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安妮的記憶》編輯推薦：是她，幫助安妮一家隱藏在納粹魔掌下兩年之久；也是她，發現了安妮的日記，將它交到了奧托·弗蘭克的手上，為世界帶來了愛和希望的訊息。親歷者的敘述，最真實的照片，展示一個更為全面的安妮·弗蘭克和一段猶太人的辛酸歷史。
作者簡介
作者：（奧地利）梅普·吉斯 （美國）艾莉森·萊斯利·戈爾德 譯者：顏達人
梅普·吉斯出生於奧地利，由於家庭困難，十一歲時被送往荷蘭，作為一個一戰難民，她擁有一個刻骨銘心的悲慘童年。長大後，梅普·吉斯在奧托·弗蘭克先生的公司擔任文員。為了躲避納粹的追捕，奧托·弗蘭克先生帶著一家遷居到了阿姆斯特丹。在躲藏的日子裡，梅普·吉斯和丈夫給予了這家人無微不至的幫助，也見證了他們在這段辛酸歲月里的真實生活。
媒體推薦
一本見證歷史的書。
——《紐約時報書評》
圖書目錄
寫在前面
第一部 難民
第二部 隱蔽
第三部 最黑暗的日子
結語
文摘
那時的維也納，到處都是些破敗的舊房子。這些房子圍著中間的天井而建，再分成許多小套間，住的儘是些幹活兒的人。我們一家就住在不透光的小套間裡。那個消防員將我交給心急如焚的母親後就走了。母親隨後鄭重其事地對我說：“外面兵荒馬亂的，不安全，不準再出去。”
當時我並不明白箇中原因，但還是照著母親的話去做了。那段時間，人們好像都換了一種我不熟悉的方式去生活，那時我還太小，具體的情況現在都已記不太清楚了，只記得兩個和我們同住的叔叔都被征去參戰。
他們倆都活著回來了，其中一個叔叔不久後就結了婚。因為他們都沒有再住回我們家，所以戰爭結束後，家裡除了我以外，就只有父母和祖母了。
我當時絕對不是個健壯的孩子。非但如此，因為戰時的食物短缺，我甚至逐漸變得營養不良、體弱多病。這樣一來，雖說處在成長發育期，可看上去卻日漸衰弱。我的雙腿就像兩根柴棍，膝蓋骨顯得更加突兀嶙峋，而且牙齒也不堅固。我十歲的時候，父母又有了一個女兒，從此一家人的食物就更少了。我的健康狀況也越來越糟，有人勸我父母必須做些什麼來挽救我的生命。
當時有外國的勞工組織設立了一個援助計畫，以助養我們這些奧地利飢童。這項計畫仿佛是為我而設立的，要救我脫離厄運。我將和其他奧地利的勞工子弟一起，被送往一個叫作荷蘭的遙遠國度。
一九二○年十二月，維也納的冬天一如往昔般苦寒，我父母將家裡所有能禦寒的東西都找了出來，裹在我身上。他們將我送到空曠的維也納火車站。在那裡，我們等了好幾個小時，漫長而睏倦。其間不斷有孱弱的小孩加入等待的隊伍。隨後，醫生們為我瘦弱的身子做了全面而仔細的檢查。雖然我當時已經十一歲了，但看上去卻比實際年齡小得多。我那頭好看的金色長髮，用一塊打成蓬鬆蝴蝶結的大棉布扎在腦後。我的脖子被掛上了一塊卡片，上面印了個陌生的名字，一個陌生人的名字。
那列火車滿載著像我一樣的孩子，大家脖子上都掛著名牌。突然，我看不到來送行的父母了，火車漸漸駛離了站台。所有的孩子都為將要到來的一切感到憂心忡忡，恐懼感包圍了我們，一些孩子索性哭了起來。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不曾離開過自己居住的街區，更別說走出維也納了。我太虛弱了，無力觀看窗外的新鮮事物，火車有節奏的行進聲倒成了我的催眠曲。我就這樣一路睡睡醒醒，火車不斷前行。
直到一個黑漆漆的深夜，火車到站了。我們被從睡夢中拍醒，並帶下了車。一塊站牌豎在還冒著蒸汽的火車旁——萊登。
人們用當地的語言向我們說著什麼，帶我們來到一間像大倉庫般的屋子裡。所有的孩子都肩並肩地坐在硬木長椅上，長長地坐了好幾排。那些椅子很高，我坐在上面腳都踮不到地，只記得自己當時睏倦極了。
在我們這群筋疲力盡的飢童對面，站著一群大人。忽然，這些大人們一擁而上，擠到我們中間，像在尋找著什麼。他們將我們頸上的名牌粗魯地翻來翻去，並念著上面的名字。面對這種陣勢，我們既無助又無力。
P5－6
後記
一九四八年，女皇威廉明娜結束了她半個世紀的統治，宣布讓位給她的女兒朱麗安娜。也就在那一年，亨克中了荷蘭的樂透彩，我倆得以短暫地離開荷蘭，去瑞士的格林德瓦度假，弗蘭克先生也與我們同行。在巴塞爾，他終於再次見到了闊別已久的老母親。從上半年開始，隨著壓力的緩解，一直困擾亨克的頭疼病舒緩了許多。就在我們的瑞士之行期間，這病痛全然消失了，後來也不曾復發。
當安妮日記被譯成英文，並在美國及其他地方出版時，一時洛陽紙貴。緊接著，各種文字的譯本陸續推出，世界各地的人都搶著讀安妮的故事。有一套改編自《安妮日記》的戲劇上演了。她對日記的內容和期間的人物做了戲劇化的處理，名聲大噪。首演就在阿姆斯特丹，那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埃莉和她的丈夫、喬·庫普休斯和她的太太，還有亨克和我也受邀去參加首演禮。而克拉勒先生因為在此前的一年移民去了加拿大而未能出席。對我而言，欣賞這樣的戲劇，總有種奇怪的感覺。我總覺得舞台上的不是演員，而是真真實實的，我的那些朋友們。
後來日記又被搬上了熒幕。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六日，電影的首映禮就在阿姆斯特丹市立劇院舉行，我們這班人又再次被請去觀禮。當天，朱麗安娜女皇帶著太子妃貝婭特麗克絲公主現身劇院，庫普休斯太太、埃莉和我被引見給女皇陛下。據我所知，弗蘭克先生既不曾去看戲劇，也沒有看過這部電影。他不願意去看這些東西。
戰後，弗蘭克先生就不再擔任公司的董事長了。因為，到處都在關注《安妮日記》，弗蘭克先生漸漸地將他的時間全部投入到處理《安妮日記》的事情上了。後來，我們公司搬入新址，他也和公司沒有任何生意上的聯繫了。而庫普休斯先生仍然留在公司擔任董事，直到他一九五九年去世為止。克拉勒先生一九八一年病逝於加拿大。公司的埃莉結了婚、有了孩子，就放下了她年輕時從事的工作，對於那段歲月的記憶也日漸模糊，她專心相夫教子，直到一九八三年去世為止。
在弗蘭克先生徹底離開商界之後，他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安妮的日記上。安妮·弗蘭克變成了一個全球知名的人物。就在弗蘭克先生以及所有和安妮相關人物的曝光率越來越高的時候，我和亨克選擇了漸漸淡出原來的角色。相較於公眾的關注，我倆更享受彼此不被打擾的私人空間。一九四九年，那是對我來說極為重要的一年，當年四十歲的我有了身孕，一九五○年七月十三日，我們的兒子保羅出世了。從此，在我們的小家庭里，除了弗蘭克先生、卡斯佩爾先生、亨克和我，又多了一個小保羅。
當我在醫院生保羅的時候，以前的那位房東薩姆森太太來看我，我們得知，她的丈夫終於從英國回來了。
從一九五○年開始，阿姆斯特丹的一切漸漸恢復正常了。雖然食物不再是問題，但我還是不會輕易將廚餘扔掉。就算是已經變質了的馬鈴薯，或者是發黑的麵包，我總會想些辦法使它們物盡其用。譬如我會將麵包烤乾了餵鳥。那時，沿著阿姆斯特丹市內的運河散步，時不時會有德國人帶著身邊的女子故地重遊，或許他會說：“你看，這就是我在戰時待過的地方。”一九五二年秋天，在和我們共同生活了七年以後，弗蘭克先生為了照顧母親移民去了瑞士。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弗蘭克先生回到阿姆斯特丹與他的第二任妻子完婚，並將新娘一起帶回了巴塞爾。第二任太太和他有著相似的經歷，也被送去過奧斯維辛，在那裡，除了一個女兒以外，她失去了其他所有家人。弗蘭克先生娶到了一位好太太，他們有很多共同語言，兩人相濡以沫，直到弗蘭克先生一九八○年去世為止。每年的七月十六號，弗蘭克先生都會從瑞士打電話來祝賀我和亨克的結婚紀念日，這么多年來從未間斷。
雖然沒有一天不回憶起那些戰時的歲月，但其中有兩個特別的日子對我們來說總是尤為艱難。每年的五月四日是荷蘭官方的二戰死難紀念日。好些人會在那天去教堂，包括女王陛下；也有一些人會去曾經處決、掩埋過荷蘭抵抗軍的刑場、墳場獻花。在水壩廣場會有祭奠儀式，女王和她的丈夫會親臨現場，並在國家博物館前敬獻花環。晚上八點整，所有的街燈都會被點亮，火車、電車、汽車、腳踏車都會在那一刻停下來，人們則在一旁肅立默哀。大多數人都會在路燈亮起的時候湧向街頭，這時哀樂響起，然後是荷蘭國歌，所有的旗幟在那一天都被降了半旗，參加活動的人安靜極了。但那天我倆從不出門。
……
“很好，”我說，“當你回來的時候，如果可以，把他的回答轉述給我，那就再好不過了。”
他從維也納回來了以後，又再次過來找我。他告訴我，他問過了希伯鮑爾先生當年為何單單將我放走，希伯鮑爾的回答是：“她是一個好女孩。”而對於誰是告密者，希伯鮑爾則說：“我記不得了。那些年裡有太多告密者了。”
希伯鮑爾先生在維也納還是做警察。因為他曾經是納粹活躍分子，所以一開始先被停了一年職。此後，他繼續為維也納警察局服務。
那個警察還告訴我們說，他和范馬托先生又談了一次，並告訴他說雖然他向警方舉報梅普，但梅普還是堅持認為他不是那個告密者。儘管還沒有確鑿的證據，但他仍然是嫌疑最大的人。
警察問我為什麼堅持認為他不是告密者，我就將其背後的原因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之所以我們這么肯定，是因為在戰時，我們公司的業務代表曾經向我透露，范馬托把他自己的兒子藏匿在家裡。無論在戰時還是戰後，我都為他保守了這個秘密。就因為這樣，哪怕他的個性再不討好，我、亨克，還有弗蘭克先生都認為他並非那個告密者。
弗蘭克先生甚至並不希望知道任何關於那個告密者的線索。他總是說：“我不想去了解這一切是誰做的。”雖然有一些人仍然懷疑范馬托先生，但也有人認為告密者很可能是住在花園附近的荷蘭國家社會主義分子。因為他們也許留意到了在那些骯髒的白窗簾後面似乎有人走動的痕跡。又或許，就像安妮所擔心的那樣，可能是其中一個闖進過公司的小偷，最終成了告密者。在這些年裡，無論是上述種種猜測，還是那些近乎荒誕的臆想，我們還從來沒有得到過任何確鑿的證據。我敢肯定，一旦警方掌握了確鑿的證據，他們一定會進行抓捕的。
還是那個上門來找過我們的荷蘭警察，後來他告訴我，他針對我的嫌疑曾經去瑞士見過弗蘭克先生，並向他提及此事。弗蘭克先生清楚地告訴他說：“如果你們懷疑梅普，那就把我也當成嫌疑人好了。”
序言
我絕對不是一個英雄，我只是不計其數的善良的荷蘭人中微不足道的一員。在那個黑暗恐怖的年代，他們所做的遠勝於我。那個年代過去了，但對於我們這些見證者來說，關於那個年代的記憶，猶如昨日一般。那些曾經發生過的事，每天都在我們的腦海中縈繞。
在那段戰爭歲月里，有超過兩萬名荷蘭人幫助掩藏了猶太人和其他需要在納粹面前隱藏起來的人們。我當時很樂意地提供了幫助，我的丈夫也是如此。但我們覺得這並不夠。
我是一個普通人，從不想將自己放諸眾人的注目之下。我只是應他人的請求，做我認為應該做的事。人們勸我來講述我的故事，但我覺得在此之前，有必要想一想安妮在歷史中的位置；要想想那千千萬萬被安妮的故事所打動的人們；也要想到在每一個夜晚，在夕陽落幕之際，“安妮的故事”正在世界的某個舞台上拉開帷幕。我更要想一想安妮的書——《密室》（英譯本叫作《安妮·弗蘭克：一個少女的日記》）已被不斷加印，她的故事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她的聲音業已傳到地極。
我的夥伴艾莉森·萊斯利·戈爾德說，人們將會因我這悲愴的故事而有所觸動。這個故事的其他親歷者都已離世，剩下的只有我和我的丈夫。所以，我只能憑我的記憶來寫下這個故事了。
為了和《安妮日記》保持同樣的風貌，我決定繼續採用由安妮為其日記中的人物所設定的化名。這樣的化名，我們可以在她的日記中找出長長的一串。她當時之所以這么做，顯然是出於安全的考慮，以防她這段掩藏的經歷在戰後公之於世，她有意隱藏了某些人的真實身份。就好比我，安妮在她的日記中並沒有費神為我設定化名，我想是因為我的名字“梅普”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荷蘭名字。而我的丈夫則不然，安妮將他真實的名字“詹”改為了“亨克”。此外，我們的姓氏也由“吉斯”改成了“范紹特恩”。
出於對個人隱私的尊重，《安妮日記》首次出版時，弗蘭克先生決定，除了他們——弗蘭克一家人外，其餘日記中提及的人物則都繼續使用安妮為他們創造的名字。基於同樣的理由，並為了使此書和《安妮日記》保持一致，除了用回我的真實姓氏“吉斯”外，我全盤接受了這些假名字，新涉及的人物也用上了化名。而這些人物的真實身份已詳細地記錄在荷蘭政府的官方文檔之中。
畢竟，我所講述的故事已經過去五十多年了，對於某些細節的記憶已日漸模糊。我在書中努力地根據我的記憶去重構當年的一草一木。面對我腦海深處的細枝末節，我實在難以平靜，看來時間並沒有令我釋懷。
在我看來，我的故事其實就是一個處於異常恐怖年代中的平凡百姓的故事。我想，全世界跟我們一樣的普通人都會誠心祝禱。願那樣的日子永遠不再來，永遠。
梅普·吉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