基本資料
岡田啟介他是越前藩郡奉行岡田喜藤太和岡田波留之間的長男。1889年4月20日畢業於海兵學校15期。同期生有小栗孝三郎、竹下勇、財部彪。
生平事跡
1890年7月9日，任海軍少尉。1892年12月21日，海大丙號學生。1894年12月9日任海軍大尉。1898年4月29日，升入海大乙種學生班。1899年3月22日升入海大甲種學生班，9月29日晉海軍少佐。1901年6月7日，畢業於海軍大學，任教官。1904年7月13日晉海軍中佐。1906年5月11日，海軍水雷學校教官。1908年9月25日晉海軍大佐，任海軍水雷學校校長。1910年7月25日，任裝甲巡洋艦春日艦長。1912年12月1日任 戰列艦鹿島艦長。1913年12月1日，任海軍少將。1915年12月13日，海軍省人事局長。1917年12月1日，任海軍中將。1920年10月1日，艦政本部長。1923年5月25日，任海軍次官。1924年6月11日，任海軍大將、軍事參議官，12月1日接替鈴木貫太郎擔任聯合艦隊司令官兼第一艦隊司令長官。1926年12月10日，橫須賀鎮守府司令長官。1927年4月20日，任田中義一內閣海相，接替財部彪。1929年任軍事參議官。1931年五一五事件，犬養毅首相被海軍中尉三上卓所率領的襲擊隊刺殺身亡，海相大角岑生引咎辭職，岡田在繼任首相齋藤實內閣中任海相。1932年5月26日，因年滿65歲，到達退役年齡卸任。1934年7月8日，由元老西園寺公望推薦接替齋藤實海軍大將而成為首相兼拓務相。
社會評價
曾經有人回憶：岡田啟介先生也是一點都不討厭新聞記者、雜誌記者。因為是做過海軍大臣、首相的提督，新聞記者不分晝夜的來採訪。在記者看來，來談話的話，會附上50錢、70錢的煙錢。然後，他們一出現就爽快地回應，“啊，上來上來。”對尖銳的問題，就拿出酒來說，“別說那些不通人情的話，喝酒！”可是他本人卻因為某種疾病而被醫生禁止飲酒。一對一談話的時候他的千金會端茶來，於是他說，“不是那個，拿葡萄酒來。”記者說，“沒關係，我不喝酒。”然後，他千金要退下去的時候，他會發怒，“在這裡的不就是你一個人嗎？”（生氣她女兒不拿酒來）然後，他還會說，“如果你們有女兒的話都嫁給海軍士官好了。平時不在家，可以保持夫婦關係的新鮮感。”
政策與政局
政局背景
岡田出生的這一年，適逢延續了二百六十多年的幕藩體制的最後一年。這一年的10月23日，政府改年號為明治。他的出生地若狹國在藩閥制徹底廢除的明治二年實現了版藉奉還，明治4年實現廢藩設縣。在這裡要提到的是，岡田以前的首相中出生於明治年間的只有第二十八代首相浜口雄幸（明治三年1870年）一個人，他之後的首相中出生於明治以前的只有第三十五代首相平沼騏一郎和第四十代首相鈴木貫太郎兩個人。從這層含義上看，明治、大正年間的首相併非出生於明治年間，首位出生於明治年間擔任首相的是浜口雄幸。在另一層意義上，在岡田出生前後的大正、昭和時期，從原敬到岡田的歷任首相都出生於幕府體制末期向明治時代大轉換的波浪漩渦之中，他們出於對歷代天皇效忠，為構築近代日本國家體制和而努力奮鬥。戰後的總理大臣中沒有出生於明治時期的。
臨危受命
岡田受命組閣的時期，雖比不上明治維新和戰敗投降這樣的歷史時期重要，但也是左右了日本命運的昭和大轉換期，各種凶變接連不斷地發生。他在這個背景下登場，不久又因“二·二六事件”而倒台。不僅如此，相繼發生在該內閣閣僚身上的悲劇仿佛象徵著為日本敲響喪鐘。該屆內閣中因病死於任上或辭職的閣員共有五人（藏相藤井真信、文相松田源治、繼任文相川崎卓吉、郵政相床次竹次二郎、書記長河田烈），另有一名被暗殺（藏相高橋是清），還有一名在戰敗投降後被處以極刑（廣田弘毅外相）。
局勢分析
從岡田及岡田內閣的經歷來看，“凶變不斷發生的時期”與所謂曇花一現的民主“大正德謨克拉西”相重合，也正是原敬內閣過渡到岡田內閣的時期。這期間日本共經歷了12名首相和13屆內閣，包括“大正民主主義第三期”在內，前後延續了將近十八年時間。其間共有6位首相（除岡田外，還有原敬、高橋是清、浜口雄幸、犬養毅、齋藤實五人。而且原敬、高橋、犬養是政友會總裁，浜口是民政黨總裁）因恐怖事件喪命；有2名首相病死於任上（加藤友三郎、加藤高明）。這幾位首相都是憲政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人物。恐怖事件與病魔不僅奪起走了這些人的生命，也扼殺了由他們維繫的護憲體制和民主主義萌發。
原敬被暗殺後的二十天，即1921年11月25日，訪問歐洲半年而歸的皇太子裕仁親王開始攝政，日本事實上進入了昭和時代。當時處在大正天皇服喪期，加之“經濟蕭條和來自各大國的心理壓力”等難題如山。攝政年齡尚小（1901年出生），元老們又相繼去世（大正11年山縣有朋死去，13年松方正義死去），只剩下西園寺公望一個人。
複雜的關係
理論上政策與政局是分開的，但事實上兩者又存在密不可分的連動關係。如果不認識到到這一點，就會認為岡田內閣的政策完全屈服於軍部壓力，是對軍部要求的全面妥協和讓步。西園寺等“維持現狀派”對齋藤實和岡田等“過渡內閣”的期待是不要和軍部發生對峙，不挑起事端，全力抑制軍部的暴走。如果不能抑制就要將風險控制在最小程度，把危機發生的時間儘量向後拖，為此不惜向軍部妥協讓步。軍部的作法是，要求內閣作出妥協和讓步，然而自己卻從不妥協，甚至為實現自己的主張不惜把天皇捲入政治鬥爭之中。
實施政策
岡田內閣在位1年8個月，召開過三次議會，實施了一次總選舉。特別值得提到的政策有五個：在滿（州）機構改革、（藤井、高橋）財政政策、單方面廢止華盛頓條約並退出倫敦裁軍會議、（廣田弘毅）外交政策、建立內閣審議會制和設定內閣調查局。此外，對政局或政策變化產生了深刻影響的事件還有陸軍省新聞班發行15萬部“國防本義及強化的主張”（所謂“陸軍省手冊”）、排除、打擊美濃部達吉“天皇機關說”和國家體制明證聲明、更換皇道派教育總監真崎甚三郎、統治派的核心軍務局長永田鐵山慘遭刺殺、陸相林銑十郎引咎辭職、第十九次眾議院選舉和之前進行的府縣會選舉以及最大的壓尾事件——“二·二六”流血事件。
滿洲一體化
方案概述
有關改革在滿洲機構問題，陸軍在齋藤內閣時代曾提出方案，得到軍事參議官支持。林銑十郎陸相向岡田首相再次提出這個構想，施加壓力，要求內閣實現這個方案，並將此作為他留任的條件。在這個問題解決之前岡田一直兼任負責殖民地事務的拓務相一職。當時日本在滿洲國的機構各有各的命令系統和政策目標，關東軍（負責維持治安和日滿共同防衛）、駐滿大使館（負責外交）、關東廳（負責行政、經濟）成三足鼎立之勢。
實施過程
武藤信義雖然由關東軍司令、陸軍大將武藤信義（昭和8年死後由菱刈隆大將接任）兼任特命全權大使和關東廳長官，但機構間鼎立的關係使管理運作不順暢。陸軍企圖以理順管理、精簡機構為名控制陸軍兒子一般的滿洲國的軍事、外交、政治、經濟等一切權力。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內閣提出妥協案，由關東軍司令兼任駐滿特命全權大使，形成兩位一體體制，同時在內閣設立對滿事務局，由陸相兼任總裁。關東廳被撤消，拓務省在這場爭權奪利中完全敗北。這件懸案解決之後，岡田起用兒玉秀雄擔任拓務相。陸軍實現了插手軍政、軍令之外的行政機構的目的，而且在新領域中的地位居文官之上，把滿洲變成他們隨心所欲的試驗場。
廢約與擴軍
環境背景
自原敬內閣之後，國家財政政策一直由高橋是清、井上準之助、浜口雄幸三人為主制定。岡田接受了高橋的推薦，任用時任大藏省次官的藤井（曾歷任主稅局長、主計局長）為藏相。作為大藏省和藤井本人的希望，由奉行健全財政主義政策的大藏省主導制定了昭和十年度預算案。但是陸海軍方面以目前處於非常時期為藉口，固執地要求增加預算。惡劣的經濟環境（沒有大規模自然增收，公債赤字難以消化）也成為制定健全預算的絆腳石，而且藤井病魔纏身。儘管如此，藤井也沒有放棄制定收支平衡預算的決心，極力抑制各省廳要求增加預算的要求，決定用增稅手段彌補減少發行國債造成的財政缺口。昭和十年度預算案經大藏省通過後提交內閣審議。與上一年度相比，這個預算案總支出減少了9千萬日元，國債發行額減少了2億零7百萬日元。各省廳都不接受這個預算案，財界也對突如其來的增稅案感到震驚。陸海軍、內務省、農林省等部門強烈要求恢復原來預算，使得預算案前後經過四次內閣審議也無法過關。鐵道相內田信也建議岡田作為最後一手牌把鐵路收益加入預算，終於使預算案和增稅案在議會得以通過。之後政府立即更迭了藏相，由高橋代替藤井。藤井在兩個月後因病去世。
偏重軍事費用
昭和十年度預算的特徵是偏重軍事費用。由均衡財政和偏重軍事費用兩個支柱支撐的預算案表明了藤井和大藏省主導權的局限性。在第六十六次臨時議會上，面對議員們“與內務、農林兩省相比，預算案偏重軍事費用”的質詢，林陸相在答辯中流露出軍部把軍事預算神聖化、國防預算絕對優先的思想。即使是以不怕軍部而著稱的高橋藏相，也對軍部特別是廢除裁軍條約後的陸海軍也失去了牽制能力。
締結倫敦海軍裁軍條約
締結倫敦海軍裁軍條約之時，首席全權代表若槻禮次郎和財部彪海相受到海軍部內“艦隊派”的猛烈攻擊，當時岡田對他們施以援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岡田內閣成立不足半年就決定單方面退出華盛頓條約，並在“二·二六事件”爆發前批准了倫敦海軍裁軍會議全權代表永野修身關於退出會議的請示，作出脫離會議的命令和聲明。這是繼齋藤內閣退出國際聯盟之後日本再次選擇國際孤立化的道路，此舉對日本在與列強關係中的孤立地位起到決定性作用。前任首相齋藤早已將岡田視為最合適的後繼人選，雖然是推測，大概在齋藤內閣的五相會議（首相、陸、海、外務、大藏）上已經討論並通過退出裁軍會議的決定。因此，大角岑生海相把要求岡田落實這一決策作為留任的條件。對岡田來說更為不利的是，以東鄉平八郎元帥為領袖的艦隊派要求財部海相辭職，後任大角上台後即對條約派進行肅清，將財部、山梨勝之進（當時任海軍次官）、堀悌吉（當時任軍務局長）等全部清除出現役，讓艦隊派中心人物加藤寬治（當時任軍令部長）擔任軍事參議官，末次信正（當時任軍令部次長）擔任聯合艦隊司令官，並擁立伏見宮博恭王為軍令部長。雖然天皇和側近集團對日本的國際孤立化表示擔心，但大角表示即使天皇發出聖諭海軍也不妥協，其強硬態度沒有絲毫後退的餘地。岡田唯恐連累天皇，只得孤軍奮戰，但他並不知道、也不掌握對抗的方法。被廣田弘毅委以全部外務省事務的外務次官重光葵站在反對退出條約的前沿。然而廣田外相在內閣中提出在不刺激列強的前提下，宣布廢除通告是不得以的。日本選擇了孤立化，從此進入不論遠近東西，對周圍一切都心懷警戒的“經常性非常狀態”，在確立擴充軍備和總動員體制的道路上狂奔。岡田內閣時代具有鮮明代表性的事例有：陸軍發行陸軍手冊、排斥、攻擊“天皇機關說”、國體明證運動和“二·二六事件”。
日華親善論
廣田弘毅外相在第67次通常國會會期中的1935年1月發表了日華親善論，並在數日後發出“在我任中沒有戰爭”的斷言。同年10月，政府對中國駐日本大使提出作為日華合作前提的對華三原則（停止排日運動、承認滿洲國、防止赤化）。這一年是日俄戰爭30周年，日本全國各地紛紛舉行回顧性的、充滿自負和愛國情緒的紀念活動。政治活動家桐生悠悠評論道：“這些活動倒是壯觀痛快，可是與這種痛快相比，不應忘記蘇俄對此的不快感。”從這種觀點上看，廣田對華政策的調整不會真正起到協調關係的效果。但將廣田政策與軍部政策作比較時，廣田外交的協調性又是客觀事實。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軍部批判對中國積極協調的政策是“軟弱外交”，他們的立場是對不與日本合作者及抗日運動予以堅決嚴懲。問題在於廣田所說的協調外交不是站在日中平等的立場之上的，不如說是“日本單獨對華外交”，這才是它的本質。即：維持東亞和平與秩序是日本一家的責任，列強也應該承認這一點。不能讓列強降低中國對日本的依存度，或者以經濟、技術援助手段有意使中國遠離日本，走向獨立。在這種認識上廣田與軍部間沒有太大差異，所以廣田沒有脫離軍部執行單獨的外交政策，被軍部牽著走成了他的悲劇。
採取措施
內閣審議會議的最大特點在於這個想法不是由軍部和新官僚而是由黨人（山本條太郎、床次、町田忠治等）提出的。這種想法正好與岡田的心思相符，他是想通過內閣審議會將所有人材聚集在一起，制定不受內閣更迭影響的連貫性政策，這是岡田當時的一個期待。由於岡田內閣成立時沒有得到立憲政友會的支持，組閣也沒有完全實現“舉國一致”，他想通過成立內閣審議會把政友會拉進來。但是政友會拒絕了岡田的邀請，只有望月圭介、水野煉太郎在脫離政友會後擔任了審議會委員。內閣審議會的會長是岡田，副會長為高橋是清，委員包括重臣（曾經擔任過首相的人）、貴族院議員、各政黨代表、眾議院前議長、財界代表等共15人。為了使這個組織不單純停留在審議會的水平上，在其下設立了內閣調查局，調查局長官由吉田茂（內務省人員）擔任，並從包括陸軍省在內的各省選拔中堅力量充任調查官。內閣審議會是個短命的機構，但內閣調查局卻在之後經過企畫廳發展為企畫院，成為擔當策劃充實、擴大綜合國力，落實國家總動員事務的重要政府部門。從此黨人和官僚可以在政策制定階段就參加進來，發揮重要作用。除了若干重要閣僚外，閣內外黨人參與制定核心政策的道路被堵死了，而基層官僚卻得以發揮作用。這也是岡田在日後抒發內閣審議會構想失敗的感慨的原因所在。內閣審議會制好不容易看到實現的希望就凋謝在萌芽階段了，只有內閣調查局得以存續發展。
施加壓力
軍部圍繞政局發展向岡田施加壓力（如提出陸海相留任條件，如果不從就不留任，並且不再選派後任人選），強烈提出要求（如滿洲機構改革問題、退出裁軍會議問題、廢除裁軍條約問題、要求增加預算問題等），為實現自己的主張堅持到底。不僅如此，軍部向岡田內閣和西園寺等宮廷側近集團挑釁，發行“陸軍手冊”和挑起“天皇機關說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
《國防本義與強化國防的主張》
1934年10月1日，陸軍省以新聞班名義發表題為《國防本義與強化國防的主張》的文章，指出“本文是《躍進的日本與列強的重壓》之姐妹篇，旨在申明國防之真正意義，提倡強化國防力量，以此敦促國民要有應對非常時局之思想準備”。內容分為：對國防觀念的再研究；戰爭的意義；戰爭是創造之父、文化之母等章節。文章通過永田軍務局長審閣，由林銑十郎陸相批准發行。小冊子共有本文四十六頁，附有附錄。小冊子鼓吹通過合法的改造國家運動構築“國防國家”，完全是誘導輿論的政治宣言，也是一場政治運動，鼓吹日本在陷於國際孤立化的現實背景下，與國際社會進行戰爭是日本民族的宿命，強調退出國際聯盟和裁軍會議、廢除裁軍條約的正當性，對海軍的做法表示支持。主張日本目前正處於非常時期，為與“世界的非常時期”相適應，建設“國防國家”是當務之急。作為發行這個小冊子的時代背景，當時陸海軍極力渲染所謂“1935年、1936年危機論”，宣稱日本宣布退出國際聯盟之後兩年將開始生效，並且由於廢除裁軍條約而開始軍備競賽，同時蘇聯第二個五年計畫完成，軍事力量開始強大，這些因素將使日本在1935年或1936年面臨危機。強調為克服危機，不僅軍人，所有政界、官界、財界以及全階級、全社會必須團結一致，日本號巨輪的羅盤針迫在眉睫地指向“軍界財界團結”、“舉國一致、全民總動員”的航向。在這裡要提到的是，大約在同一個時期，海相發出了“對昭和十年度海軍裁軍會議預備交涉的輿論引導要領和方法”的命令，指示官方要努力向國民宣傳廢除華盛頓、倫敦兩個裁軍條約的合法性和進行軍備競賽不足為懼。
產生的影響
政黨方面對此做出了敏感反應。10月3日政友會發表聲明譴責發行小冊子，並在第六十六次議會中向林陸相發難。聲明的主要內容是：1.小冊子內容過激，要求對現在的政治、經濟構造進行根本性改革；2.陸軍沒有不經過內閣決議而發表國家基本方針的許可權，制定、建議基本國策的責任在政府而不在陸軍；3.陸軍不允許別人對其事務進行干預，卻對陸軍以外事務說三道四，這是自相矛盾的。高橋藏相在接受關於“何為國策根本”的質詢時闡述了自己見解，指出所謂“非常時期”正是現在這種煽動民眾製造“非常時期”的做法，所謂“舉國一致”就是為化解“非常時期”必須團結一致，表現出他決不後退的剛毅性格與過人膽識。在過年後召開的第六十七屆議會上，民政黨的齋藤隆夫再次就陸軍手冊和預算案偏重軍備問題發起猛烈攻擊。軍部方面不但沒有後退，態度反而更加強硬起來。這種變化明顯表現在林陸相的答辯相中，起初他辯稱小冊子內容只是陸軍新聞班的草案，後來態度一轉，推翻先前所說，稱小冊子內容就是陸軍的意見。還有一些事情顯得很奇怪，比如社會大眾黨在小冊子事件中全面支持陸軍主張。另外，在小冊子發表的第二天，全國各報都做了大幅報導，唯有《朝日新聞》一家報紙保持沉默，據說是因為報社在是否刊登問題上拿不定主意。天皇身邊的宮廷集團主張遵守憲法，維持、發展與國際社會的協調關係。但是陸軍要求對國家構造進行根本性改造，積極容忍日本在國際上的孤立，企圖確立全民總動員、舉國一致的體制，在不讓步妥協的情況下克服國內外危機。之後，陸軍在貴、眾兩院中借批判天皇機關說打擊宮廷集團。
天皇機關說
基本概述
“天皇機關說事件”是由眾、貴兩院議員江藤源九郎（眾議員，陸軍少將）和菊池武夫（男爵，原奉天特務機關長，陸軍中將）——特別是後者在貴族院會議上批判、攻擊美濃部達吉（原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教授，法學博士，貴族院敕選議員）的“天皇機關說”而引發的。菊池指責“天皇機關說”是“學匪”為破壞國家體制而對憲法作出的解釋，包含慢性謀反和反逆的的意圖，要求政府對此應作出相應處理。江藤對美濃部攻擊狂熱的天皇崇拜者蓑田胸喜提出質詢。對此，美濃部在25日的正式會議上進行了辯駁。當天的《東京朝日新聞》晚刊以《斷章取義，何為反逆》為題全文刊載發言記錄，評論“美濃部的答辯條理清晰，觀點鮮明，全場聽眾無不肅靜側耳。”3月5日，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宮澤俊義在朝日新聞學術文藝專欄“論壇時評”中發表“美濃部達吉論”，稱“博士有啟蒙之功”，斷言“如果有人因聽了博士的說明，或因執有博士的學說而逆反國家體制者，他一定是個無知之徒，或是借“國體”之名行中傷他人之事”，從一個側面表現出當時輿論界尚沒有完全死去。此時樞密院副院長平沼騏一郎會見了教育總監真崎甚三郎大將，指示說對此等重大問題不可等閒視之。第二天，真崎召見教育監部本部長，要求對美濃部問題進行研究並明確態度。4月6日，真崎向全軍下達國家體制明證訓示。同時，政黨三派（政友會、民政黨、國民同盟）和軍部共同站在攻擊美濃部的前線上。貴、眾兩院一致通過國家體制明證決議案。在眾院，由政友會總裁鈴木提出決議案並做說明，反映出政黨在議會中的活動墮落為“蠢動”，與軍部、在鄉軍人會及右翼勢力之間已經沒有什麼不同，他們對岡田首相在議會表明反對天皇機關說和政府兩次發表明證國家體制聲明還不滿足，進而要求對美濃部作出處分。結果政府作出禁止美濃部的三部著作發行，其它作品也要進行改版的處分。不僅如此，第二年2月，美濃部寓所遭到暴徒襲擊，他本人也受傷。關於這一事件的報導在當天就遭政府封殺，而且持續了長達一年三個月。1935年的7、8兩個月是對天皇機關說進行攻擊高潮，林陸相罷免了教育總監真崎。大約在一個月後，軍務局長永田鐵山在陸軍省辦公室內慘遭殺害。內務省在當天即禁止向陸軍以外發表有關訊息。在對外居高臨下的陸軍省內部的“皇道派”和“統制派”之間的對抗陷入泥潭，面臨崩潰和喪失權威的危機。陸軍省在烏雲密布中迎來昭和11年。
另有隱情
與“天皇機關說”相關還有一段伏筆，就是平沼向真崎發出指示一事。長年以來，“天皇機關說”原本已成為學術上的定論，突然被打為異端邪說，不能不說是反常的事態。在締結倫敦海軍裁軍條約之際，軍令部攻擊政府的做法侵害了天皇統帥權，政友會就借用“天皇機關說”為自己辯解。當時支持浜口首相、若槻全權代表和財部彪海相的元老西園寺、宮廷側近集團和岡田軍事參議官也都從美濃部的“天皇機關說”中找締約條約不侵害天皇統帥權的理論依據。美濃部在大正十三年發表《憲法撮要》，特別以侵害統帥權為焦點，於昭和五年先後寫了《海軍裁軍條約的成立與統帥權的界限》（東京朝日新聞）和《圍繞倫敦條約的爭論》（東京帝大新聞）兩篇文章，說明他並不是一個封閉在象牙塔一隅而與政治毫無關係的學究。美濃部的學術觀點與其恩師一木喜德郎一脈相承，因此在締結條約問題上失敗的“艦隊派”有借攻擊美濃部之機直指宮廷側近集團的意圖。這就是平沼對真崎暗示的含意，也是這次事件中的伏筆。岡田對“天皇機關說”事件最大的憂慮是一木甚至宮廷集團受到牽連。在處理了美濃部之後事件便告收場，岡田鬆了一口氣。1935年12月末，內大臣牧野伸顯以神經痛並發疹子為由而辭職，齋藤實接任。一木也在“二·二六事件”後從樞密院議長的位子退下來，辭去一切公職。
永田鐵山遇刺
事情經過
永田鐵山軍務局長遇刺身亡的訊息是陸軍省在1935年8月12日傍晚對外報導的。當天上午9點40分，一名中佐突然闖進軍務局長辦公室將永山刺成重傷，當時因公正在辦公室中的東京憲兵隊長上前阻攔，結果也負了傷。接著傳出已被晉升為中將並被封為四品的永田於下午4點死去的訊息。13日，陸軍方面報導稱犯人是陸軍步兵中佐相澤三郎，他將被交第一師團軍法會議進行予審，已於前一天夜裡被東京衛戍刑務所收監。同時報導中提到了一些事件經緯，稱“犯罪動機尚不清楚，好像是妄信了街頭巷尾關於永山中將的流言蜚語所為。此人在本月1日由步兵第四十一聯隊被調至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商業學校服務，他在辦完赴任手續後於11日晚來到東京。”這篇報導是軍事課高級課員武藤章中佐煞費苦心之作，在使用“妄信街頭巷尾誤傳的流言蜚語”一詞的表現程度上，武藤一方面對皇道派進行了刺激與牽制，一方面也照顧了統制派的慷慨與憤怒情緒。在此要指出的是，相澤來到東京後投宿在西田稅（在“二·二六事件”中被判死刑）寓所。至於永田被刺的原因，真崎被罷免了教育總監之後，針對永田的匿名文書和造謠中傷就一直沒有停止。主要意思是說高橋藏相和重臣、政界財界巨頭們秘密商量如何抑制軍部，永田也參加了，罷免真崎就是他逼迫其傀儡林陸相作出的決定。真崎在被免職後，直接或通過一位少將間接地向追隨他的青年軍官講了被更迭的經緯，村中、磯部等人以此資料寫了《教育總監更迭真相》一文，秘密流傳。西田、山田、龜川等人也寫了題為《軍閥重臣們的大逆不道》的不負責任的文章，指責永田以林陸相為傀儡排擠真崎，並將文章秘密傳送給全國各地的同夥。永田對於這些造謠中傷並沒有膽怯，在他遇刺前一天夜晚寫給陸相的建議書中寫道：“面對誣陷、中傷與攻擊，我拒絕作出交換和妥協”，“以統制治軍的願望尚未實現，為了這個目標我不惜官職甚至性命”。永田一直是皇道派青年軍官們攻擊的目標，陸軍次官提醒他時刻注意身邊情況，多帶些憲兵以充實警衛力量，或先到外邊躲一躲，永田都沒有同意。前邊提到過的村中和磯邊都曾在1934年的“十一月事件”（4）（又稱士官學校事件）中受揭發，被連座收監，雖然之後被免予起訴，但作為行政處分被停職。停職期間，他們於第二年七月寫出“關於整肅軍隊的意見書”，向全軍分發，結果被免官，分別降為步兵大尉和一等主計。兩人深信被免官是永田搗的鬼。後來村中和磯邊作為“二·二六事件”的主謀被處以死刑，山口和龜川也被判無期監禁。永田事件之後發生了更加悲慘的事件。事件發生時，兵務課長恰好正走出局長室去叫軍事課長，與相澤在門口擦肩而過，據說他看到相澤拔刀便慌忙逃跑了。他本人對此沒有做任何解釋，在永田死去百日祭時在自己家中剖腹自殺。
造成的影響
和“十月事件”時一樣，相澤被交付第一師團軍法會議處置。軍法會議長官是“十月事件”時第一師團長柳川平助中將（1935年任台灣軍司令，因“二·二六事件”轉為預備役），深受皇道派青年軍官、被免官的村中、磯邊和西田稅信賴。審判長是佐藤正三郎陸軍少將（第一旅團長，因“二·二六事件”而停職待命），審判員之一是皇道派的小藤惠（“二·二六事件”時任步兵第一聯隊長，後停職待命），這種人員組成對皇道派十分有利。在公審過程中，遇刺身亡的永田被形容為窮凶極惡、毫無人道的人物，和永田同期進入陸軍的一些人在法庭上要求審判長出庭，對永田作出正 確評價。“二·二六事件”就發生在皇道派總頭目真崎大將作為證人出庭的第二天。後來“二·二六事件”首謀軍官們都在法庭上提到該事件與相澤事件有緊密聯繫。就在永田遇刺當日，磯部淺一在陸軍省前看著來來往往的軍人們感嘆，如果有兩三個志同道合的軍官實施突襲，一定能占領陸軍省。犬養毅遇刺使政黨政治進入黑暗的時代，永田遇刺事件則使陸軍內部的對立、鬥爭噴發出來，照明了黑夜。到了第二年的2月26日，更象火藥庫爆炸一樣發生了重大事件。
在這期間，九、十兩月時隔四年舉行了的全國府縣議會選舉。這次選舉是在過去四年間政黨政治閉塞得快要窒息的情況下舉行的，是政黨政治能否起死回生的試金石，也是即將到來的總選舉的前哨戰，頗為引人注目。這次選舉是在內務省欲借政黨政治奄奄一息之機大搞選舉肅清運動背景下進行的。當時的黨人缺乏政黨政治所必需的經綸、抱負和政策，陷於為求私利進行野合。選民蔑視政黨，認為他們是一群烏合之眾。各黨政策雷同，相互附和，執行愚民政策，從這個角度說倒是有必要從更高層次進行選舉肅清。結果政友、民政兩黨在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多數議席（85%以上），而且無產階級陣營超出預料，議席增加了3倍，政黨恢復了活力和自信。對軍部造成打擊的是，在“陸軍手冊事件”中支持軍部的社會大眾黨在選舉中以堅決批判增加軍費、要求減輕國民負擔為政策中心，取得大勝。府縣會選舉結果給軍部在昭和十一年（1936年）度預算案中提出體現“廣義國防論”的財政要求造成衝擊，軍部的焦躁和憂慮進一步加深。
1936年11月21日，第六十八屆通常議在距屆滿還不到一個月時宣布解散，2月20日進行了總選舉。這次總選舉的特點是軍部和內務省兩方面都對大選進行干預，他們打著整頓選舉運動之名，施全面干預選舉之實。圍繞選舉，議會政治和來自軍方、官僚的干預形成怪異的組合。干預是十分露骨的，比如1月25日，陸軍次官向各師團參謀長發也通令，要求“利用選舉排除反對軍部的政策動向”，指示：第一，動員在鄉軍人會“選出非常時期可以信賴的優秀議員”；第二，“監視議員候選人的演講活動，如有影響國防思想的內容，應適時採取必要措施。”內務省則嚴厲揭發、處分違反選舉規定者。警視總監、檢察官巡視各自管轄的警察署，檢舉違反規定案件少的主管警察就被指責為怠慢公務，要進行嚴厲批評。刑訊逼供和暴力成為常用的手段，完全是一種官憲恐怖主義，結果造成參加選舉的人數萎縮，棄權者增加。雖然如此，24日公布的選舉結果表明，現有兩大政黨得到支持，但在議席方面政友會和民政黨發生逆轉。作為執政黨的民政黨獲205個議席，成為第一大黨。政友會議席數從選舉前301席驟降至171席。連政友會的黨首鈴木喜三郎也落選。發生“二·二六事件”前夜，在首相官邸舉行了小型宴會，慶祝執政黨民政黨的勝利。這次小型宴會成為在官憲恐怖和軍部恐怖夾縫中的一個幽夢。而高橋是清在宴會上犒勞指揮選舉的町田忠治和內田信也的歡聲笑語顯得更加可悲。
二·二六事件
1936年3月日，評論家桐生悠悠在他自己辦的小型刊物《他山之石》上發表評論說：“所以不是說過了嗎？與明證國體相比，軍敕明證在先；所以不是說過嗎？一部分國民對五一五事件的犯人抱有盲目的同情和讚許，所以無法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所以不是說過嗎？如果不警惕軍部的輕舉妄動，其危害是無法預測的；所以，我們一生中都向軍部和政府提出逆耳忠言，不知何時就會遭到發行禁止的厄運。”桐生由於1933年8月11日在《信濃每日新聞》上發表了題為《諷關東大演習》的評論，被迫辭去主筆之職，回到名古屋老家創辦了個人雜誌《他山之石》，成為以此為陣地發表言論和軍部進行戰鬥的評論家。
直到“二·二六事件”發生後十五個小時，即當天晚八點十五分，外界才通過陸軍省發表的訊息和臨時廣播新聞得知此事。這天正午的廣播只報導了東京、大阪兩地股市暫時停止交易的訊息。但是報社卻不受這個限制，在事件發生後不久，各種零星訊息傳到報社，如牧野遭襲擊、高橋被暗殺等。東京朝日新聞社在早晨六點左右接到內務省警保局電話命令，禁止發表一切有關訊息。九點鐘前後，結束了對首相官邸和藏相私宅襲擊的幾名軍官及約五十名士兵對“國賊”朝日新聞社發起襲擊，沖入二樓排版車間，把活版箱和排版工具全部搗毀。之後，他們拿著早已準備好的關於此次事件的聲明，挨家到各主要報社要求刊登。不久戒嚴司令部就傳來禁止報導此事的命令，所以沒有刊登出來。
之前陸軍發表的訊息稱“一部分青年軍官在凌晨五點左右”發動襲擊，報導了襲擊的地點、對象和結果，並引用了一部分聲明內容來解釋這些人發動事件的目的。報導中有兩點錯誤，一是稱岡田首相當場死亡；二是稱高橋藏相負傷。前一個錯誤是因為把別人錯當成岡田首相，後者則是考慮到對經濟界的影響故意這樣報導的。由此可以看出，對日本經濟的影響是左右日後處理這次事件的重要因素，值得關注。再有，海軍三位元老成為暗殺對象，必須顧及海軍為此對陸軍懷有的對抗心理。這兩個因素不允許陸軍領導層在處理這次事件上長時間的優柔寡斷。川島義之在29日內閣會議時還抱著不用著急的態度，但聽完兼任藏相的商工相町田忠治的發言後頗感驚懼，態度馬上轉為堅決立即鎮壓。町田讓川島驚恐的發言主要內容是：“如果事件處理長期化將出現擠兌，銀行不得不支付儲戶提款，勢必蒙受毀滅性打擊。外幣兌換也將受到影響，日本將在國際經濟界完全崩潰。”對此天皇的認識非常敏感和正確，這一點可以從本庄繁2月29日的日記中清楚看出。他記道：“陛下根據28日町田代理藏相的上奏，擔心事件對經濟造成影響，以至海外外匯交易中止。今天體會到聖上希望早日收拾局面，將影響降到最小程度的心思。”海軍方面，上午十點左右，海軍省中判任官以上的軍官被召集到大樓一層正門處，軍令部長伏見宮博恭王在台階上向大家披露了天皇的意思，表明將要對事件採取強硬方針。正午前後，伏見宮向正在土佐近海進行演習的聯合艦隊發出緊急無線電暗號，聯合艦隊四十餘艘戰艘在旗艦長門號率領下於第二天下午四時駛入東京灣台場近海，一字排開，將艦炮瞄準東京市區。橫須賀第一水雷戰隊的陸戰隊在東京芝浦一帶登入。鎮壓事件的實際行動展開了。晚上八點剛過，豐田副武參謀長就“陸軍大臣告示”提出強硬抗議。
岡田啟介(左)與妹夫松尾傳蔵(右)這一年、這一月最初的降雪是四十九年以來的大雪，雪下了整整一天一夜，積雪達至21.8厘米。參與“二·二六事件”的各部隊在丑時（深夜1-3點）集合整裝，於凌晨五點到達各自襲擊目標位置（但襲擊渡邊教育總監的隊伍和襲擊齋藤內大臣的一部大約在一個小時才開始行動）集結，以“山、川”“尊王、除奸”為暗號口令。他們攜帶著大量武器（包括重機槍25挺，輕機槍43挺，步槍1044支，子彈9萬5千發），威風凜凜地走出營門，投入風雪之中。其中有皇道派尉官21名（另有在鄉軍官1人，非軍人1名），他們率領著大約1400名下士和士兵，包括第一師團步兵第一、三連隊的各中隊（主力是第一師團第一、三連隊的1300多人）、近衛團步兵第三連隊、野戰重炮兵第七連隊所屬一個小型中隊（由13人組成的運輸隊），此外還有負責襲擊牧野前內大臣的別動隊。除襲擊牧野和渡邊的部隊以外，其它部隊都是步行到達攻擊目標位置。襲擊的“成果”是：齋藤實前首相、高橋是清藏相、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三人分別在各自寓所遇刺當場喪命；侍從長鈴木貫太郎在官邸身負重傷；當時岡田首相在官邸，牧野前內大臣住在湯河原的一家旅館中，他們都沒有受到傷害。當叛亂軍人大喊大叫地沖入首相官邸的院子時，這位早已聽說過政變傳言的68歲首相癱在床上，宿命地說：“他們終於來了。”但是，岡田的秘書兼妹夫松尾傳藏卻不肯讓他坐以待斃。松尾硬是把岡田從床上拽了起來，和一名警衛一起把他推進了洗澡間，然後跑到院子裡，高呼“天皇萬歲”。由於松尾長相與岡田相似，因此叛軍將他誤認為是首相，負責帶隊的栗原中尉當即下令開槍將松尾打死。他不放心，又找來女傭辨認，女傭確認死者就是岡田。第二天下午，在東京警視廳的救助下，岡田戴上口罩和墨鏡，化裝為弔唁人，混在送葬隊伍中，從被叛軍占領的首相官邸中逃脫。牧野伸顯是因為所住旅館被點燃後，襲擊隊指揮官誤將發出的爆音當成了擊斃牧野的槍聲。實際上造反的軍隊要襲擊的真正目標是首相、內大臣、待從長三人，高橋和渡邊是在制定暗殺計畫最後階段加進去的。這樣看來“成果”很小，除了齋藤之外，岡田、鈴木、牧野（除岡田外都是宮廷集團成員）都保住了性命。
最後一幕
逃出官邸的岡田躲進位於駒入蓬萊町東本願寺派的真淨寺，他的秘書官福田在大學畢業後曾住在該寺主持家中，因此代為安排了這個地方。這裡是過去朝鮮志士金玉均曾經藏身之處。在主人熱情接待下，岡田喝了一碗熱粥，心裡安穩了一些。福田認為在一個地方呆久了會有危險，於是在傍晚時分，岡田又轉移到佐佐木二郎寓所。佐佐木是一名實業家，福井縣人，早年和岡田相識，他還是尾崎行雄的女婿，岡田出逃時用的汽車就是佐佐木的。佐佐木爽快地接待了岡田。岡田在這裡住了一夜，他一心想儘早到宮中參見天皇，向天皇認罪，因此急著安排進宮。但在他的秘書官迫水看來，目前各閣僚的反應還不能讓岡田放心。大多數閣僚對岡田入宮參見天皇反應消極，表面上是擔心岡田進宮參見天皇會招致兵變部隊把槍口調向宮中，而本意是以岡田的苟且偷生為不齒，或者是不想有兩名首相存在（當時已由後藤擔任代理首相）。事實上反對岡田參見天皇最堅決的正是“代理首相”後藤。岡田的同期生竹下勇大將當初以為岡田已經死去而進行悼念，在得知岡田生還後他與岡田絕交數年。28日岡田再次受到沉重打擊，內閣調查局長官吉田茂到佐佐木家探訪岡田，要求岡田在擬好的因病辭職書上籤字，並要求他在參見天皇問題上慎重行事。岡田雖然在辭職書上籤了字，但內心很不平靜。下午二時許，福田給迫水秘書官打來電話，岡田在電話里向迫水表示，如果到今天傍晚還不能參見天皇，他“將有重大的準備和決心”。當時岡田在身邊藏著一把刀。覺察到事態嚴重的迫水和町田商工相商量，決定同意岡田參見天皇。
武官長本庄繁聽說岡田要來參見天皇后出宮確認訊息真偽，回到武官室不久，就從裡面傳出反對的聲音。在岡田去參見天皇的車中，由憲兵司令官岩佐陪同，出來迎接他的白根竹介書記官長拉著岡田的手痛哭不止。岡田首先向各位閣僚寒暄，官僚的反應各種各樣，有人為岡田得以生存而高興，也有人陰沉著臉。之後到學問所參見了天皇，此時岡田的心情就象當年的乃木希典大將一樣。他向天皇就發生此次事件表示道歉，並表誠惶誠恐。天皇向岡田表示慰問和挽留，並讓他照看政務。後來待從長廣幡解釋說，當時天皇這樣安慰岡田是看到他平安無事而感高興，並擔心岡田要以自盡為此次事件負責。參見從七點開始，持續了幾分鐘。岡田退出之後，閣僚們為天皇說的“照看政務”指的是誰發生爭執。有人認為是指岡田，有人認為是指後藤，雙方相持不下，得不出結論。後經廣幡詢問天皇的真意，傳出是指岡田的聖旨，從而後藤的“臨時代理首相”被解職。在晚十一時之前幾分鐘，岡田再次參見天皇。岡田退出後，廣幡叫來迫水傳達天皇指示：現在岡田滿懷感謝，十分興奮，要讓他多注意周圍情況，不要判斷失誤，在事件徹底平息前就住在宮中為妥。天皇對岡田的關照也體現在參見之時，他命岡田等沒有了危險再來進宮參見。
29日召開內閣會議作出決定，認為叛亂部隊已被鎮壓，在下午五時對外宣布岡田首相平安無事的訊息，宮內省也幾乎在同時對外發布訊息，之後再通過電台臨時新聞向外界公布。在處理此次事件的四天當中，因為該內閣是一個記者對其期待甚少、而且蒼白無力的內閣，結果小道訊息滿天飛，媒體一時間顯得格外活躍。沉重的寂寞感包圍著岡田，他每天閉門在家，追悼事件中的死者，過著謹慎的日子。同時，他雖不是俘虜，但住在女官的房間裡，感到莫大的恥辱。為什麼岡田本人、岡田周圍的人、以至整個社會，對岡田奇蹟般的生還不報慶幸和高興呢？如果這種事發生在歐美，那會是一種什麼情況呢？天皇看到岡田平安無事而感欣慰並關照岡田，表現出與世人不同的“近代”氣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日本獨特的擁戴天皇的文化傳統中，反而是天皇最具有鮮明的近代思想。在這裡要提到的是，西園寺與天皇想法相近，他認為岡田不應剖腹自殺，如果讓他剖腹就是認輸了，不應該向暴力低頭，岡田可以用別的方法對事件負責。3月9日，內閣總辭職。元老們主張的“責任論”經過十年以後終於在岡田身上得以實現。1937年4月，七十歲的岡田被賜予“前官禮遇”的榮譽。1938年1月21日，正式退役。
福岡中央公園岡田啟介像牧野伸顯在1935年末以健康理由辭去內大臣之職，其後任齋藤實在“二·二六事件”中喪生。侍從長鈴木也在事件後退職。不僅如此，1940年，一木喜德郎的後任、由宮內大臣接任齋藤實的內大臣湯淺倉平和最後的元老西園寺公望也相繼去世，日本有一種形將朽木的氣氛。以西園寺為中心的一代宮廷集團全部消失了。在“二·二六事件”中得以奇蹟般生還的鈴木貫太郎和岡田兩個人，日後卻有一種大樹將老仍發新芽的意味。兩人都是“二·二六事件”中“討奸”的對象而被襲擊，卻得以生還，都對年輕的天皇懷著忠誠和敬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兩人形成如同表里的關係共同輔佐天皇。他們還同是畢業於慶應義塾的海軍軍人。這兩個象徵著過去的一個時代的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重新發揮了作用。其中鈴木後來還擔任了戰前最後一任首相，其盟友岡田也為推翻東條英機內閣而奔走，親自聯絡了末次信正和米內光政這兩個死敵聯合起來，把號稱東條的副官的島田繁太郎趕下台去，全力幫助鈴木結束了戰爭。牧野的女婿吉田茂也參加了岡田等人的倒閣終戰工作。1952年10月17日 ，84歲的岡田死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