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爾營的形成
1762年5月9日，第一批西遷官兵1千名匯集在察哈爾八旗中心，他們背負戰箭，腰跨戰刀，騎著戰馬，攜帶家眷，告別家鄉，陸陸續續出發了,笠年3月6日，1千名官兵陸續抵達烏魯木齊。除留駐烏魯木齊150名，庫爾喀喇烏蘇（今烏蘇市）派駐50名外，派駐伊犁之官兵843人，自2月16日始陸續編隊起赴伊犁，於4月15日抵達賽里木湖。據滿文檔案記載，在第一批西遷的察哈爾八旗內有200名額魯特人。
第二批西遷新疆的察哈爾蒙古與第一批不同的是，他們要解送大批牲畜到伊犁。因此兵丁分兩隊出發，前隊500名官兵要解送4萬隻羊到伊犁，因此不攜帶家眷，家眷由後隊攜帶。前隊500名兵丁在於1763年5月11日起程，花了1年零2個月的時間到達伊犁，後隊500名兵丁連同1千戶家眷共2013人，於1763年6月8日啟程，次年5月抵達伊犁。這批攜眷移駐的1千名察哈爾兵，其中有額魯特兵丁34名，均作為披甲。兩批察哈爾兵行走路線大致相同，都是越過蒙古高原。
兩批西遷新疆的官兵總人數據《伊江匯覽》載，移駐伊犁的察哈爾官兵1836戶，5548人，加上留在烏魯木齊的察哈爾及移駐庫爾喀喇烏蘇的察哈爾總計有6090人，實際人數可能超過此數。
組織構成
1763年1800名察哈爾兵以先後移駐編設兩個昂吉（昂吉，蒙古語，意為分支，是準噶爾台吉下組織名稱之一，清朝沿用），察哈爾營正式建立，第一批西遷的察哈爾人為“舊昂吉”，第二批西遷的為“新昂吉”，1764年又設察哈爾營領隊大臣（蒙古人稱米昂本）一員，總攬邊防事務，平時定期召集各旗兵丁進行軍訓，戰時則根據伊犁將軍的調遣命令，負責動員、率領全翼兵丁從征參戰。領隊大臣駐惠遠城（1896年移駐博爾塔拉），歸伊犁將軍節制。
1767年6月新昂吉為右翼，舊昂吉為左翼，左右兩翼各有8各蘇木，2各蘇木為1旗，即左翼4旗，右翼4旗，總計8旗。自此西遷的察哈爾兵正式以八旗組織建制起來。兩翼各有官兵920名，並各附有額魯特閒散100名，各設總管1人、副總管1員、佐領8員、驍騎校8員、空藍翎3員、委筆帖式2員、領催32名。
伊犁將軍還奉旨頒發了新的總管關防以及八旗旗纛，其八旗的旗名同內地的察哈爾旗名一樣，除全色的黃、白、紅、藍4色旗外，另4旗在原色旗上鑲邊，稱鑲藍、鑲白、鑲黃、鑲紅。右翼（新昂吉）4旗為鑲黃、正白、鑲白、正藍，左翼（舊昂吉）4旗為正黃、正紅、鑲紅、鑲藍。
自1764年始，察哈爾營內除原隨遷的額魯特人外，又陸續安插了自哈薩克、布魯特（克爾克孜）等地逃來投清的額魯特人，1767年總計有額魯特閒散兵200名，以後由額魯特閒散內又撥入察哈爾營420戶。因此察哈爾營的額魯特人是不少的，有600餘戶，千餘人，特別是舊昂吉。
察哈爾營八旗為軍政合一的組織，凡蒙古族旗內的男性丁口，皆按規定由18歲至60歲者都有服兵役的義務。其兵丁平時生產，戰時從征。旗以下的社會組織是蘇木（是蒙古語，“箭”之意，就是滿族的“牛錄”，漢語稱為“佐”）。蘇木是旗以下掌管兵役、行政的基層組織。察哈爾營每旗有2個蘇木，左右兩翼各有8個蘇木。清朝規定每150戶組成1個蘇木，其中50人為驍騎（即現役兵）兵，其餘100人為閒散驍騎兵（即預備役兵），統稱為箭丁。
每蘇木設章京（章京為滿語，察哈爾蒙古發音為占格，漢語佐領之意，）1人，負責統轄全佐兵丁，審理編報丁冊，章京以下，設昆都（驍騎校）、博碩克（領催）、轉達（護軍校）、梅倫（副佐領）等官吏。蘇木以下每十戶，設“什長”一人，受章京管轄。
左右翼8個旗都以軍旗色命名，即：庫外特夏爾（鑲黃旗）、古勒夏爾（正黃旗）、庫外特烏蘭（鑲紅旗）、古勒烏蘭（又稱古勒郎，正紅旗）、庫外特察乾（鑲白旗）、古勒察乾（正白旗）、庫外特科克（又俗稱依克科克，“大藍之意”，鑲藍旗）、古勒科克（又俗成巴噶科克，“小藍之意”，正藍旗）。
駐防職責
駐守卡倫、台站：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主要任務是駐卡巡邊，察哈爾營駐守21座卡倫，其中常設卡倫9座，添撤卡倫12座，無移設卡倫。常設卡倫即：烏蘭布喇、扎克鄂博、哈布塔海、烏柯克、沁達蘭、索達坂、沖庫克、庫庫托木、達爾達木圖卡倫。添撤卡倫12座：綽倫古爾、音德爾圖、阿爾齊圖哈瑪爾、雅瑪圖、木魯、沙喇布魯克、碩博圖、察奇木圖呢蓋、喀喇烏珠爾、察罕烏蘇、鄂拓克賽里安達拉、乾珠罕布拉克安達拉等卡倫。
據《伊犁略志》載，到清道光年間，察哈爾營領隊大臣管轄的卡倫有6座，巡防哨（小卡倫）有14座。6座卡倫即：索達板卡、沁達蘭卡、哈布塔海卡、庫克托木卡、許步土卡、綽倫古爾卡。14個巡防哨：乾楚汗布拉克、鄂拓克沙里、達爾大木土、扎克峨波、烏薩克、夏拉西里、殷德爾土、夏拉布拉克、牧祿、哈拉烏朱爾、雅瑪圖、查乾烏蘇、伊拉土哈木爾、察克爾圖拉。
察哈爾營除了駐守所守卡倫外，還派兵5—15名協助巴彥貸（惠寧）領隊大臣駐守其專轄的塔爾基卡及乾楚汗卡。
1864年10月7日，隨著沙俄入侵，大片國土的喪失，失地內原設的許多卡倫被丟失。因此，處於邊界地區的卡倫，其職能也有所改變。沿邊卡倫基本上成為一種軍事哨卡，主要任務就是守衛邊界了，所以察哈爾營官兵駐守卡倫的任務也更重了。1876年，察哈爾營管轄的“卡倫”共設15個，即：乾珠罕、察罕郭勒、哈喇郭勒、哈喇烏珠爾、察罕烏蘇、西里布拉克、庫克托木、索達巴罕、沁達蘭、哈布塔海、扎克鄂博、木魯、察齊爾圖呢蓋、固爾班畢力齊爾、額肯西里。史稱“舊21、新15”。光緒年間，國力日衰，清政府為節省軍餉，將原察哈爾左右兩翼16佐領裁去4個，1903年初，察哈爾左右兩翼共有官兵1150名，仍按舊制巡邏防守邊界卡倫。
察哈爾營除了駐守卡倫外，還有駐守五座軍台的任務。軍台就是駐軍防守的驛站，它負有傳遞各處文武官員的奏報文報，應付過往差員，運送官物等職責。通常每個軍台內額設兵14名，車2輛，馬43匹，牛12頭等。察哈爾營駐守的5座軍台即：1塔勒奇阿滿台（俗稱頭台）、2博勒齊爾台（塔勒齊爾台，即二台）、3鄂爾哲圖博木台—（俗稱三台）、4呼蘇圖布魯克台（俗稱四台）、5托和木圖台（又稱王台、五台），這5座軍台都在伊犁通往庫爾喀喇烏蘇境（即東路）及博爾塔拉的交通要道上，
察哈爾營不僅駐守博爾塔拉，自1766年始，察哈爾營同滿洲、錫伯、索倫、額魯特一同駐守塔爾巴哈台。察哈爾、額魯特營一年一換。察哈爾營每年派佐領1員、驍騎校1員、兵150名換防塔爾巴哈台。除此之外，察哈爾兵還要照看土爾扈特、和碩特蒙古部遊牧。
自1764年始清朝每年派出一定數量的軍隊到吹（即吹河，今改名為楚河，在獨立國協境內）、塔拉斯（因臨塔拉斯河而得名，今為哈薩克共和國之江布爾）地區稽查和巡邏，察哈爾官兵也隨同前往。隨著沙俄的入侵，巡查完全是巡邊，主要任務是勘察界碑，修整鄂博和緝捕越界俄人，以抵制沙俄為主，具有較強的邊防意識。
武器裝備
察哈爾兵作為清朝的八旗兵，肩負著繁重的戍邊任務，因此為提高作戰能力，官兵定期進行操練。訓練的項目主要是騎術和射箭，察哈爾營官兵主要配備弓箭、撒袋（箭掛袋）、腰刀、長槍和鳥槍（火槍）。據滿文檔案載，總管2員每員應有戰箭250枝，副總管、佐領18員，每員應有戰箭200枝，驍騎校16員，每員應有戰箭100枝，領催64名，每員應有戰箭70枝，而且總管、副總管、佐領、驍騎校、領催等官員還要必配撒袋1副、弓2張、腰刀1把。馬甲（即披甲）1736名，每員應有戰箭50枝、撒袋1副、弓1張、腰刀1把，每2名兵，還配有長槍1桿，每5名兵，應配有鳥槍1桿。察哈爾營的武器裝備計有：撒袋1837副，弓1937張，腰刀1837把，長槍868桿，鳥槍347桿。
歷史功績
察哈爾等營官兵當時素稱“國家勁旅。他們在新疆安內攘外的鬥爭中起了一定的作用。19世紀20年代，大小和卓的後裔張格爾，在浩罕（烏孜別克人建立的封建國家）統治者的支持下，先後四次返回新疆進行作亂。當張格爾第二次入卡作亂時，清廷增調了錫伯、滿、索倫、察哈爾、額魯特兵各100名赴喀什噶爾，由於他們的奮力作戰，打退了張格爾的進攻。張格爾第三次入卡作亂時，察哈爾、錫伯等四營官兵前往阿克蘇圍剿，取得了渾巴什河戰役的勝利，從而阻止了張格爾攻占阿克蘇。在攻克喀什噶爾的戰役中，察哈爾等營官兵衝鋒陷陣，立下了大功。1828年6月，張格爾之亂被平定，南疆暫趨安定。張格爾暴亂所以能夠很快被平息，這同新疆各族人民的通力協作是分不開的，1830年初，浩罕又指使張格爾之兄玉素甫和卓再度入卡坐亂。伊犁將軍又急調滿營等換防兵及察哈爾等營官兵前往戡亂，在察哈爾等營兵的英勇出擊下，擊潰了敵人的圍剿。玉素甫和卓率餘眾逃到了浩罕。
1857年6月5日，倭里罕和卓帶領部下竄犯入境，猛攻喀什噶爾漢城、英吉沙爾漢城及南疆政治中心葉爾羌等地。察哈爾營領隊大臣錫拉那奉命管帶伊犁滿營、綠營、錫伯、察哈爾、額魯特各營官兵1千餘名於7月下旬到達阿克蘇，8月3日先後解了巴楚、葉爾羌之圍，接著清軍兵臨喀什噶爾城下，倭里罕餘眾不戰而潰，逃出卡外。倭里罕之亂被平定後，清政府同樣對在本次戰役中立下戰功的官兵給於獎賞，察哈爾營領隊大臣錫拉那以葉爾羌等處剿賊出力，被授予巴圖魯名號。
抵禦外侮的鬥爭：1865年，中亞地區的浩罕汗國利用清政府忙於鎮壓內地各族人民起義、無力西顧之際，乘機派將領阿古柏帶匪徒侵入南疆，阿古柏利用各種手段，攻占了南疆各城，而且於1871年侵入烏魯木齊、瑪納斯等地。與此同時，沙俄也出兵侵占了我國伊犁地區，並進一步向北疆各地進行滲透。我國西北邊疆形勢繼續處於危急之中。各族人民陷入了外敵統治之中。
1875年5月，清廷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驅逐侵略者。笠年8月，清軍在烏魯木齊地區向阿古柏匪軍發動進攻，廣大官兵經過英勇奮戰，取得了古牧地、烏魯木齊、瑪納斯、達坂城、吐魯番等戰役的勝利，基本上消滅了阿古柏匪軍的主力。1877年8月，清軍從吐魯番、託克遜出發，對阿古柏殘餘展開了追擊戰。經過4個多月的作戰，清軍收復了喀什噶爾、和田，徹底驅逐了阿古柏匪軍。在驅逐阿古柏的鬥爭中，察哈爾軍民踴躍參加剿匪部隊，共同作戰，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特別是在收復瑪納斯南北兩城的戰役中，許多官兵都英勇奮戰，立了大功，這在史料中都有記載。
1871年5月15日，沙俄侵略軍分別兩路向伊犁進犯，面對沙俄侵略軍的入侵，伊犁軍民進行了英勇的反擊，察哈爾左翼總管博勒堆、右翼總管阿有等率領官兵於5月22日，在霍爾果斯與沙俄軍隊打了一仗，沙俄入侵者兵敗逃竄。6月26日，沙俄軍隊渡過霍爾果斯河，向駐守在阿克肯特至阿里瑪圖一帶的伊犁軍民進攻。廣大伊犁軍民雖然進行了頑強的抵抗，由於他們手持的兵器是弓箭和腰刀、鳥槍等，最終抵抗不過手持洋槍洋炮的沙俄侵略軍，而節節敗退。7月1日，沙俄侵略軍攻占了綏定，接著占領了固爾扎（又稱金頂寺，今伊寧市）。在反擊沙俄入侵的鬥爭中，伊察哈爾蒙古同維吾爾、哈薩克、漢、額魯特、錫伯、柯爾克孜等各族人民一道浴血奮戰，為保衛祖國的神聖領土，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
畜牧業的開發
西遷的察哈爾作為遊牧兵丁，其主要任務除了駐卡巡邊外，仍然是牧放牲畜。
伊犁地區有著廣闊的牧區，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牧草豐茂。清朝統一新疆以後，為恢復和發展新疆地區遭受戰亂破壞的社會經濟，在新疆進行了一系列經濟開發活動，其主要的一項經濟開發活動是興辦官牧廠，伊犁牧廠始於1760年立孳生馬廠，1761年立孳生羊廠、駝廠，1762年立孳生牛廠。
伊犁官辦牧廠的部分牲畜是察哈爾蒙古從故鄉帶來的。察哈爾蒙古在家鄉察哈爾草原時就牧放著官辦牧廠的牲畜，據滿文檔案記載，兩批西遷的察哈爾官兵共帶來了羊4萬隻，駝2050峰，馬5447匹。這批牲畜不僅為伊犁牧廠的創辦奠定了基礎，也為此後新疆畜牧業的發展提供了優良品種。
伊犁牧廠設立之初，察哈爾額魯特兩營經營著伊犁官辦牧廠的大部分牲畜，而到嘉慶初年，先後停止錫伯、索倫兵丁牧放伊犁牧廠牲畜，將其牧放牲畜全部交給察哈爾、額魯特兩營。自此，伊犁牧廠除了有少部分羊及牛仍有維吾爾人牧放外，則全有察哈爾、額魯特營經營。察哈爾、額魯特兩營牧放的牲畜數也大為增加。以孳生廠為例，馬廠總計有孳生本馬28569匹，其中察哈爾營左翼牧放馬5743匹，右翼牧放馬5759匹；牛廠有孳生本牛11845隻，其中察哈爾營左翼牧牛2076隻，右翼牧牛2088隻，羊廠，共有孳生本牛140695隻，其中察哈爾營左翼牧放羊28287隻，右翼牧放羊26000隻。
備差廠即儲備牲畜以供差用，孽生廠取孽牲畜均入備差廠。1816年統計，伊犁備差廠有馬17738匹，內察哈爾左翼牧馬4878匹，察哈爾右翼牧馬4881匹，牛廠有牛11573隻，內察哈爾左翼牧牛2433隻，察哈爾右翼牧牛2350隻，羊廠存羊32187隻，察哈爾左翼牧羊1430隻。據滿文擋案記載，乾隆年間察哈爾營僅牧放伊犁牧場的牲畜就有10多萬頭。
農業的開發
察哈爾蒙古西遷北疆後，除放牧外還種植農作物。因此，察哈爾蒙古西遷後“所有口糧，俱系自耕自食”。察哈爾軍民被安置在博爾塔拉、塔爾巴哈台時，當地田渠皆廢，遍地是野草他們不畏艱難，在荒原上安家立業，開荒種地，沒過兩年，“農牧皆得其利”。
博爾塔拉屬於新疆盆地中西部山地乾燥氣候區，夏季炎熱，降水少，冬季嚴寒，因此農業用水是河水。察哈爾軍民灌溉用水主要是博爾塔拉河。博爾塔拉河是博爾塔拉境內最大的河，全長252公里，流域面積15928平方公里。博爾塔拉河兩岸察哈爾人民基本上在沿河地帶耕種農田。
嘉慶年間，松筠（察哈爾部人，後被編入蒙古八旗正藍旗）任察哈爾營領隊大臣後，很重視農牧業生產的發展，在他的倡導下，博爾塔拉開鑿了一條最大的水渠，名為“皇渠”，察哈爾蒙古稱為“相根布呼”，意為“政府出資修的渠”，水渠長逾10公里，後不斷擴修，由於水利事業的發展，察哈爾營的屯田畝數擴大，大營盤（博樂市境）、小營盤、青得里、達勒特等地都成為其屯地，在博爾塔拉流域共屯田3200畝。駐牧於今溫泉縣的察哈爾營左翼屯田於哈爾布呼、安格里格、查乾屯格等地。
1879年署理察哈爾營領隊大臣原錫伯營總管喀日莽阿領導察哈爾及錫伯軍民開挖“哈日布呼”，“黑渠”之意,該渠是引入博爾塔拉河水，渠全長約25公里，這是溫泉縣最早的一條渠道工程。1879年在喀爾莽阿指揮下，蒙古族、錫伯族每戶出一個勞動力修建了“夏日布呼”大渠，意為“黃渠”之意。長約10公里—15公里。
察哈爾營的旗屯收效是很大的，經濟的發展又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人口也增加了。民國初年，察哈爾營人口總數為16023人。察哈爾營的旗屯是清朝新疆屯墾事業的一部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起了積極作用。作為清朝統一新疆後第一批拓荒者，察哈爾軍民開墾土地，興修水利，為清代博爾塔拉、塔爾巴哈台農業生產奠定了基礎。
清代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屯墾戍邊，肩負著駐守卡倫的重任。察哈爾軍民地處祖國西北前哨，晝夜巡卡守邊，盡職盡則，最終未使博爾塔拉、塔爾巴哈台等地落入侵略者手裡。他們為保衛祖國西北邊疆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