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１９１１－－１９１２年，史沫特萊在家境較穩定的時候斷斷續續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前身，和聖地亞哥州立大學的前身上過學。當過校刊編輯。在這期間與布蘭丁（Ｅｒｎｅｓｔ Ｂｒｕｎｄｉｎ）相識結婚。因為對性、懷孕、流產的恐懼，兩人很快離婚。史沫特萊畢業後先在學校教授打字，但很快因為她言語激進，與社會主義黨派來往密切而失去工作。
１９１７－１９２０年，由於失業，和想尋找接受政治教育的機會，她來到紐約。一邊作秘書工作，一邊為社會主義黨的報紙“號角”（Ｔｈｅ Ｃａｌｌ）寫稿，同時為雜誌“節育評論”（Ｂｉｒｔ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ｖｉｅｗ）撰稿。她開始積極參加印度獨立運動。當時美英並不支持印度獨立運動。史沫特萊支持印度獨立的活動引起美國情治單位監視，１９１８年史沫特萊被捕入獄。六個月後被她的朋友，節育雜誌主辦人瑪格麗·特桑格（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Ｓａｎｇｅｒ）保釋出獄。出獄後，她根據自己在獄中所見，寫了一篇題為“獄友”（Ｃｅｌｌ Ｍａｔｅｓ）的文章發表在“號角”報上，揭露監獄的黑暗。出獄後她更加積極參與印度獨立運動。但是在美國的支持印度獨立運動很快被政府鎮壓。史沫特萊決定前往德國，參加“柏林印度革命委員會”（Ｉｎｄ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Ｂｅｒｌｉｎ）。
在德國，史沫特萊如願以償地全身心投入支持印度獨立運動。但是在個人生活上，她並不快樂。這個印度革委會背後是一群印度知識分子，領頭的人叫“契頭”（Ｃｈａｔｔｏ，ｓｈｏｒｔ ｆｏｒ Ｖｉｒｅｎｄｒａｎａｔｈ Ｃｈａｔｔｏｐａｄｈａｙｓ），他成為史沫特萊的導師和情人。史沫特萊跟他學習馬克思主義，也跟他同居。革委會的其它成員都不喜歡史沫特萊，說她“總是擺出一付比印度人還熱愛印度的架式”。而史沫特萊為革委會籌款，為成員們做飯打掃房間時，“那些印度男人卻只會坐著空談革命”。這種緊張的關係幾乎使史沫特萊精神崩潰。好在她始寫自傳“大地的女兒”（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ｏｆ Ｅａｒｔｈ），以緩解情緒。這段革命和愛情的矛盾給了史沫特萊深刻的教訓。從那以後，她再也不參加任何組織，或是在感情上完全依賴任何一個男人。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史沫特萊作為德國最有影響的報紙《法蘭克福日報》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 Ｚａｉｔｕｎｇ的記者，來到中國上海。同時還為美國的雜誌撰稿。很快，史沫特萊以比對印度革命更大的熱情投入中國革命之中。在中國，她直接接觸到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窮人，親眼看到中國婦女兒童遭受的苦難。她參與創辦進步期刊“中國論壇”，參與寫書揭露國民黨統治的黑暗（“國民黨五年來的反應”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Ｇｕｏｍｉｎｇｄａｎｇ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她還曾與宋慶齡合作組辦人權同盟，計畫由史沫特萊對外宣傳揭露蔣政府統治下的沒有自由，無視人權的狀態。但後來因合作不善而以分裂告終。１９３３年史沫特萊生病，在蘇聯養病期間，她寫了“中國紅軍在前進”（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ｄ Ａｒｍｙ Ｍａｒｃｈｅｓ）一書，１９３４年出版。書中的許多第一手資料是周恩來１９３２在上海史沫特萊住所養病時告訴她的。
１９３６年底，史沫特萊一回到中國，就去西安報導西安事變。隨後不久，就以國際醫療援助人員的身份去了延安。在抗日戰爭期間，她的震撼人心的寫作和對救助傷員的熱情為延安帶來國際醫療物資捐助。她自己給美國寫信，附上毛澤東的信，給延安帶來了白求恩大夫和其它西方大夫。她和朱德共同寫信給尼赫魯，爭取到五位印度大夫（包括柯隸華）和印度醫療物資救助。她還參與組建中國紅十字會。
史沫特萊的中國朋友很多，有經濟學家陳翰笙，作家魯迅、茅盾、丁玲，政治家宋慶齡，共產黨領袖朱德、周恩來。在中國的西方人士中，史沫特萊的知名度很高，也深受大家的愛戴。她的朋友有激進分子安娜·路易斯·思特朗、哈柔德·伊薩斯、埃德加·斯諾等。史沫特萊在三十年代的寫作，深受魯迅的影響。她和魯迅互相翻譯彼此的作品。魯迅冷峻犀利的語言和社會現實主義風格鼓勵了史沫特萊在文學創作道路上的探索。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史沫特萊在魯迅和他的妻子許廣平在上海的家裡寄居了一年。
在延安，史沫特萊與那裡的女革命者對婦女解放，男女平等觀念的理解有差異，互相不理解，造成很大矛盾。她對婦女的同情，認為婦女解放的基礎是經濟獨立，這些都與中國女革命家們認識一致。但是她忽略了中國女革命家仍然遵循中國傳統文化中某些對女性品德的規範和要求。不難想像，她初到延安的“行為”是何等驚世駭俗。她張開熱情的雙臂擁抱毛、周、朱及其它領導人，給他們“大吻”。很可能，她教共產主義領導人跳交誼舞的熱情被誤認為是性解放行為。她甚至一度主張，長征過來的紅軍將領們都應該和他們的妻子離婚，因為她們都是滿腦子封建思想。這些都引來延安女革命家們對她的極端仇視。另外，在此之前，史沫特萊接觸的革命女性都是城市女性，她對農村婦女了解還很少。毛當時的妻子賀子珍甚至揚言要殺死史沫特萊。當然了，史沫特萊和中國婦女都嚮往男女平等。只是兩者對如何實現這種平等有著緣自文化差異上的不同理解。因為上述矛盾，延安領導層最終要求史沫特萊離開延安。海倫·佛斯特·斯諾當時也在延安，她可以證實這一點。
史沫特萊在１９３７年９月離開延安，穿著她慣常的服裝，白襯衣，寬鬆的長褲。當臨近西安時，她特意換上紅軍軍裝。後來有些評論家說她的一身紅軍打扮說明了她堅定獻身中國共產主義事業的決心。實際上他們都忽視了一點，史沫特萊故意穿紅軍軍裝是為了吸引公眾對紅軍事業的注意。史沫特萊意識到自己與中國人之間的差別。雖然她也是勞苦大眾出身。這一主題貫串她的大部份箸作。比如在“中國反擊”一書中她寫道：
“今晚，這些飢腸轆轆的人們唱著歌，列隊回到草鋪炕、玉米桿鋪炕，他們的歌聲對於我來說，意義格外地不同。他們的聲音好像是夜晚的弦樂隊。作為一個今天能吃飽飯的人，我意識到我永遠也不能完全明白中國人為解放而奮鬥的意義和重要性。那意義深深埋藏在這些工人農民的心中。我不過是一個旁觀者，我的地位是受特別照顧的。這些人挨餓時，我總有飯吃。他們挨凍時，而我有衣服穿，有溫暖的床。他們去戰鬥，許多人將死在冰冷的戰場。而我僅僅是個旁觀者。我看著他們消失在黑暗籠罩的街道上，他們依舊在唱歌。我渴望能有一線光亮讓我看到他們心靈深處，看到他們願為偉大鬥爭做出比犧牲生命還要多的貢獻的堅定意志。”
１９３８年，史沫特萊在漢口為紅十字會工作一年。１０月份漢口陷落日寇手中。史沫特萊加入新四軍。她在“中國戰歌”一書里生動地描寫了這段生活。此書普遍被認為是二戰期間最好的戰爭報導文學作品。雖然在新四軍的工作和寫作使她感到充實，但是她時而仍會感到孤獨，在１９３９年６月給佛來達·阿特立（Ｆｒｅｄａ Ｕｔｌｅｙ，美國記者，譯者注）她寫道：
最親愛的佛來達：
在漢口的最後幾天依然在我記憶中，從心理學角度和人性角度看，這些記憶是罕見而不尋常的。我想起來就會聯想到蕭伯衲的“傷心之家”。你曾經說過，世界上再沒有比美國駐外記者更可親可愛的了，尤其是那些有文化，頭腦嚴肅的美國記者。可是，我在想如果我在芝加哥的街頭遇見這些記者本人，又會是什麼樣的呢？那些可親可愛都定會煙消雲散！唯一和還我有些聯繫的是伊萬斯（Ｅｖａｎｓ Ｃａｒｌｓｏｎ美國海軍司令）和佛蘭克（Ｆｒａｎｋ Ｄｏｒｎ美國海軍軍官）。伊萬斯從上海給我寫了封簡訊，由貝爾登（Ｊａｃｋ Ｂｅｌｄｅｎ美國親共記者）帶來，貝爾登在這裡待了一周。後來伊萬斯記得寄給我一份他的登在Ａｍｅｒａｓｉａ雜誌上的文章。佛蘭克回美國的途中，在船上給我寫了一封仁愛的長信。然而，當時，船就象漢口一樣－－一片孤島，人們被遺棄在那裡。我想他現在已經忘了我。德丁（Ｔｉｌｍａｎ Ｄｕｒｄｉｎ 紐約時報記者）曾經在重慶打聽我的去向－－他還記得我還活在人世。
我有些喜歡漢口的魔力。那裡是我一生中的一個亮點。在那裡我遇到許多外國人，他們中有些是混蛋，但是大多數還具備屬於西方男人的那種魅力。他們自己並不知道他們和中國男人相比是多么的不同。雖然，我自己從來不喜歡別人把我當作做資產階級女人來對待，但是這些來自英國、美國、法國的男人都有一種深深的下意識的尊重婦女的態度。一點保護婦女的感覺，扶助婦女的感覺，一種對婦女的儒雅溫情。他們對婦女的善良經常混雜著一點柔情，抑或是一絲浪漫。很難解釋，因為那只是一種氣氛。對於中國男人來說，這種氣氛在任何時候都是絕對缺乏的。在中國的男人和女人之間，連友誼和同志關係都不存在。外國字眼“浪漫”移植到中文裡，意思是默許的性關係。而“愛”字在中國的普遍用法就是指性交。一個中國男人僅僅碰一下一個女人的胳膊或手就意味著有性含義，就會引起驚怒。
因此，十年來，我就是生活在這樣的一片荒漠中，也正因為如此，我發現了這個魔力城市。自那以來，我經常思索這個問題。我應該回到西方世界呢？還是留在這裡？我害怕我必須留在中國。漢口是個特別的地方。相信我們都有相同感覺。希望我對它保留一些珍貴的記憶。我經常想起一齣戲，戲裡許多出身不同階層的人匯集在一鎪海中遇險的船上，面對死亡，階層界限消失，人們被仁愛慈善拉攏。但是當風暴過去，船回到安全環境，舊的冷酷的殘忍的階層區別又回到人們中間。我覺得漢口就是這樣的船。
愛安格尼斯
１９４０年，因為身體虛弱多病，史沫特萊離開新四軍，去重慶治病，因為病情嚴重，又去了香港。由於香港陷落，她不得不向伊萬斯借錢，在秋天回到聖地亞戈。回國後，在四十年代中，她繼續從事寫作。完成了“中國戰歌”，開始寫“朱德傳”。閒時，她喜歡在院子裡種西紅柿，她不喜歡種花。
１９４９年２月１０日，美國陸軍發布了一份由麥克阿瑟將軍下屬寫的破獲間諜網的報告，報告指稱史沫特萊自三十年代以來是蘇聯間諜。史沫特萊雖然極力反駁，但仍被當做親共分子。１０月份，傳來共產主義在中國取得勝利的訊息，史沫特萊欣喜若狂。她已經厭惡美國。她不顧重病在身，決定立刻重返中國。她先抵達倫敦，打算在那裡等待簽證。１９５０年５月４日，她在牛津醫院接受手術，切除三分之二患潰瘍的胃部。５月６日史沫特萊去世。幾天后，由斯諾召集，在紐約舉辦了有兩百位友人參加的悼念會。
史沫特萊的去世在公眾界沒有任何反應，除了中國。在那裡，丁玲、茅盾都寫文章悼念她。報紙上還連續刊登中文版的史沫特萊作品。中國對史沫特萊的死表示憤怒，一些文章譴責美國政府迫害史沫特萊使她身患重病，從而達到謀殺史沫特萊的目的，因為她支持了中國人民。今天，史沫特萊在中國人眼裡是位女英雄。她的骨灰被光榮地埋在北京郊區。但是在美國，長期以來她的名字被貶抑、被侮辱。１９５６年，當她的最重要的箸作“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出版時，幾乎無人問津。到了１９６０年代，史沫特萊被徹底遺忘。
由於後來的新的左派婦女運動的興起，以及近來對中國研究興趣的興起，史沫特萊其人以及作品也再次引起人們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