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人本是白山黑水之間先秦之肅慎、漢晉之挹婁、北朝之勿吉以及隋唐之靺鞨一脈的後裔，史籍中另一習見稱謂亦作“女直”。11世紀中後期，早已歸附契丹遼王朝的黑水靺鞨之一支生女真的完顏部在首領阿骨打的率領下發展壯大起來，1114年始有頭魚宴上面抗遼天祚帝的行為。1115年阿骨打在完顏部舊居地按出虎（今黑龍江省阿城市南）稱帝建立金國；十年後的1125年滅遼；兩年後又滅北宋。金國疆域最闊時東北至今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而控外興安嶺，西北轄蒙古草原諸部，西境至陝西與西夏交界，南方以淮水與南宋為界，從而擁有整個華北地區；都城長時間為燕京（今北京市）。金代歷10帝，享祚119年，1234年亡於蒙古。此後除繼續漢化的女真人多留居中原外，仍然保持女真舊俗的諸部退回三江平原及興安嶺地區。
女真人初無文字，受契丹政權節制初期亦鮮通契丹語文。大致從阿骨打祖輩頗剌淑（金肅宗）起始習契丹語；阿骨打本人已擅契丹語；在其破遼獲俘後始識契丹文及漢文；遂令子弟主習契丹文。金立國後的內外公文交往幾乎全用契丹文，這與金人女真語畢竟頗有距離，阿骨打即令曾習契丹字和漢字的臣僚完顏希尹和葉魯仿依契丹大字和漢字為基礎試製女真文字並於1119年（金天輔三年）詔令頒行，此即後世所謂女真大字。20年後的1138年（金天眷元年）熙宗完顏亶參照契丹字創製頒布另一種女真文字，此即後世所稱女真小字。時頒字詔稱：
百姓誥命，女直、契丹、漢人，各用本字，渤海人同漢人。
這時女真大字開始用於官方檔案，而小字還待修訂，直至1145年（金皇統五年）才行初用。自此女真大小字通契丹文、漢文一道並行國內；海陵朝始有女真、契丹字書寫測試；世宗朝頒行女真字經書並多層級選拔貴族子弟匯集中都（今北京）集中教習，且於1173年（金大定十三年）建立女真進士策、詩會試製度，兼設女真國子學及諸路府學；哀宗時女真小字入傳高麗；金亡後僅留居東北故地的女真諸部中尚有上層人士精通女真文，後同明朝政府交通往來時以女真字作表文酬答，明廷設四夷館及後來的會同館延人專習女真字以付通譯需要，今存兩館所編《女真譯語》是為明證。15世紀中葉，蒙古文化對女真人影響加劇，女真人漸習蒙語文並藉以書寫自己的語言，女真文終於弛廢不傳。
金國創製女真字的主要目的是宣示民族國家的形象，故而在女真字製成後主要用於官方檔案的書寫，直到金朝中後期的12世紀才開始使用這兩套文字將漢文典籍女真化。在1234年金國被蒙古滅亡之後，此文字仍然繼續使用於今中國東北女真各部，由1185年所立的《大金得勝陀頌碑》到1413年的《奴兒乾永寧寺碑》之間的228年，金國文字都是東北通古斯諸部的溝通媒介，由此亦可推斷女真文字的實際使用時間應該為446年左右。一直要到15世紀中葉女真崛起，努爾哈赤創造無圈點滿文才逐漸停止使用。至今傳世的女真文字總量不大且以大字為多（但對此亦有不同看法）。女真文文獻形式有圖書、碑銘、銅鏡、印鑑、題記等。
（一）碑文：《大金得勝陀頌碑》——1185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農曆7月28日立碑，發現於今吉林省夫余縣拉林河，碑文為女真字－漢字雙面刻寫，共有金文約33行字；《完顏襄記功摩崖碑》——1196年（金章宗明昌七年）立碑，發現於今蒙古國肯特縣巴彥霍特克蘇木鄉，總計9行140女真字，旁有漢字石刻對譯，皆有殘損；《奧屯良弼餞飲碑題名跋》又名《泰和題名殘石》——1206年農曆2月2日立碑，碑文刻寫內容為漢字記事、女真字題跋，在女真字、漢字兩面記載有出入——在漢文記載的一面記錄為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農曆二月二日。但背面的女真文記載則為金衛紹王大安二年（1210年）7月20日——表明立碑日和題跋日並非同時；《奧屯良弼詩碑》又名《山東蓬萊刻石》——發現於今山東蓬萊，鐫刻有一首帶序的女真語七言律詩，序3行、詩7行，碑面共刻約女真文170字；《楊樹林山頂摩崖碑》——1216年（金宣宗貞祐四年）農曆5月5日立碑，發現於今黑龍江省海龍縣楊樹林，只有女真文刻寫；《女真進士提名碑》又名《宴台國書女真碑》——1224年（金哀宗正大元年）農曆6月15日為慶祝金榜題名的進士而立碑，最先立於金國太廟的宴台關，後移至開封，今存於河南博物館。碑文原為女真文－漢文對照，後漢文碑面於明代被磨去改刻河神碑，現僅存女真文碑面；《柳河半截山摩崖碑》又名《大金太祖息馬址碑》——發現於今遼寧省，碑文為女真文－漢文雙面刻寫，女真文刻碑左半面，漢文刻碑右半面，下半部碑面已脫落無法辨認；《昭勇大將軍同知雄州節度使墓碑》——發現於今吉林省舒蘭縣完顏希伊家族墓群中之一碑面上，只有一行共21字；《高麗北青城串山摩崖碑》——約於黃虎年（可能為1218年即金宣宗興定三年）農曆7月立碑，發現於今北韓鹹鏡道北青縣俗厚面倉城裡的串山，只有女真文刻寫，碑文五行；《高麗慶源碑》——立碑年代不詳，原立於今北韓鹹鏡北道慶源郡東原面的佛寺（慶源寺）內，後於1918年移至大韓博物館，此碑為四面女真文刻寫，內容為敘述慶源寺歷史；《奴兒乾永寧寺碑》——於1413年（明成祖永樂十一年）農曆7月立碑，記載永寧寺的起源，碑文刻寫四種語言——女真文與蒙文為一面，漢文與藏文為一面，女真文居右半部，由右至左縱向書寫（左半部為蒙文，由左至右縱向書寫，後半面為藏文與漢文），發現於今俄羅斯西伯利亞的黑龍江口的特林，今存海參崴遠東博物館;《長白山太白神碑》——發現於吉林長白山天池女真祭台，有女真字三。由於最早利用無圈點滿文所寫的碑文《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立於1630年，故可知此時金國文字已停止使用。
（二）公文文獻：《女真字字母》——約於12世紀末葉的所編輯的女真語字典，今佚；《女真字盤古書》及《女真字孔夫書》——金代的官方公文，現收錄於《文淵閣書目》第18章里，但內容已佚；《女真文字書》——西安碑林孝經台內發現金代人的手抄件，共11頁；一頁手抄女真文——近代於黑水城所獲大量西夏文文獻內夾雜的一頁手抄女真文，現藏於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字跡尚不能辨識。
（三）題壁墨跡：題壁墨跡於近年來陸續發現，目前所知共有三處，皆位於內蒙古地區，此即呼和浩特市東郊白塔內的女真金文墨跡、科右中旗杜爾基爾公社附近的女真金文墨跡、科右前旗烏蘭茂都公社附近的女真金文墨跡。
（四）已全部亡佚但有題名著錄的漢文典籍女真文譯本：1165年版——《貞觀政要》、《白氏策林》、《史記》、《漢書》；1183年版——《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中子》、《劉子》、《新唐書》、《伍子胥書》、《孫臏書》、《太公書》、《盤石書》、《黃氏女書》、《家書》、《百家姓》、《孝經》。
（五）銅印：傳世者共五方，計為“河頭胡論河謀克印”（1176年即金大定十六年制，邊刻6女真字，藏天津博物館）、“和拙海欒謀克印”（1128年即金大定十八年制，邊刻8女真字，天津博物館藏）、“夾渾山謀克印”（制印時間同前者，邊刻7女真字，藏故宮博物院）、“移改達葛河謀克印”（1179年即金大定十九年制，便可7女真字，為上虞羅氏舊藏品）、“可陳山謀克印”（1128年即金大定十八年制，邊刻13女真字）。
（六）流傳至今的銅鏡兩件：“叩衛猛安銅鏡”邊刻女真字一、“綬帶紋銅鏡”邊刻女真字九；另有好幾面帶女真花押的銅鏡，因與文字研究無涉而略去。
（七）殘留記載：中國——明代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及方於魯《方氏墨譜》著錄八個女真字疊合體；日本——《吾妻鏡》（あずまかがみ；Azuma Kagami）上鑄有三個女真單字。
（八）專門語學書：明朝於1407年成立的四夷館及後期的會同館編撰的兩種《華夷譯語•女真譯語》，包括後來流入日本入藏《東洋文庫》( とうよう ぶんこ， Toyo Bunko)和阿波國文庫(あばのくに ぶんこ，Abanokuni Bunko)的《女直譯語》。
另有漢文典籍記載的女真語詞，見於《金史•國語解》、乾隆《欽定金史語解》及宇文懋昭於1234年所編之《大金國志》；此外，金元散曲劇作中尚有不少有待考證的女真語彙。
女真語歸屬現代分類的阿爾泰語系滿－通古斯語族，其主要特徵是：有較為嚴整的元音和諧律作用於名詞和動詞的詞法結構中；名詞變格和動詞變位後綴豐富；連詞等虛詞不甚發達；以動詞為核心的句法結構固定採用SOV型結構。女真語的上述後綴型黏著特點極似蒙古語和韓語（契丹語目前尚未解讀，不在考慮之列），而與漢語差異迥然。這似乎決定了女真文字在採用同漢語語言特徵適配的方塊漢字作為制字參考時的先天性局限，也是後期女真語在向滿語過渡時轉而採用更為適合其語言結構的粟特－回鶻式蒙文作為制字基礎的內在機制。
女真文在南宋人周密的《癸辛雜識》中便有記載，此後中原地區遂無人得識。直到1829（清道光九年）才有清人劉師陸撰《女真字碑考》始作研討，但卻誤將陝西西安碑林《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碑上的契丹字和河南開封《女真進士題名碑》上的女真字分別視為女真大小字並廣布此舛誤，影響至今尚未完全斷絕。直到20世紀50－60年代，隨著多方契丹大小字碑刻的出土和發表，金光平等相對確鑿地勘定了今存的女真字多為大字。
女真大小字的具體辨識難以從漢文史籍中獲得明確的資料據以接定；現在傳世的有關資料從行款等方面看似乎又只有一種字型，但尚未確認是大字還是小字。《金史》對於大小字的區別並無明確敘述，一般流傳的說法是小字在女真族統治中國時期通用於整個華北的占領區域。目前的資料和研究似乎可以表明，流傳至今的文字大多為女真大字——晚近在陝西碑林孝經台內發現距女真文創製日期較近的《女真字文書》金人手寫殘片，加強了這一證明。可以確證的女真小字作品，今存僅為兩道符牌，即1972年河北承德發現的金銀走馬牌和1976年見於蘇聯濱海邊區“國信”銀牌。
關於女真字和契丹字的具體關係，據《金史》的記載：
希尹乃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制女真字。 （《完顏希尹傳》）
希尹乃依仿契丹字，制女真字。 （《勗傳》）
合併上述史料，更為可信的解釋當是女真字的最初參照應為契丹字中最接近漢字的大字；考慮到後來熙宗又另創文字與之並行國內，因而女真大小字的藍本或許分別為契丹大小字。這方面的詳細研究見於20世紀中葉日人山路廣明和國人金光平的有關論著。
與契丹字類似，女真大字為線性排列書寫的單體字；女真小字大多則為合體，且其中的字素似乎更多直接采自大字。現存女真文資料反映出女真字系統為一個表意字（ideogram）和表音字（phonogram）的混合體且後者占據明顯的多數；表音字最初可能虛化自表意字而用於記錄女真語中難以忽略的變格變位後綴，在表音字增多後原來以純粹表意字記錄的語詞也改用表意－表音字混合記錄，這使得女真字文獻更多體現出現代日文書面文獻的特點來。時代靠後的文獻（含明代編纂的《女真譯語》）中大量女真語詞皆為多個表音字的連綴拼合，表意字僅僅用來記錄一些固有名物名稱的詞幹了。關於現存女真文的總字數，葛魯貝的統計是698字；金啟孮在編纂字典時計為859字；近來烏拉熙春通過對《女真文字書》殘葉的研究又認為：《女真文字書》殘葉所反映的可識別字形，不計重複總計1196字，其中未見於其他已知文獻的女真字為584個，故現存女真字總數已達1443個。
而就女真字本身的字形而言，在外觀上似乎為漢字的減筆或改筆之產物。女真字大多為獨體字，筆畫多在10劃以下，且難以切分出類似漢字的偏旁部首來。參照漢字學上的“六書”理論，從其造字機制上推測，女真字大多為基於契丹字和漢字而用轉注、假借、指事等方式構成，似乎也有少量的象形字和會意字，缺乏明顯的形聲字是女真字的一大特點。由於表意字相對女真語詞而言類似日文中“訓讀”的表達，即往往為多個語音音節對應一個單字，因而女真文表意字中同音現象極為罕見；相反，女真文中的表音字大多數記錄語言中的一個音節且未得以審音精細的規範化，因而其間的同音現象頗為常見。
在女真語文研究領域，對女真文本身的文字學探討並不多見，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基於女真字直接參照契丹字和漢字而創製而缺乏自身特色之故；更多的研討還是側重於現存文獻的釋讀和女真古語的構擬，即使是對女真文的本體研究其動因亦在於此。19世紀末，德國人葛魯貝（W. Grube）將明代永樂本《女真譯語》之柏林藏本譯為德文並與滿蒙語作比較研究，撰成《女真語言文字考》（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čen，1896）一書，為現代女真語文研究的先聲。進入20世紀，隨著女真文文獻更多地被發現，中外研究學者也不斷增加並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20世紀上半葉，女真語文研究方面成果輩出的學者為中國的羅福成，他對當時所見的女真文碑刻大多加以考釋並取得初步成果；其時日本方面亦有多位學者在調查碑刻和整理女真譯語和來文方面貢獻卓著，最後的成果匯集見於安馬彌一郎所編撰的《女真文金石志稿》（1943年）。進入20世紀下半葉，在女真文字方面作出重要貢獻的是日本人山路廣明，代表作為《女真文制字研究》（1958年油印稿，1980年正式出版）；對女真語文研究提出過建設性意見的是匈牙利人李蓋提（L.Ligeti，代表作為Note préliminaire sur le déchiffrement des «Petits Caractères» Joutchen，1953）和韓國人李基文（代表作是《中古女真語的音韻學研究》，19）；碑文考釋方面用功甚多的有日人田村實造對《得勝陀頌碑》的三次釋讀；集大成的研究論著則是國人金光平和金啟孮的《女真語言文字研究》（1964年油印稿，1980年正式出版）以及金啟孮的《女真文辭典》（1984年）；戮力研治《女真譯語》的成果是美籍日人清瀨義三郎則府（G. Kiyose）的《〈華夷譯語〉中女真語言文字的研究》（A Study of the Jurchen Language and Script in the Hua-I I-Yu，1973）和澳洲人康德良（D. A. Kane）的《四夷館漢語－女真語辭彙》（The Sino-Jurchen Vocabulary of the Bureau of Interpreters，1975）；在此基礎上又有內蒙古大學的齊木德道爾吉和和希格在《女真譯語研究》（內蒙古大學學報1983年增刊）對女真語語音的再次構擬以及相應語法的探討。最近，旅居日本太平洋大學的愛新覺羅•烏拉熙春也有一系列論著專門考察西安發現的《女真文字書》殘葉以及女真語文所反映的一些內在蘊涵；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和人類學研究所的孫伯君則在利用漢語音韻學的某些方法集中研究宋金元漢文典籍中的女真語彙並為女真語音系統的重新全面構擬作出了一定的嘗試。
此外，尚有西方學者偉烈亞力（A. Wylie）、德微里亞（G. Devéria），日本學者山本守、渡邊薰太郎、石田乾之助、長田夏樹，韓國人金東昭、中國學者賈敬顏、黃振華、穆鴻利、劉鳳翥、聶鴻音等都為女真語文研究有所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