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女人沒有故鄉》是中國最頂尖、最具影響力散文家品牌叢書，是當代散文史上第一次梳理，以讓社會認識中國散文的脈絡。作者為當代著名散文家，影響力廣泛；散文話題具有高度思想性，能引領社會思潮。
作者簡介
格致，20世紀60年代出生於東北吉林。1985年畢業於吉林地區師範學校。曾做過教師、公務員。現居吉林市。
2000年開始寫作並發表作品。曾在《作家》、《布老虎散文》、《人民文學》、《十月》、《天涯》等多家文學雜誌發表作品。獲2003年“布老虎”散文獎、2004年人民文學獎、2006年第二屆吉林文學獎。2004年7月出版散文專集《轉身》（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散文合集《七個人的背叛》（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散文合集《陰性之痛》（華僑出版社》。
圖書目錄
序言
清晨的語言：作為一種精神分析的書寫
第一章小仙的鄉村
有個女孩叫小仙
減法
紅花白花
庭院
鵝黃
花朵的布局
回烏喇
替身
躲在鏡子後面
你是第個送我鮮花的人
第二章轉身
轉身
利刃的語言
綠化科的筆記本
告訴
照鏡子
布達拉宮後面
陽光下的囚犯
站立
坐在呼吸的空白地帶
金銀飯
哺乳動物
易燃物
破壞
第三章濕透的城市
線團是個起跑的姿勢
紅方塊
蜻蜒從前世飛來
軍醫
遊戲
在塵囂上沉睡
肉體深處
第三個平面
水暖：
珠母貝1996
我死了，你怎么辦
女人沒有故鄉
濕透的城市
序言
九十年代以來被批評界稱為“新散文”或“新銳散文”的一代作家，如格致、寧肯、祝勇等人的寫作，極大地更新了當代散文寫作的語言與文體。這一命名至少在純粹描述的意義上注意到格致等人寫作的新異之處。如果說人們曾經把文學視為“史之餘”，散文似乎就是“文之餘”，似乎散文是小說之餘，詩歌之餘，思想之餘，然而現在，在格致等人的寫作實踐中，新散文一改長期以來散文的閒適風格、雜談風格、掉書袋子風格、意識形態化的抒情習氣、真的或假的前朝遺少口吻、真的或假的投槍匕首姿態，散文（隨筆）或許開始了一種復歸小說之始、詩歌之始、思想之始的努力，或許可以不再是小說、詩歌、散文三分法中的一種弱化形式，而使散文復歸於人文寫作的綜合性文體。它既可以運用小說的敘事元素，又能夠像詩與哲學那樣注聚焦於語言自身及其意義的探詢。
對此，格致的寫作顯示出一種充分的警醒與自覺，她在《有毒的語言》一文結尾處如此寫道：“我要說出那些讓我恐懼的噩夢。我要說出來。在說出來之前，我要先把它按住，然後注入語言的毒液。什麼樣的噩夢都將死去，它們再也無法傷害我。”格致在這裡說的是一種對付噩夢的個人方法，一種來自母親傳授的滿族人祖傳的方法：在早晨，“把噩夢用自己的語言復說一遍，那么這個預謀的噩夢就被瓦解了”，她以此消解“噩夢的惡”。這一民族習俗中有著深刻的洞見，它的一個洞見是關於語言魔力的，一個是關於語言在何時說出才是最有效的，必須是在最早的時刻、在早晨、在噩夢初醒時分，必須是清晨的語言。為什麼必須如此？或許這一時間要求意味著，噩夢剛剛結束的時刻講述才是真切的，更重要的洞見或許是，防止噩夢侵入生活，防止惡、防止恐懼變成人的無意識。這一民族習俗的最終洞見指向生活之惡的破解。這一方法或許正是作為作家的格致所採用的文學敘事策略，用“語言的毒性”破解令人恐懼的生活世界的噩夢，格致將一種民族習俗——一種清晨時刻講述噩夢的語言——極其智慧地轉換為一種語言療法，一種文學治癒法，一種話語修辭學。格致不僅敏感於生活中的惡，也極其敏銳地洞察到惡的脆弱性，正如她在這篇文章中所說：“看來噩夢是一個脆弱的秘密。它怕被說出去。它的惡需要小心地護佑。它怕人的語言的毒性。”這一見解極其精闢，其實這就是精神分析學的全部核心，也是社會倫理學或政治倫理的全部秘密。這一核心就集中在惡在護佑下成為人們心中的永久秘密還是在語言的毒性中、在語言的公開性中被消解。我們可以把格致的寫作視為一種致力於打破噩夢的隱秘性的一種社會倫理學的努力，就此而言，格致的寫作具有一種精神分析的意義。當然，這一分析不是俄狄浦斯情結之類，但卻與個人記憶及社會心態的原始創傷即與惡的隱秘性密切相關。
格致是一個小說家也是一個散文家，小說與散文共享一些基本元素，即共享故事與話語。但小說與散文在如何將故事與話語組織起來的方法顯然不盡相同。一般而言，小說將話語組織進故事，話語服從故事的邏輯；散文則將故事組織進話語，故事服從話語的邏輯。在此意義上，格致處理故事與話語的方式主要是散文的。（但也必須說，這一區別早已被現代小說比如普魯斯特以來的小說所打破。為了敘述的清晰性，我們姑且臨時接受這一故事與話語的二分法。）在敘述一段往事的時候，格致常常在需要接著講述故事的時刻停下來，以便把她製作的“語言的毒液”注入故事或噩夢，因此格致雖然擁有故事卻不是一個致力於故事的人，一個敏感於內心生活卻不是一個寫作抒情文章的人，她是一個一邊敘述經驗世界一邊為其敘述注入話語，即為生活世界解毒的人。在格致的寫作中，話語的成分或話語的審美重要性常常超出了敘事的部分，這也意味著，生活故事與原初經驗具有傷害性，而作家獨特的話語則是消解其生活之惡的具有治癒作用的因素。
《替身》所敘述的經驗世界或許足以構建出一部長篇小說，在作者所描寫的烏拉古城，疾病依然像無數先輩那樣求助於“大神”（巫醫）的治癒。這個故事涉及到病人、母親、巫醫，仿像的製作者，眾多鄉親和儀式的參與者；還涉及到與看不見的世界的諸種聯繫：涉及與巫醫、母親合作的神和仙，涉及夢幻和惡魔、噩夢；替身這個故事的敘述涉及整個鄉村社會及其疾苦，鄉村的現實和它的神靈觀念。然而格致的意圖似乎不在乎講述故事而是著意從故事的敘事結構中提煉一種治癒性的話語。這是在傷害性的生活經驗和治癒性話語之問平衡的尋求。比起小說的敘事來，格致對這個關於替身的敘事更側重於“話語”，即在一個生活世界的噩夢中注入具有解毒作用的“語言的毒性”的話語行為。
在《替身》一文中，為生病的孩子製作一個（由木頭棉花棉布等材料做的）替身，並在儀式中將之送上天、送到索要她的王母娘娘身邊，伴隨這一故事的生活世界、伴隨著這一故事的儀式、信念與習俗或許是一個常見的人類學現象，而對於格致來說，她的敘述意在發現伴隨著這一故事的潛在話語，這一話語或一滴語言的毒液並沒有在過去時代的類似故事的敘事中得到提煉。如果說格致在講述一個人們並不十分陌生的故事時有著獨特敘述魅力的話，恰恰在於她對伴隨著這個故事或隱含在這個“替身”故事之中的深層話語的提取。我們不要忘記對格致來說這就是在提煉一種真正治癒性的“語言的毒液”。“替身”給敘述者帶來的話語啟示一開始就被如此準確無誤地揭示出來：“我是一個複數。有兩個我同時在這個宇宙中存在，一個在地上，一個在天上。
……
格致的語言是獨特的，她從不滿足於真切地再現式的語言，她尋求著語言致使世界與感受發生變異的力量，製作著語言的毒液。換句話說，格致的寫作探詢著噩夢之後最及時的清晨的語言，尋求著語言自身的精神治癒功能。格致的精神分析話語及其書寫有著多個層面：除了《替身》等通過具有民俗學意義的故事所進行的文化心理透析，還有在日常生活境遇中對物的話語或物的語言的分析，就像《轉身》中對肢體語言及對“樓梯”所蘊含的物的語言的分析，在《利刃的語言》中對賣瓜人的肢體語言尤其是“刀”的語言所做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物的語言的社會意義。看來故事服從話語並非發生在格致散文中的安排，也發生在現實社會與日常生活中：人們怎樣不得不聽命於物的語言，聽命於肢體的語言，肢體被延長被強化被金屬化被電子化的語言，甚至不得不聽命於物的語言的暗示。或許，在格致看來，噩夢般無意識的物的語言之惡的破解依然需要一種被清晰敘述的語言，一種清晨的語言。
在前面已經提及的那篇與疾病有關的精彩而充滿身體語言與觸覺力量的文章《站立——一位病人的疾病治療史》里，再次顯現了作家對語言的辯證力量、對感覺力度與強度的鍛造能力。在這篇文章的開頭，格致這樣描述來她所心儀的那無處不在的用以解毒的語言：“街上傳來打板的聲音，梆——梆——梆——算命的不吆喝，他們——那些算命先生，用敲擊木板的清脆聲響將自己的買賣同賣豆腐腦的劃清了界限。走街串巷的小販，從不羞於自己發出的市井之聲，他們擔子裡擔的是瓜果、菜、豆腐腦。這些物質的商品，需要語言的有力輔助，而算命先生販賣的是語言本身。他們將那些待售的語句整齊地碼放好了，每句話都標明了價碼，然後用一塊乾淨的濕毛巾嚴嚴地蓋上了。在買主拿出錢幣之前，他不能翻動這些語句，要是風吹進來，詞語就會風乾，甚至會不翼而飛。在困境面前，算命的找到了輔助之物——兩塊物質的木板。木板能夠發出響亮的聲音，這神奇的聲音不是語言本身，卻有著毫不遜色的號召的力量。”這些描述足以顯示格致散文敘述話語所具有的獨特的精神分析學屬性與符號學特性。在這裡，格致對傳統鄉村的社會心態和這一心態在現代社會的變形記進行著一種不動聲色地精神分析。算命先生的簽、那些先驗的語句如果有著應驗的力量，一定與普遍存在於人們心中或無意識中的各種各樣的神意“符號學”、命運“蹤跡”和“象徵意識”有關，無論是《替身》里的大神還是《站立》中的算命先生都使用著這一符號系統，它們通過對一種更神秘的存在之暗示而發揮其意義功能，而格致的寫作則通過她對生活世界及其無意識的象徵界或想像界的廣泛的回應能力，對社會心理進行著具有現代意義的精神分析與心理治癒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