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程寶林，男，旅美作家。湖北沙洋人，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英文寫作藝術碩士，20世紀80年代初“學院詩歌運動”的代表詩人之一；90年代成為新生代散文代表作家之一。1998年，他以“傑出人才”身份移民美國。著有《大地的酒漿——程寶林美文選》《父母的歌謠——程寶林鄉情散文選》《臨街的窗戶——程寶林詩選》、散文集《一個農民兒子的村莊實錄》、思想隨筆集《洗白》、英文詩集LI PO'S ClOTH SHOES等22部。
圖書目錄
第一輯學子情
我的歇張國小
筆緣
鄉村“塾師”列傳
老師
同學
我心悲涼
怕見家信
看電影《留守孩子》
星條旗下《畢業歌》
少年今日初長成
端午一哭
第二輯骨肉情
灶火，
秋天的絮語
善良
父親
終身大事
母親二題
堂叔
堂姑
堂妹
小金
歸葬
第三輯故土情
水稻
舊宅紀興
屋前宅後
祖墳
祖屋
天井的記憶
一樹紅霞曾照我
故土蒼茫
民如鳥獸
來家吃飯
回家吃飯
民間飲食
荊門鄉村的美食
江漢小鎮青未了
沙洋：地圖上有圖釘的地方
編輯推薦
《少年今日初長成》由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
序言
我終將為他們作傳
1
1980年7月7日至9日的高考，是中國恢復高考後的第4屆。這3天，決定我這輩子，將永遠離開歇張村。我拿著大隊開具的介紹信，到公社所在地煙垢糧管所，辦理了糧食戶口遷出手續。這就意味著，我跳出了“農門”，即將成為吃“商品糧”的人。
“狗日的吃商品糧的！。”
記得在村裡的稻田裡，在烈日下戴著斗笠勞動時，村道上過來一個騎著飛鴿車、穿著“的確良”、戴著上海表、腳登黑皮鞋的幹部模樣的人時，田裡的婦女們，就會抬起斗笠下汗水濕透的臉，無限羨慕地望著那個人，漸漸駛近、又漸漸走遠。如果那個騎車者，不識相地、誇耀地故意將腳踏車的鈴鐺搖響，他就會得到這樣的一句咒罵。
在村子的東邊斜坡上，有幾間當地唯一的磚瓦房，帶有一個頗為寬敞的院子，是我們那裡唯一的單位，全稱應該是“漳河水庫管理局大碑灣三乾渠管理處歇張管理段”，簡稱“管理段”，但在村民們口中，卻成了“管你蛋”。因為在湖北鄉間口音中，“段”(duan)和“蛋”(dan)同音。在我童年發生的事件中，包括這樣一件：某個夏天的傍晚，5里路外的吳集放電影，我們一群孩子在去看電影的路上，管理段的段長李胖子，騎著一輛腳踏車，神氣地從後面追了上來，地點正好是一座已經乾涸的堰塘。那是大旱之年的1972年，我讀國小2年級。幾個調皮搗蛋的孩子一擁而上，有的拉腳踏車的後架，有的乾脆朝上面跳。車頭東扭西歪，終於，李胖子連人帶車，跌進了泥塘里。
而最要命的是，在李胖子跌人泥塘之前，最後一個抓住他腳踏車的人，就是我。他咒罵著爬起來，將腳踏車拽上堰堤時，其他的孩子早就一鬨而散，跑得遠遠的了，只有我一個人，還傻傻地愣著，等待他揚起滿是污泥的大手，給我一巴掌。這一巴掌拍在我的後背上，並不很疼，卻將後背糊上了一大塊污泥。李胖子掉轉車頭，在月光下，朝他的小小王國——那幾間磚瓦屋騎去，來時的白色身影，此刻變成了黑色。
管理段的段長，自李胖子開始，後來換了好幾茬。李胖子是吃“商品糧”的，每月的一伙食，來自一個神聖的、神奇的糧本。憑著那個本子，他每月騎腳踏車，或是差手下人，到幾里路外的糧站，稱來幾十斤大米。後來的段長，卻得自己每個月從家裡用腳踏車將大米馱來。村民們就說：“這個段長是‘款’米袋子的。”“款”是當地土話，動詞，“背”的意思。很多年之後，我的父親，也曾到這個管理段當過幫工，負責巡視渠道，並在菜地里乾點雜活，每月“薪水”80元。在一次中暑昏倒後，我堅決逼迫父親，辭去了這份還算體面的“工作”。
當年的李胖子，如今尚在人世否？他給我的一巴掌，恰到好處地教訓了我的惡作劇。記得他從泥塘里爬上來，見到是我時，氣呼呼地罵道：“好小子，妄圖謀害革命幹部！”我知道，他指的是我糟糕的家庭成分。胖子通常善良，他並無意於真正害我。他的話，只是那個荒誕扭曲時代的流行語，一種類似於今日的時髦而已。果然，第二天，老師也只是在班上嚴肅地點名批評了我，卻並沒有將它上綱上線到“謀害革命幹部”這樣的嚴重程度。
2
將中國人劃分成吃“商品糧”和不吃“商品糧”的兩類。種糧食的人口，占全國人口的90%，人多理應勢眾，卻在中國社會中處於低人幾等的地位。這是我的童年少年時代，在中國農村生活最深刻，也最難忘的體驗。在舊中國，從農村進入城市的道路，有許多條。比如，到城裡的商鋪當學徒，進工廠當徒工，慢慢熬成老闆或師傅，在城裡安家立業。1949年之後，尤其是公社化的1958年之後，這條路被徹底堵死。一個農家女孩，無論如何聰明，貌如天仙，也沒有一個城裡人肯將她娶回。因為，她在城市裡沒有，也不能獲得戶口。沒有戶口就沒有工作，沒有工作就沒有收人。在那個近乎赤貧的時代，一般的工薪家庭，絕對養不起一個吃白飯的人。她只能留在農村，白汗黑流。更要命的是，人民政府將所生子女的身份，跟母親一方掛鈎，也就是說，新生兒出生後，是吃“商品糧”，還是“‘款’米袋子”，視乎母親的身份而定。母親是農民，子女就是農民，哪怕父親是城裡的幹部。
這樣的歧視，不勝枚舉，幾十年不廢。
1975年夏天，公社組織了現場批判會。我家附近的小廟大隊，一位大號熊傳飛的回鄉知青，在田邊地角的小塊荒地上，種上了自己的莊稼：水稻或小麥。當時的口號是：“斗笠大、扁擔長，塊塊種上革命糧。”熊的罪狀是：種下這些糧食，落入自己口袋。結果，數以萬計的公社社員，以及全公社十幾所中國小的全體學生，分期分批來這個村里，觀看“資本主義復辟”的活樣板。我國小班上的女同學彭金娥，在“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運動中，將瞎眼爺爺種在路邊荒地上的菸葉，扯得乾乾淨淨，換來了一張大紅的喜報：《鬥私批修扯菸葉》。我在自己菜地旁，挖了一塊大約兩平方米的荒地，作為我的“小菜園”，種了幾棵菜瓜和西紅柿，也被舉報到學校，遭到老師的批評。班主任還親自到我家的菜地踏勘，看那兩平方米的“小菜園”是否確實屬於非法開荒，是“資本主義尾巴”。“舉報”我的，可能是村里最喜歡到我這裡借書但後來打過架的一位夥伴；我一報還一報，“舉報”他在自己院子裡種西紅柿，結果被班主任當堂駁回。熱愛大自然，熱愛植物與種植的童心童趣，就這樣被荒唐而嚴酷的政治踐踏，而“舉報”之毒，這樣早，就普遍植入了無知少年的心靈深處。在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夫妻互相“舉報”，父子彼此“揭發”，反倫常被歌頌為“立場鮮明”，反人道被標榜為“鬥志堅強”，這樣的悲劇可以說無處不有，其來有自。
從1958年的不準搭火車外出逃荒，到1975年不準在荒地上私種莊稼，“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長資本主義的苗”，一脈相承的，是對人民利益，尤其是農民利益的輕賤和漠視。
前些天，給我家鄉的少年夥伴打電話。他時常關注我的部落格，對我批判那個時代及當時主要領導人的文章，既不以為然，也隱隱擔心。他說：“你那樣評論，是不對的。哪個國家沒有經歷曲折呢？就像我們自己，哪個人的路走得很順？” 在越洋電話中，我無言以對。這是我小時候常常睡一個被窩的夥伴，在村里門與門相對。因為閱歷、視野與審視的角度不同，他將那些年的那些事，看作是“無心之過”，而我，覺得是“制度之惡”。如果執政者，不牢記“治大國如烹小鮮”的古訓，隔三年五年，就來一番“一刀切”、“全國一盤棋”、“一風吹”之類的折騰，那樣的荒誕、荒唐、悲慘，還會重演。近年來，“半夜偷加印花稅”、“人民幣一夜‘勃起’”之類的事情，不是一再發生，跌破了國人與世界的眼鏡嗎？
3
當我第一次在美國的中文報紙上讀到一位讀者對我的評論，稱我為“農民作家”時，我忍不住笑了。我的笑，帶有點自嘲的味道，但更多的還是自豪。畢竟，從1991年，寫下第一篇關注“農民、農村、農業”的“三農”散文《水稻》以來，我這一題材的散文作品，已經多達近百篇，許多都被收入全國性選集中。2004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一個農民兒子的村莊實錄》，更獲得中美兩國約60家報刊載文評論，併入選“網路信息杯上海市民最喜愛的20本書書目”。我從網路檢索得知，鄭州市第11中學，更將該書列為當年高中生10大課外必讀書。在網友的部落格中，提及、摘錄這本書的文章，據我偶爾檢索，竟然有50多篇。這令我甚感欣慰。
我笑的原因，還在於我，不僅遠離了農村，甚至遠離了中國。如今，我在被稱為“人間天堂”的美國夏威夷任教，靠漢語，更靠英語，掙一碗洋飯吃。然而，在村民大多搬離那個村子，村莊一天比一天破敗冷清的情形下，我於2007年年底，以我微薄的財力，資助父母了卻了多年的心愿，將幾間早已廢棄、東倒西歪的土屋拆除，新建成了三間瓦房。父母故土難離，田園難捨，又從100多里外的城裡，搬回村中，成了村里唯一沒有責任田的“編外”村民。
我的內心，既略感安慰，也甚覺淒涼。那三間瓦房，耗資不過兩萬元人民幣，竟然成了村里近十多年來唯一修起的新房子，而且，千真萬確，成了村里最“漂亮”、最“氣派”的房子，與周圍老舊、衰敗，毫無生氣的土屋，形成了刺眼的對照。
越來越多的人家搬走了，土屋被拆掉，只剩下斷牆殘壁。連以前熱鬧喧譁、孩子們打來打去的“大街”上，母親也種上了蔬菜。南宋詞人曾有“故宮離黍”的悲嘆。昔日的宮殿，如今長滿了“黍”這種古老的莊稼，這種滄海桑田的變遷感，令人悲不自禁。我祖屋前的街道上，母親種植的這一片蔬菜，其“農村凋敝”的象徵意義，實在不必明言了。令我困惑與深思的，卻是這樣一個命題：為什麼中國的城市日新月異，現代化的程度，甚至超過了美國，農村卻人去村空、房倒屋塌，只剩下老弱病殘，獨守著孫兒孫女？中國經濟三十年奇蹟般增長，為什麼沒有惠及我老家，那個江漢平原邊緣，東距沙洋縣城不過30分鐘車程、北距荊門市不過一小時車程、到處是肥沃黑土、畝產稻米千斤的村莊？
4
我記憶里的村莊，有40多戶人家，近200口人。村子位於一處高崗上，村北曾有一座古廟，稱為“歇張廟”，據說道教祖師張天師，曾在此留駐，稍事休息，因而得名。廟中佛殿，想必是用鐵所鑄(距離我家數百里的武當山頂峰的佛殿，就是鐵鑄)，所以，也被稱為“鐵廟子”。廟在村北半里許的一處高崗上，是全村的制高點，風水應該很好，周圍一圈，挖有深深的壕溝。那裡曾被開闢成生產隊的禾場，修有一間土屋，當作倉庫。我曾在那裡，將曬乾的稻穀扛進倉庫里。後來，禾場被廢，成為麥地，土地深處，時常還有殘存的瓦片被耕出來，令人回想清末民初，寺廟裡香客如雲、香火鼎盛的情景。
閒來無事的時候，我偶爾會在一張白紙上，試圖將我小時候村莊的格局，完整地畫出來。我的努力總歸於失敗，因為我並無任何繪畫才能。那一間間屋子，如此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里，我畫在紙上的，卻完全是另外的樣子。有時候我想，要是當年有照相機，能為我的村莊，留下一些照片，該有多好。
在我六七歲之前，我家的房子，並非我們家獨居，而是和後來擔任過多年大隊長的范維志家合住，隔著天井，他們家住一側，我們家住另一側。這一點，怕是我的弟弟妹妹們，都未必知道。他們家後來搬出去，在村子南街的那棵大樹下，另建新屋，這座土屋才歸我們獨居。當時兩家是如何協商的、有哪些補償條件，我至今對此一無所知。好在父母健在，我可以了解清楚。
我家隔壁，就是全大隊的最高領導、村支書程應海家。他家晚飯吃得最晚，“夜深猶喚兒吃飯”，那個細節已被我寫進散文《回家吃飯》中。而《回家吃飯》中寫及的那個當鎮長的本家兄弟，又成了散文《探監記》中的主角。所謂世事如雲，命運弄人，大概就是如此吧？程書記的隔壁，是隊長曾祥生家。這個當權時兇巴巴的精瘦老頭子，我對他頗有好感，因為他曾幾次弄電影到村里，在大白天將倉庫關起門來當電影院，使四鄰八村對我們村羨慕得要死。他還曾請了一個河南的梆子戲班，在村里連唱三天大戲，轟動四鄉，出夠了風頭。我尤其記得，他將一個河南討飯的老頭，收留下來，安頓在村外的養豬場居住，提供口糧，讓這個異鄉人，在我們村過了好幾年安生日子，直到他的家人找來，將他接回河南。老人離開的時候，家家戶戶都送了些大米。這個討飯的異鄉人和他的兒子是背著滿滿兩大袋大米離開村子的。有一年，我回家探親，他光著上身，走到我家門前。我敬了一根煙給他，他感傷地說：“寶林，你下次回來，怕是見不到我這個老頭子了！”與我非親非故，當權時曾多次欺負我家成分不好的這位前隊長，對我說出的這句感嘆，令我感動和感傷。他的善，出自本性；他的“惡”，歸於時代。
曾祥生家的隔壁，就是劉汝謙家了。一個農民，竟然有如此儒雅的名字，這是我兒時常常思索的問題。他會所有的農活，但他卻能在牆上用石灰水刷白一塊地方，將那裡變成語錄欄，寫上“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之類的語錄。劉汝謙是個任何時候都笑哈哈的農民，他腦子運轉得越快，眼睛眨動的頻率就越快。他原本是正牌的武漢師範學院的大學生，武漢某中學的語文老師，莫名其妙，沒有任何檔案和手續，他就當了右派，先是送去伐木，後來被趕出武漢，回鄉來當了農民。有好幾年，他在隊里的窯上燒瓦，將黃泥做成“瓦圈”，曬到半乾後，—拍成四瓦，手藝屬一流。他後來成為我的地理老師，我高考的地理成績是81分，這其中就有他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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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家家地想下去，我有了一個堅定的念頭：為什麼我不能為這個村莊寫一本《村莊史》？在這本只涉及一個中國小村的“斷代史”中，我要發揚太史公秉筆直書的精神，讓那些默默無聞死去的人，其姓名和生平傳略能借我的文字，留存下去。這些如螻如蟻的生命，曾經承載了中國的一個時代。那個時代，無情地奪走了他們的勞動成果，留給他們的是兩代人的赤貧，是如今的斷牆殘壁、冷清無人的街道，是街道上我母親種下的蔬菜。
有許多史實，需要核定。比如，1974年2月的那場大火，燒毀了半個村莊，成為我們村子的一大劫難，它究竟是怎樣引起的？比如，1975年，大隊的民兵，用繩子牽著我家對面的曾姓富農的老婆，遊街示眾，甚至到國小里敲鑼，在全校師生，包括其子女前面，自我辱罵。她的胸前，吊著一雙破鞋和一把稻穀。她真的偷過隊里的稻穀嗎？遊街示眾的決定是誰作出的？
宋代儒者張載著名的“橫渠四句”是這樣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時代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在這幾句話里彰顯無遺。時易，境遷，這些我都難以企及。只有“為生民立命”這句，也許勉強可以做一點嘗試。“生民”這個詞太大了，我所能替他們說幾句話的，只有那些村民。
比如，寫這樣的一部《村莊史》。
這部書，我目前還沒有寫出來，但這是我內心深處的一個夢，一個承諾，一份責任。
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