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歷
遠在清道光年間，姚克的祖先就遷出皖南山城在浙江杭州仁和縣落了籍。祖父姚錫爵有舉人功名，以開店經商為主，家住城裡興中巷，那是鋪以青石板的老巷，古樹參天，濃蔭翠深。父親姚文倬是清末光緒十六年（1890）的進士，殿試後，進翰林院，任編修，後與民國政要譚延闓等人共過事。姚文倬在蘇州葑門十泉街五十四號買下那所門前豎著旗桿的大宅院（因為前清的門第相當嚴格，在沒有點翰林之前，他不可能買這樣氣派的住宅），以後他就住在蘇州，不常到杭州老宅去，和杭州堂兄姚文俊那一房也就漸漸疏遠了。姚文倬曾外放廈門當官，為四品道員。
姚克於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生於廈門。幾年後隨父母回蘇州居住。由於家學薰陶，他很小就能對聯句，背誦中國古典詩詞，天賦過人。中學畢業後，姚克考入蘇州東吳大學文科。該校位於天賜莊，為美國利用庚子賠款在華所建的教會學校之一，校園內古樹參天，景色優美。校內聘有一些美、英籍教師。姚克是個躊躇滿志的大學生，英語嫻熟，能與校內洋教師流利地對話，常用英文寫稿投給滬上《字林西報》、《密勒氏評論報》等英文報刊，被稱為“洋才子”。但他更專心攻讀和痴迷於中國文學和戲劇。他喜愛唱崑劇，業餘時間主持過“東吳劇社”，是著名詞曲家吳梅先生的高足。姚克為了欣賞留美歸來的導演洪深（復旦大學戲劇系主任）執導的王爾德名劇《少奶奶的扇子》，曾不惜請一天假搭夜班列車去上海，來去匆匆，很有些狂熱勁頭。姚克可稱作“性情中人”，平日講究衣著整齊，儀飾莊重，但他不拘小節，做事往往考慮不周，有時得罪人了往往尚不知道。
1931年夏，姚克於東吳大學畢業後來到上海，先在世界書局和明星影業公司任職，乾過編輯和秘書。他辦事熱情，精明幹練，且心直口快，胸無城府。由於常在業餘寫作，也寫過影劇評論，姚克在明星公司舉辦的業務酒會上見到電影評論家唐納，依稀有些認識。這位唐納原名馬驥良，高大俊朗，氣質文雅，西裝革履，說話帶蘇州口音，國語說得很標準，直不亞於上海電台播音員。姚克終於想起唐納與自己還沾些親，自己十七歲那年在蘇州參加姑父的葬禮，見過唐納，他是自己姐姐的表侄。當時在上海讀書，特請假趕回蘇州的。當時姚克也有些靦腆，在對方紅著臉低聲叫他表叔時，他竟然怪不好意思。也許由於隔著輩分，年歲又相仿，姚克與才華逼人的唐納交往甚少，“打鑼賣糖各乾一行”，上海大著哩！在上海，姚克也多次見到中華書局資深編輯姚漢章。這位有過舉人功名的老編輯中等身個，胖胖的，蓄鬍須，平日不愛說話，他的杭州口音很重，中華書局在民國初年出版的新式國語課本，多種歷史、地理課本及教材均出自於姚漢章之手，姚克那時並不清楚這位年長自己二十一歲的姚漢章竟是杭州的伯父姚文俊的兒子，也即是自己的從堂兄，還算是近親哩。姚克更不知道滬上左聯作家出版人士姚蓬子便是姚漢章的兒子。不單是姚克本人，滬上文藝界許多人士也不清楚幾位姚姓文人間的親緣關係。如魯迅先生於1934年8月31日給姚克的信末尾就寫道：“先生所認識的貴同宗（指被捕後自首的姚蓬子）聽說做了小官了，在南京助編一種雜誌，特此報喜”……從語氣來看魯迅對姚蓬子是心存厭惡的。他也不知道姚蓬子這“小靈童”竟是姚克的從侄兒！這確實是很有意思的事。
文藝成就
1932年夏，姚克得到宋慶齡的引薦，進入由孫中山文化教育促進會開辦的中國第一家英文雜誌《天下月刊》任編輯，負責編輯這家刊物的還有溫源寧、董鼎力、林語堂等四位著名文化人士，他們不是英國牛津、劍橋就是美國哈佛學成後歸國的，乃一時之佳選，唯獨姚克一人是在國內土生土長的文化人。他編稿認真，不徇私交，對來稿一視同仁。某日，在南京中央大學執教的詩人李金髮投來二首轉譯自法文版的西班牙詩人薄爾加的愛情詩，其中明顯有幾處錯譯，姚克沒和林語堂等人商議就將稿子退回，附信請李金髮修改後再寄來。那個李金髮可是個心高氣盛的人，不但沒修改稿子，反而寫信來將姚克等四人斥罵一通。林語堂先問明事由，有些不快，責備姚克處事不妥，應先與他們商量一下再行定奪，總之犯不著得罪人。姚克想想也覺欠妥，但他拒絕再與李金髮聯絡。姚克除了編稿，也給《天下月刊》寫稿，還經常為滬上頗具影響的英文報刊《密勒氏評論報》和《字林西報》、天津《北華周報》三報刊寫稿，向歐美人士介紹中國傳統文化，他還經常通過黎烈文主編的《申報·自由談》和黃源主編的《譯文》把西方的文學名著《茶花女》、《卡門》、《天才》、《巴黎聖母院》、《雙城記》等西方文化傳播給中國廣大讀者。他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第一位把中國京劇《打魚殺家》譯成英文介紹海外去的人，他的成就在當年就已受到宋慶齡、魯迅、茅盾等有識之士的肯定。然而對姚克這個人，很早就存在一些爭議，批評他的人大致認為姚克華而不實，自我表現欲強。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國出版的趙景深、胡山源、趙家璧等人的有關三十年代文壇的回憶錄都多少有些褒貶姚克的文字。如1999年上海出版的胡山源著《文壇管窺》中就提到1931年胡在上海世界書局英文部當編輯，某日“忽然來了個人，和英文部主任林漢達有所洽談，他西裝筆挺，頭髮塗了‘司坦康’，梳得油亮亮的，皮鞋咯咯然震動著地板。他走後，林告知我，那人叫姚莘農，蘇州東吳大學畢業，現在書局總務處當秘書……”其中流露出輕視甚至帶了諷刺。文中還寫到某日已到金源錢莊當語文教師的胡山源奉總經理指示，邀滬上十多位名流學者輪流去錢莊給職員們作文化演講，某日胡也邀了姚克，他也應允了，但屆時卻未到席，令胡山源和指望聆聽演講的職員們空等了一下午，大為掃興。胡山源這篇短文中還不太客氣地稱“他的《清宮秘史》在藝術上也實在一無可取，無非如其為人，打扮得漂漂亮亮，賣賣噱頭而已”。這是有失公允的，須知電影《清宮秘史》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公映後還是受到觀眾歡迎的，珍妃（周旋飾）的悲劇命運和她與光緒帝的戀情打動了很多人的心靈，影片具有一定的藝術感染力，有不小的影響，否則在“文革”初它也不會又被弄出來發動全國性大批判了。不過，再看看胡的“姚克”一文後邊落款日期為1974年11月2日，我們也就可以理解了。須知那時還處於幾乎已難於收場的“文革”後期，“批林批孔”運動鬧騰正歡，胡山源當年為文自是不免留下“左”的烙印。那時遠在美國僑居的姚克還被很多人視作“賣身投靠美帝”的“反動文人”呢。只是《文壇管窺》這本回憶錄（初版於1984年）在1999年再版時，理應對其中一些欠公允的評論文章做些修改才合情理。
姚莘農三十年代初，姚克在上海文壇甚為活躍，但他與文學研究會、太陽社、新月社、創造社等文學社團派別都保持著微妙的距離，亦不加入論爭。姚克個性張揚，但他能分得清大是大非，他最景仰的人是魯迅。他感到魯迅在風雨如晦的沉悶的中國是一顆巨星，是民族精神的象徵，而且這位大文豪對生活底層的同胞們充滿了真正的人文關懷精神。1932年1月4日，姚克寫了封致敬並求教的信，托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峰轉交給家住四川北路內山書店二樓的魯迅。但久久未見回信，姚克並無怨意，倒是有些惶恐，擔心自己冒昧寫信之舉有些不妥。他知道魯迅先生的寫作和編書工作極為繁忙，有時通宵達旦，唯以煙和紹興酒來減壓解疲乏。他並不知道這位大文豪已經默默地關注他為溝通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的貢獻，亦不知道魯迅曾當著馮雪峰、瞿秋白、沈雁冰幾個人的面稱讚過自己。一年後的3月3日，姚克忍不住又給魯迅寫了封信，懷著虔敬的心情前往北四川路橋口的大郵局投入信箱，而後他冒著刺骨的寒風在郵局大門口駐足向馬路前方凝望，因為魯迅家就在那邊。僅兩天后，姚克居然就收到了魯迅的回信，很客氣，很平易近人，信中告之剛剛收到了3月3日姚克的信和一年前那一封信。就這樣，兩人得以結識，交往通信也漸漸多了起來。姚克在滬上交際廣、朋友多，他曾受魯迅密托，代為資助“左聯”青年作家蕭紅、葉紫（原名俞鶴林）等人。特別是葉紫，經歷坎坷。他是湖南益陽人，大革命年代他和全家人都投入鬥爭，“馬日事變”後，父親、姐姐都慘遭殺害，葉紫逃離家鄉，流落漢口、南京等城市，隱姓埋名，堅持進步文學寫作。在上海，葉紫和新婚妻子湯詠蘭租住城郊一亭子間，以賣文為生，常挨餓，幾難維持，幸得到“左聯”戰友們一些接濟。姚克出面幫葉紫在一家商行找了份工作，又出錢給其妻子住院治病，幫這對夫婦解了燃眉之急……魯迅很快就將姚克當作自己可信任的人。1932年底，英文《密勒氏評論報》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為了把中國人民的苦難情況和革命文藝介紹給西方，打算將魯迅的《阿Q正傳》譯成英文在國外發表。於是經友人介紹結識了姚克，兩人合作將這篇小說譯出，接著又合譯《吶喊》。為了取得著作權和弄清文中難懂之處（如浙江紹興方言、風俗等），1933年春以後，他倆常求教魯迅。姚克還出面在梁園酒家請魯迅一家三口吃飯。姚克很聰明，他在一年前就了解到魯迅雖是浙江人，卻特別喜歡吃河南菜餚，常在九江路上樑園致美樓酒家請客，宴請郁達夫、曹聚仁等朋友，對鐵鍋蛋、桶子雞、溜魚焙面等菜餚稱道不已。果然，這回魯迅夫婦挺高興，還多喝了幾杯酒。其後，魯迅悉心予以指點，很有耐心，他已與晚輩文人姚克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30年代初致力於優秀外國文學作品的介紹和翻譯。民國21年（1932年）為向世界介紹中國的作家,翻譯完成了魯迅《短篇小說選集》的英譯本,並與魯迅成為交往密切的朋友。魯迅對姚克“以西文介紹中國現狀”的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民國26年盧溝橋事變後,姚克是全國文藝界最早的抗日統一戰線組織中國劇作家協會的發起人之一,並參與集體合作的三幕劇《保衛盧溝橋》,有近百人演出。是年8月,赴蘇聯參加全蘇第五屆戲劇節,在歐期間為爭取歐洲國家支持中國的抗戰,數度舉行廣場演說。而後赴美國耶魯大學戲劇學院進修。民國29年回國,此時上海已處於抗戰的“孤島時期”。姚克在聖約翰大學、復旦大學任教,同時參與戲劇活動,為復旦劇社排演戲劇。在進步話劇運動的影響下,姚克參與了中共地下組織領導的上海劇藝社的戲劇活動。民國30年和費穆創建天風劇團,主持演出了《浮塵若夢》、《十字街頭》、《梅花夢》等,編寫了歷史劇《清宮怨》。太平洋戰爭後,上海已淪陷,這一時期姚克在特定的政治環境中創作了許多歷史劇,如《楚霸王》、《美人計》、《蝴蝶夢》、《西施》、《秦始皇》、《銀海滄桑》等,撰述了專著《怎樣演出戲劇》等。在戲劇活動上,姚克與佐臨等組建了苦幹劇團,任總幹事。抗戰勝利後擔任蘭心劇場經理,首演劇目是由他編劇的《熱血五十年》,內容描寫台灣回歸祖國。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西行漫記》作者斯諾應邀訪華，在人民大會堂的上海廳受到周總理接見，斯諾稱讚魯迅很了不起，“是他在四十年前教我懂得中國的一把鑰匙，正是在這幾年後我完成了西北之行，寫出那本見聞錄，將中國共產黨人及他們的紅色奮鬥事業介紹給全世界”。斯諾還談到當時僑居美國的姚克，直率地說：“當時我不怎么懂中文，但我找到了一個能幹的合作者——姚莘農，他是一位理想主義者，不尚空談，工作認真……”周總理凝神傾聽，未作表態（在“文革”氛圍內，睿智且卓具見識的周恩來實在也無從表態）。當然在座的人都慶幸江青、姚文元等幾個氣焰驕人的“文革”政客不在場，否則局面還真難以收拾。
姚莘農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辭世，享年五十六歲。天地同悲，千百萬人哀悼。宋慶齡、蔡元培等名流為首的治喪委員會經研究，決定由姚克擔任葬禮司儀，這在當年是一種殊榮。姚克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內心充滿了失落感，因為就在一個月前（9月22日），他還特地去魯迅先生住所，送上剛出版的自己譯的蕭伯納劇本集《魔鬼的門徒》和美國剛出版的《亞細亞》雜誌九月號，內有姚克自己譯的魯迅《野草集》中的散文《風箏》。那天，秋陽絢爛，魯迅已是滿臉病容，家中有兩位日本醫生正忙著給他打針治病。他見到姚克，神態親切，還笑了笑……姚克怎不傷感呢。追悼會上，他送上他撰寫的與斯諾合署名的輓聯一副，橫批為：魯迅先生不死。上聯為“譯著尚未成書，驚聞殞星，中國何人領吶喊”；下聯為“先生已經作古，痛憶舊雨，文壇從此感彷徨”。全聯對仗工整，感情真摯，堪稱佳聯。後來，姚克在滬上為了《魯迅全集》的出版上下奔走，參與籌集資金，出力頗多。魯迅夫人許廣平和負責具體編撰事務的王任叔（巴人）、黃源等人都曾予以肯定。
抗日戰爭鬥爭史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宣告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大舉攻入上海租界，成千上萬歐美僑民和商人淪為俘虜，被兇殘野蠻的日軍押進幾個集中營。姚克和柯靈、王任叔、阿英等知名文化界人士都被迫轉入地下，堅持在日軍的鐵血恐怖下進行隱蔽鬥爭，他們寫文章都署化名。姚克起初匿居於霞飛路（今淮海路）上一弄堂里，為安全計，他幾次遷居，行蹤不定，曾寄居新華影業公司導演朱石靈家。這一時期為了掙錢維持生活，姚克為幾家電影公司編寫過劇本。其中有幾部是帶有鴛鴦蝴蝶派色彩的才子子佳人戲，委實沒啥意思。但日軍憲兵和汪偽七十六號特務總部的兇殘令很多進步文人不能不小心行事。姚克因化名在《大美晚報》上撰文稱讚阿英編劇的稱頌明末清初鄭成功舉兵抗清復明的話劇《海國英雄》而被日軍憲兵隊傳喚，還被關了一夜，虧得朱石靈托影業大老闆張善琨（已投靠日偽）出面說情才保釋出來，著實嚇得不輕，不能不少動筆。那一時期，柯靈乃至許廣平等二十多位進步文化人士都被日軍憲兵抓去過，受過刑訊，經他們的親友多方托人活動才獲保釋。1942年夏，姚克接到滬上義大利籍朋友夏爾諾轉來的宋慶齡的一封密信，信中請他務必出力，幫助營救出斯諾的好友卡爾森。姚克頗感辣手，同時又為自己一直受到宋慶齡的信任而感到興奮自豪。抗戰初，一直住在上海的宋慶齡經香港赴陪都重慶，致力於救助婦女兒童的事業，力主國共兩黨聯合抗日，在社會上擁有很高威信。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爭結束後，姚克就與宋慶齡保持較多聯繫。說來，他與卡爾森縱然還算不上朋友，也可稱得上是熟人。卡爾森全名尼姆·卡爾森，是美國駐滬海軍陸戰隊一名上尉。他高大英武，對中國人民很友好，同情中國抗戰事業，當年他和斯諾、法國旅華作家儒利奧都是宋慶齡別墅的座上客。姚克記得“一·二八”戰事正酣時，某日上午卡爾森竟換上便裝和瑞士籍神父蘇卡洛斯等幾位友好人士乘車去前線給英勇殺敵的十九路軍將士送上慰問禮物。回城區後，宋慶齡在家中宴請了他們，還將在她家做客的姚克介紹給卡爾森等外國朋友。大家共飲了幾瓶法國香檳酒，都稱讚十九路軍的勇猛善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半年，駐滬美國海軍陸戰隊千餘官兵奉命撤離，卡爾森憤慨萬分，大膽地決定留下來，在租界內組織歐美人士抗擊日軍。但日軍攻入租界後，他很快被捕。義大利、德國在二戰中都是日本同盟國，其滬上僑民也就受到優待，但不少人卻同情中國人民的抗戰。其中也包括夏爾諾神父。姚克當然不能袖手旁觀。他通過自己一位在滬西日軍憲兵大隊任高橋中佐翻譯的遠親獲得卡爾森被關押地等重要情報，並及時設法告知了堅持地下鬥爭的新四軍抗日游擊隊情報人員。卡爾森終於被營救脫險，幾經輾轉返回重慶。1943年秋，卡爾森當上羅斯福總統的侍從官，全力宣傳援華抗戰，做出重大貢獻……這也可算是抗戰時期姚克的一段秘聞吧。
建國後
1949年，姚克去了香港，以寫書、譯書並編電影劇本掙錢為生，是邵氏影業公司、中華影業公司等公司座上客。一年後，他編劇的電影《清宮秘史》在香港和海外公映，旋獲準在祖國大陸公映，但很快就遭禁映，還受到批判。自此後，姚克有心報國，回國無門，感慨萬千。在香港，他與姚吳雯結為夫婦，又有了女兒姚湘。所幸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雖搞文化大批判，但還未達到“文革”時期的規模，如執導《清宮秘史》的朱石靈和劇中飾珍妃的兩棲明星周旋等人返回上海仍可當導演、拍電影。周旋則因早年在滬上遇人不察，婚姻挫折而受刺激，留下病根，回滬後幾年裡也拍過《和平鴿》等幾部影片，但卻在1957年病故，令姚克唏噓不已。
1966年“文革”爆發，1967年初《清宮秘史》再遭批判，奇文名為《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矛頭實則指向卓著功勳的國家主席劉少奇。朱石靈在上海家中見文當日驚恐氣絕而死。悲劇到處上演。姚克遠在美國輾轉反側，夜夜失眠。當時他全然不知1968年11月23日，他的昔日戀人上官雲珠實在忍受不了病痛和揪斗的摧殘在上海醫院跳樓自殺，伏地擁屍痛哭的只有與母親相依為命多年的女兒姚姚！那些回憶簡直令姚克不堪回首……這時候，他終於才知道：正是江青在解放初就不耐寂寞，企圖染指政治，極力主張批判《清宮秘史》和孫瑜編導的《武訓傳》。而靠寫批判文章起家的紅得發紫、躋身於政壇的姚文元竟是背叛過革命、深為魯迅厭惡的三十年代二流文人姚蓬子的寶貝兒子。如此說來，從輩分上講江青曾是姚文元的姑表嬸，而與姚漢章為同宗堂兄弟的姚克（姚莘農）當是姚文元的叔祖父，大了兩個輩分！或許並無文學才華、善於投機取巧的姚文元自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發跡後一直不太清楚自己家族源流，但遠在美國的姚克已對江青、姚文元一夥深惡痛絕。1976年10月，“四人幫”終於垮台，飽受十年浩劫的中國又看到了未來的希望。1982年，姚克在台灣的《傳記文學》上發表了自己寫於1979年的回憶文章《“四人幫”中的二位舍親》，首次披露了自己與江青、姚文元的親戚關係，在海外廣受輿論關注。人們從這篇文章中可以感受到姚克的人文勇氣和社會正義感，也更加鄙夷那些野心勃勃、為所欲為、氣焰熏天、給中華民族造成慘重災難的人。姚克的劇作集六卷終能在香港出版，代表作《清宮秘史》亦獲準在全國公映。在這之前，姚克另一部電視連續劇《清宮殘夢》在香港無線電視台連續播映。香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還公演了姚的歷史話劇《清宮怨》。進入八十年代，我國文學影劇界對姚克及其作品的評價雖有爭議但已趨於客觀公正。還得提一提的是姚克在回憶文章中指出，其從侄孫姚文元的名字當是其筆名，原名是什麼，他並不清楚。因為其名字竟與曾祖父姚文俊同輩，是犯了倫理忌諱。姚克判斷姚蓬子亦是以筆名行世。八十年代中期起，我國有關部門就邀姚克夫婦回祖國訪問，他倆也欣然接受，只是由於一些歷史原因而未能成行。也許這也是命運做出的安排吧。
民國37年姚莘農赴香港,將《清宮怨》改為電影《清宮秘史》,由永華影業公司拍攝。其後,他主要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聯合書院任教。1968年赴美國,在夏威夷大學、太平洋大學和舊金山州立大學，講授現代中國文學和中國哲學史，並研究古典文學，專研李賀詩，頗有成就。執教現代中國文學和中國哲學史。
1979年4月，姚克的侄女姚眉，給《紅旗》雜誌社寫信，要求對姚克作出正確的評價。在信發出兩個月後，中共中央組織部竟給江蘇省委信訪辦及蘇州中共市委來函，要姚眉把因姚克問題受到株連的親友的情況寫成材料，並要求提供了解姚克三十年代至解放前情況的人員名單及地址。後來姚眉才知道是胡耀邦同志對她寫的這封信有一個批示。大意是：這不僅是作出正確評價問題，而是關係到我黨統戰政策。即使人在國外，也要給予平反。根據這一批示，中央組織部宣傳幹部局成立了調查小組，根據提供的人員進行了函調，其中就有夏衍、舒適、黃佐臨及白楊等等……。1980年3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就《清宮秘史》之案為姚克平反,是年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印了《清宮怨》劇作，《解放日報》、《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及《光明日報》等陸續有為姚克正名的文章發表。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姚克在舊金山（San Francisco）去世。
1991年12月24日的美國“紐約時報”，以“激怒毛澤東的86歲中國劇作家姚莘農（Hsin-Nung Yao, 86, Chinese Playwright Who Angered Mao）”為題，報導了他的去世。
美國麥迪遜威斯康星大學裡有一個吳雯/姚莘農基金（Dorothy and Hsin-Nung Yao Fund），由1976年畢業於威斯康星大學的姚莘農女兒姚湘（Hilda Hsiang Yao）為父母而設立，為威大歷史系從事教育的本科教師頒發獎金。
2010年9月，身為美國克萊爾‧吉阿尼尼基金會(Claire Giannini Fund)執行長的姚湘(Hilda Yao)，捐贈140多萬美元，為美國加州公立學校解燃眉之急，傳為佳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