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在史籍《明史·靼韃傳》中，記載察哈爾·林丹則取諧音為“虎墩兔憨”，是滿族對他帶有輕蔑的意思。
據清朝康熙內府蒙古文抄本的史籍《蒙古源流》記載，林丹汗是蒙古察哈爾部首領，也是蒙古最後一位大汗，出身於蒙古黃金家族，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孫。黃金家族指的是大蒙古帝國成吉思汗的後裔。
其時，蒙古察哈爾部實力雄厚，其勢力範圍東起遼東，西至洮河，擁有八大部、二十四營，號稱四十萬蒙古。在史籍《明神宗實錄》中記載，林丹汗有“帳房千餘”，牧地遼闊，部眾繁衍，牧畜孳盛，兵強馬壯，自稱全蒙古大汗。
察哈爾·林丹自稱：“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邊止我一人！”因而，察哈爾·林丹冀圖繼承大元可汗的事業，南討明朝撫賞，東與後金爭雄，號令漠南蒙古。
察哈爾·林丹即位後，進行全面的政策調整。察哈爾·林丹極力爭取黃教僧侶封建主的支持，接受沙爾巴呼圖克圖的灌頂戒教，稱“林丹呼圖克圖汗”。又下令將一百零八函的《甘珠爾》經典譯成蒙古文，用金字抄寫在藍紙上。繼而編纂蒙古文《大藏經》，並興建了著名的寺院“察乾召”(白寺)。在察哈爾·林丹的積極倡導下，黃教在蒙古左翼諸部傳播開來，寺宇林立，僧眾遍地，每個家庭都派一子出家為僧，喇嘛教迅速為蒙古貴族和民眾所接受。喇嘛們用千金鑄造嘛哈噶喇金佛。傳國玉璽、嘛哈噶喇金佛、金《甘珠爾》經被視為三大法寶。不過，在察哈爾·林丹改奉紅教後，信奉黃教的漠北喀爾喀和右翼三萬戶的各部汗、濟農、諾延、台吉，與林丹汗逐漸有所疏遠。
由於漠南蒙古東介於明朝與後金之間，具有重要戰略地位，而成為後金與明朝的爭奪對象。在明朝、後金與察哈爾部之間鼎立的矛盾中，明廷與後金的矛盾是主要的。明朝主要採取“以西虜制東夷”的策略，聯合林丹汗，共同抵禦後金。林丹汗向明廷提出“助明朝、邀封賞”。明朝政府則每年給林丹汗的賞銀先為四千兩，後增至四萬兩，再增至四萬兩，爾後增至十四萬兩。
明崇禎二年(後金天聰三年，公元1629年)崇禎皇帝朱由檢命大臣王象乾與袁崇煥共商對策。在《明史·韃靼傳》中記載：“象乾至邊，與崇煥議合，皆言西靖而東自寧，虎不款，而東西並急。因定歲予插(察哈爾林丹汗)金八萬一千兩，以示羈糜。”就是明朝政府以牛羊、茶果、米谷、布匹、金銀為撫金，換取察哈爾林丹汗不犯邊，而求得西邊安靖，明廷得以集中力量對付後金政權。
察哈爾·林丹接受了明朝的撫賞，顯然妨礙了後金攻明的大政方針，後金天聰汗愛新覺羅·皇太極決定首先征撫察哈爾·林丹。因此，後金天聰汗與林丹汗之間的爭戰根本就不可避免。結果，愛新覺羅·皇太極先後三次出兵進攻蒙古，察哈爾·林丹勢窮力竭，最終死在青海。
察哈爾·林丹對明朝索要撫賞，忽即忽離。而對待後金政權則由輕慢而迅速轉為畏懼。
明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農曆10月，察哈爾·林丹遣使至後金，狂稱“統四十萬眾蒙古國主巴圖魯成吉思汗，問水濱三萬人滿洲國主”云云。後金的諸貝勒大臣見了察哈爾·林丹來書，皆勃然大怒，要將其來使一半斬殺、另一半劓鼻馘耳放歸。當時佟·努爾哈赤說：“使者無罪，暫加扣留，待派使臣返回後再做處理。”隨後，後金天命汗佟·努爾哈赤遣使齎書報察哈爾·林丹。察哈爾·林丹把後金使臣也關了起來，並對佟·努爾哈赤的國書做出了傲慢的回答。
佟·努爾哈赤誤聞自己派遣的使臣被察哈爾·林丹所殺，怒斬蒙古使臣，但後來，後金使臣卻卻買通了蒙古看守，逃回了後金。不久，在佟·努爾哈赤成功地攻占了明朝的瀋陽、遼陽後，後金政權同察哈爾蒙古的關係發生了新的變化。
察哈爾·林丹在蒙古實行錯誤政策，加速了察哈爾內部的分崩離析。他自己掠土地、劫牛羊、窮奢極欲、暴虐無道，“炰休悖慢，耳目不忍睹聞”。察哈爾·林丹自恃士馬強盛，橫行漠南，破喀喇沁，滅土默特，逼喀爾喀，襲科爾沁。史載察哈爾部屬五路頭目的妻子，被林丹汗重臣貴英強占，受害頭目含憤投巴林部首領炒花，“炒花不能養，投奴酋。奴酋用之守廣寧”。因此，察哈爾蒙古的許多部落因對察哈爾·林丹不滿，逐漸背離而轉而依附於後金政權，與後金盟誓。例如科爾沁等部在後金軍隊的及時援助下，打退了林丹汗的軍事進攻。
之後，後金天命汗佟·努爾哈赤憑藉有利的形勢，開始向漠南蒙古發動軍事攻勢。在此次戰役中，後金大軍掃擊巴林、巴岳特、烏濟業特三部牧地，俘獲五萬六千多人畜。這是後金政權大規模進攻蒙古的開始。此後，又有許多蒙古部落依附於後金政權。
在愛新覺羅·皇太極繼承後金汗位後，開始重點進攻蒙古諸部，並直接威逼到察哈爾部。據史籍《崇禎實錄》中記載：後金天聰二年(明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農曆6月，察哈爾“拔帳而西，騷動宣、雲，已逾半載”。察哈爾·林丹率察哈爾部開始西遷到宣府、大同塞外。
察哈爾·林丹西遷之後，明朝中斷了撫賞，因此其內部困難加劇，眾叛親離，四面楚歌。在這種情況下，後金天聰汗愛新覺羅·皇太極對察哈爾部連續發動了兩次軍事進攻。
第一次，明崇禎元年(後金天聰二年，公元1628年)農曆9月3日，愛新覺羅·皇太極親率大軍，會同歸附的蒙古諸部征討察哈爾部。愛新覺羅·皇太極第一次以“盟主”的身份發號施令，統率蒙古諸部軍隊向察哈爾·林丹發起進攻。9月6日，皇愛新覺羅·皇太極率領大軍離開瀋陽，西征林丹汗。9月8日，聯軍經都爾鼻(今遼寧彰武)時，敖漢、奈曼等部兵來會。爾後，喀爾喀、科爾沁、扎魯特部、喀喇沁各部兵來會。隨後，愛新覺羅·皇太極指揮滿蒙聯軍，乘勝前進，追捕敗軍，直至興安嶺。在史籍《清太宗實錄》中記載：“遣精騎追捕敗軍，至興安嶺，獲人畜無算。”愛新覺羅·皇太極親征察哈爾大軍，於農曆10月15日回到瀋陽。是役，為後金政權第一次由天聰汗親自統率，會集蒙古諸部兵馬，共同進擊察哈爾部林丹汗。愛新覺羅·皇太極通過對察哈爾部的第一次進兵，確立了對漠南蒙古東面諸部的盟主地位，建立了蒙古歸附各部對後金政權的臣屬關係。察哈爾·林丹在受到愛新覺羅·皇太極威逼後，再次西遷，於是，愛新覺羅·皇太極對察哈爾部發動了第二次征伐。
第二次，明崇禎六年(後金天聰七年，公元1633年)農曆4月1日，愛新覺羅·皇太極發動了第二次對察哈爾部的進軍。4月9日，大軍到西拉木倫河時，沿途蒙古各貝勒率所部兵來會，共同大舉進攻察哈爾部。據史籍《天聰朝臣工奏議》中記載，這次滿蒙聯軍出征的目的：“一欲為我藩國報仇，一欲除卻心腹大患。”察哈爾·林丹聞警大驚，“遍諭部眾，棄本土西奔，遣人赴歸化城，驅富民及牲畜盡渡黃河。察哈爾國人，倉卒逃遁，一切輜重，皆委之而去”。察哈爾部眾散處黃河河套及套西一帶。
在史籍《清太宗實錄》中關於皇太極第二次親征察哈爾林丹汗之役，是歷時四十天，僅斬一人、獲六人，又獲馬一匹、駱駝一峰。滿蒙聯軍始終未同察哈爾部的軍隊相遇，無果而還。愛新覺羅·皇太極在深入察哈爾境地後，遇到的主要困難一是缺水，其時，以一隻黃羊換水一碗，可以看出水之珍貴。二是缺糧，大軍“分道而獵，及合圍，見黃羊遍野，不可數計，遂殺死數萬。時軍中糧盡，因脯而食之”。
明崇禎七年(後金天聰八年，公元1634年)農曆4月，察哈爾·林丹抗清失敗，自己也“發痘”病死在青海的打草灘阿拉他拉。其子察哈爾·額爾克孔果爾額哲擁眾過萬，仍駐紮在河套地區外圍。
經過後金政權兩次大的打擊和西遷，察哈爾部人心離散，勢不可為，“食盡馬乏，暴骨成莽”。為了逃竄，捨棄故業，西奔圖白忒部落，牲畜死得很多。許多部民沒有吃的，彼此“殺人以食”。察哈爾部的許多部眾已經不願再隨察哈爾·林丹繼續西遷道吐蕃、青藏一帶地方，許多部落首領紛紛投歸後金政權，就連他的一位妻子也率其八寨桑，以一千二百戶歸降愛新覺羅·皇太極。
愛新覺羅·皇太極鑒於形勢發生變化，諭率兵諸貝勒大臣曰：“察哈爾知我整旅而來，必不敢攖我軍鋒，追愈急，則彼遁愈遠。我馬疲糧竭，不如且赴歸化城暫住。”於是大軍回返，趨歸化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滿蒙聯軍經宣府、張家口等地時，大肆搶掠，飽欲而返。明崇禎七年(後金天聰八年，公元1634年)農曆7月24日，愛新覺羅·皇太極率軍回到瀋陽。
愛新覺羅·皇太極征蒙古的最大收穫，是得到了察哈爾·林丹的傳國玉璽，他非常高興，認為這是天命所歸，於是做出了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決定：改“後金”國號為“大清”。
察哈爾·林丹，這位成吉思汗以降的最後一位蒙古大汗，成為了滿清王朝愛新覺羅氏族立朝統世的最大奠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