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早年經歷
葉芝的父親約翰·巴勒特·葉芝葉芝出生於距離愛爾蘭首都都柏林不遠的山迪蒙（Sandymount），是一位肖像畫家的兒子。他的童年分別在都柏林和倫敦度過，他祖父的房地產業在愛爾蘭的斯萊戈郡。葉芝早期學習繪畫，是倫敦藝術家和作家團體中年輕的一員，關注期刊《黃皮書》。他寫了《摩沙達》（1886），一部詩歌戲劇；《烏辛的流浪》（1899）。
威廉·勃特勒·葉芝1896年回到愛爾蘭之前他又寫了另外四部作品。他的父親“約翰·巴特勒·葉芝”是亞麻商人傑維斯·葉芝的後裔。這位商人卒於1712年，他的孫子班傑明娶了基爾岱爾郡的望族之女瑪麗·巴特勒。約翰·葉芝結婚的時候正在學習法律，但是很快他便輟學，轉而學習畫肖像畫。他的母親（即威廉·巴特勒·葉芝的祖母）蘇珊·瑪麗·波雷 克斯芬來自斯萊果郡（County Sligo）上一個盎格魯－愛爾蘭裔家族。出生後不久，便遷至位於斯萊果的大家族中，他本人也一直認為是斯萊果郡孕育了自己真正的童年歲月。巴特勒－葉芝家族是一個非常具有藝術氣息的家族。詩人的哥哥傑克後來成為一位著名的畫家，而他的兩個姐妹伊莉莎白（不是女王）和蘇珊則均參加過著名的“工藝美術運動”。
為了父親的繪畫事業，葉芝的家庭後遷至倫敦。起初，葉芝和他的兄弟姐妹接受的是親職教育。詩人的母親由於非常思念故地斯萊果，經常給孩子們講家鄉的故事和民間傳說。1877年，威廉·葉芝進入葛多芬國小（Godolphin），並在那裡學習了四年。不過威廉似乎並不喜歡在葛多芬的這段經歷，而且成績也並不突出。由於經濟上的困難，詩人全家於1881年底遷回了都柏林。起初住在市中心，後來搬到位於郊外的皓斯（Howth）。
事業發展
威廉·巴特勒·葉芝葉芝不僅僅是艾比劇院的決策者之一，也曾擔任愛爾蘭國會參議員一職。他十分重視自己的這些社會職務，他是愛爾蘭參議院中有名的工作勤奮者。葉芝曾於192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的理由是“用鼓舞人心的詩篇，以高度的藝術形式表達了整個民族的精神風貌（inspired poetry，which in a highly artistic form that gives expression to the spirit of a whole nation）”。被詩人艾略特譽為“當代最偉大的詩人”。
在皓斯的時光是詩人重要的發展階段。皓斯周圍是丘陵和樹林，相傳有精靈出沒。葉芝家雇了一個女僕，是一個漁人的妻子，她熟知各類鄉野傳奇，娓娓道來的神秘冒險全都收錄在後來出版的《凱爾特黃昏》里。
1881年10月，詩人在都柏林的伊雷斯摩斯·史密斯中學（Erasmus Smith）繼續他的學業。他父親的畫室就在這所學校附近，於是詩人經常在那裡消磨時光，並結識了很多都柏林城的藝術家和作家。在這段時間裡，葉芝大量閱讀莎士比亞等英國作家的作品，並和那些比他年長許多的文學家、藝術家們討論。他於1883年12月從這所中學畢業，其後他便開始了詩歌地創作。1885年，葉芝在《都柏林大學評論》上發表了他的第一部詩作，以及一篇題為《賽繆爾·費格森爵士的詩》的散文。從1884年到1886年，他就讀於位於基爾岱爾大街的大都會藝術學校（Metropolitan School of Art），也就是如今愛爾蘭國家美術與設計學院的前身。 早期作品《茵納斯弗利島》是葉芝在早期的代表作。該詩集中表現了詩人對資本主義文明的厭棄和對田園牧歌生活的無限嚮往，具有逃避現實的唯美傾向和鮮明的浪漫色彩。
在開始進行詩歌創作之前，葉芝便已經嘗試將詩歌和宗教觀念、情感結合起來。在它的後續作品中，他在描述自己童年生活的時候曾說過“……我認為……如果是一種強大且悲天憫人的精神構成了這個世界的宿命，那么我們便可以通過那些融合了人的心靈、對這個世界的欲望的詞句來更好地理解這種宿命。”
葉芝早年的詩作通常取材於愛爾蘭神話和民間傳說，其語言風格則受到拉斐爾前派散文的影響。
葉芝的家庭於1887年重新搬回倫敦。1890年，葉芝和歐那斯特·萊斯（Ernest Rhys）共同創建了“詩人會社” （Rhymer’s Club）。這是一個由一群志同道合的詩人們組成的文學團體，成員們定期集會並於1892年和1894年分別出版過自己的詩選。葉芝的早期作品還包括詩集《詩集》、《神秘的玫瑰》和《葦間風》。事實上，“詩人會社”的文學成就並不高，葉芝幾乎是唯一取得了顯著成就的詩人。
情感生活
1889年，葉芝結識了茅德·岡小姐。她是一位熱衷於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的女性。岡昂小姐非常仰慕葉芝早年詩作《雕塑的島嶼》，並且主動和葉芝結識。葉芝深深的迷戀上了這位小姐，而這個女人也極大的影響了葉芝以後的創作和生活。經過兩年的密切交往後，葉芝向岡昂小姐求婚，卻遭到拒絕。其後，他又總計向她求婚三次，分別是在1889年、1900年和1901年，均遭到了拒絕。儘管如此，葉芝對岡昂小姐仍然魂牽夢縈，並以她為原型創作了劇本《凱絲琳女伯爵》。在劇中，凱絲琳將靈魂賣給了魔鬼，好讓她的同胞免於饑荒，最後上了天堂。此劇直到1899年才得以上演，引發了宗教及政治上的諸多爭議。終於，在1903年，岡小姐嫁給了愛爾蘭民族運動政治家約翰·麥克布萊德。在這一年，葉芝動身去美國進行了一場漫長的巡迴演講。這段時期他和奧莉薇亞·莎士比亞有過短暫的戀情。他們在1896年結識，卻在一年之後分手。 也正是在1896年，葉芝結識了奧古斯塔·格雷戈里夫人，介紹人是他們共同的朋友愛德華·馬丁。格雷戈里夫人鼓勵葉芝投身民族主義運動，並進行戲劇的創作。儘管葉芝受到法國象徵主義的影響，但顯然他的創作具有清晰而獨特的愛爾蘭風格。這種風格在葉芝與愛爾蘭年輕一代的作家的交往中得到強化。葉芝和格雷戈里夫人、馬丁以及一些其他愛爾蘭作家共同發起了著名的“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或稱“凱爾特文藝復興運動”）。除了作家們的文學創作外，學院派的翻譯家們對古代傳奇故事、蓋爾語詩歌以及近代的蓋爾語民歌的翻譯和發掘工作也對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代表人物是後來成為愛爾蘭總統的道格拉斯·海德，他編纂的《康諾特省的情歌》倍受推崇。
葉芝與妻子這場運動最不朽的成就之一便是艾比劇院的成立。1889年，葉芝、格雷戈里夫人、馬丁和喬治·摩爾創立的“愛爾蘭文學劇場”（Irish Literary Theatre）。這個團體僅僅存在了兩年，而且並不成功。在兩位擁有豐富戲劇創作經驗的愛爾蘭兄弟威廉·費依和弗蘭克·費依以及葉芝不計報酬的秘書安妮·伊莉莎白·弗萊德里卡·霍爾尼曼（一位曾經於1894年參與過蕭伯納《武器與人》在倫敦首演的富有的英國女人）的鼎力協助下，這個團體成功打造了一個嶄新的愛爾蘭國家戲劇界。在著名劇作家約翰·米林頓·辛參與進來以後，這個團體甚至在都柏林靠戲劇演出賺到了不少錢，並於1904年12月27日修建了艾比劇院。在劇院的開幕之夜，葉芝的兩部劇作隆重上映。從此以後一直到去世，葉芝的創作生涯始終和艾比劇院相關。他不僅僅是劇院的董事會成員之一，同時也是一位高產的劇作家。
在1902年，葉芝資助建立了丹·埃默出版社，用以出版文藝復興運動相關的作家作品。這個出版社在1904年更名為庫拉出版社。出版社存在至1946年，一直由葉芝的兩個姐妹經營，總共出版了70本著作，其中的48本是葉芝自己寫的。1917年的夏天葉芝和當年的岡小姐重逢，並且向她的養女求婚，但是遭到了拒絕。9月份，他改向一位英國女人喬治·海德里斯求婚，她答應了。兩人在當年的10月20日結婚。不久，葉芝買下了位於庫爾公園附近的巴列利塔，並很快將其更名為“圖爾巴列利塔”。葉芝餘生中的大部分夏季都是在這裡度過的。1919年2月24日，葉芝的長女安·葉芝在都柏林出生。安繼承了母親的智慧、寧靜與友善，以及父親不凡的藝術天賦，後來成為一位畫家。
政治生涯
1903年的葉芝。葉芝通過龐德結識了很多年輕的現代主義者，這使得他中期的詩作已經遠離了早期的《凱爾特曙光》時的風格。他對政治的關注也已經不再局限於文藝復興運動早期他所醉心的文化政治領域。在葉芝早期的作品中，他靈魂深處的貴族立場體現無餘。他將愛爾蘭平民的生活理想化，並且有意忽視這個階層貧窮孱弱的現實。然而一場由城市中的下層天主教徒發起的革命運動迫使葉芝不得不改變自己的創作姿態。
葉芝新的政治傾向在《1913年9月》這首詩中得到了體現。這首詩抨擊由詹姆斯·拉爾金領導的著名的1913年都柏林大罷工。在《1916年復活節》中，詩人反覆吟誦：“一切都已改變/徹底改變/一種恐怖的美卻已誕生。”葉芝終於意識到復活節起義的領袖們的價值就在於他們卑微的出身和貧困的生活。
整個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期，葉芝無可避免的受到他的國家以及整個世界動盪局勢的影響。1922年，葉芝進入愛爾蘭參議院。在他的參議員生涯中，葉芝最主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曾擔任貨幣委員會的主席。正是這一機構設計了愛爾蘭獨立之後的第一批貨幣。在1925年，他熱心的倡導離婚的合法化。1927年，葉芝在他的詩作《在學童中間》里如此描述作為一名公眾人物的自己：“一位花甲之年的微笑的名人。”1928年，由於健康問題，葉芝從參議院退休。
1935年的葉芝葉芝的貴族階級立場以及他和龐德之間的密切關係使得這位詩人和墨索里尼相當接近。他曾在許多場合表達過對這位法西斯獨裁者的仰慕。他甚至寫過一些歌頌法西斯主義的讚歌，儘管這些作品從未發表過。然而當巴布羅·聶魯達於1937年邀請他到馬德里時，葉芝在回信中表明他支持西班牙革命，反對法西斯主義。葉芝的政治傾向非常曖昧。他不支持民主派，在晚年卻也有意疏遠納粹和法西斯主義。然而縱觀葉芝的一生，他從未真正接受或贊同過民主政治。同時，他深受所謂“優生運動”的影響。
晚年生活
葉芝進入晚年後，葉芝逐漸不再如中年時一樣直接觸及和政治相關的題材，而是開始以一種更加個人化的風格寫作。他開始為自己的家人兒女寫詩，有的時候則描繪自己關於時間流逝、逐漸衰老的經歷和心緒。收錄在他最後一部詩集中的作品《馬戲團動物的大逃亡》生動的表現了他晚期作品的靈感來源：“既然我的階梯已經消失“我必須平躺在那些階梯攀升的起點”。
葉芝之墓1929年之後，葉芝搬離了圖爾巴列利塔。儘管詩人一生中的很多回憶都在愛爾蘭國土之外，他還是於1932年在都柏林的近郊租了一間房子。晚年的葉芝非常高產，出版了許多詩集、戲劇和散文，許多著名的詩作都是在晚年寫成的，包括一生的顛峰之作《駛向拜占庭》。這首代表性的詩作體現了葉芝對古老而神秘的東方文明的嚮往。1938年，葉芝最後一次來到艾比劇院，觀賞他的劇作《煉獄》的首映式。同年，他出版了《威廉·巴特勒·葉芝的自傳》。晚年的葉芝百病纏身，在妻子的陪伴下到法國休養。然而最終還是於1939年1月28日在法國曼頓（Menton）的“快樂假日旅館”逝世。他的最後一首詩作是以亞瑟王傳說為主題的《黑塔》。逝世之後，葉芝起初被埋葬在羅克布羅恩（Roquebrune）。1948年9月，人們依照詩人的遺願，將他的遺體移至他的故鄉斯萊果郡。他的墳墓後來成了斯萊果郡的一處引人注目的景點。他的墓志銘是詩人晚年作品《本布爾賓山下》的最後一句：“冷眼一瞥/生與死/騎者/且前行！”原句是"Cast a cold eye,on life,on death,horseman,pass by!"葉芝生前曾說斯萊果是一生當中對他影響最深遠的地方，所以他的雕塑和紀念館也將地址選在這裡。
英國詩人奧登悼念葉芝的詩句：“瘋狂的愛爾蘭將你刺傷成詩”。
主要作品
| 作品 | 年份 | 作品 | 年份 |
| 《摩沙達》 | 1886年 | 《凱爾特曙光》 | 1893年 |
| 《愛爾蘭鄉村的神話和民間故事集》 | 1888年 | 《心靈的欲望之田》 | 1894年 |
| 《烏辛之浪跡及其他詩作》 | 1889年 | 《詩集》 | 1895年 |
| 《經典愛爾蘭故事》 | 1891年 | 《神秘的玫瑰》 | 1897年 |
| 《凱絲琳女伯爵及其他傳說和抒情詩》 | 1892年 | 《葦間風》 | 1899年 |
| 《善惡之觀念》 | 1903年 | 《責任 》 | 1914年 |
| 《七重林中》 | 1903年 | 《青春歲月的幻想曲》 | 1916年 |
| 《發現》 | 1907年 | 《庫利的野天鵝 》 | 1917年 |
| 《綠盔及其他詩作 》 | 1910年 | 《寧靜的月色中 》 | 1918年 |
| 《挫折的詩歌》 | 1913年 | 《邁可·羅拔茲與舞者》 | 1921年 |
| 《四年》 | 1921年 | 《自傳》 | 1926年 |
| 《貓和月光》 | 1924年 | 《十月的爆發》 | 1927年 |
| 《靈視》 | 1925年 | 《塔樓》 | 1928年 |
| 《疏遠》 | 1926年 | 《回梯與其他詩作》 | 1933年 |
| 《劇作選集》 | 1934年 | 《最後的詩及兩部劇作》（死後出版） | 1939年 |
| 《三月的滿月》 | 1935年 | 《氣鍋中》（死後出版） | 1939年 |
| 《新詩》 | 1938年 |
寫作特點
葉芝是20世紀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領導人。他是象徵主義詩歌在英國的早期代表人物，對20世紀英國詩歌的發展產生過重要的影響。 葉芝的歷史就是世紀之交愛爾蘭的歷史，而他的詩歌則將他個人的歷史與那一時期的愛爾蘭歷史融為一體。
年輕時代的葉芝是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其早期詩歌多取材於愛爾蘭本土的傳奇與民謠。葉芝是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的參加者，因此政治是他詩中的一大主題；而與葉芝的民族主義激情緊密相連的是他對獻身於愛爾蘭文化復興的傑出女演員莫德·岡的愛情，因而愛情對於葉芝也是個終生的主題。他與格雷戈里夫人的合作亦對愛爾蘭戲劇的發展產生過巨大的影響。葉芝的這一連串人生經歷同其詩歌有著緊密的聯繫。憑著他那能創造神話的想像力，葉芝將生活中許多平凡事件化為美妙的詩句，再在他的詩中創造出具有葉芝風格的象徵主義。而且，藝術與自然的關係在葉芝的許多詩中亦得到了表現。在創造他的藝術、他的象徵主義的同時，葉芝似乎也急欲為歷史畫像。也許是受到了神秘主義（包括布萊克的神秘主義）的影響，這一幅神秘的歷史畫像頗具悲劇色彩。人的命運是由外在力量所控制的，歷史的輪盤不停地鏇轉，已現的必將重現。《麗達與天鵝》與《基督重臨》描述的正是這一主題。多樣性的人生，多樣性的主題，多樣性的風格與技巧，時隱時現的歷史影子，構成了葉芝詩歌的偉大所在。正是由於這種多樣性，後世的評論家一般將葉芝的詩歌分為三個時期。
葉芝葉芝的早期詩歌創作包括他從1883年起在《都柏林大學評論》（Dublin University Review）上發表的詩歌，直到1899年出版的《蘆葦中的風》（The Wind Among the Reeds）為止。初入詩道，葉芝接受的是後期浪漫主義的傳統。對他深具影響的是前拉斐爾派詩人及其後繼者，其中的威廉·莫里斯可以說是葉芝的最主要的影響者。莫里斯是葉芝的朋友，他對葉芝的影響在《莪相的漫遊及其他》（The Wanderings of Oisin and Other Poems，1889）中最為明顯。布萊克和雪萊也對葉芝早期的詩歌產生過影響，因為葉芝曾編選過布萊克的詩集（1893）。這些詩人在作品中表達的信念及情感使葉芝深有感觸。
然而，儘管葉芝的早期詩歌屬於自十九世紀發展而來的英國浪漫主義傳統，但由於其愛爾蘭背景，他的早期詩歌以其獨特的愛爾蘭題材而有別於英國浪漫主義詩歌。這兩者的結合產生了葉芝獨特的早期風格：韻律感強烈，充滿柔美、神秘的夢幻色彩；詩中所述人物則多為愛爾蘭神話與傳說中的英雄、智者、詩人以及魔術師等。同時，這些詩表現出一種憂鬱抒情的氛圍，筆觸頗似雪萊。對於年輕敏感的葉芝而言，詩就是夢，夢能保護俗世中的詩人，而他從孩童時就沉浸於其中的愛爾蘭神話與民間故事則是他尋夢的遙遠去處。這一時期的主題大多為回憶和夢想，其頂峰之作也許就是“茵尼斯弗里島”(“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此詩可謂葉芝白日夢的傑作，實際上反映的是詩人對故鄉愛爾蘭的一種思戀情緒。其廣為傳誦的部分原因也許就在於其徹底的浪漫主義主題和獨特的語言風格。
葉芝中期創作的詩歌主要包括《在七片樹林裡》（In the Seven Woods，1904）《綠色頭盔及其他》（The Green Helmet and Other Poems，1910）《責任》 ，（Responsibilities，1914）《庫爾的野天鵝》 ，（The Wild Swan at Coole，1917，1919）以及《麥可·羅巴茨與舞蹈家》（Michael Robartes and theDancer，1921），其時間跨度約為1899年《蘆葦中的風》出版之後至1926年《幻象》 （A Vision，1925）出版之前。關於葉芝詩歌時期的劃分，並沒有截然的界限，主要以其詩歌主題、風格變換為參照。正當葉芝感到早期風格已到頂點，而新的發展方向尚未明確時，艾茲拉·龐德進入了葉芝的生活圈子，並對其新風格的形成產生了很大影響。這種影響直接導致了葉芝中期詩歌中有一種新的精微的具體性，這一特點同龐德的意象派詩歌有共通之處。這種變化不僅表現在內容上，也表現在措詞上，其結果就是一種新的質樸無華的、具體的風格。它更關注精神的意象和細節，所表現的情感也更為明確。
1920年葉芝與反戰作家西格里夫·薩松這一時期，葉芝開始用貴族的理想觀點來衡量愛爾蘭民族主義的革命者及愛爾蘭大眾，其結果只能是失望。在葉芝看來，暴力、內戰並非愛國的表現，而是“黃鼠狼洞裡打架”。他覺得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缺乏在約翰·奧利里身上所體現出來的那種愛爾蘭傳說中的高貴和古老的英雄主義氣質。對愛爾蘭政治的失望使得葉芝改變了他的詩風。早期寓言般的夢想被拋棄了，他的詩更加現實、複雜、世俗化，逃往“茵尼斯弗里島”已是大可不必。他早期的象徵主義柔弱無力，必須注入新的活力；而他的新象徵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對神秘中的秩序的追求。為此，葉芝發展了一種神秘的歷史循環論，集中表現在《幻象》（1926）一書中。葉芝認為：歷史的發展周而復始，當一個周期完成後，又進入下一個周期，如此不斷循環。他的許多詩歌就是這種歷史理論的直接說明。
作品葉芝後期詩歌的風格更為樸實、精確，口語色彩較濃厚，多取材於詩人個人生活及當時社會生活中的細節，且多以死亡和愛情為題，以表達某種明確的情感和思索。後期詩歌包括詩集《鐘樓》（The Tower，1928）《盤鏇的樓梯》 ，（The Winding Stair，1929）《三月的圓月》 ，（A Full Moon inMarch，1935）和《最後的詩歌及兩個劇本》 （Last Poems and Two Plays，1939）。《鐘樓》收集了葉芝的一些內涵最豐富的詩，如：“駛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鐘樓”、“內戰冥想”（Meditations in Time of Civil War）、“1919”、“麗達與天鵝”以及“在學童們中間”（Among School Children）。對於葉芝來說，生活與藝術是一種衝突。隨著年紀不斷增大，年齡與欲望又成為一對矛盾。在“駛向拜占庭”一詩中，詩人構造了日漸衰老的肉體的渴望與靈魂對自由的嚮往。詩中，一位老人拒絕了年輕人的感官世界，表明渴望擺脫肉體束縛而追求永恆的藝術世界的願望。在“在學童們中間”一詩中，他也談到了時間與人生的問題。而“麗達與天鵝”則又使他回到《幻象》中的歷史循環這一主題上。
《彎彎的樓梯》（1933）包括了一些很優秀的哲理詩，如“自我與靈魂的對話” （A Dialogue ofSelf and Soul），但也有一些是回憶過去的詩歌，包括對朋友的懷念。其中“庫爾莊園與巴利里”（Coole Park and Ballylee，1931）一詩談到詩人與格雷戈里夫人的友誼與他們的文學功績。詩云：
我們是最後的浪漫主義者，選擇了
傳統的神聖與美好為主題。
這“最後”意味著一個歷史時期的結束，葉芝在文學史中為自己提前找到了位置。《三月的圓月》（A Full Moon in March，1935）包括一組稱為“超自然的歌”的文學詩。這些詩濃縮了葉芝的思想，語言簡樸。其中“人的四個年齡階段”一詩體現了幻想中的思想，也反映了對人類文明的思考。
葉芝的理論成就主要表現在《詩的象徵》一文中，但他並不是一個理論家。《幻象》中的思想也並非什麼完整的理論，而是個人色彩很濃厚的一種價值觀念。葉芝是個詩人，他的成就在於那多樣性的詩歌，豐富的題材與想像。此外，嫻熟的技巧也是他吸引讀者的重要原因。如果說華茲華斯統治了上一個世紀的英語詩歌，那么葉芝則統治了19、20世紀交替時期的英國與愛爾蘭詩歌。
思想核心
神秘主義
神秘主義（occultism）“神秘主義”一詞是從拉丁文“ occulo”（意為“隱藏或隱蔽”）派生而來的，
其基本含義是指能夠使人們獲得更高的精神或心靈之力的各種教義和宗教儀式,但未確定其參加。神秘主義包括諸多理論和實踐例如玄想、唯靈論、“魔杖”探尋、數靈論、瑜伽、自然魔術、自由手工匠共濟會綱領、巫術、星占學和鍊金術等。
葉芝葉芝一生都對神秘主義和唯靈論有濃厚的興趣。1885年，葉芝和一些朋友創立了“都柏林秘術兄弟會”（Dublin Hermetic Order）。這個組織在6月16日召開了第一次集會，葉芝是領袖。 同年，都柏林的神智學會館在通靈法師婆羅門·摩西尼·莎特里的組織下正式開放，葉芝於次年參加了他的第一次降神會。之後，葉芝沉迷於鍊金術和通神論。1890年他加入金色黎明秘術修道會，並於1900年成為該會的領袖。在結婚以後，葉芝夫婦曾經嘗試過風靡一時的無意識寫作。葉芝的神秘主義傾向在他的名詩《麗達與天鵝》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這首短詩從希臘神話中取材，講述得是宙斯幻化成天鵝與美女麗達結合併生下兩個女兒的故事（一是著名的海倫，引發了特洛伊戰爭；一是克呂泰涅斯特拉，希臘軍隊統率阿迦門農的妻子）。這一母題在西方文學藝術作品中曾反覆出現。關於葉芝創作這首名作的初衷，西方評論界曾有過各種不同的詮釋和解讀，有的認為是“歷史變化的根源在於性愛和戰爭”，有的則認為是“歷史是人類的創造力和破壞力共同作用的結果”。西方主流的文學史將 《麗達與天鵝》作為象徵主義詩歌里程碑式的作品。
在葉芝的神秘主義思想形成過程里，凱薩琳·泰楠的影響不可謂不大。泰楠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女詩人，葉芝早年和她過從甚密。正是在泰楠的影響下，葉芝頻繁的參加各類神秘主義組織的活動。泰楠一生都很仰慕葉芝的才華，而葉芝卻在後來逐漸疏遠了她。葉芝的神秘主義傾向受印度宗教的影響很顯著，他晚年甚至親自將印度教《奧義書》譯成英文。通靈學說和超自然的冥思則成為葉芝晚期詩歌創作的靈感來源。一些批評家曾抨擊葉芝詩作中的神秘主義傾向，認為其缺乏嚴謹和可信度。W·H·奧登就曾尖銳的批評晚年的葉芝為“一個被關於巫術和印度的胡言亂語侵占了大腦的可嘆的成年人的展覽品”。然而正是在這一時期，葉芝寫出了他一生中很多最不朽的作品。若想理解葉芝晚年詩作的奧妙，就必須要了解他於1925年出版的《靈視》一書的神秘主義思維體系。今天，人們通過閱讀這本書來理解葉芝後期的詩作，卻不把它當作一本宗教或哲學的著作。
現代主義
威廉·勃特勒·葉芝1913年，葉芝在倫敦結識了年輕的美國詩人艾茲拉·龐德。事實上，龐德來倫敦有一部分便是為了結識這位比他年紀稍長的詩人。龐德認為葉芝是“唯一一位值得認真研究的詩人”。從1913年到1916年，每年冬天葉芝和龐德都在亞士頓森林的一個鄉間別墅中度過。這段時間裡龐德擔任葉芝名義上的助手。然而當龐德未經葉芝的允許擅自修改了他的一些詩作，並將其公開發表在《詩》雜誌上後，兩位詩人的關係便開始惡化了。龐德對葉芝詩作的修改主要體現出他對維多利亞式的詩歌韻律的憎惡。然而很快兩位詩人都開始懷念雙方共事、互相學習的日子。尤其是龐德從歐內斯特·費諾羅薩的寡婦處學到的關於日本能樂的知識為葉芝即將創作的貴族風格的劇作提供了靈感。葉芝創作的第一部模仿了日本能樂的劇作是《鷹之井畔》。他於1916年1月將這部作品的第一稿獻給龐德。
現代主義對葉芝詩作風格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隨著時間的推移，詩人逐漸放棄早期作品中傳統詩歌樣式的寫作，語言風格也越來越冷峻，直接切入主題。這種風格上的轉變主要體現在他的中期創作中，包括作品集《七片樹林》、《責任》和《綠盔》。
1923年葉芝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由瑞典國王親自頒獎。他在兩年之後發表了一首短詩《瑞典之豐饒》，以表達感激之情。1925年，葉芝出版了一本嘔心瀝血的散文作品《靈視》，其中他推舉柏拉圖、布列塔諾以及幾位現代哲學家的觀點來證實自己的占星學、神秘主義及歷史理論。
寫作思想
雪萊的詩對葉芝產生了很大影響。後來，葉芝在一篇關於雪萊的文章中寫道：“我重讀了《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在世界上所有的偉大著作之中，它在我心裡的地位比我預想得還要高得多。”葉芝早期還受到彼時愛爾蘭著名的芬尼亞組織（Fenian）領袖約翰·奧里亞雷的影響。詩人晚年曾說，奧里亞雷是他所見最“風流倜儻的老人”，“從奧里亞雷的談話以及他借我或送我的愛爾蘭書籍中，成就了我一生的志業。”在奧里亞雷的介紹下，葉芝認識了道格拉斯·海德和約翰·泰勒。奧里亞雷於1893年成立蓋爾語聯盟（Gaelic League），致力於保存並推廣愛爾蘭語言的使用。
在他的眼裡，“生命是一個過程，正如詩歌一樣。當你青春年少時，生命就象枝葉婆娑的綠樹，在夏日的流風中歡快地歌唱，快樂卻缺乏思想的沉澱；而當你年老了，你的生命枝葉現出繁華落盡的凋零，但是你遒勁的枝幹，通過根蒂和大地緊密相連，那就是你的根本所在，這種對生命的認識，只有在生命最後才能真正領悟。而葉芝對愛情也是終生追索不已。只有一個人愛你那朝聖者的靈魂，愛你衰老了的臉上痛苦的皺紋”，這是葉芝的《當你老了》里最為有名的詩句，也是他流傳最廣的詩歌，表達了對女演員茅德·岡的一生不懈的追求。
早期的葉芝，對繆斯充滿著無限的嚮往，抒發了愛情的不幸。他寫道：“在那裡歲月會遺忘我們，悲哀不再來臨；轉瞬就會遠離玫瑰、百合和星光的侵蝕，只要我們是雙白鳥，親愛的，出沒在浪花里。然而這種追求總是那么空茫，那么充滿浪漫蒂克，還沒有承擔起豐富人生的痛苦和普遍的真理。”
他的詩歌從早期的自然抒寫，到晚年的沉思凝練，真正完成了一場思想和藝術的修煉。正如他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的感言：“現在我已經蒼老，而且疾病纏身，形體不值得一顧，但我的繆斯卻因此而年輕起來。”在他看來，“除了太陽一無所有，然而他沒有逃避現實，也不安於現實。他深知，只有把針扎在肉里，穿針引線，血淚迷濛，才能走到上帝面前。”在《駛往拜占廷》里，葉芝在剖析自己：“一個衰頹的老人只是個廢物，是件破外衣，支在一根木棍上，除非靈魂拍手作歌，為了它的皮囊的每個裂綻唱得更響亮。為了追求真理，他對自己冷酷無情，勇於暴露自己人性的弱點。”
在葉芝的身上，可以看到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亞的悲劇里表現出來的，為追求真理而窮盡畢生不懈的努力。葉芝最終沒有達到那些偉大詩人的高度。大詩人奧登在《悼念葉芝》中的說：“葉芝辛勤耕耘著詩歌，把詛咒變成了葡萄園”；卡夫卡說：“每個人都必須從自己內心一次又一次地生產真理，否則他就會枯萎。葉芝以畢生來追求真理，即使那不是終極真理，但他至少做到無悔於一生。”
人物成就
威廉·巴特勒·葉芝是20世紀現代主義詩壇上與 T·S·艾略特各領風騷的愛爾蘭詩人，其創作理論和實踐對現當代的影響無疑是深遠的。他被艾略特稱為“我們時代最偉大的詩人”。他因對愛爾蘭文藝復興做出的傑出貢獻而於192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的創作風格對埃茲拉·龐德、詹姆斯·喬伊斯甚至艾略特都產生過較大影響，即使在當代，他的作品集如《葦間風》（The Wind Among theReeds）仍為無數外國讀者爭相傳誦。
葉芝作為後期象徵主義的代表，其作品的現代性卻頗具爭議。分析葉芝作品的浪漫主義抒情傳統，並結合其象徵主義的發展和面具理論的套用，可以看到葉芝不斷追求自我創新的現代性。葉芝象徵主義的發展，本身體現了從浪漫主義到現代主義的過渡。葉芝的浪漫主義傳統和現代性的對立統一。浪漫主義抒情是他的本質，而象徵主義的發展和面具理論的套用則體現了詩人不斷自我否定和創新的精神。某些批評家因為葉芝作品中缺乏城市印象所以否認其現代性。此觀點實際上是對現代主義本質的誤解。從象徵主義的觀點看,無論城市還是葉芝筆下的愛爾蘭斯萊哥鄉村，都僅僅是內在情感的客觀對應物而已—— 一種對資本主義社會矛盾和人的異化危機的逃避和反抗。葉芝的這種獨特性不僅使他的那路詩在以艾略特為代表的“反抒情”現代詩歌中顯得如此出類拔萃，卓爾不群，而且在後現代主義接過現代主義的旗幟之後仍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
後世紀念
2008年，威廉·巴特勒·葉芝的筆記本在愛爾蘭國家圖書館展出，展覽的主題是“詩人威廉·巴特勒·葉芝的生活和作品”。筆記本攤開的那一頁展現的正是岡小姐寫給葉芝的信。在展覽中心，豎立著茅德·岡小姐的雕像。
在展覽的四部影片中，葉芝是一位公共人物、詩人、情人、神秘主義者，也是一位獲得了巨大文學成就，但又有些古怪和自負的人。這次展覽會也被看成是對葉芝家庭的一個感謝之舉。在詩人1939年離世後，他的夫人，喬治，開始陸續將他的文稿贈給了愛爾蘭國家圖書館。他們的兒女在去世前也繼續將父親的作品作為禮物捐贈給圖書館。
2015年，是愛爾蘭國民詩人威廉·巴特勒·葉芝誕辰150周年，從他的故鄉小鎮斯萊戈到愛爾蘭首都都柏林再到南美甚至非洲，喜愛葉芝的讀者先後發起了創意紛呈的活動來紀念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和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