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序本輯編選的是1995～2007年海內外性別研究（使用中文發表）的主要成果。自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以來，我國興起了性別研究的一個小高潮，以性別研究為主題的論文和專著層出不窮，因此這個選輯無法避免掛一漏萬的命運。
熊秉純的《質性研究方法芻議：來自社會性別視角的探索》探討了性別研究中質性研究方法的價值。論文從方法論和認識論的角度向傳統的特別看重定量研究方法的社會學研究提出挑戰，認為質性的研究方法不僅為經驗研究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工具，而且從認識論上對所謂價值中立的純客觀的知識獲取過程提出質疑並另闢蹊徑。作者雄心勃勃地提出“從社會性別視角重新建構知識體系”。不管她的雄心是否能夠實現，至少論文中已經勇敢地提出要摒棄空洞的辭彙，要給個案研究一席之地，以及要檢視研究者個人因素在研究中所隱含的問題，並且對她的論點作出了有力的論證。
金一虹的《“鐵姑娘”再思考——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社會性別與勞動》一文，通過對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中國婦女參與社會勞動的描述，分析國家動員和行政干預如何影響女性新的勞動角色的形成。在這一歷史階段，在國家政策的干預下，逐漸形成了以城市女性為一級蓄水池、農民為二級蓄水池的勞動計畫調節模式。與此相伴隨的是中國勞動分工的“去性別化”，形成女性在多種行業就業、與男性勞動者相融匯混合的特點。“文化大革命”時期是該文的重點。在這一時期，強有力的政治動員使“去性別化”特點達到頂峰。大慶的“男工女耕”和“鐵姑娘”是這一時期推行的兩種典型的性別分工模式。文章分析了這兩個典型性別分工模式對女性勞動者的影響。調查發現，對被動員的中國婦女來說，新的勞動角色對她們既有正面的意義，也有負面的影響。
高小賢的《“銀花賽”：20世紀50年代農村婦女的性別分工》一文的主題，是20世紀50年代陝西關中地區規模最大的一場以婦女為主體的勞動競賽——“銀花賽”。論文通過大量的口述實錄和文獻檔案，分析了這場社會動員背後的多種因素，論述了國家的經濟政策如何與婦女解放的策略交織在一起，如何在推動婦女走向社會勞動的同時，製造並維持了社會性別差異和不平等。
劉伯紅和卜衛的《我國電視廣告中女性形象的研究報告》，在我國第一次運用女性主義的視角分析了電視廣告傳媒中所呈現的女性形象，揭示了人們司空見慣的現象中所存在的性別歧視問題。這項研究的目的是：考察我國電視廣告中是否存在性別歧視；如果存在性別歧視，其主要特徵是什麼；如果存在性別歧視，解構廣告以說明這類廣告的性質。研究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我國的電視廣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性別歧視的傾向。文章分析了我國性別歧視廣告的主要特徵，認為其最主要的特徵表現為角色定型。男性的科技專業霸權是角色定型在科技變化和發展時期的特有表現，也是角色定型特點的補充。電視廣告中的女性形象與社會現實不符，電視廣告沒有充分肯定婦女的社會作用和貢獻。
余曉敏和潘毅的《消費社會與“新生代打工妹”主體性再造》一文認為，農民工的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問題，近年來已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階段形成的特殊階級、性別、城鄉、族群等社會結果造就了打工妹特殊的主體性。消費革命的到來和消費社會的形成對於打工妹的身份認同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文章從中國消費革命的社會現實出發，將主體性社會建構的空間由生產領域擴展到消費領域，探討了消費革命中的社會不平等問題，分析了新生代打工妹的獨特消費模式。文章著重探討了新生代打工妹的社會身份是如何在國家、資本與社會的合力下，在生產領域被建構成廉價、卑微、次等的“生產主體”，而打工妹們又是怎樣在消費領域進行再造，渴望成為自由、平等、有價值、受尊重的“消費主體”，以及這種生產主體與消費主體是如何相互建構的。
楊善華和柳莉的《日常生活政治化與農村婦女的公共參與——以寧夏Y市郊區巴村為例》一文認為，國家與農民對於村幹部選舉和村莊的公共事務有著不同的考慮，背後實際上是國家政治和村莊政治的區分。農民對村莊政治關注的直接結果是使農民的日常交往行動帶有很強的工具理性色彩，從而使村莊政治與農民的日常生活交融，出現“日常生活政治化”的現象。而且，恰恰是因為村莊政治的存在，農村婦女才可以像男性村民一樣，通過日常交往去參與村莊的公共事務並得到村落社區的承認和肯定。文章提出，我們可以從日常生活的視角去關注農村婦女的公共參與，從而發現村莊政治背景下農村婦女公共參與的特點，深化對農村婦女公共參與的認識。
鄭丹丹的《無法分隔的公私領域——以下崗女性為例看職業地位和家庭地位的交織關係》，通過對四位下崗女工的分析，揭示出在中國城市家庭中女性的家庭地位和職業地位有著密切的聯繫。文章質疑劃分“公領域”和“私領域”的理論，反對將家庭當作一個整體和獨立的研究單位，認為家庭中的男性統治是男性權力的一部分。
李樹茁和古波塔（Monica Das Gupta）的《性別歧視和婚姻擠壓——中國、韓國和印度的比較研究》一文，比較了中國、韓國和印度的家族制度和婚姻體系，考察了導致婦女低下的家庭地位和對女性歧視的原因。文章從家庭相對資源約束的角度，以這三個國家的家庭制度、婚姻體系和1920～1990年社會歷史中使家庭受到嚴重資源約束的重大事件為背景，研究了性別歧視對婚姻市場的影響以及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
楊念群的《從科學話語到國家控制——“纏足”美醜與身體政治》一文，從社會史的角度分析了中國婦女的纏足習俗以及圍繞著這一習俗所展開的種種觀念、制度和話語權的爭奪，在纏足是美是醜的問題上展開了性別話語與身體政治的激烈論爭。婦女在纏足問題上是僅僅作為被動的審美和施虐的客體，還是主動參與的主體？科學話語在反纏足運動中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國家控制甚至暴力在反纏足運動中又具有什麼樣的影響？文章以豐富的史料、文本為依據，重現了纏足與反纏足的歷史過程，對這個曾經關係到幾乎全體中國女性身體與命運的習俗的演變興衰過程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和解說。
唐燦的《性騷擾：城市外來女民工的雙重身份與歧視》一文，是對性騷擾問題的一項經驗研究報告，意在說明不同國家、地域、階級、階層的婦女問題的多樣性。文章描述了城市中外來女工所遇到的性騷擾問題，分析了她們因性別身份和就業身份而受到的雙重歧視，並揭示了婦女群體內部以地域和階層為界的利益及地位差異。與西方女性主義將性騷擾歸因於不平等的性別制度有所區別，該文作者認為，外來女工性騷擾問題更深刻的原因在於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制度缺失，以及因就業身份差別而產生的經濟和社會關係的不平等。
陳興良的《婚內強姦犯罪化：能與不能——一種法解釋學的分析》，並不是一篇以性別問題為主題的論文，但是他所關注的問題是與婦女地位有關的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有沒有、能不能和應不應設立婚內強姦罪名？他從法律的角度論證了婚內強姦不能按照現行刑法被認定為強姦罪的理由，並建議對婚內強姦在立法上予以犯罪化認定。
李銀河的《女性主義與性工作》一文論述了從女性主義立場應當如何看待性工作這一頗具爭議的問題。女性主義在賣淫問題上遇到了一個兩難窘境：一方面，賣淫現象的存在是婦女社會地位低下的反映，是女性主義力圖加以改變的；另一方面，性工作者絕大多數是女性，她們處於貧困、危險的境地，一味嚴厲打擊的態度又是女性主義從保護這些婦女的生存和工作權利的角度所不敢苟同的。文章介紹了西方女性主義在賣淫問題上的論爭，提出了作者認為最符合女性主義原則又最能幫助這個從事特殊行業的弱勢群體的解決辦法。
程為坤的《西方學術界的中國婦女與性別研究》介紹了西方學術界對中國婦女的研究情況。西方學者對中國婦女的研究興起於20世紀70年代。到了80年代，性別研究逐漸取代婦女研究而成為西方學術界的主流。女性主義學者改變了中國婦女傳統的犧牲品形象，還原了她們作為歷史主人的地位與作用。同時，他們從社會與文化的角度探討性、性別及兩性關係的形成、發展與變化，試圖找出中國婦女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被壓迫與受歧視的根源。現在的新傾向是，西方學者開始放棄西方中心論和普適性的婦女解放理論，注重在第三世界內部尋找造成婦女受壓迫及兩性不平等關係的特殊因素。
吳小英的《“他者”的經驗和價值——西方女性主義社會學的嘗試》一文，介紹了西方女性主義介入社會學的背景，概述了女性主義對社會學傳統的批判、西方女性主義社會學的新嘗試，並評價了女性主義在當代社會學中的影響。文章的結論是：西方女性主義社會學仍處於嘗試和徘徊的階段，女性主義社會學家在對傳統範式的批判上遠比在知識重建上做得要好。在獲得學術界相對獨立地位的同時，學院派女性主義或多或少脫離了現實的政治實踐和最終的解放目標。這些問題的存在迫使女性主義不得不採取一種特殊的研究策略：他們既不能成為傳統意義上的純粹的學者，也不能使研究淪為服務於運動目標的簡單工具。所以，在女性主義社會學家中出現的普遍傾向是：強調學科邊界的式微和學術邊界的式微，在跨學科領域以及跨學術和社會領域尋找自己的發展空間。
李銀河
2009年3月8日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