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豪[民國人物]](/img/4/1be/nBnauM3XwITO0YTN1IjM2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yIzL1E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姜豪[民國人物]")
早年經歷
姜豪，1908年出生於上海，父親曾在宋耀如家中任教，為宋子良、宋子安弟兄講授國文。姜豪於1924年考入上海南洋大學，讀書期間加入中國國民黨。曾秘密參加改組派，任上海工人運動委員會主任，從事反蔣活動。1933年當選為國民政府上海市黨部監察委員。1937年8月，參加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任戰時服務團團長。上海淪陷後，姜豪通過時在偽維新政府任教育部督學的朱泰耀、楊鵬摶二人刺探日偽情報。
姜豪路線
1939年1月，姜豪到重慶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受訓，5月初回上海。同月9日被捕，被日本軍部設在上海的小野寺信機關保釋。小野寺信原在日本參謀本部俄國課工作。1938年10月被派到上海，建立小野寺辦事處，目的在於找尋和重慶國民政府的關係，勸說蔣介石與日本“和談”。同年12月，小野寺信被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委任為參謀，“與國民政府要員就再建東亞問題進行協商”。小野寺機關的主要工作人員為經濟學教授吉田東祐，其中文翻譯即為與姜豪有關係的楊鵬摶。這樣，姜豪就經常通過楊鵬摶了解小野寺機關的信息。其間，日本特務影佐禎昭正在主持“汪兆銘工作”，企圖將汪精衛扶植為傀儡。小野寺信希望搶在影佐之前打通重慶路線。朱泰耀建議姜豪利用這一機會，代表重慶與小野寺接觸，試探其“和平”誠意。姜豪致電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中統局局長的朱家驊請示，未得答覆。姜豪被捕後，小野寺信出面保釋，向姜表示：日本的元老、重臣、財閥都希望早日結束戰爭。日本海軍急於南進，陸軍急於北進，因此必須解決中國問題。姜豪認為此事應從速向重慶中央匯報。同年7月，姜豪到達重慶，朱家驊表示，此事須在向蔣介石匯報之後才能決定。
當時，軍統負責對日情報。從上引戴笠函可知，朱家驊聽取姜豪匯報後，將有關情報轉告軍統，由軍統方面決策。由於德軍進攻波蘭，日本內閣改組等新情況。至當年9月5日止，軍統方面尚未拿出主意。
同檔所藏戴笠9月27日致朱家驊函云：騮先先生賜鑒：查姜豪同志來渝已久，現晚擬派其赴港，偵察敵方之企圖並汪逆之活動，未悉尊意何如？乞示。專此奉陳，敬頌崇安！晚戴笠敬上九、廿七日
汪精衛於1938年12月18日逃離重慶。29日，在河內發表《致中央黨部蔣總裁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志書》（《艷電》），回響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第三次對華聲明。1939年5月，汪精衛到達上海。8月，在上海秘密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9月5日，成立偽中央黨部，積極謀劃成立傀儡政權。戴笠此時決定派姜豪赴港，“偵察敵方企圖並汪逆之活動”，顯然是為了適應這一新形勢的需要。
此後的情況，據姜豪回憶：10月間，朱家驊稱，“奉總裁諭”，要姜到海關巷一號談話。到了那裡，才知道那是軍統局的辦事處，由戴笠親自談話，告訴姜：他正需要蒐集日本方面的情報，讓姜到香港去和日本人接觸。不過當前國際形勢還沒有明朗，讓姜再等些日子。11月某日，戴笠再次約姜豪談話，說是可以到香港去了，聽聽日本人談些什麼，但不能講中國政府有什麼意見，也不能到別的地方去，以香港為限，等等。事後，姜豪向朱家驊匯報，朱交給姜一本密電碼，要姜到港後和他保持單線聯繫。
姜豪到港後，先與日本駐香港武官鈴木卓爾中佐會談，鈴木要求姜豪介紹中國政府負責代表談判，姜豪答以時機尚未成熟。其後，吉田到港，雙方轉到澳門會談。關於談判情況，姜豪一面通過軍統在香港的工作人員劉方雄轉報戴笠，一面則通過吳鐵城的電台於11月14日致電朱家驊報告。電稱：
板垣已派高山來晤，藉悉敵方現決全力扶植汪逆，但亦知偽中央成立後，無所作為，故仍思取巧謀和。高山所談和平辦法，據謂撤兵無問題，程式與時間，視吾實行親日反共之程度為比例。如某處已有表現，該處即可撤兵，如各處同時徹底表現，各處亦可同時撤兵。所要求事，除反共、經濟合作外，最重要者在委座退隱，同時對汪逆精衛須予面子。至於滿洲問題，則不談。
板垣，指板垣征四郎，時任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高山，當為吉田東祐的化名。據此電可知，日本侵略者當時的策略是，雙管齊下，既積極扶植汪精衛，又積極向重慶方面“誘和”。其條件為親日、反共、經濟合作。由於蔣介石在1938年1月拒絕陶德曼調停，日本方面曾宣布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要求蔣介石下野。因此，吉田在和姜豪談判時仍然堅持此點，要求“委座退隱”。對於叛離重慶的汪精衛，則要求照顧其“面子”，意即有適當的安排。關於“滿洲”問題，吉田深知，這是談判中最棘手之處，所以迴避不談。
對吉田所提條件，姜豪逐一反駁，電稱：職告以中國在求本身之獨立、生存，為此而戰，為此而和。目前環境益佳，無須求和，但為謀二國之真誠、永久、親善合作，覺日本如能放棄侵略，當為言和。其原則在不損傷領土、主權之完整。至於委座，系全國信仰、權威之所集，退隱根本不能談。至於汪逆，為全國人士所無法寬容，故上述見解完全錯誤。
吉田表示：姜豪所談各情，均所深悉，“但為面子，不得不如此，惟尚可商量。如委座退隱改為短期休養，汪逆問題亦可設法。”姜豪則稱：“停戰撤兵之後，個人問題，再行考慮。最重要事，在談判期間不能成立偽中央，否則即無誠意，談判無法進行。”汪精衛成立偽中央黨部之後的下一步必然是成立偽國民政府，姜豪所云，顯示出他當時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汪精衛成立偽府。對此，吉田答應“設法阻止”。雙方最後約定，各自請示後再行約期續談。電末，姜豪向朱家驊建議，利用談判，在漢奸集團內部製造分化與對立，並設法誘使敵人“處決”汪精衛。電稱：“據職觀察，敵內部意見不一，至今仍思投機取巧，故今後應付方針，似宜繼續虛與委蛇，以動搖其內部，並吸收汪系以外之漢奸，使與對立。如能徹底處決汪逆，則最佳。”
此電11月16日到重慶。朱家驊於25日復電姜豪：“盼速返渝。諸俟面談。”姜豪收到朱電後，於11月29日回電，表示遵命準備返渝，但請示四點：（一）戴先生所派，尚有其他任務，未奉其命可否離港。（二）家眷現在港，是否同返？（三）路費無著，機票難購。（四）何處商洽？
至於高山返滬後，板垣心腹今井對此事積極推動，故須磨十六日前有不利汪逆之談話。惟今井表示，此事已至決策階段，如吾中央確有誠意，須有要員出面，則彼可代表板垣來港晤洽，至少須職赴滬先與一晤，否則禁止高山與吾方來往，以免上吾之當。高山因此甚焦急，已派人來此催復。惟高山近又來電，謂板垣處如決裂，彼返東京另行活動等語。此事已詳告戴先生請示辦法，但至今尚未獲復。請就近與之商洽後詳示一切。
今井，指今井武夫，當時任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課長。他原擔任對汪精衛及其同夥的聯絡，但他認為，“成立南京政府自然還不是其目標，而是與重慶政府間實現全面和平才是最終目的”。[5]因此，他於當年9月29日到任後，即努力開闢與重慶國民政府之間的聯絡通道。從姜豪電可知，他對“姜豪工作”持積極態度，準備代表板垣征四郎到港與姜豪會晤，或命姜到上海見面。須磨，指須磨彌吉郎，日本外交官。1933年任日本駐南京總領事。次年任日本駐華公使館一等秘書。1937年任駐美大使館參贊。1939年9月任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他於當年10月15日到上海，16日在記者招待會上稱：“日本之政策，惟基於近衛之聲明，至汪氏如何，或其他方面如何，在所不問。”“余目下不欲討論任何中國方面之聲明，連同汪氏之聲稱在內。”當記者問他，“日本是否以支持汪精衛為限”時，須磨回答：“日本之支持並不以某個人為限，而視其政權之主張。凡主張之合乎日本者，皆得廣博之支持。”姜豪電所稱須磨的“不利汪逆”的談話，當即指上述言論。在姜豪看來，這是日方不專一與汪精衛打交道的表示。
12月2日，朱家驊收到姜豪上述電報，於當日復電稱：奉諭：不得進行，並速返等因。特奉達。朱家驊當時地位顯赫，所奉之“諭”，其來源可以意會，但朱家驊有意不說。12月5日，姜豪致電朱家驊，報告新情況：板垣處加派人員會同高山定7日到港，職擬與其晤後來渝。戴先生處如何？乞與接洽後賜示一切。在姜豪看來，日方既然加派人員到港談判，很快可到，自然應該等一等。12月6日，姜豪再致朱家驊一電：冬電奉悉，即遵命停止。惟7日來人，為顧全擔任聯絡工作之朱、楊二人安全計，只得再與一晤。待二人料理滬上家務出走後，即絕往來。職將此情報告戴先生，待其核准結束其他事務，並待籌得路費後，即攜眷來渝。職工作原意本在分化對逆內部意見與阻止汪逆組府，二月來尚見成效。今奉此命中止一切，自當遵命辦理，但以未達最大目的為撼耳！
朱、楊，指上文提到的協助姜豪工作的朱泰耀、楊鵬摶。按中統紀律，下級必須絕對服從上級。朱家驊既然命令“不得進行”，姜豪自然只能表示“遵命停止”。但是，姜豪顯然不願匆匆結束和日本人已經開始的談判，所以除陳明自己不能立即回渝的種種理由外，還和盤托出自己的工作目的——“阻止汪逆組府”，並且特別說明“二月來尚見成效”，意在對朱家驊有所打動。不過，朱家驊毫未動心。
姜豪的工作屬於軍統和中統雙重領導。12月9日，朱家驊致電戴笠：日前奉總裁面諭，姜豪同志所進行之工作不可再進行，並促其速返等因。適值姜同志有電至，復電中已將總裁諭旨告之，特函奉達，敬祈察洽為幸。
原來，命令姜豪工作“不可再進行”，出自蔣介石“面諭”，這樣，戴笠自然無話可說。姜豪也只能奉命返回重慶。姜豪回渝後，留在中統局，奉副局長徐恩曾之命，協助全國糧食管理局指導各縣糧管行政。姜不願留在中統，以“興趣較少”為理由，托曾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吳開先向朱家驊說情，要求調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1940年3月2日，，姜家驊復電吳開先，說明組織部名額已滿，請吳勸姜留在中統，其中談到將姜豪從香港召回的原因：至姜事所以遲遲發表者，先因曾由雨農兄任用，派在香港工作。繼因總裁深以其工作為不滿，奉諭召回，請兄轉勸屈就。朱家驊此電將情況說得更清楚，蔣介石對姜豪在香港與日本人的談判深為“不滿”，才下令將其召回。抗戰後期，蔣介石曾向美國人聲稱，抗戰期間，他先後拒絕日本人的談判要求12次。朱家驊檔案中所藏姜豪工作資料為我們提供了其中的一個實例。
姜豪香港談判的目的在阻止日本人支持汪精衛組府。當時，日方也有人企圖利用此點誘使重慶政府坐到談判桌前來。1939年9月，日本軍部特務和知鷹二向中方提出，如日華之間成立“全面停戰協定”，即可取消汪偽各組織，甚至可以將汪“剪除”。孔祥熙對此感到興趣，於10月6日致函蔣介石，要求派人赴港談判，不料引起蔣介石大怒。10月9日，蔣復函孔祥熙，嚴詞痛斥：“以後凡有以汪逆偽組織為詞，而主與敵從速接洽者，應以漢奸論罪，殺無赦。”同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說：“我中央有求和之心理者，應注意痛斥之。” 姜豪在此後赴港，以阻止汪精衛組府為理由與日本人談判，自然要在蔣介石那裡碰釘子了。
汪精衛於1938年12月叛逃，蔣介石最初很震驚，也擔心此事會對抗戰造成不良影響。當月22日日記云：“不料兆銘糊塗卑劣至此，誠無可救藥矣。嗚呼！黨國不幸，乃出此無廉恥之徒！余無論如何誠心義膽，終不當彼一顧，誠奸偽之尤者也。”據稱，當晚他思考此事對國內黨、政、軍、各地，對外交與對敵等各方的影響，久不能眠。但是，此後，他逐漸認為，汪的叛逃並非純粹是壞事。29日，汪精衛在河內發表《艷電》，其面目清晰暴露，蔣介石即為此慶幸，其31日日記云：“其通敵賣國之罪，暴露殆盡，誠不可救藥矣。”“今汪既離黨國，此後政府內部純一，精神團結，敵欲望我內部分裂與其利誘屈服之企圖，根本消滅矣。”次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召開臨時會議，決議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撤除其一切職務，蔣介石即稱此為“黨國之大慶”。後來，日本利用汪精衛為“奇貨”，要挾蔣介石和重慶國民政府，蔣介石即認為汪已無價值。1939年11月12日，他在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開幕詞中說：
偽組織是一定會出現的，但是這個不祥之物出現之日，就是敵人末日臨頭之時。現在敵人必以為是他政治進攻的成功，但實際上就是他侵華政策上最後的失敗。次年3月21日，蔣介石又在日記中寫道：去年今日，余或恐其偽組織出現，影響國內與國際之心理；今年出現，則不惟無此顧慮，而且亦希望其能出現，雖於我無甚利害，而於敵國、對國際及我國民眾之心理，必能發生惡劣之反響，或竟促成敵國之崩潰。與其醞釀而不出現，不如早出現為愈也。
蔣的公開談話和私人日記都表明，在蔣看來，汪精衛的偽政權即使能組織起來，其結果不僅於中國無害，倒反而不利於日方，將加速日方的崩潰。蔣介石當時之所以對姜豪工作毫無興趣，嚴令返回，其原因在此。姜豪在回憶錄中以為這是“軍統與中統又一場爭鬥的結果”，純粹出於猜想。
姜豪在全國糧食管理局協助工作，其時間自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同年4月，任軍事委員會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經理處秘書，中統局方面則停職留薪，在此期間，再未到過香港，也再未參加中統或軍統的情報工作。今井武夫稱：鈴木卓爾曾於1939年12月10日與第二年1月3日兩次在香港與姜豪見面，姜自稱多次接受重慶領導人的指示和意圖，云云。證以姜豪留下的檔案和回憶錄，完全是在瞎說。
抗戰勝利後，姜豪投身愛國民主運動，與中共地下組織進行接觸。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利用在大觀俱樂部舉行的工商界聚會，向資本家宣傳共產黨的城市政策，為維持上海城市的正常運轉作出了貢獻。1955年因受到潘漢年冤案牽連被逮捕入獄，直到1975年才被釋放，後被聘為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2008年因病逝世，終年100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