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萊波維茲

安妮萊波維茲

安妮萊波維茲,1949年出生於美國康乃狄克州,1969年在舊金山藝術學院求學,即為《Rolling Stone(滾石)》雜誌拍片。以名人肖像攝影享譽攝影界。

Annie Leibovitz

如果說到可以將全世界最大牌的明星任意擺布的女人,那么一定不能少了女攝影師安妮•蕾波維茲。 這位《名利場》雜誌的御用大牌,是世界上報酬最高的攝影師之一,被評論家們稱為“攝影師中的左拉”。安妮的攝影作品裡人們熟悉的明星常常會有與眾不同的姿態、造型出現,有時候,她提出的構想充滿冒險與怪異,但是大多數明星還是老老實實配合。
相比與其他攝影對象,安妮對明星的“虐待”也是出了名的,往往把明星們弄成匪夷所思的樣子,又常常是在所有人累得筋疲力竭的時候靈感突至。 而她和娛樂圈開始親密接觸是從《滾石》雜誌開始,1970年,只有20歲的她被《滾石》雜誌創辦人溫納相中,開始發表作品,列儂與大野洋子更通過她的鏡頭屢屢出現於《滾石》,1973年,年輕的安妮更成為《滾石》的首席攝影師,其獨特的人像攝影風格也越來越清晰。
1949年出生於美國康乃狄克州;
1969年還在舊金山藝術學院求學時,即為《Rolling Stone(滾石)》雜誌拍片。以名人肖像攝影享譽攝影界;
1977年加盟聯繫圖片社,現居紐約;
1983年成為《Vanity Fair(名利場)》雜誌首席攝影師,並長期為《VOGUE》雜誌供稿。獲獎無數,作品在世界各地巡迴展出。出版過數本里程碑式的畫冊,如由蘇珊•桑塔格撰文、1999年由蘭登書屋出版的《女性》,以及由派蒂.史密斯和羅斯安妮.凱斯撰文的2003年由蘭登書屋出版的《美國音樂》等。除名人肖像外,也拍攝戰爭題材,如戰火中的女性、波士尼亞塞拉耶佛和盧安達等地的軍事衝突等;
2005年,《美國攝影》雜誌稱其為"至今仍在進行拍攝工作的唯一的最具有影響力的攝影師"。 舉辦過多個展覽,成為第一個在著名的美國史密森學會的國家畫廊舉辦影展的女攝影家,足見其在當今美國攝影史上的超卓地位。

安妮•萊博維茨的世界

在對於攝影的諸多思考之中,蘇珊•桑塔格曾經表明,“所有的圖片都渴望被人紀念——甚至永不遺忘”。安妮•萊博維茨(AnnieLeibovitz)也曾不只一次說過,在她所有照片當中,很難挑出哪一張是最喜歡的,“對我來講,真正有意義的就是工作本身,是日積月累起來的所有圖片。”而安妮的所有作品,也一再印證著蘇珊•桑塔格的這句話——從拍攝尼克森辭職,到歐巴馬競選;從隨同滾石樂隊巡演,到進入《名利場》開始人物肖像拍攝生涯;約翰•列儂和小野洋子、黛米•摩爾、喬丹、貝克漢姆、施瓦辛格……都曾一度成為她鏡頭中的主角。
毫無疑問,作為《名利場》的首席攝影師,安妮•萊博維茨是這個時代最著名的攝影師之一。2006年,美國雜誌協會在評選40年來最優秀的雜誌封面照時,頭兩名都屬於安妮——《滾石》的約翰•列儂封面和《名利場》的黛米•摩爾封面;她也曾三度入圍《美國攝影》“100位在攝影領域有重要影響的人”。在一定意義上,她就像她的拍攝對象一樣出名,JudgeLanceIto作為她的冬粉,甚至給予她進入辛普森謀殺案的審判庭現場的權利。
安妮的職業生涯開始於《滾石》雜誌,在這本早期重視文字多於圖片的刊物,她一度鬱郁不得志,直到獲得了隨同“滾石”樂隊巡演的機會。她懷念那段在路上的時光。現在回憶起來,安妮甚至覺得自己幼稚可愛,當時還帶了副網球拍,期待無聊時打打球。但後來發現,她需要一刻不停的和樂隊在一起,“任由那些興奮的人擺布”。也正是這樣的經歷,讓她體會到“如何失去自我,又重新找回,那是一種完全陷入其中的感覺”。而她手中的相機,也將她和周圍狂熱的人群分別開來,“告訴我我是誰,在做些什麼”。拍攝列儂是她進入 《滾石》之後的第一個重要任務,小野洋子甚至在看到她的時候不屑一顧,“你太年輕了”。那張約翰•列儂擁吻小野洋子的照片被拍五小時後,列儂遇刺身亡。正是這張照片讓她一舉成名。但對於那次拍攝,安妮如今說:“我在拍攝時並不知道以後會出現什麼結果,我只想表現的是,他是那么地愛著她。”
1984年,在效力《滾石》13年後,安妮突然轉投改版後的 《名利場》雜誌,這個決定對於她來說極富挑戰和風險。那個時候的《名利場》幾乎是歐文•佩恩(當時的首席攝影師)的天下,他的靈感和影響在這本雜誌刻下深深的烙印。當安妮和《名利場》簽下契約之後,並沒有得到特別的重用,當時的藝術總監RuthAnsel甚至建議她花些時間拍拍廣告。一直以來,安妮都為自己能夠不拍廣告、以免讓客戶指令改變自己想法而感到慶幸,而現在卻要用四分之一的時間來做這件事情。一年之後,當蒂娜•布朗終於成為《名利場》主編後,安妮幸運的迎來自己的春天。她拍攝明星,並用自己的特殊才華完成了一場場最高調和閃亮的表演。
在這其中,最為大膽的作品誕生於1991年。剛剛以電影《人鬼情未了》聲名遠播的黛米•摩爾懷孕時全裸出鏡,右手擋住胸部,左手捧腹,眼神看著前方。在這之前,安妮已多次為她拍攝,黛米•摩爾和布魯斯的結婚照片便出自她手。正當《名利場》主編蒂娜•布朗為了是否刊用這張照片猶豫不決時,接到了蘇珊•桑塔格的電話,對方懇切的告訴她,這張照片有多么重要。最終,這張照片被選作1991年《Vani-tyFair》的8月封面。難以想像,如今飽受讚譽的這張圖片在當時一經上市,便遭到很多道義上的譴責。很多報攤像對待色情雜誌一樣將其用白紙包了起來。即便有白色封皮,一些連鎖超市也拒絕銷售。事隔一年之後,黛米•摩爾再次出現在《名利場》的封面上,這一次,她用畫筆“穿”上了衣服。
這就是安妮。她極度厭惡那些保守和僵化的封面,而善於設定衝突性的場景和戲劇化的主題。在這一點上,她深深受到喬治•路易斯的影響,對方曾大膽的將安迪•沃霍爾放入一個坎貝爾湯罐中。安妮也曾嘗試拍攝大量觀念性的封面,比如將藍色兄弟的臉部塗成藍色。“我對那些難以預測、不易察覺的事情感興趣。”安妮1984年拍攝的黑人演員烏比•戈德堡泡在充滿牛奶的浴缸中的照片是其肖像作品中最具創意的一張。這張照片的靈感來自一個舞台劇,一個黑人姑娘為了讓自己變白,用次氯酸鈉來清洗皮膚。當時的烏比•戈德堡不過是個初闖好萊塢的新星,充滿著稚氣和童真,她輕輕滑入其中,伸出舌頭。“那一剎那,像一幅畫一樣驚奇有趣。”當然,並不是所有名人在鏡頭前都會自如表現,比如梅麗爾•斯特里普。雖然是相熟的朋友,但安妮感覺她在被拍時仍會感到侷促,於是為她設計了一個啞劇造型,將臉部塗白,“她會喜歡這種藏在背後的感覺”。
對阿諾德•施瓦辛格的拍攝則是一場更為長期的合作。最早在1975年,當時施瓦辛格正在南非競逐奧里皮亞先生選美比賽,28歲的他正打算向電影業進軍。那年一部描述比賽的紀錄片讓更多人知道了施瓦辛格。在這部紀錄片中,他成為一個不可戰勝的人。施瓦辛格對紀錄片拍攝者說,我有種預感,我不是個平常人,我會做些不一般的事情,我憧憬著成為有權力的人,像耶穌一樣。十年之後,他終於成為了“終結者”。1988年,安妮代表《名利場》再次來拍攝他。施瓦辛格跳上馬的那一刻,安妮感覺他的大腿就像是馬的大腿。而他成為一個商人和政治家的時候,安妮和他站在了雪山上,施瓦辛格當時不願脫去外衣,安妮猜測他不再希望靠身材來贏得公眾關注,但還是堅持說服了他。安妮儘量降低自己的落點去拍攝,正像里芬斯塔爾當年在1936年奧運會時所完成的那樣。那張照片讓施瓦辛格的肌肉看上去鬆弛一些,更自然一點。
安妮喜歡的拍攝對象,是那些可以被塑造的人,“就像尼科爾•基德曼,怎么拍她都會很恰當”;而最難拍攝的,則是那些過於世故的人,“他們太懂得如何去討好你,以致於失去真實的自己”。在拍攝中安妮幾乎沒有主動要求過對方笑,“當你對他們說不需要刻意笑的時候,似乎能聽得到對方馬上鬆了口氣”。對於所有的拍攝,安妮都要做充分的“準備工作”——為了拍攝薩科奇夫人卡拉•布呂尼,安妮看了宮殿的照片,其他住在宮殿內的人的照片,熱戀中人的照片,其他攝影師為卡拉•布呂尼拍攝的照片,還聽了這位歌手的專輯。而為了讓名人更本色一點,安妮有個技巧,“除非你說結束了,這些拍攝對象才可能真正放鬆。而就在那一刻,會表現出最不尋常的一面,這時你只需要保持按下快門。”
起初,數位技術的運用也讓安妮有些擔憂。幸運的是,數位技術可以迎合這些名人的時間表。要知道,這些名人,不一定滿足同一時間在同一個城市出現,有時候不得不分頭行事。女演員海倫•米勒和朱迪•丹奇那張在車內對話的圖片就是在兩個不同地點拍的,最後用電腦合成。“當時JudiDench在對著空氣說,‘你這個婊子,你怎么能對我做那些?你為什麼要對我做那些?’”但當導演的過程有時並非可以隨心所欲。安妮曾拿著一天10萬美元的薪水為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拍照。當女王穿著全套的華貴盛裝出場時,安妮突然提醒了一句:“如果您取下王冠,效果將會更好,因為這件長袍……”話還沒有說完,女王就用凌厲的眼神盯著她說:“太莊重了?你以為這是什麼?”儘管有些慌亂,安妮依然為女王定格了四張 油畫般完美的照片。
她的圖片似乎不需要任何文字說明。1975年完成的施瓦辛格在一家酒店內的裸體照片,讓他看上去像是一尊施了魔法的希臘神話人物邁達斯的雕像;粗糙如岩石般的皮膚質感,顯現出喬丹堅毅的氣概;1999年,鏡頭前的環法腳踏車賽手阿姆斯特朗重出江湖,從此開始了七連冠的歷史;在安妮為奧斯卡影后格溫妮絲•帕特洛和她的母親布利茨•丹娜所拍的照片中,格溫妮絲依偎在母親的懷抱里,流露出對母親的依戀與信賴;為了拍攝湯姆•克魯斯和凱蒂•霍爾姆的女兒蘇瑞,安妮在他們位於洛杉磯和科羅拉多州的豪宅里呆了兩個星期,拍下了蘇瑞睡夢中甜蜜的微笑。拍攝群像更成為了安妮在《名利場》每年的保留節目——2008年3月《名利場》的好萊塢專輯,背景被設定為希區柯克的電影,當紅影星和美劇明星需要配合重現那些作品中的場景。但安妮毫無疑問更喜歡拍個體,“沒有任何一張群像可以抵得過一張個人肖像的力量”。
安妮一生中和男人並不緊密相關,那個最終讓她願意以“情人”相稱的人是蘇珊•桑塔格,“叫我們情人好了,我愛蘇珊”。安妮的職業生涯也強烈受到蘇珊•桑塔格的影響。1990年,當她開始準備自己的階段回顧展時,發現那些早期的報導生涯圖片對她來講最有價值。她希望可以再次走出去,重新見證歷史。《名利場》也表示願意刊登此類圖片。1993年,蘇珊•桑塔格帶她去了很多她完全想不到會去的地方,並拍下了無數珍貴照片,比如戰後的科索沃,或是動亂的塞拉耶佛,以及盧安達。而此前究竟該如何去拍的顧慮,到了現場,也一概打消。“事情太快了,你所做的只是需要回應。”
安妮和蘇珊•桑塔格從來沒有住在一起,但彼此公寓都可以看到對方。蘇珊•桑塔格在1998年診斷出癌症,安妮放下工作陪在她身邊,並一起到約旦拍下蘇珊•桑塔格最喜歡的一張照片。兩年前出版的《一名攝影師的生活:1990-2005》一書中,收錄了大量蘇珊•桑塔格生前從未公開過的照片,包括在病床上與死亡鬥爭的情景以及死後屍體被陳列在殯儀館裡的情景。這些照片一度引起非議,但安妮堅持認為這樣做是對的,“如果蘇珊在世,她一定會為這些照片感到驕傲。我經歷了所有情感和精神上的痛苦,兩年後終於可以重看這些照片,可以很好地面對。我並沒有雙重生活,我的照片記錄的就是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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