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作地合
孫荃一家孫荃，名蘭坡，字潛媞，1897年生於富陽縣宵井鎮一個頗有資產和地位的書香世家。父孝貞先生曾經寒窗苦讀十數年，但時運不濟，福星不照，屢進考場，屢次失敗，十幾年過去了，連個秀才也沒撈到，怒之下，遂拋開詩書，放棄功名，固守田園，重振家業，先是經營毛竹生意，以後又辦了小造紙廠，兩者的收入都甚為可觀，再加上祖上遺留下來的百畝上好水田可供出租，所以，家境之富裕，資產之雄厚，地位之顯赫，在方圓數十里之內都是數得著的。
毋庸置疑，像孫荃這樣的有地位有家產，而又品性端正，才華出眾的少女，待字閨中時，不可能不招來一班貴公子、闊少年們的傾慕和追逐。登門求親者，托人締結良緣者，你來我往，應接不暇。然而數年過去了，那么多的求親追逐者，卻沒有一個能叩開她愛情的心扉。
就在孫老先生為膝下嬌女的婚姻大事愁眉不展的時候，一個遠房親戚乾閒聊中帶來了福音。說縣城裡已故中醫郁士賢家的三公子郁文正在東洋留學，年逾20尚未婚配，可與孫小姐結為百年之好。
講求門當戶對，是那個時代的最基本的擇偶條件之一。因此，當他聽到郁家既無恆產，又無恆業，僅靠兩代寡婦擺攤設點維持全家的生計時，便不免對這門親事猶豫起來。孰不科，孫荃聽了父親的介紹，竟欣然表示同意這門親事，原來郁達夫正是她心中所理想的少年情郎。
孫家應允以後，郁家老太太則有點犯難了。未來兒媳的相貌、氣質、品性等是一無所知，更不知能否博得小兒子的歡心。這一點倒是頭等重要的大事。考慮再三，於是通過媒人向孫家捎信說，要孫荃有空到城裡來玩玩，其實就是要親自給兒子“相親”。
在一個初秋的午後，孫荃忐忑不安地來到郁家。令她意料不到的是，她一進郁家門就深深愛上了這個家。首先讓她感覺欣喜的是郁家有一幢3開間的老式樓房，聽人說城裡人有著如此規模的房屋是不多見的。況且它坐落在風光明媚的富春江邊，景色宜人。有了良好的第一印象，因而在見到郁母的時候，就顯得格外自然和親切。當時她留給郁母的印象也蠻好的。一雙明亮的大眼睛，像一泓清水，晶瑩透徹，不時地閃爍著誠摯和智慧的光芒，兩條烏油油的辮子長垂腰際，給人以健康碩美之感，豐滿圓潤的臀部，是多子多福的象徵，這一點，對守寡多年，膝下子孫不歡的郁母來說是再滿意不過的了。所以，一見之下，她便對孫荃這個未來的兒媳婦產生了好感。
對日本女性追逐一次次失敗的郁達夫，此刻正陷八性飢餓、性苦悶的爛泥沼而不能自拔，突然收到家中召他回國定親的書信，且又聞女方是故鄉一帶有名的麗姝佳人，於是乎，他那顆已近似沉淪的心又得到了復甦。
郁達夫與孫荃從訂婚、相識到洞房花燭夜整個過程，完全是由命運之神從中牽線、撮合的。僅憑個人容貌、氣質、情趣、學識以及家庭財產、社會地位等因素。二人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二者一是滿腹經綸、風流倜儻的東洋留學生，一是纏小腳、扎大辮的鄉下女子；一是富甲一邑、聲名顯赫的大戶人家的乾金；一是破落鄉紳之家的飄零子弟。然而命運之神獨具慧眼，硬是認為他們是天生的一對、地造的一雙。
高山流水
郁達夫郁達夫與孫薟從7月初相識，到8月末旬分別，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其感情交流已是相當的融洽了。彼此不但有書信來往，詩詞唱和，而且還曾商量過有關結婚的具體事宜。郁達夫去日本前夕寄贈孫荃的幾首小詩便是證明。如
許儂赤手拜雲英，未嫁羅敷別有情。
解識將離無限恨，陽關只唱第三聲。
夢隔蓬山路已通，不須惆悵怨東風。
他年來領湖州牧，會向君王說小紅。
楊柳梢頭月正圓，搖鞭重寫定情篇。
此身未許緣親老，請守清宮再五年。
立馬江潯淚不乾，長亭判決本來難。
憐君亦是多情種，瘦似南朝李易安。
一紙家書抵萬金，少陵此語感人深。
天邊鳴雁池中鯉，且莫臨風惜爾音。
這“熱戀”中的離別贈言，雖只有幾首清淡的小詩，而在實際上它卻孕育著千言萬語和用筆墨所難以描述的豐富內容，讀之令人心曠神怡，思之令人纏綿悱惻。其一，詩人通過對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對愛情執著、堅毅的“雲英”、“羅敷”等麗姝才女的歌頌，藉以表達對未婚妻孫荃清麗容貌、高潔心靈的讚賞之情。其二，詩人借南宋詞人、名士姜白石和嬌妾小紅夫唱婦隨，相親相愛的典故，仿佛是在向孫荃暗示說，我們之間經過一個多月的接觸和感情交流，愛的橋樑已架通，不久的將來，像姜白石和小紅所過的那種“白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的蓬萊仙境便會到來。其三，詩人委婉地向孫荃吐露了自己暫時還不能答應馬上與她舉行婚禮的苦衰，希望孫荃能夠體諒他，默默地在閨閣里再守上五年，等他留學歸來，經濟自立時，再歡度那春宵一刻值千金的良辰美景。其四，詩人利用白居易的《琵琶行》，王實甫的《西廂記》，李清照的《醉花陰》等人們所熟知的描寫“離別”的典故和藝術手法，曲折地向孫荃表示了自己將出國時的複雜心境以及對她的無限留戀之情。其五，詩人明借對杜少陵《春望》詩中的“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一聯的讚賞，而實際上的弦外之音卻是在提醒孫荃以後要多寄信於他，以此來架起彼此心靈相通的橋樑。
相識之初，郁達夫對孫荃熾熱的愛情，從其贈詩中可以看出，而孫荃對郁達夫愛的表現形式，在同時代的年輕女性中也是不多見的。
秋閨第二首
風動珠簾夜月明，階前衰草可憐生。
幽蘭不共群芳去，識我深閨萬里情。
顯而易見，這首《秋閨》懷人詩是孫荃觸景生情而作。其背景和大意是，深更夜半，月明星稀，萬籟俱靜，秋風掀起掛在門上的珠簾，露出了一彎皎潔的新月，照得大地如同白晝，就連房前台階下已經凋零枯萎的花草也依稀可辨。於不經意間看到一株不願與群芳共去的幽蘭正頻頻向我招手致意。啊，我明白了，這“幽蘭”之所以不願與她的眾姊妹一同離我而去，是因為她窺探出了我獨居深閨，思念遠方親人的寂寞情懷，所以願陪伴我度過這一個個孤獨無聊的漫漫長夜。
秋閨第三首
百年身世感悠悠，燈下黃花瘦似雙秋。
雁過池塘書不落，滿天明月獨登樓。
從該詩所充溢的哀愁和惆悵的語調中去推斷猜想，這首《秋閨》大約寫在詩人久候郁達夫的書信不至之時。因為郁達夫在赴日本的前夕，曾在贈別詩中用“天邊鴻雁池中鯉”的典故暗示過孫荃要常常寄信於他，以此來保持相互間思想感情的交流。天邊的鴻雁，池塘中的鯉魚，都是古代傳遞信息工具的象徵。多情善感的孫荃每當候書不至，或望見掠空而飛的鴻雁和池塘中嬉鬧的鯉魚時，一股思念海外漂泊親人的情愫也就不期然地襲上心來，故有“雁過池塘書不落，滿天明月獨登樓”之感慨。
郁達夫與孫荃經過半年多的來往，兩顆赤誠火熱的心漸漸地撞擊在了一起。1918年後，他們之間的那一首首情韻纏綿的唱和詩就是例證。如1918年初春時節，孫荃贈郁達夫的兩首小詩是
獨在異鄉為異客，風霜牢落有誰親?
縱然欲訴心中事，其奈陽光少故人。
年光九十去難留，憐爾楊花逐水流。
海上仙槎訊息斷，雪花滿眼不勝愁。
從這兩首詩題名為《無題》的小詩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孫荃對待郁達夫的態度較之她寫作《秋閨》等詩時有了明顯的轉變。前者多為狐疑、哀愁和不信任，而現在則只剩下深切的關懷和惦念了。對孫荃的這兩首《無題>小詩，郁達夫是極表讚賞和欽佩的，特步其原韻，作詩四首以唱和。這裡摘錄兩首以饗讀者。
諳盡天涯飄泊趣，寒燈永夜獨相親。
看來要在他鄉老，落落中原幾故人。
未有文章驚海內，更無奇策獻雙親。
論才不讓相如步，恨煞黃金解弄人。
“文為心聲”、“詩言志”，這兩句話用在熱戀中的孫荃身上再恰當不過的了。自1917年和郁達夫訂婚以後，心中每有所思所感，或觸景生情時她都要訴諸詩文。較為滿意的，便寄給郁達夫共同“欣賞”。1919年，她寫給郁達夫的“情詩”有這樣幾首。
月感兩首
笑不成歡獨倚樓，懷人望斷海南州。
他年縱得封侯印，難抵青閨一夜愁。
淋漓襟上舊啼痕，難斷柔情一寸根。
正爾愁心無托處，何堪夢裡遇遊魂。
字字句句，可謂情切切，意綿綿，無盡的相思，無盡的關愛溢滿了字裡行間。這兩首小詩，還給我們透露出一個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孫荃的眼裡心裡，夫妻問的相聚團圓、恩恩愛愛，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至高無上的快樂境界，什麼“夫婿”封侯不封侯、掛印不掛印，她看得很淡很淡。
對郁達夫與孫荃之間的詩歌來往及其“唱和”，其長子郁天民在《幽蘭不共群芳去》一文中曾有過很好的概括。他說，從孫荃僅存的詩篇里，我們既可看出“一座嫻靜典雅的塑像”，但同時也能聽到“塑像內那顆承受著舊時代千重苦難的心靈的劇烈搏動”。又雲“十分明顯，她的詩，受到了郁達夫因‘時代的苦悶’所賦予的感傷氣質的深厚影響。但她沒有呼喊，只是如泣如訴。”
新婚燕爾
郁達夫與王映霞郁達夫與孫荃訂婚之初，原打算留學歸來，經濟上有了獨立收入之後再來談婚論嫁。首次贈孫荃詩中的“請守清官再五年”說的就是這個意思，1918年4月27日，他在致長兄曼陀信中說的“母老矣，不能為弟養妻養子也”，也同樣表達的是這個意思。然而，隨著彼此情感的變化，及雙方家庭和家長的“催逼”，到了1920年，他們不得不舉行婚禮了。
“催逼”他們早日舉行婚禮的動力，首先來自女方。
孫荃小郁達夫1歲，1 91 7年和郁達夫訂婚時已是20有餘，在當時，別說是江南一隅，就是在全國而言，都可算得上是未婚大齡青年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人類繁衍的基本法則，也是自然規律。據中國傳統的勢力和民間的風俗習慣，女兒到了該出閣的年齡，如果還沒有出閣成婚，其父母和家人是要受到社會輿論譴責的。鄉親們的熱情關注和社會輿論的壓力，是促使孫氏家長“催逼”郁達夫早日回國完婚的第一動力。其二則是來自孫荃本人的強烈欲望。
孫荃自第一次來郁家相親之後，便深深喜歡上了坐落在富春江邊的這個破落的鄉紳世家，並認定今生今世“生是郁家人，死是郁家鬼”。這之後，她不但經常到郁家殷勤服侍郁母和其祖母，而且還主動地給兩位老人代筆與郁達夫互通音訊。久而久之，她不期然地與郁氏家族融為了一體。
未來兒媳和孫媳頻繁地在郁家走動，並將兩代老人侍候得異常周到，自然會引起兩位老人的好感，她們也希望這位溫柔賢惠的“媳婦”早日過門到郁家生子育女。
而此時此地的孫荃則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她和郁達夫的婚姻雖已有雙方家長“鐵定”，而且自己還不斷與其書信來往、詩詞唱和，但這位風流才子，東洋留學生內心世界是個什麼樣子的，他對自己的情感究竟如何，在眼前卻是一片白茫茫，對未來更是不可預知。她想，憑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和那一穎溫柔善良的心，如果能和郁達夫同枕共眠一段時間，一定會博得他的歡心，贏得他的愛憐。因此，在她的心靈深處是巴不得早一點與郁達夫舉行婚禮的。
雙方家長的態度，代表了孫荃的心聲，而孫荃殷切的期待，又為雙方家長早日與他們完婚堅定了信念。但在異鄉他域的郁達夫，這時的心情則和他們完全相反。
其時當時在郁迭夫的心裡，有點不大滿意母親的包辦。以及嫌孫荃太土氣，但他為了不使母親傷心，想來一個“拖拖看”。不料孫荃卻似乎吃了秤砣鐵了心。雙方的家長也都認為這是早已定局的了，尤其是訂婚以後孫荃就已有“生是郁家人，死是郁家鬼”的決心了。此後，孫荃不但常到郁家服侍郁母和祖母，還擔起了與郁達夫通訊的代筆者。久而久之，迭夫在心靈深處，便對孫荃產生了好感，也不再那么激烈地排斥這個鄉下姑娘了。
——蔣增福《才女·賢妻·良母》
蔣增福在文中用辭特別謹嚴，也相當準確。訂婚之初的郁達夫對孫荃確實是不那么感興趣，也真是大有“拖拖看”的意思，只不過後來隨著詩詞唱和，書信來往，漸漸產生了好感，不再那么激烈排斥罷了，至於說到馬上洞房花燭，共度春宵，恐怕在郁達夫的心裡還沒有這個準備。這是其一，其二，那時的郁達夫正一個心思地進行文學創作和籌辦“純文藝性雜誌”，恐怕已無暇顧及回國繪聲繪色之類的瑣碎小事了。在這樣一種氛圍下，又是那樣的一種心態，郁達夫自然是極不情願拋開“火熱”的集體戰鬥生活，而回國與孫荃結婚。然而母命難違，盛情難卻。情願也好，不情願也罷，他最終還是向命運之神低下了高貴的頭。
不管經歷了多少風雨，也不論踏平了多少坎坷，畢竟迎來了郁達夫與孫荃的新婚大喜。
盡管郁達夫回國之前，雙方的家長已就婚禮去繁就簡一事達成了其識，但郁達夫到家後，他們還是想熱鬧一番。不管怎樣說，結婚畢竟是人生的頭一樁大事，親朋好友歡聚一堂，鳴炮奏樂，既是一種氣氛，也是種宣言。尤其是後者更為重要，它等於明確向世人宣布，從此始，男女雙方交歡媾和，生兒育女，已是合法了，什麼男女授受不親，對他們已無任何約束了。當母親把這個意思婉轉地告訴郁達夫時，他的態度異常的堅決。“一切均從節省，拜堂等事，均不執行，花轎鼓手，亦皆不用。家中只定酒五席，分二夜辦。……”這一切雖然很苛刻，也不符合當地的風俗習慣，但為了女兒能早日結婚成大禮，孫家還是滿口答應了下來。1920年7月26日，在亂雲飛渡，紅霞映滿西天的傍晚，一乘小轎抬著孫荃走進了郁家的庭院。沒有舉行結婚的任何儀式，也沒有證婚的媒人，更沒有請親朋好友來喝喜酒，連蠟燭花炮之類吉祥之物也全免了，一切都是無聲無息的。
江南的7月，正值酷暑季節。夜深之後，大地一片寧靜安謐，忙碌了一天的人們早已進入夢鄉。而此時的郁達夫卻沒有一點睡意。他搬出一張竹椅坐在庭院裡，喝著藿香葉泡的綠茶，望著閃閃爍爍的滿天星斗，心事蒼茫，一點也沒有新郎官的那種高興愉快的樣子。自古以來，人們都把“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看作是人生的最大幸福。然而，身處其境的郁達夫競無絲毫幸福的感覺，甚至還有點茫然。一旦想到今後將與這個“荊釵布裙，貌頗不揚”，僅“吐屬風流”的鄉下女子度過一生，他真是不知如何是好，未來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的，他是連想也不敢想的。
年邁的母親，大概也看出了郁達夫的心事，無可奈何地規勸他正視現實，不可有別的非分之想。是呵，家中既無恆產，又無恆業，大戶人家的女兒能嫁到這裡，也應該算是一種福分，一種造化。如果再想人非非，自然是情理難容。母親的話不是沒有道理。再之，母親已老矣，也需要人照護了。想到這裡，郁達夫有點汗顏慚愧了，悄悄地點上一支蠟燭，揭開了妻子的“紅蓋頭”。
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妮娜》卷頭語中有句話說得很好：“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將這句話移到孫荃和郁達夫的婚姻上真是再恰當不過了。新婚之夜本來應是充滿激情，歡樂無比的，而對郁達夫和孫荃來說，卻是有點不應該有的悲哀——身患瘧疾的孫荃，乍寒乍冷，渾身酸疼無力。臉上無血色，自然也就無光彩而言，渾身酸弱無力，哪裡還有豪放奔騰的熱情，再加上鄉下女子的羞澀矜持，這新婚之夜，與平常一樣——波瀾不驚，悄無聲息地隨著雄雞的啼鳴，迎來了新的一天。其中唯一可以值得紀念的有意義活動，是孫荃將一枚滿帶著深情和厚意的鑽石戒指，作為“信物”送給了郁達夫。
結婚之後，因城裡天氣酷熱，郁達夫和孫荃曾到宵井住了數天。遠離塵囂，山清水秀，碧雲藍天的鄉村，無疑給自幼喜愛大自然、親近野趣的郁達夫增添了許多歡樂。在這裡，他沒有無聊應酬的煩惱，也沒有柴米油鹽的困惑，國家大事，世界風雲，達官貴人，倩女艷婦，一切的一切都與他無礙，有的只是清閒飄逸。與岳父孫孝貞談天說地，與丈兄孫伊清說醫道詩，其樂也融融。
於不知不覺之間，整個暑假已在他們悲喜交加的新婚日子裡過去了。郁達夫不得不再次離別故土，到日本繼續他未完成的學業。
郁達夫這次離別故鄉與上兩次不同，既有點傷感的情懷，同時也有些朦朦朧朧的留戀之意。因此，在去日本的途中，他每到一處，或每經一事，總要寫詩紀之，抑或說是抒發情感更為恰當。這一切都恐怕與繫念新婚的妻子不無關係。
也許是蒼天在有意考驗郁達夫與孫荃這對患難夫妻吧，在其前進的道路上處處設定障礙，唯恐他們過上舒心暢快的日子，以享天下太平。新婚之夜先是孫荃患瘧疾，病魔纏身，哪裡還會有激情和欲望，無疑，這影響和破壞了新婚喜慶的氣氛。待孫荃康復了，郁達夫又不幸染上了，這真可謂是雪上加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讓人望而生畏的瘧疾，既沖淡稀釋了郁達夫和孫荃夫婦之間的濃鬱熱烈的“愛”，又在郁達夫心裡埋下了痛苦的種子。
新婚大喜中的這場猝不及防的瘧疾，給郁達夫心理造成的傷害及在婚姻道路上投下的陰影實在是太大了，他只覺得前途渺茫，生死未卜，大有逃避現實，遁入空門之意念。總之，淒涼、悲哀、消沉諸種不健康的因素混合交織，是《病中示內》的基調，由這種基調構成的氣氛，不可避免地在影響制約著郁達夫和孫筌的婚姻歷程。
郁達夫與孫荃新婚期間，另一件有意義、並值得紀念的是他在上海和東京分別購得了夢寐以求的隨筆佳作《西青散記》。
《西青散記》通篇並沒有演繹出什麼驚天動地的大故事，也沒有獵奇鬥豔，只是零亂地羅列了圍繞在女主人“雙卿”身邊的一些瑣事，“如遭到婆婆虐待啦，受丈夫狠毒的咒罵啦，去汲水啦，久患瘧疾弱得可憐啦等等”，然而作者就是通過對這些小事的描述，將中國古代社會婦女的悲慘命運生動地展現了出來。
琳琅滿目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以才子佳人悲歡離合故事為題材的作品比比皆是，而以鄉村才女與平庸農夫的恩恩怨怨、生老病死為題材的作品，尤其是成功的作品則是不多見的，史悟岡的《西青散記》開創了這方面作品的先河，再加上描寫之成功，所以在出版之初，很打動了一些讀者的心，並引起了一些“仁人”對中國婦女問題的關注和思考。郁達夫對《西青散記》所表現出的“特殊興趣”，除去他對女性常“懷有倍於常人的關心和同情”之外，恐怕也與他當時的心境不無關係。
古代的“莊周化蝴蝶，蝴蝶化莊周”的奇妙幻覺，在兩千年之後的詩人郁達夫身上又一次得到再現。《西青散記》中的“雙卿”，和生活在身邊的孫荃，在此時此刻郁達夫的腦海里，時常在變換更迭角色，亦真亦幻，倏忽不定。的確，雙卿身上的諸多亮點，在孫荃身上都可以找得到。雙卿多愁善感，能詩能文，孫荃也亦然，雙卿任勞任怨，忍辱負重，清清白白過人生，而孫荃在這方面的表現也一點不比她差。唯一不同的是，雙卿“清秀嬌美”，孫荃則是“貌頗不揚”。
雙卿化孫荃，孫荃化雙卿，一時間曾在郁達夫眼前化來化去，真假難辨。說白了，他是把雙卿現實化了，而把孫荃則藝術化了。總之，郁達夫是把《西青散記》和現實生活結合來讀的，把它讀活了。
茹苦含辛
郁達夫（右）與郭沫若（中）、斯諾（左）合影無論是安慶的“海棠”，或是北京的“銀娣”，或是廣州的“白薇”，都沒有毀掉郁達夫與孫荃的“家”，而杭州王映霞的介入，則完全徹底地將他們的“家”送到了天涯海角。
對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戀愛，孫荃也曾極力反對過，而且還以“殉死”相抗爭，但終因抵擋不住對他的“愛”，最終以犧牲自己，成全了他的“愛”。
孫荃與郁達夫分居後，完全還原為了一個傳統的、本質的中國婦女。
“相夫教子”是舊時代中國已婚婦女的天職。
“忍辱負重”是舊時代中國女性的傳統美德。天職和美德在孫荃身上都得到了具體體現。
郁達夫和孫荃分居時，這個不幸的弱女子身邊尚有三個嗷嗷待乳的幼兒——文兒兩歲多，熊兒一歲多，胖妞幾個月。為了三個不懂事的孩子，也是為了顧全郁達夫的名聲，孫荃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含淚默認了他和王映霞的婚姻事實，自此，吃齋念佛，含辛茹苦地撫育三個孩子。
郁達夫的長女黎民在《我的母親——孫荃》中，曾這樣記錄了孫荃帶領三個孩子艱難度日的辛酸。
在生活上，孫荃是竭盡全力，為子女們創造一個好的環境，使他們有衣穿有飯吃：而在他們讀書受教育問題上，孫荃則使出了渾身解數，傾注了全部心血，使他們三人都學有所成。
即使在逃亡途中，缺衣少食，沒有學校可讀的情況下，孫荃也一刻沒放鬆孩子們的學習。沒有老師就自己教，沒有教材就選讀古文古詩和郁達夫的作品。郁黎民在《我的母親——孫荃》中回憶，在八年抗日戰爭的艱難歲月里，富陽縣城淪陷，母親為了不做順民，帶著我們三個來成年的孩子逃到離城三十里的鄉下宵井外婆家去避難。生活當然更加困苦，在沒有學校，沒有教師的困難條件下，母親也未放鬆我們的學習，她親自教我們讀書，教材是在逃難時隨身帶著的部分舊書，如《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活葉文選》及其他小說和父親的作品與新編雜誌等，並要求我們每讀一篇就要能背誦出來。就在那一年，我們初次讀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也就在那一年，她教我們讀了不少唐詩和《古文觀止》中的名篇，當她講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時，是那樣的慷慨激昂，當講到“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時，又是那樣的低回感嘆!可惜我和弟妹都還年幼，根本不能體會她當時辛酸孤寂的情懷。
孫荃就是這樣忍辱負重，默默奉獻的舊時代的傑出女性。她和郁達夫分居時，三個孩子都不諳人事，特別是在郁達夫流亡南洋後，經濟上已沒有一點外援。平時的衣食住行及孩子們的學習費用，全靠以前的積蓄和自己的雙手勞動所得，就這樣，在國破家亡的境遇里，她硬是把三個孩子拉扯大，而且都受過高等教育，這其中的“辛酸”，真是常人難以理解。
孫荃和郁達夫分居之初，曾一度對他十分怨恨，怨他不顧多年的夫妻情分另覓新歡，恨他丟下三個孩子不管，只圖自己的幸福。
孫荃對郁達夫的怨氣和憎恨之情，隨著歲月的流逝，越來越淡，爾後便是無盡的思念和回憶。
20世紀40年代末期，孫荃看到胡愈之寫各全國文藝界的報告《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這才知道，已分居多年，杳如黃鶴的夫君早已為國捐軀，血染異國土地。頓時，淚如泉湧，浮想聯翩。在她家的堂屋裡，始終掛著郁達夫的照片，每逢舊曆的7月15(富陽鄉俗中的“鬼節”)，她總要向南天遙望，希望夫君的“魂兮歸來，反故鄉些”，以此來表達自己的祭奠和哀思。
思念夫君，悲悼亡靈，伴隨著孫荃度過了她多災多難的後半生。愈是到晚年，這種情感愈是突出，愈是強烈。
新中國成立後，孫荃最關心的就是郁達夫作品的整理和出版，並堅信，“等到政治清明時，自然有人會去從事郁達夫研究，去研究他的作品，使他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一個公允的地位。”(郁黎民《我的母親——孫荃》)
她老人家所盼的這一天終於來了，可惜她未能看到。1978年3月29日，孫荃與世長辭，終年81歲。彌留之際，她不無自豪地說：“回憶我的一生，我是會心安理得地升入天堂的。”
追思孫荃老人的一生，她確實是無愧於天地，無愧於鄉里鄉親，無愧於子孫兒女。她的一生實在是艱苦辛酸的一生。
對國家，她是一個愛國的公民，對丈夫，她是一個柔順而識大體的妻子；對兒女，她是嚴厲而又慈祥的母親。她受著封建禮教的束縛，是賢妻良母的典型，更是一個舊式婚姻制度下的犧牲者!但她不甘自棄，努力自學，想跟上時代。勞苦一生，默默以死。這固然是她個人的悲哀，也是時代的悲哀。
作品簡介
孫荃心目中的郁達夫
郁達夫抱著兒子郁大雅(1944年在印尼蘇門答臘的巴爺公務)孫荃是郁達夫的原配夫人。郁天民的母親，我的婆婆。我與孫荃夫人相處三十年，婆媳之情勝似母女。如今在世的親屬中數我與她相處的時日最長了。
孫荃於1978年病故，享年81歲。這十多年來，每每我想起她時，爽朗的聲音仿佛就在空中迴旋。
天民是個孝順兒子，每晚至少抽一個小時的時間陪伴母親聊天解悶，談國家時事，談農事節氣，內容無所不及。當然，我婆婆談得最多的是她的過去，尤其是對郁達夫的深深回憶。
孫荃自幼聰慧好學，是鄉里遠近聞名、知書達禮的才女。郁達夫對她的詩詞也讚賞有加，而孫荃對郁達夫的飽學多才更是十分欽佩！兩人於1917年8月30日（農曆7月13日）訂婚，從此開始書信詩詞往來。遠在日本的郁達夫對孫荃和的詩詞總是精心批閱修改。在鴻雁往來中，孫荃不僅詩文有了長足的進步，同時對郁達夫才華橫溢、學貫中西的淵博學識，也有了直接而深入的了解。早在1917年8月，郁達夫寄給孫荃的、稱之謂《雲里一鱗》的長信，就使孫荃感受到他的博學多才。這封信的內容豐富多采，尤其是“詩論一束”部分，孫荃常常為之叫絕。其中有“杜樊川詩，雖多楊柳煙花，金釵紅粉之句，然描神寫意，各得其致，閨閣中之好伴侶也。溫庭筠不遇終身，敏才逸思，徒消費於紅薇斗帳之中。其詩哀而艷，其詞雅而香，所謂百讀不使人厭者，其唯八義集乎！”從對歷代詩人的評價中也可看到了郁達夫的讀詩素養是高人一等的。又如1917年10月11日孫荃寄給郁達夫的《秋閨》之一，原稿是：
暑退涼秋夜月明，階前衰草可憐生。
幽蘭不共群芳者，觸我深閨萬里情。
郁達夫為之改了六個字以後則成：
風動簾珠夜月明，階前衰草可憐生。
幽蘭不共群芳去，識我深閨萬里情。
所改詩句，有的僅一字之差，但描神寫意的情調就顯然不同了。
孫荃對郁達夫的欽佩還表現在對他的思想的深刻理解。孫荃回憶郁達夫留日生活時特別提到他的愛國主義思想的根深蒂固。在郁達夫寄給孫荃的書信中，以及郁達夫從日本帶回富陽交孫荃保管的早年日記中，隨處可以看到他身為弱國子民，在日本受人欺凌和侮辱所發出的憤慨，以及對軍閥混戰，政府腐敗的痛恨。1917年6月3日，他在日記上發憤立志：“予已不能愛人，予夜不能好色，貨與名更無論矣。然予有一大愛焉曰：愛國。予因愛我國，故至今日而猶不得死；予因愛我國，故甘受人嘲而不得厭；予因愛我國，故甘為親戚兄弟怨而不之顧。國即予命也，國亡，則予命亦絕矣。”接著在11月日記上又寫道：“予上無依閭之父母，下無待哺之妻孥，一身盡瘁，為國而已，倘為國死，予之願也，功業之成與不成，何暇計及哉。”孫荃是最早看到這些以身許國的誓言的人，是真正理解郁達夫的人。在郁達夫的《沉淪》出版以前，也是孫荃最早讀完這本驚世駭俗的大作，並深刻的領會其主題。所以，當郁達夫因該書的出版而遭受攻擊時，孫荃則勸他：“犯不著為這批人生氣，看不到主題，盯著那幾句低下情趣的描寫不放是別有用心的。”
孫荃和郁達夫於1920年7月24日（農曆6月9日）結婚。這個一生唯一的婚姻不知給孫荃留下了多少幸福，多少悲哀和多少追悔的回憶。但是不管怎樣，孫荃心目中的郁達夫總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丈夫和父親。孫荃夫人常常跟我談及記憶，婚後六年生活充滿了甜蜜和溫馨。那是1922年春，郁達夫將去日本參加畢業考試前夜，兩人在離情別緒的傷感中還和聲填詞一首：
賣花聲——送外東行
夢裡哭君行，疑已天明。（孫荃）
醒來卻喜夜沉沉。（郁達夫）
不是阿儂拋不了，郎太多情。（孫）
無語算郵程，暗自心驚。（郁）
途中千萬莫多停，
到得胡天安住後，寄個回音。（孫）
這五十四個字的詞作濃縮了多少夫妻的恩和愛呵！
當然，郁達夫的再娶給飽受傳統婦道和美德教育的孫荃所帶來的打擊是不難想像的。但是，在我與她幾十年朝夕相伴的時候，甚至她在晚年的回憶里，從沒有過對郁達夫的責怪。她一直認為郁達夫是個有情有義的人。事實上也的確如此。郁達夫雖然是個較快接受新思想的人，但我國傳統道德在他頭腦中夜是較深的。就是在離開孫荃和三個兒女，與他人共同生活後，郁達夫仍按月給孫荃寄信，寄生活費，托親友、同鄉帶給妻兒們需要的東西，如奶粉、絨線、圍巾、衣料等等，盡到為人夫、為人父的責任。即使是抗戰期間，郁達夫在福建供職時，仍托在福建郵電局工作的孫荃弟媳徐天真的哥哥帶來錢與物。兒子上高小時啟用的第一支鋼筆，也是郁達夫托二哥郁養吾帶來的。那支黑色的鋼筆，雖已破殘不堪無法再用，但總不忍丟棄，如今仍放在父子兩代作為書房的故居西樓書桌的抽斗里。
郁達夫1936年1月16日所作的散文《記風雨茅廬》中，說到有人勸他再造一間門樓時寫道：“他的這一句話，又恰巧打中了我下意識里的一個痛處，在這空角上，我實在也在打算蓋起一座塔樣的樓來，樓名是十五六年前就想好的，叫做‘夕陽樓’”。孫荃一直沒有忘記，這個“夕陽樓”不但是郁達夫取的樓名，也是為孫荃取的詩稿題名。是郁達夫婚前作為書房、結婚時作為新房的面朝富春江，西窗照夕陽的那間故居西樓。
當孫荃回憶起1931年3月，郁達夫回家那次的情況時，總帶著追悔莫及的遺憾。那最後的團聚也使孫荃心目中郁達夫的形象，更加豐滿，更加完整。那年三月中旬的一天，郁達夫突然回到了富陽。見到久別的妻子兒女非常激動，尤其是對三個兒女，抱的抱，攙的攙，特別是對熊兒（天民的小名）看了又看，臉上的表情立刻起了變化，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向孫荃說：“龍兒那時也這樣大，濃眉大眼，惹人喜歡，可惜留不住。”接著又說：“熊兒好，熊兒好，大頭大腦的，又健又壯，這雙手就像兩個粉團。”臉上的表情似乎喜從悲來的又轉了彎。他還對孩子們說：“爸爸這次回家要多住些日子了。”熊兒問他住幾天，他只說很多天，沒有確切日數。孫荃追憶這段往事時說，看到郁達夫那種輕鬆喜樂的樣子，似乎想回復到1927年以前的關係。當時，“敏感”的孫荃抽空上樓，先在自己和孩子們同住的臥房門上貼上“臥室重地，閒人莫入”的告示。再下樓下西廂房為郁達夫鋪床摺被準備他的臥房。第二天一早，郁達夫帶了熊兒去到宵井，把孫荃母親請了出來，希望在岳母的幫助下得到孫荃的原諒而孫荃固執己見無動於衷。但夫妻畢竟是夫妻，在生活上孫荃加倍注意相敬如賓的禮貌，格外按照郁達夫過去的愛好和口味招待他。富春江的白魚，東塢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備。那時清明未到，孫荃派人去宵井，在娘家竹園挖掘未露尖的早筍，採摘剛吐新芽的綠茶，親手炒制，讓郁達夫嘗嘗新鮮。下意識里在提醒郁達夫不要忘記富陽，不能忘記妻子兒女，面子上卻又不肯容忍讓步！這種思想矛盾時起時伏，始終得不到解脫。郁達夫與孩子們經過半個多月的朝夕相依，原來的陌生感已被天然的父子（女）親情所替代。月底郁達夫將返上海，孫荃和熊兒送郁達夫上輪船時的惜別之情，比起四年前郁達夫在上海火車站送別由北京南歸的孫荃和兒女回富陽老家的情景，是顯然不同了。那時孫荃是不無傷感的回到家的。當她走回西廂房時，只見書桌上留有郁達夫寫的一張紙條，上面寫著：“錢牧齋受人之勸，應死而不死，我受人之害不應死而死，使我逢得楊愛則忠節兩全矣！”孫荃立刻記起，郁達夫這次回來不止一次的與她談到錢牧齋的一生。郁達夫談論時的那副神態就在眼前。那楊愛不就是錢牧齋的愛妾，色藝超群的吳江名妓柳如是的本名嗎？孫荃恍然大悟，不覺淚如雨下，她說不清容在淚水中的是愛，是恨還是悔。
在孫荃看來，郁達夫不僅是一位學識淵博，才華橫溢，既具中國文人的傳統道德又能接受西方思想的愛國主義作家，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充滿溫情的丈夫和父親。可見，她對郁達夫的感情自始至終堅貞不渝，數十年如一日，就不難理解了。
抗日戰爭勝利後，孫荃盼望丈夫有欣然歸來的一天。當丈夫犧牲海外的確切訊息傳來以後，孫荃夫人的唯一願望是想將郁達夫近五百萬字的著作和未蒐集的詩詞出一套《郁達夫全集》，可惜至1978年3月孫荃夫人逝世時尚未能如願。如今不但有了全集，而且不同版本的著述陸續問世，孫荃夫人如九泉有知，一定會感到高興的。
郁達夫一生娶了三位妻子，最後能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頒發的光榮烈士證書的，只有孫荃。這也是她晚年的精神寄託。同時，她為郁達夫感到驕傲，因為他終於實踐了青年時代立下的誓言，完成了“為國而死”的心愿。如今，我的婆婆孫荃夫人作古近二十年了，每當憶及，我總在想：孫荃夫人仍在等待，等待丈夫魂歸故里，九泉相會。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於富陽郁達夫故居 （作者系郁達夫長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