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子思所處的戰國時代，西周以來的禮樂文化，在經受了春秋時期的嚴重衝擊之後，正在逐步走向崩潰。面對著整個社會禮壞樂崩、人倫不理、諸侯爭霸、民眾塗炭的嚴峻局勢，子思在掌握了孔子的思想精義之後，也象其祖父一樣，竭力倡揚儒家學說，力求拯救社會危機，展示了儒家學者明道救世為的人格特點。
孔伋未成冠禮之前，學識就已相當淵博。他曾在魯國收徒授業，後又周遊列國，到過宋、齊、衛等諸侯國，以儒家的仁政德治思想遊說諸侯。雖然子思在當時的社會中沒有得到統治者的認可和重用，但他沒有因此而動搖其持守儒家之道的志向，更沒有卑躬屈膝以求得榮華富貴，而是為了維護儒者的道德理想和人格尊嚴，為了光大儒家思想在社會中的影響，抗節守道，不降其志，恆稱諸侯殘民害道之行，不懼自己身處窮困危難之中，成為當時一位頗有影響的儒家學者代表人物。
孔伋既能夠以宣揚儒家學說為追求，又具有著儒者執道弘毅的剛強精神。孔子的弟子曾參一方面為孔伋的高尚道德品性感到高興，另一方面也為孔伋能否為世所容而擔憂。他曾對孔伋說：“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孔伋對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也，乃各時也。”[1]（《居衛》）孔伋認為，現實社會的客觀條件發生了變化，人的具體行為方式也要與時俱變。所以，他指出，孔子時代，西周的禮樂文化雖然遭受到了衝擊，但是君臣上下之間的交往禮節仍然要持守，否則就不能在社會上行得通；現今時代，天下諸侯正在極力招納士人，士人在諸侯國的興存之中，具有著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一味地折節曲從諸侯的要求，不能自尊自愛持守節義，那將會受到世人的輕視。因此，我的行為方式雖然與祖父有所不同，但這就如同舜禹因禪讓而得到天下，湯武因用兵而獲得政權一樣，並不是屬於狡詐的行為，而是由時世的不同所決定的。
孔伋卓而不群、獨立傲世的志節，以及現實社會爭權奪利、喜好權謀的風氣，造成了他所倡導的儒家思想難行於世，自身生活陷於窮困之中。當時，魯國人胡母豹對孔伋說：“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蓋亦隨時乎？”他對於孔伋的行為提出了非議，認為孔伋既然主張人的行為應當隨時而移，為何還是一味地不顧現實情況，彰揚不為時世所容的儒家思想？孔伋對他說：“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1]（《公儀》）孔伋指出，我所持守的高潔志向和所追求的遠大道義，並不是可以非議的缺點，我所擔心是只是志向和道義不能遠大。我希望能夠為世所容，只是為了持守我的志向而行儒家之道；如果背棄我的志節和儒家之道而求為世所容，那么我又有什麼可行於世的作為呢？所以，遠大的志向和道義不見容於世，這只是命而已，如果背離志向和道義而求為世所容，這就是罪過了，所以我不會改變所持守的志向和追求的道義。
曾參的兒子曾申，看到孔伋志向難達、身處貧困，就對他說：“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孔伋說：“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1]（《抗志》）在“道”與“勢”的對峙上，孔伋表現出了一位真正儒者的高風亮節和浩然正氣。
孔伋深諳儒家思想的真諦，因而在為人處事的活動中，他始終是以儒家所要求的道德規範，來規正約束自身的行為。例如，儒家特別注重交友之道，強調交友要交志同道合的朋友，道不同則不相為謀。孔伋在交友中，也是持守著這一原則。據《孔叢子·公儀》篇載：
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公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疏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義，公儀子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盪守節之士也。”
孔伋所交的朋友，無不具有著高尚的德操，所以對於國君不能真心求賢師事，而是以高官厚祿為誘餌，讓他去請求朋友出仕，他是不願去做的，也深知朋友也是不會接受的。關於國君應當如何對待士人，孔伋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孟子·萬章》載孟子之言：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
孔伋認為，國君應當以士人為師，而不是與士人交友。故孟子指出，孔伋的意思是說，論地位，你是國君，我是臣下，我哪能同你交朋友呢？論道德，你是向我學習的人，你怎么可以同我交朋友呢？《孟子·萬章下》又載：“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饋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魯繆公對於子思，屢次問候，屢次送給他肉物，子思每次都要作揖行禮接受。對此，孔伋非常不高興，他認為，國君喜悅尊重賢者，卻不能加以重用，又不能以禮來對待他的生活，而使賢者為著一塊肉屢次地作揖行禮，這不僅不是對待賢者應有的態度，簡直就是把賢者當作犬馬來畜養。所以，最後一次，孔伋把國君派來的人趕出了大門，拒絕了國君送來的禮物。
孔伋作為戰國時代的儒家學者，他的抗節守道的剛毅性格，不僅反映了戰國時代的士人特點，更鮮明地體現了儒家所倡導的道德風尚。他的這一人格特點，對於孟子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孟子所闡發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2]（《滕文公下》）的大丈夫人格，作為中華民族所崇尚的浩然正氣，在孔伋身上也有著強烈而突出的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