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南東道樓與武昌黃鶴樓、洞庭岳陽樓、南昌滕王閣並稱為荊楚四大名樓
清·光緒年間的《襄陽府志》有載:襄陽“山南東道樓,在郡治中央,樓高三層,面南,翼從鐘鼓,樓下跨市塵,為方城勝跡”
“山南東道”與襄陽古城
史稱:襄陽“自秦漢以來,代為重鎮”。《尚書·禹貢》載:天下劃分九州,襄陽分屬荊、豫二州。周時,襄陽為北郢之都;秦時,襄陽分屬南郡、南陽郡、漢中郡;漢武帝時設十三州,襄陽分屬荊州;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劉表任荊州刺史,襄陽為荊州幕府治所;曹魏得荊州後,設襄陽郡;東晉於襄陽置雍州,轄16郡;西魏改雍州為襄州;隋,設襄陽郡;唐,仍設襄州,並於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設“山南東道”治所,領襄、荊、郢、復、隨、唐、鄧、商、金、均、房、萬、忠、夔、舊、陝等16州。五代因襲唐制,於襄陽設“山南東道”治所;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5年),設“京西南路”治所襄陽,轄襄、荊、郢、隨、唐、鄧、均、房、金等8州;元代設襄陽路,屬河南行省;明代設襄陽府,屬湖北行省——明萬曆十五年(公元1642年)十二月,闖王李自成改襄陽為襄京;清代設襄陽道,屬湖北省。民國初年,設襄陽道——民國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設“專員公署”,共和國從之。1982年“地市合併”稱“襄陽市”,市府設於襄陽古城荊州大街;襄陽市轄:襄、隨、棗、宜、南、老、谷、保8縣市。
古代襄陽,嘗以“南船北馬,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鉤”著稱,而代為“往來行舟,夾岸停泊,千帆所聚、萬商雲集”之地、和“三千里漢江上的一顆明珠”。於是,孫吳大都督魯肅云:襄陽“外帶漢江,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敢與諸葛亮鬥智鬥勇的司馬懿也說:“襄陽水陸之沖,禦寇要地也”。大文學家蔡邕在《漢津賦》中寫道:襄陽“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隴坻,下接江湘,導財運貨,懋遷有無”。《南齊書·州郡志》載:“襄陽左右,田土良肥,桑梓野澤,處處而有”。惟有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言簡意賅的結論說:“天之要領,襄陽實握之”!是故,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於襄陽古城設“山南東道”治所,轄今之鄂、豫、川、陝78縣市地域;為古今襄陽人引以為豪,“光耀古今”的歷史輝煌,萬世樂道之矣。
當年,治所設在襄陽的唐代“山南東道”,道署長官稱藩鎮或節度使,轄域相當於中國六十年代的“行政區級”;五代的“山南東道”,轄域較唐代時略小,但也相當於“行省級”。宋代的“襄陽路”,級別也相當於行省。元代所設“襄陽路”,則與清代、民國初年的“襄陽道”類同——僅相當於現代的“地區級”。襄陽道道署長官稱道員、守道或道台。……勿管怎么說“道”,“道”稱之於襄陽、從中唐“山南東道”到民國初年的“襄陽道”起至,歷時一千兩百多年久矣!僅“山南東道”稱謂之於襄陽,亦歷經了6個朝代、28位帝王、48個年號,恰兩百二十七年之久矣!
通過官方論證,而今對外宣傳的統一口徑是:襄陽古城並“襄陽市”,已有兩千八百多年的建城歷史可考。1986年5月,被國務院批准為“第一批歷史文化名城”。
“山南東道”之於襄陽、襄人的“歷史文化環境”的印象、影響,自當比兩歲時便離開了襄陽、此後再也沒有來過襄陽、僅是成年後在鎮江主編過《昭明文選》的、梁·昭明太子蕭統的個人印象與影響,要意義深遠千倍、萬倍了!為什麼有人要把襄陽“山南東道樓”,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的變更為“昭明文選樓”或“昭明台”呢?……
“山南東道”與“梁·昭明太子”
蕭統(公元501~532年)字德施,小字維摩,出生於襄陽,是梁武帝蕭衍的長子,年僅三十一歲就病逝了。《南史·昭明太子傳》介紹說:蕭統“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成人長大懂事後的蕭統,最討厭參與政治或軍事活動,終日沉湎於古文典籍的研究之中。除此之外,蕭統還組織一乾文墨之士、盡行抄錄編纂“事出於沉思,意歸乎翰藻”的《文選》三十卷專輯。
蕭統死後,其父謚其封號“昭明”,因之,蕭統有了“昭明太子”後稱。蕭統生前所主編的“文選”,亦名《昭明文選》了。皆因唐·李善為蕭統《文選》作注六十有卷,對後世治學頗具影響,直至明、清、仍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說。然則,遍查“正史”、亦未見蕭統在文學創作方面有甚建樹;倒不如,曾為蕭統之弟蕭綱御用、被杜甫盛讚為“清新庾開府”和“庾信文章老更成”的梁朝“宮體詩人”庾子山(公元513~581年),在南北朝文學史上聲譽叫響。
《南史》有載,蕭統之弟“晉安王蕭綱”亦屬當時熱衷搞《文選》編纂活動者。梁武帝普通四年(公元523年)出鎮襄陽、任“雍州刺史”的蕭綱,亦因“雅好賦詩”而“引納文學之士嘗接無倦”。並命常侍庾肩吾(庾信之父,梁朝著名詩人)等十數人“抄撰眾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於是,襄陽刺史院內專供“抄撰眾籍”活動的場所,被蕭綱命名為“高齋”。皆因“昭明太子蕭統”出生於襄陽,雖然兩歲時便離開襄陽、之後再也沒有來過襄陽,可是,還是被後世一些政客、文人、莫名其妙的把襄陽刺史院內的蕭綱“高齋”、杜撰成了“蕭統文選樓”,隨後,再指鹿為馬的奉之為“昭明文選樓”或“昭名樓”——最終被炒作(或捏造)成為“昭明太子的讀書處”、“昭明太子主編文選處”而以訛傳訛。唐·吳從政,還在他的《漢沔記》中、做了“文選樓在刺史院內,當即都督府治所”的記述。
南宋後,襄陽地方某些政要、文痞、出於對“昭明太子”的“一往情深”,竟然無視事實的客觀存在、把獨立於襄陽古城中心區域的跨街“山南東道樓”(襄陽的鐘鼓之樓)、莫名其妙“硬強施札”地以“文選樓”與“昭明文選樓”、 “昭明台”、“昭名樓”枉加,漸而寫進方誌、謬誤迄今了。
誠如,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81年),襄陽守道陳大文重修“山南東道樓”,在“辛丑夏重摹李陽冰書勒之石以復其舊”的同時,專門寫了一篇《山南東道樓考》的文章嚴加駁斥說:“昭明(蕭統)以齊中興元年(公元501年)生於襄陽。明年,梁平建業(蕭衍代齊稱帝,都建康)改元天監。十一月立為太子。五年出居東宮,十四年加冕服。卒年三十一歲。是昭明自天監至大通(公元502~531年),未尚再至襄陽也。”;“襄陽‘文選樓’之名,其為附會無疑矣”;“是‘高齋’之號起於晉安王非明也!明甚?何所依據指南雍州(襄陽)為著〈文選〉之地,且混晉安王事與梁維摩(蕭統)事耶?世俗蔑古信今、耳食塗說,況當千百年後,州圖方誌之在舛駁,故老遺民之昧將何以考?”
是故,作為兩百一十六年前的“襄陽道”最高行政長官的陳大文、遂擯棄強加給襄陽“山南東道樓”的種種不實之辭,再次將之於襄人無比豪邁、而備現實意義與深遠歷史意義的“方城勝跡”,復名“山南東道樓”(參附圖02)!
襄陽刺史院內的“高齋”或許可謂“昭明文選樓”,但卻不是、也絕對不會變成“唐·山南東道樓”的襄陽“市樓”!
當代中國建築史學家、建築教育家、劉致平先生考證說:“大凡齋的建築,多指專心靜修的場所而言;任何式樣的建築,能達到這個目的的全可以叫齋。為了達到這個靜修的目的,則齋的建築自然是在幽深、僻靜、毫不吵雜的地方才好。”(見《中國建築類型及結構》)晉安王的“高齋”怎么會建到城市中心位置的大街上去呢!陳大文守道指正“昭明台”之“世俗蔑古信今、耳食塗說”的蓋棺定論,“鐵案”矣!
另證“昭明文選樓”不是“唐·山南東道樓”之說——可以想見:中國盛唐時
期國力強大,經濟繁榮;毗鄰諸國“年年納貢,歲歲來朝”者眾;加之,襄陽之於全國上下戰略地位的突兀,中央政府既然設定襄陽為“山南東道”治所,自當有經濟實力或“專款專用的計畫撥款”、於城市中心地帶建一座山南東道“標誌之樓”;在藉以張揚國威的同時、“因事制宜”的並行其“晨鐘暮鼓”制度,進而使斯樓“翼從鐘鼓,樓下跨市塵”而立,方有襄陽“方城勝跡”。……
今人還可以想見,昔日興建山南東道“標誌之樓”的空前盛況,當與現代一些重點紀念性公建的“興師動眾”無二:不是還特地專請大詩人李白的堂叔、“全國最有名氣的大書法家”李陽冰,為山南東道“標誌之樓”揮毫潑墨,寫下了“山南東道”四個大字並附長篇“書碑”嘛。若無上述“興師動眾”之舉,那么,山南東道“標誌之樓”又是怎么成立起來的呢?難道作為“山南東道”首任節度使的×大人,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或是敢於“有損大唐帝國光輝形象”、“厲行節約”到“用原來刺史院中不當不正的‘高齋’去頂替山南東道第一樓的‘市樓’形象和存在地位”嗎?!退一萬步講來:即使蕭綱“高齋”可以附會成“文選樓”,但也只能是“晉安文選樓”、或“晉安台”、或“晉安王的讀書處和主編他自己的文選處”嘛;怎可改稱其為“昭明文選樓”或“昭名台”和“昭明太子的讀書處和主編文選處”呢?再退一萬步講來:即便果真能夠說成是“昭明太子讀書處和主編文選處”的“昭明文選樓”或“昭名台”,並且可以代之“山南東道之樓”而用;但是,樓址依然還是在刺史大院之內嘛。難道首任節度使×大人有奇門遁甲之術?能夠將刺史院內的“昭明台”或“昭明文選樓”、一夜間搬到市中心十字街北,並使它神化般的變成“樓高三層,面南,翼從鐘鼓,樓下跨市塵,為方城勝跡”的“山南東道第一樓”嗎?!
正確結論出來了:“襄陽山南東道樓,就是昭明文選樓或昭名台”或“昭明文選樓與昭名台、就是山南東道樓”的“耳食塗說”,實乃“蔑古信今”之大謬也!
山南東道樓的“九災十八難”和它那台觀與樓觀的形建特色
方誌載:唐代“山南東道樓”於南宋理宗瑞平二年(公元1235年)為蒙古兵攻占襄陽時所毀,“李陽冰碑蕪沒”。淳祐十年(公元1251年),在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兵復襄、樊兩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銘於峴”的同時,復構市樓。明末,張獻忠攻陷襄陽時,市樓再遭焚毀。清·順治年初(公元1644年),中都御史趙兆麟重建市樓。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81年),襄陽首道陳大文重修市樓。抗戰初期(1938~1939年)日寇輪番轟炸襄陽時,市樓再度遭到焚毀,僅殘留下平面呈馬蹄形或倒U字型的“市樓城台”
“山南東道樓”的台體與層樓,本屬市樓統一肌體——中國傳統建築的“三大構成要素”即“屋頂、屋身、台基”嘛。不過,為方便現代國人對於傳統景觀建築進一步的理解,筆者且將襄陽“山南東道樓”的肌體組合、分解為“台觀”與“樓觀”敘述之。
1939年之後,襄陽“山南東道樓”的“樓觀”雖已蕩然無存了,但是,其下平面呈馬蹄形或倒U字型、堞高9米許的“台觀”,仍然完整如初。——殘存下來的“市樓台觀”,與襄陽古城北大街民居、鋪面相互依偎;“台觀”跨街佇立、中有寬5米許的南北向拱券通道,暢通無阻的與北大街兩廂鋪面渾然一體。“台觀”西北緊依積倉(街)巷子,“台觀”東南近傍城隍廟(街)巷子的格局,依然如故。“台觀”東側,“山南東道樓”原有附屬大跨院、及其可供遊人登台上下的石級蹬道,一直保存到本世紀六十年代末。——襄陽山南東道樓,即:歷代襄陽人心目中的“襄陽鐘鼓樓”、及其“一街兩巷”典型布局特色的鄉土市井文化情趣,依然存在;方誌所載“台上主樓為歇山頂,樓高三層,主樓東西各有扶厝四間;台體向南左右伸出部分,東為鼓亭、西為鍾亭”的、“山南東道樓”的特色建制與形制,業已口碑相傳,深入襄民之心的令人魂牽夢縈了。
五十年代初,“襄陽市圖書館”在市樓城台上的東、西兩廂,各建平房一棟為閱覽圖書所用。1973年初夏,皆因襄陽城內開展“深挖洞,廣積糧”、掏、挖防空地道運動之故,市樓“台東崩塌一角。為了行人安全,經市革委(會)同意,(市樓台觀)已經徹底拆除。“(見1983年襄陽地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襄陽地區概況》)
考,中國各地保存迄今的鐘、鼓之樓,其下台基多為方、矩之型;其上樓建多為兩層、或重檐三滴水兩層。如“最有名氣”的西安鐘樓,始建於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地處古城十字街幹道軸線交會處,鐘樓台基35.5米見方,高8.6米,四面設券洞呈十字相通,台上建方形重檐三滴水、攢尖式兩層木構鐘樓,是古西安城內最高大的公用建築物。西安鼓樓,始建於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位於鐘樓西北側,跨南北向丁字街口而建,鼓樓台基為矩形,面闊52.6米,高7.7米,設南北向寬6米的過街券洞,台上建七開間重檐三滴水、歇山式兩層木構鼓樓。
而名為“山南東道樓”的“襄陽鐘鼓樓”呢,不僅始建時間早於西安鐘樓、鼓樓六百四十多年,且“山南東道樓”主樓比西安鐘樓、鼓樓高出一層;所以,才會有“襄陽有座鐘鼓樓,半截擩在天裡頭”的民諺生出。——此話絕非是空穴來風,用襄陽地方俗話所云:“是蘿蔔就有因(纓)”嘛!……若非“山南東道的襄陽鐘鼓之樓”高聳入雲壯觀,豈有“半截擩在天裡頭”之說?!
襄陽古城“山南東道樓”或“襄陽鐘鼓樓”的特色建制與形制,為什麼,其“台觀”平面要呈馬蹄形、倒U字型、或“圈椅型”空間、而向南敞開呢?為什麼,其“樓觀”要左右向南伸出、且南向左右伸出者低、居中背北者較高呢?——這就不得不提及“天人合一”的中國文化特質、之於“中國建築文化”或“中國傳統生態建築與環境文化”的、兩條腿走路的“風水文化”和“園林文化”行為方式的共同影響了。……
簡言之:“風水文化”即“風水建築與環境生態文化”,“園林文化”即“園林建築與環境生態文化”;它們是“中國建築文化”思想體系與行為方式的“兩大支柱產業”!“風水文化”行為方式所強調的、是“天人相應(的)合一”,“園林文化”行為方式所強調的、是“天人共榮(的)合一”,僅此而已。“天人相應”的行為方式,源於“身體宇宙,地為大母”的原始理念,演化為之於人居環境“四靈方位,聚氣藏風”的基本要求。正所謂“大地是身體,住宅也是身體”嘛;於是,中國古代人居環境,便由初始階段隱喻“母親的懷抱”進而衍生出了“坐北朝南”的馬蹄形、倒U字型或“圈椅型”空間的環境氛圍。亦如東晉詩人陶淵明(365~427)在《桃花源記》中描繪的“防禦性空間”一樣,是為中國古代人“理想(居住)的風水環境”了
“風水文化”始於仰韶、成於商周、盛於兩漢。唐、宋時期,“風水環境要求的生態思想體系”進一步得以完善,並同時建立起了系統的“風水建築與環境行為文化理論”。對於中國式的“心情舒暢的”城市規劃和房屋建築活動,產生了支配的性歷史作用;使偉大的中國建築與環境文化,成為了合而不同的人類文化寶庫之中的一大奇葩!
中國古代人的“風水生態環境”,有著“自然造化”與“人工生態”的兩大構成模式。不管現代國人願不願意,中國建築與城市規劃原始依據的所謂三合院、四合院形制規範,能夠在中國城鄉沿襲至今,對日本、朝鮮、韓國、東南亞、均有過較大歷史影響,就是在“中國建築文化”中、占統治地位的風水思想“頑固不化”的表現結果!“風水理論”還是中國歷代文人和士大夫階層所必修的“應知應會課程”,後被收錄進了《四庫全書》。
與襄陽古城“山南東道樓”建制與形制坐北朝南、呈馬蹄形或“圈椅型”環境氣勢相雷同的、還有北京故宮紫禁城的“午門”或“五鳳樓”雄姿;它們都屬於同一種、最典型的“風水制式”或“人工風水環境”的特色展示。只不過,北京故宮“午門”或“五鳳樓”、比襄陽“山南東道樓”的始建年代,要晚五百四十多年罷了。中國古代人的風水思想、風水意識、風水環境與風水理論……,起始於對自然環境的依附選擇、和生態平衡與生存發展原生理念的文化創造,進而讓中國人居環境的城市、鄉村、及至家居形勢,派生出了許多美妙的傳說、隱喻、和寄無限希望於美好的未來。除此而外,作為襄陽過街樓洞的“山南東道樓”,尚有地方民俗之所謂“鎖匙頭式”建構的繪形表現——隱喻歷代兵家必爭之地的“荊楚門戶”和“荊襄鎖鑰”之意。作為襄陽市樓的“山南東道鍾、鼓之樓”,在華夏各地的此類建築當中,便自然是“風景這邊獨好”了。
重建“襄陽市樓”(山南東道樓)所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
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81年),由襄陽守道陳大文“正名”和重修的、歷史上最後一座“山南東道樓”(即“襄陽鐘鼓樓”),其“樓觀”毀於1938年間日寇飛機的狂轟濫炸;其“台觀”拆除於“文化大革命”的1973年初夏。十八年後的公元1991年仲夏,一為迎接1993年“全國歷史文化名城會議”在襄陽召開,二為實現1995年“再造一個襄陽市”、和2000年襄陽市能夠“達到小康水平”的戰略目標張目——依照“襄陽市政府工作會議紀要(20)”,於原址“重建襄陽昭明台(山南東道樓或鼓樓)”的檔案精神,作為“重建方案特邀設計人”之一的筆者,本著上述之於“山南東道鍾、鼓之樓”的詳情理解(勿管地方長官將它定以何名),於1991年6月23日前積極完成了“復構(建築)方案”及其環境設計整套圖紙;意在應邀出席6月28日“公開徵集重建方案”的“動員會議”上,將所做方案設計藍圖一併呈報展示,作以拋磚引玉而用
會議上,筆者還將自擬“重建襄陽鐘鼓樓(山南東道樓)”復構設計、自以為是的要點推薦如下:
①.尊重歷史文字記載,尊重地方環境文脈,尊重襄陽人之於“鐘鼓樓景觀形象”和鄉土市井文化的傳統喜愛,完美襄陽“市樓”傳統建構形象“個性與特色並重”的景觀效果,成襄陽山南東道樓“未來古蹟”的生態文化環境創造之實;
②.借鑑1977年武昌蛇山磯黃鶴樓重建設計“源於古代,優於古代”復構方針的成功經驗,為“襄陽有座鐘鼓樓,半截擩在天裡頭”的鄉土歷史民諺張目。
歷史上累圮累建的最後一座黃鶴樓,成於清·同治七年(1868年),毀於清·光緒十年(1884年)一場大火,比歷史上累圮累建的最後一座“山南東道樓”晚建七十七年,早毀五十四年。1927年春,毛澤東同志寫作《菩薩蠻·登黃鶴樓》名詞時所登之樓,實為光緒三十三年(1917年)在黃鶴樓遺址東北隅增建的“奧略樓”。因為,奧略樓恍似同治年代的黃鶴樓型,三鎮百姓習以“黃鶴樓”相稱。——筆者兒時生長於樓近,故而悉知其觀其事。1985年5月竣工落成的“新黃鶴樓”,才是“以清同治樓為雛型”、拔高型體(外觀增加兩層)、加大體量(擴大占地面積)、“進行藝術再創造”的景觀產物。連新黃鶴樓復構設計的總建築師自己也承認:“由於新樓的形象保存了清代黃鶴樓的主要特徵,從遠觀效果來看,‘四望如一、層層飛檐’、‘下隆上銳、其狀如筍’,的確和清樓十分相象。因此,對於熟悉清樓的本地民眾來說,不啻是‘似曾相識鶴歸來’,是很受歡迎的”了。(見1986年“建築學報”第8期《論黃鶴樓形象的再創造》一文)
關於一些有紀念性意義的地方名樓“失而復得”的重建設計問題,1977年湖北省委領導確定新黃鶴樓要“源於古代,優於古代”的復構設計原則,可資借鑑。怎么個“優於”之法?筆者認為:除了新樓的使用功能要“立足現代,取向未來”之外,說白了,那便是要在屋頂設計方面,依照清樓(乾隆“山南東道樓”)為藍本、而又有所突破的拔高形象、更臻完美的問題。——國外建築界許多專家和學者都說:傳統的“中國建築就是一種屋頂(設計)的藝術”。這話雖不算全面,卻也切中要害的道出了中國建築藝術的主要特徵。1991年6月28日,筆者在應邀出席“公開徵集(山南東道樓)重建方案”動員會議上,所展示的新“山南東道樓”方案設計圖,便自認為是“在傳統建築屋頂設計方面有所突破”的新例證;因為,它既是中國傳統“味道的”又是獨一無二的。為上述觀點和業務本位,筆者曾以《去脈來龍話屋頂》一文見諸於1995年《古建園林技術》雜誌第3期,圖說“中國傳統建築屋頂藝術的美學思想與人文內涵”以敘本源。是如,以清·同治黃鶴樓為藍本而重建的武昌“新黃鶴樓”屋頂、北京紫禁城角樓組合式屋頂建構的傳統形體等等,便稱得上是例證中國建築“以複雜為美”的典型了。
1991年6月中旬,筆者奉命完成並提交給有關方面的“山南東道樓(襄陽鐘鼓樓)復構建築方案及其環境設計”的相關圖紙,著意體現“強化地方傳統環境景觀的文化內涵,古為今用;再現荊楚名樓鄉土特色的歷史風彩,取向未來”的設計宗旨,並“復構未來古蹟”的實施目標。筆者復構設計方案”忠實於原有台觀的形意創造”,滿足了襄陽人之於襄陽鐘鼓樓“台觀與樓觀”的傳統喜愛;適可而止的誇張與擴大台觀形體,中空台體(包括地下層合四樓層使用面積)、連同“尊重方誌記載與1973年初夏附台觀傳統民居、鋪面實況的復原(復構)”設計面積,以為商服勸業之場而“古為今用”
因借武昌重建黃鶴樓“源於古代,優於古代”的成功經驗,行“拔高屋頂形象檔次”的新“山南東道樓鍾、鼓之樓”樓觀之實。故此,筆者將主樓屋頂作了“既符合方誌記載,又優於方誌記載”的、“十字脊迭落組合式歇山屋頂”新的造型處理,使新樓的“中國式屋頂蓋”不落俗套,落落大方、獨一無二!主樓“屋身”的外觀形象,向方誌記載的三層靠攏。樓層明三、暗四、計七層樓,以為旅遊觀光和“襄陽,兩千八百年大事紀陳列館”之用。(參附圖13)總要不負昔日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天之要領,襄陽實握之”論斷之英明!於是,筆者欣然命筆於1991年6月28日、所繪襄陽鐘鼓樓(山南東道樓)復構建築方案鳥瞰圖的“送審圖紙”之上,歌曰:
兩千八百歲悠悠,終成要領復市樓;
奇觀再現初冬靄,半截仍在天裡頭!
“建在襄陽(新)昭明台上的(新的)山南東道樓”的反思
想不到,作為主辦單位的“襄陽市文物局”並市府分管領導,卻將“遠寺里的和尚好念經”的陳規陋習作為了“復構襄陽市樓的原則精神”——提前兩天,已於1991年6月26日與省城×大設計院簽訂“設計任務委託書”私下成交了。主辦單位為了走走過場或掩人耳目,還煞有介事的於8月9日召開了一次“參選方案評審會議”,將“公開徵集”到的三套圖紙作以“冷處理”(還有一套參選方案圖紙,竟然被主持人說是“找不到了”而未能展示);會議還邀請了、只能拿出“方案草圖”的省城×大設計院參加評審會議,“擔綱主審”,信口雌黃。最後,由襄陽市參加會議的×副市長宣布“終審”決定:“綜合幾套參選方案設計圖紙的優點、長處,決定委託省×院進行施工設計。謝謝各位。”終於輕描淡寫的、把襄陽鐘鼓樓(山南東道樓)的重建或復構任務,變成了名副其實的“首長工程”。筆者興滅繼絕、辛辛苦苦的“拋磚引玉”之舉,倒成為的“拋×引磚”了。……
“評審會議”之後,筆者立馬以“襄陽市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會理事”的名義,從傳統紀念性建築“文化景觀“復構的專業角度出發,上書襄陽市“四大家”相關領導:
①.重聲“山南東道樓”或“襄陽鐘鼓樓”復構,應當不脫離“歷史沿革、鄉土文脈、傳統景觀、名樓文采、民俗風情、環境意識、城市設計、(行)‘未來古蹟’創造之實”的36字基要!之於“山南東道樓”也好、之於“襄陽鐘鼓樓”也好、之於“建在(新)昭明台上的(新)山南東道樓”也好,“36字”的方方面面,都需要著意體現之。
②.中國傳統建築美學的審美肌理,可概之以“勢與意,形與理,情與境,景與道”四說,其與新“市樓”形象“源於古代,優於古代”設計原則的行為方式同在。
③. 據理否定了省城×設計院8月9日在“參選方案評審會議”上展示“方案草圖”與宣講觀點,即:詆毀“襄陽鐘鼓樓”的原始建制形制特色,要北移樓位、降低層數、廡殿造型樓頂、方正台體、四面不靠,完全脫離原樓與北大街“一街兩巷”水乳交融的、傳統鄉土市井文化典型的環境氣氛,讓新樓阻斷北街、成了“泰山石敢擋”的“孤家寡人”的等等“設計方略”。並嚴正指出:省×設計院覆滅襄陽北大街環境景況,徹底毀滅襄陽北大街一千兩百多年來的“襄陽有座鐘鼓樓,半截擩在天裡頭”的美好、壯觀形象,拆除鐘鼓樓左近傳統街區,為開發商“大舉開發北街”的破壞行動“衝鋒陷陣”,用反傳統文化環境景觀的所謂“新思路”、將一座安全島似的、不倫不類的什麼“新昭明台上建新山南東道樓”的“混血兒”,強加給襄陽古城和襄陽民眾的種種做法,都是十分錯誤的!
筆者在“上書”中諫議襄陽市“四大家”和有關方面責任領導:權衡利弊、審慎定奪,決不能為後世留下新的遺憾。設若:“市樓鐘鼓失芳魂,父母冷卻桑梓心”,而“難得糊塗學板橋”的話,便“從此恥為襄陽人”了!
然而,筆者的“胳膊肘(終究)擰不過大腿”,為省城這家設計院所悉知的、“不啻是‘似曾相識鶴歸來’,是很受歡迎的”、武昌“新黃鶴樓的復構路子”截然不同的是:擺在襄陽古城民眾面前的“新山南東道樓”,不僅是一位地道的“天外來客”,而且,還是由省城這家設計院一手操辦的“新樓與襄陽北街的環境設計”呢。為了進一步給開發商家爭得“大一些、再大一些”的營業面積,竟然把“新山南東道樓”南路口主視向的開敞視廊行以阻塞。——這家設計院可以不受“襄陽市城市規劃”半點兒約束的、把襄陽十字街北向留存完好的北大街傳統街區、“大拆大建”得非驢非馬了。
與“的確和清樓(同治·黃鶴樓)十分相象”、“是很受歡迎的”武昌新黃鶴樓落成效果剛好相反:襄陽古城新落成的山南東道樓,亦“的確與清“乾隆·山南東道樓”的原形、相去了十萬八千里”了。“對於熟悉清樓的本地民眾來說”,亦“是很不受歡迎的”了!
美國建築大師伊利爾·沙里寧說:“讓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夠說出:這座城市裡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麼。”沙里寧這番話對於襄陽或襄陽市當今居民說來,便顯得有些“冤枉”了——不是么?以所謂“荊楚四大名樓”的名義、被貼上“山南東道樓”的標籤、終於1993年10月落成,硬性地、將那沒有方向感的所謂新“昭明台”、塞給古城民眾了,“存在便是合理”的取代了、古城民眾記憶中的“唐·山南東道”的“鍾、鼓之樓”的環境地位。難道說,這就是襄陽古城或襄陽市的現代居民,“在文化上的追求”了么?!
不僅如此,上述由省城請來的×大設計院、還在它自己的“新山南東道樓”南向正前方(北大街南端)近市中心十字街口的瓶頸位置處理問題上,不僅沒有“一定綜合”筆者送審方案 “減肥西側原有鼓樓商場近樓位的建築體量、確保市樓主位向的視廊通敞,允許鼓商投資市樓復建,將市樓台體中空的四層面積、十倍於其減肥面積還給鼓商而互惠互利”等表述的“建議的優點、長處,進行設計”,而是:①為了本院承攬更多些的設計業務,越俎代庖地、非要給“鼓樓商場”進行門臉裝修設計,乘機將商場向“北大街”街中心東擴5米又增加樓層,使“鼓樓商場”成為了北大街南入口的“巨靈神”;②為了進一步承攬更多的設計業務,打著“為襄陽市吸引投資”的旗號,將北大街南端瓶頸口位東側、城市規劃原本留作“襄陽十字街大型停車場”的用地,挪為“房地產開發”,並“精心設計”了一座比西對“鼓樓商場”體量更加龐大的商業大樓。——迫使鼓樓商場為了自己的生存與發展,以兩倍於“開發的總造價”從“皮包公司”手中購進新樓,負載經營。……
③自此,這家“大設計院:像刀斧手似的把“歷史文化名城”襄陽的北大街“砍下了頭顱”——讓一座不知所云、沒有方向性的交通安全島似的“天外來客”,橫行霸道的將北大街南端出口給嚴嚴實實的堵死了。——這座“脅肩諂笑、縮頭傻腦”、類“廡殿頂”式的所謂“新昭明台”,連同“鼓商集團”矗立於北大街南端、東西兩廂的、“太行、王屋二山”似的高大樓房,便把一條繁榮千載的襄陽古城“傳統商業步行一條街”,給堵進了死胡同。而那座全然喪失、昔日“山南東道樓”之所謂“虛而明、高而安,心舒目朗、周覽無礙”落落大方雄渾氣勢的、龜縮在兩尊商業巨無霸大樓之間的“新山南東道樓”呢,則活像一個“小鱉三兒”樣的惶惶不可終日了
寫在“最後的遺憾”
如是之襄陽古城“建在襄陽(新)昭明台上的(新)山南東道樓”之觀,新“襄陽北大街”南市口之觀,乃至“大拆大建(大劫大難)”之後的“襄陽北大街(非傳統的)新的街區”、讓襄陽民眾無不為之汗顏了。亦如筆者汗顏之餘,在1993年5月31日說道“關於襄陽古城環境保護與建設、改造問題”、再次上書市府決策領導時,順便談及新“昭明台”事宜(台上層樓也名之謂“山南東道樓”了),以順口溜形式呈詞云:
①.“遠看難辨名景,近賞不成佳境;純屬指鹿為馬,敢欺襄陽無人。”
②.“景台左右障高樓,視廊阻塞點子餿;千百年來名勝地,春蚓秋蛇競自由。名城襄陽名安在?無非一堆新磚頭!都說街亭馬謖過,蜀人何敢笑武侯?”
………………
豈止如此?襄陽“昭明台”之無中生有的地方命名,也算是地方典型的“錯打錯處來”的、命名陋俗中的“典型”了。……
昭明台上的(新)山南東道樓”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