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童年
姚羅英1910年11月19日，姚羅英在江蘇省松江縣一個普通職員家庭里誕
生了。她姓姚，原名自珍，羅洪是她的筆名，也是她日後通用的名字，因此也叫姚羅洪。她的父親在一所工業專科學校當過化學教員，也當過醫院的藥劑師。父親小時候，念完國小到上海讀中學，家道已很拮据。後來又到日本學醫兩年，因家裡無力供應便回來了。她父親年輕時經濟不寬裕，但特別喜歡訂閱期刊和買新書。這一切，對羅洪愛好文藝以及從事創作，都有一定影響。姚羅英念國小時，開始大量讀書，有遊記、談論古今的雜文、講究趣味的短文等，另外還有側重於科學性文章的《東方雜誌》。讀完國小，她考取了蘇州女子師範學校。
求學
中學時期，姚羅英狂熱地愛著文學，閱讀了巴爾扎克、雨果、莫泊桑、羅曼·羅蘭、托爾斯泰、契訶夫的許多小說及易卜生、梅特林克的劇本，還讀了魯迅的《狂人日記》《孔乙己》《阿Q正傳》等偉大作家的不朽之作。
1929年中學畢業後，她回家鄉當了兩年教師。第二年，她便開始寫作。處女作是隨筆《在無聊的時候》（1930年5月16日刊於《真善美》第六卷第一號），第一篇小說《不等邊》於1930年9月10日在《真美善》雜誌發表，同年11月1日，第二篇小說《校長女士》（發表在《婦女雜誌》上）是她觀察了一位校長頗有典型的性格、行動後寫出的，由於細節加工不夠，真人的影子較濃。小說發表後，一方面感到高興，一方面又怕校長報復她。結果，那位校長見了她總是笑，一反常態。其實，那篇小說雖然也有點批評，卻沒什麼刻薄的嘲諷，因此校長對她也沒有什麼惡感，這樣她才放了心。
創作
處女作發表後，姚羅英仔細考慮了生活與創作的關係、如何進行藝術構思等問題，並用自己第一次創作的感受，去印證那些把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的名著，這樣，她開始了寫作生涯。為了保證有充裕的寫作時間，她辭去學校工作，到蘇州當家庭教師，為一個國中學生補習功課。這時，她認識了蘇州東吳大學學生——作家、文學翻譯家朱雯（1911年10月12日—1994年10月7日）。朱雯是一個有才華的文學的青年，他從事詩歌和小說創作，已經出版了一個短篇小說集《現代作家》。
1931年春天，巴金到蘇州，她和朱雯一同去看他。羅洪對巴金剛在《小說月刊》上連載的長篇小說《滅亡》很感興趣。她覺得《滅亡》是巴金運用自己特有的表現方法來表達的，很想看看巴金究竟是怎樣一個人。跟巴金一起的還有研究歷史的楊人楩。當時巴金只有二十七歲，比較沉默，但待人熱情而誠懇，他正創作《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這一年她與朱雯（王墳）合出了書信集《從文學到戀愛》（文華美術圖書印刷公司）。
“九·一八”事變後，姚羅英完成了一篇三萬字的小說《水》，寄給《小說月報》，不料不久“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閘北一場大火，燒毀了編輯部，稿子被焚，底稿也在離開蘇州時丟失。後來，她將其中一部分內容，寫成了短篇小說《到哪裡去》。
1932年春，姚羅英與朱雯在上海結婚，朱雯被邀約撰寫電影評論和電影藝術理論文章，姚羅英繼續從事短篇小說創作。同年8月，他們回到家鄉。
在寫長篇小說的前後，姚羅英還寫了一些短篇小說和特寫，多發表在1934年黎烈文接編的《申報·自由談》上和王統照編的《文學》、施蟄存編的《現代》以及《大公報·文藝》、《國聞周報》等刊物上。1935年，上海未名書屋出版了她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腐鼠集》。關於這部小說集的書名，姚羅英說：“這個書名，當時我起得很得意：《莊子》上有一段話：‘夫(宛鳥)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楝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宛鳥)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我覺得用‘腐鼠’來比喻我這些不足道的文章還是十分恰當的。”這是她謙虛之美德。她在《腐鼠集·序》里說，書中的故事都是社會給她的一個悲哀或個人生活的一點悲哀，這些悲哀在她心上慢慢擴大起來，便成為筆下的小說。
從上海回家後，她就動手創作長篇小說《春王正月》（1937年，上海良友圖書公司）。這部長篇的故事背景是故鄉松江，小說通過一個兼做投機買賣的綢緞店老闆的店鋪的倒閉，描寫了各種人物，是一部反映封建經濟解體，民族資本主義興起的故事。綢緞店老闆一方面被人落井下石，受人欺騙捉弄，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剝削欺哄別人，在他店裡存了錢的小戶人家，有的竟郁急而死，較深刻地反映了中小城市一些所謂社會上層人物，表面上講禮義廉恥，暗中卻勾心鬥爭，互相傾軋，大魚吃小魚的黑暗現實。一位評論家說，這部小說氣氛比較沉鬱，作者沒有給故事安排一個結局。但它所給予讀者的認識意義是不能低估的。
1937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說集《兒童節》，編入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第五輯，收在裡面的是表現方法、藝術構思有相似之處的幾個短篇。姚羅英對小說的特點十分注意，這幾篇都是心理描寫細緻，採用樸素的白描手法，截取故事情節一個橫斷面，整個結構嚴謹而完整。
抗日戰爭爆發前，姚羅英寫下了《白的風暴》、《血淋的手》、《血》等短篇。其中，《白的風暴》有兩萬多字，背景是淞滬戰役之前的生活，寫印劇廠工人對現實不滿，反對帝國主義勾結反動派進行侵略。但小說被當局禁止，不得發表。後來，她作了較大的刪改，收在由上海萬葉書店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活路》里。
抗戰
1990年，羅洪、朱雯、蕭斌如給巴金祝壽“七·七”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姚羅英一家人撤往長沙、桂林。
在這裡，姚羅英文思洶湧，思想活躍，寫了不少作品，寄往茅盾在香港主編的《文藝陣地》、戴望舒編的《星島日報》副刊《星座》、漢口和長沙的《東方雜誌》、《少年先鋒》等報刊發表。敵機開始狂轟濫炸後，姚羅英夫婦過了一年半艱苦的流亡生活，又回到家鄉附近的上海。他們同許多作家和文化人，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民族自衛的愛國運動。先後發表了《感傷的少尉》《脆弱的生命》《流亡者的悲哀》。這些作品，連同在大後方發表的散文，編成《流浪的一年》和《為了祖國的成長》。這時期，《文匯報》晚刊，連載了她的長篇小說《急流》；此外，她還創作了短篇小說《倪鬍子》、《雪夜》等。
上海，這個特殊的環境，給姚羅英的創作提供了許多特殊的題材，她以後作品中的那些漢奸形象，多半是在這段生活中觀察和概括出來的。1942年至1943年間，她在柯靈主編的《萬象》月刊上連載了另一部長篇小說《晨》。她認為，“這個長篇沒有將人物和情節充分展開”，後來經過修改，改題為《孤島時代》，於1945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帝國主義對其占領區加強了法西斯控制和統治。”1943年5月，朱雯因“抗日罪”，被日本滬南憲兵隊逮捕，關押了一個多月，經受了種種酷刑。憲兵隊到姚羅英家查抄，發現了她寫長篇小說時擬的提綱中的人物姓名，竟以為是抗日組織的名單，如獲至寶，於是也把她抓去審訊。朱雯出獄後，憲兵隊還常到他們家偵伺，後因他患重病，得以回家鄉松江療養，於是才秘密潛赴安徽屯溪。姚羅英跟兩個孩子暫留上海，處理善後，並在上海報上登一訃告，聲稱朱雯已在松江因病逝世。等了一陣子，見沒有什麼動靜，才帶著孩子回到家鄉。在那裡，恐怖籠罩著一切，她只好也去屯溪。
1944年，朱雯在內遷屯溪的上海法學院教書，同時從事寫作和翻譯。上海孤島時期那段生活，在姚羅英的創作生涯中是很重要的，她把那些觀察和感受，寫成《友誼》、《踐踏的喜悅》、《王伯炎和李四爺》等短篇小說，寄往浙江和福建的報刊發表。她這時期的作品與抗戰初期的創作很有不同。這時期的作品比較深沉，在寫作方法上更注意人物的刻畫。
抗戰勝利了，她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協會。
解放後
姚羅英1949年秋天，輔仁大學的法國人善秉仁為編纂《中國現代
小說和戲劇》及《中國當代小說和戲劇》兩書，專程赴上海徵求文藝界部分人士的意見，葉聖陶、徐調孚、趙景琛、臧克家、唐弢、梅林、孔另境及羅洪夫婦參加了在康樂酒家舉行的茶話座談。1950年，那兩本書的中、英文本同時出版，在姚羅英的著作目錄里，只收了她的部分著作——《春王正月》、《兒童節》、《活路》和《這時代》四種，而對於她作品的評論也不甚恰當。1953年，姚羅英作為作家協會的代表，參加了全國第二次文代會，同年開始，先後在《文藝月報》《上海文學》《收穫》等文學刊物擔任編輯工作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
80年代
“文化大革命”中，姚羅英被迫退休。80年代以來，姚羅英再度開始文學創作，先後在《福建文藝》、《上海文學》、《文匯報·筆會》、《人民日報·大地》、《女作家》等報刊上發表短篇小說和散文，寫出了反映上海“孤島”時期生活的中篇小說《夜深沉》（1981年《長江》文學叢刊第4期），及當代愛情悲劇的《沒有寫完的生活答卷》（1986年《清明》第4期）。
從1988年始，直到1993年，她一直在《新文學史料》上連載《創作雜憶》，這些關於她創作歷程和作品的回憶文章，是對她進行研究的寶貴資料。她的作品選後被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年“小說卷”、《中國新文學大系》1938—1947年“短篇小說卷”、《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系》第三編小說第3集及《20世紀中國女文學文庫》“新女性的地平線’等重要選集之中。
新世紀
三卷本《羅洪文集》於2006年編輯出版。由上海市作家協會主編的《七人集——30前上海女作家絮語》出版，書中收入了包括羅洪、歐陽翠、歐陽文彬、黃宗英、姚芳藻、黃屏、彭新琪等七位從80歲到100歲健在女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羅洪（姚羅英）以百歲高齡領銜。
2009年，《上海文學》6月號刊發了百歲女作家羅洪（姚羅英）的短篇小說《磨礪》。百歲作家堅持創作並推出新作，在中國文壇史無前例。羅洪依然思維敏捷，保持著嚴謹的敘事風格。小說中的時空跨越半個多世紀，講述了一位優秀的知識分子、忠誠的共產黨員在“反右”運動中遭遇衝擊，最終獲得平反的故事，文中栩栩如生地表現了人物的赤子之心與愛國情懷。
人物成就
羅洪（姚羅英）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解放前後共發表、出版了九個短篇小說或散文、特寫集和三部長篇小說，1980年又為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叢書”自選了一本集子，取名《踐踏的喜悅》；還有新編短篇小說集《倪鬍子》（鄭樹森編；1982年，台灣遠景出版社）、《群像》（“上海抗戰時期文學叢書”；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寧夏人民出版社於1984年出版短篇小說《浮蟻集》，198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她的舊作選集《逝去的歲月》。
寫作特點
羅洪（姚羅英）在創作上的主要成就是小說，尤其是社會小說。她的小說，有壯烈的可歌可泣的抗戰故事，有對醜惡勢力的鞭撻，有對光明的追求，也有對解放後新人新事的歌頌。
羅洪的小說寫得心平氣和，少有轟轟烈烈氣壯山河的氛圍，但也不乏其感人的力量。羅洪的小說具有自己的藝術風格，多工筆、善白描，文筆流利、灑脫，一直延續到現在。但她的創作風格，是在民族的災難中形成的。她的那些描摹世態人情的小說，如《踐踏的喜悅》《王伯炎與李四爺》及《友誼》等，都是成功之作，對人物的靈魂挖掘得既深又細。其實，解放前羅洪的那些作品，似乎沒有多少“輕鬆”的地方，讀者從中看到的是動盪的社會、垂危的祖國，其憂慮之情，不得不同作者一起，含著淚水，凝視社會、人生和前途 。
讀羅洪的作品，不僅可以通過時間的隧道回顧到歷史的昨天，而且又能強烈領略到她那獨特的籠罩全書的一種哀愁傷感的氛圍。羅洪的作品向我們展示了她攝取生活的能力與把握題材的技巧。在她的作品裡並無複雜錯綜的故事，而以側重人物性格刻畫見長，特別是細微精緻的心理描寫，竭盡當時的人情世態，在她那幾乎分辨不出作家性別的作品裡，依然浮現出她作為女性那種特有的絲絲情狀。
人物評價
“羅洪的小說，似乎由拘謹到灑脫，由工筆到寫意，由堆砌到白描。”（趙景深）
“她不寫自己，不寫兒童婦女，不寫家庭瑣事，更不寫工人、農民和士兵；她用這樣的大手筆，以藝術形象，集中而生動地描繪了一幅三十年代初期，發生在上海附近一個古老城市的舊中國錯綜複雜的生活畫卷。”（趙家壁《寫我故鄉的一部長篇創作——羅洪舊作《春王正月》）
“……她的短篇，雖然也有好些平庸之作，但總的來說，還是有點成績的，和三十年代一些作品相比，羅洪比較成功的短篇，在經驗剪裁上是要算乾淨的，作者並不羅嗦，也相當有控制。在題材和人物上，羅洪算得上是廣闊和多樣的。文字方面，羅洪不時都能避開濫情和‘新文藝院’的毛病，相當樸素簡潔。……此外，和新文學時期不少女作家相比，羅洪的作品是能夠突破所謂‘閨秀派’‘委婉纖柔’的作風，題材也不限於家庭生活、個人情緒等‘茶杯里風波’。這應該是她比較特出的地方。”他說的是羅洪的《春王正月》，但又可以說是對她作品的整體評論。（鄭樹森《讀羅洪小說札記》 ）
“她的小說之所以成為一種幾乎接近自然主義的現實主義，正好說明了‘文如其人’這一條古今中外的文學原理。”（施蟄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