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W.H.奧登（1907—1973），英國著名詩人、評論家（由於其出生於英國，後來成為美國公民，所以也有人將其列為美國作家），舉世公認的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其作品數量巨大，主題多樣，技巧高超，身後亦備受推崇，其獨特風格對後輩作家影響深遠。
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1904—1986)，英國小說家（在身份歸屬問題上，他與奧登情況相同，國籍都在三四十年代由“英”轉為“美”），著有小說《葬禮》、《再見，柏林》等。由於衣修伍德一生交遊廣泛，因此其回憶錄等文字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其受歡迎的程度甚至超過他的小說。
圖書目錄
從倫敦到香港
旅行日記
戰爭時期
十四行組詩附詩體解說詞
序言
導讀一：《戰地行紀》成書的前後
1938年4月20日，在漢口領事館的臨時住處，奧登給友人道茲夫人寫了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話：“探究這場中國的戰爭，有如卡夫卡的一篇小說。”
確實如此。
從進程的不可預測來講，此次旅行堪與卡夫卡筆下k的城堡之行一比。但基本而言，奧登和衣修伍德並不像k那樣陰鬱，一路上也未遭逢什麼詭異不幸之事。這兩人剛過而立之年，一個31歲，一個34歲，帶著新晉才子的傲氣，外加高中學童的調皮勁兒，在好奇和忐忑中，煞有介事地來到了中國。
此次中國之行，帶有某種程度的商務委託目的：就在1936年，奧登與路易斯·麥卡尼斯結伴前往北歐，兩人合著的旅行讀物《冰島來信》由蘭登書屋和法伯出版社出版後，獲得了某種成功：該書入選了英國讀書協會的推薦書目，在1937年8月初版印刷了有 8000冊，這讓奧登很受鼓舞。評論界也給予了好評，雖然有人認為此書言辭相當放縱，玩笑過了頭，但多數人覺得很具可讀性。奧登的收入狀況因此改善了一些，《冰島來信》出版幾個月之後，他曾寫信告訴一個朋友：“我賺了些足夠餬口的錢。”出版社建議奧登再寫一本旅行讀物，但指定必須去亞洲某個國家。當年7月，中日戰事的爆發給了他們一個旅行目的地的答案。他們決定前往中國。
在當時英國以及歐美的左翼知識分子看來，中日戰爭只是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全球對決的遠東前線而已，是西班牙事件的一個遙遠的翻版：1937年奧登曾去西班牙呆了七個星期，為共和政府開過救護車，在電台的政治宣傳部門幹了一陣，後來他放棄了電台工作去了阿拉貢前線，結果，他發現政治現實遠比他想像的更為曖昧和麻煩。《西班牙》一詩發表後，奧登還因這首詩中的“今天/死亡的機率有預謀地倍增/在必要的謀殺中清醒地容忍那罪惡”的句子，招來喬治·奧威爾的言語攻擊，引發了一場筆戰。醞釀中國之行的時候，奧登和衣修伍德希望中國不會象西班牙那樣，擠滿了“明星文學觀察家”(衣修伍德語)。對他們來說，中國之行是第二次機會——衣修伍德正懊悔自己沒去成西班牙，而奧登覺得自己在西班牙一無所獲——因此，中國似乎令人憧憬，恰如奧登本人所說：“我們會有一場屬於我們自己的一場戰爭。”
請原諒兩位作家小小的私人動機，畢竟，正如奧登所言：“所有的藝術家都必須擔負起一點新聞記者的職責”。這方面，確乎存在著某種私底下的題材競爭。
……
中國之行未定前的一段日子，兩人都有些不著不落，衣修伍德寫給《新詩歌》的編輯約翰·萊曼的信中提及他本人和奧登的狀態時，形容他們兩人的未來計畫“混亂而不明確”，衣修伍德想去維也納，萊曼現時就住在那裡，可奧登更希望留在英國，“可以省點錢”。
暮春和初夏的某段時間，他們在約翰·派普的鄉居別墅參加了周末聚會，討論“群體劇院”的未來事宜。可兩人開會期間大多在瞎胡鬧，似乎對劇院的目標失去了耐心。此前，奧登和衣修伍德的合作的第二個詩劇《F6的攀登》在劇院演出後獲得了商業上的成功，他們開始謀劃下一齣戲，一出更迎合倫敦西區口味的戲劇。
1937年8月初，奧登和結婚不久的史彭德在肯特郡的海邊住了一陣。史彭德剛從瓦倫西亞開完國際作家會議回來，他告訴奧登，安德烈紀德因為他那本《訪蘇歸來》受到了與會代表們的抨擊，有人甚至直言不諱地宣布，為了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著想，有關蘇聯的真相應該禁止發表。奧登對此的評論是：“形勢危急絕不應該是說謊的藉口。”史彭德後來回憶說，這是他們在三十年代的政治姿態的一個轉捩點。
8月末和9月初，奧登和衣修伍德去了多佛港，租了東崖9號的一間公寓，開始在那兒寫他們新的詩劇；E··M·福斯特也住在那裡——自打六年前被引薦認識後，衣修伍德已與福斯特非常熟悉，他把福斯特形容為“反英雄的英雄”。奧登也同樣如此，他在1934年的一篇評論里，談起過福斯特 “對生活神秘性的感知能力”，並把他列為“那些永久而驚人的典範人物之一，”正是以福斯特為代表的這些人物，依然認為經由精神活動，挽救人性的鬥爭仍有獲勝的可能。他們與福斯特保持著亦師亦友的關係，充滿了敬慕之情；《戰地行紀》中，奧登的開篇詩歌《致E·.M·福斯特》即是他們與福斯特友誼的見證。
奧登大部分時間都呆在百葉窗緊閉的房間裡寫作，福斯特的友人曾描述奧登那時的樣子：“他從房間裡冒了出頭，面色蒼白，像只貓頭鷹般眨著眼睛。”除了和衣修伍德合寫劇本，他還完成了一首詩歌《多佛港》：
拂曉時鷗鳥哀號如在艱辛勞作：
士兵保護著付給他酬勞的旅行者，
掌控歲月也影響不了天氣。有人或是英雄：
我們不都是那么鬱鬱不樂。
劇本寫得很快——這是初稿很薄的原因之一。衣修伍德8月31日寫給友人的明信片裡提到“我們的劇本幾近完工了”。兩周過後，奧登離開多佛，回到了伯明罕西南部哈伯恩的父母家裡，他告訴蘭登書屋的貝內特· 瑟夫：“衣修伍德和我剛剛寫好了一個新劇本《邊境》。”史彭德和其他朋友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於是兩人又在衣修伍德在倫敦的家中繼續修改，10月9日，奧登又返回了哈伯恩，他給此劇可能的贊助人J·M·凱恩斯（那個著名的經濟學家，同時也積極參與藝術事務，籌建了自營的“藝術劇院”。）寫信，解釋了劇本修改的部分。
11月初，奧登、衣修伍德、戲劇製作人魯珀特·杜恩與凱恩斯會面討論了《邊境》一劇的演出事宜。凱恩斯願意為“群體劇院”提供經濟支持，並計畫在來年開春上演。問題是奧登和衣修伍德隨時可能出發前往中國。凱恩斯覺得作者非常有必要在排演過程中在場，因此他致信他們倆，要求他們將旅行出發時間延期至明年4月或5月。奧登禮貌地拒絕了這個提議：“雖然中國之行是個妨礙，但我想衣修伍德和我都覺得不可能推遲那么長時間。布萊頓和史彭德定會照看此劇的編排事務，我想您也會同樣如此。”凱恩斯仍然堅持要他們在場，最終決定等他們從中國回來後再開排。
可他們的行程又推遲了。奧登收到了一份邀請函，為聲援共和政府，英國的作家和藝術家代表團正打算前往西班牙。奧登打算去兩個星期。衣修伍德有些不太願意去。由於某些延誤以及旅行許可的問題，出發行程推遲了好幾次。末了，奧登和衣修伍德決定不等了，他們把自己的名字從代表團名單里給劃了出來，並且預定好了在1938年1月中旬去中國的船票。
……
這一年的秋天，圍繞奧登的文學生涯有兩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新詩歌》雜誌出版了一個奧登評論合刊，他作為一個風生水起的文學運動的旗手的地位得到了確認。埃德溫·繆爾①寫道：“對於他的年齡而言，他具有一種特異稟賦，對語言的純熟控制和想像的大膽，唯有天才詩人才能獲得。”格雷厄姆·格林把奧登稱為一個“前途遠大的最好的在世詩人。”休·沃波爾爵士更直言不諱地承認：“我喜歡奧登的詩歌”；查爾斯·馬奇②認為他“有獨創性，仍有些笨拙，風格還未完全成熟……但還是預留了非常多的能量，如果不談他的詩藝的話，他的個性也定會愈益產生影響。”迪倫·托馬斯評價說：“我認為他是一個機警而深刻的詩人……如同任何用英語寫作的詩人那樣，極具潛力寫出更多的偉大作品……補上一句——祝賀奧登的七十歲生日。”幾個月過後，傑弗里·格里格森③在《新詩歌》上對此作了總結，他把三十年代冠之以“奧登年代”，將這批應運而生的年輕作家稱為“奧登集團”。奧登和他的文學同伴們作為英國文學的新生力量得到了承認。他成了一個符號。
（另一個插曲與詹姆斯喬伊斯有關，《芬尼根守靈》第279頁提到了奧登，他對此事的反應是：“喬伊斯，我真的不能說很在乎他，即使我的名字進入了《芬尼根守靈》，獲得了某種不朽。”在發表於1941年《常識》刊物上的一篇文章里，他對喬伊斯表達了有限的敬仰；奧登晚年曾評價喬伊斯“是一個毋庸置疑的天才人物，但也是一個瘋子……他要求你將他的作品放在與你的生活等量齊觀的關係中，這就好似在說，你必須花費畢生時間來讀我，永遠不要放棄我，也別想半路逃跑。”作為一個詩歌修辭大師，奧登對喬伊斯是敬畏，還是某種技術上的敵意？）
另一件事，是奧登接受了“國王詩歌金質獎章”。這是個年度詩歌獎項，用以獎掖那些在此前十二個月中第一次或第二次出版個人詩集的作家——奧登因他第二本詩集《看！陌生人！》而入選。約翰·曼斯菲爾德，前桂冠詩人，評獎評審會的主席，提名了奧登。1937年11月23日，奧登向文學批評家、好友西里爾·康諾利借了套燕尾服，在曼斯菲爾德的帶領下，去白金漢宮覲見了喬治六世，領取了獎章。這件事讓奧登的眾多支持者相當不滿。這是對左翼文學的背叛。史蒂芬·史彭德，奧登集團中的一員，本希望奧登拒絕這個獎項，認為奧登領獎“成了某種進程的一部分，作家在二十歲左右內心純正，然後變成了社會主義者，四十歲時智力成熟，最後成了個保守份子。”《新詩歌》的編者按評論說：“也許，獎章本身要比奧登本人可笑得多，認識奧登的人都知道這一點，儘管如此，接受這個金質獎章仍然缺乏正當理由。”
奧登本人對這些讚譽保持了冷靜，事實上相當程度地擺脫了虛榮心。這並非他故作謙卑或者不知道自己的價值所在。他對自己的能力非常自信。正是這自信使他得以避開那些阿諛奉承。他不喜歡崇拜者滔滔不絕地談論自己的作品：“他們稱讚你，通常是因為某些錯誤的理由”。他寧願把一首詩交給一個朋友過目，一句“我喜歡它”就足矣（衣修伍德和此後在①蘇格蘭詩人、文學評論家和翻譯家。因與妻子威拉一起翻譯弗郎茲·卡夫卡的作品而為人所知。
②查爾斯·馬奇：英國詩人、記者和社會學家。
③傑弗里·格里格森：英國詩人、作家，《新詩歌》雜誌的編輯。
美國遇到的切斯特·卡爾曼就是他願意聽取批評的兩個人）。在奧登走向生命終點時，他寫
過如下的句子：
讚譽？並不重要，
但樂於去回憶
當落枕而眠時。
對於刊載出的對他作品的評論，奧登形成了一種超然姿態，當他上了歲數，基本就不大看了。不過他一度承認過：“我們中有些人對評論保持了一種克制的淡然姿態……可我們其實都很介意”。另一方面，成功也沒有阻止他對其他詩人心生妒意，他承認每當聽說某位同行出版了一本新作，他總會感到不快。
……
這年秋天，奧登在寫完了《邊境》後，手頭還有兩件事：一個是選編《牛津輕體詩讀本》；10月到12月期間，他一直在為這本書選詩；當他們預定於38年1月19日啟程時，奧登的工作遠未完成。出版社希望他在離開前能寄去手稿。於是，奧登臨走前將這個未完成的活計移交給了A·E·道茲夫人（他在伯明罕的朋友E·R·道茲的妻子）。道茲夫人只得盡力而為。“奧登先生所有的打字稿都需要校對，”她寫信給出版社時說道：“他根據記憶給了我參考，很多都是錯的。有些詩歌選錯了版本……我找到奧登先生所說的那首詩時，卻發現一個完全不同的版本。”此後幾個星期，道茲夫人和出版社的責任編輯有時不得不自己來選詩。奧登在中國旅行期間知道自己的工作做得很不夠，啟程後他在給道茲夫人的書信中說自己“整夜都醒著，想著《輕體詩讀本》所有可能出現的錯誤。”
另一樁事情，是受BBC製作人約翰·普德尼委託，為一個廣播節目撰寫台詞腳本，標題為《哈德良長牆：從凱撒到全國名勝保護協會》。奧登所寫的本子了包括了很多詩篇，有描寫長牆沿線的風景的，也有描寫駐守邊關的羅馬士兵的。腳本的結尾部分，與《戰地行紀》的主題有某種契合之處：
人類生性是野蠻的，羅馬牆就是明證，再也無需其他證據。它象徵了民族國家的暴徒與謀殺者的雙重特性。我們老一代的歷史學家總是把蘇格蘭人稱為野蠻人。我同意這個說法。他們襲擊無辜者，殺死他們，將鄉村夷為平地，然後撤離。尤里斯·凱撒、阿格里科拉、安東尼烏斯、塞維魯斯①等等比蘇格蘭人走得更遠。他們襲擊，謀殺，搶掠，還據為己有。我們可敬的祖先們，撒克遜人、丹麥人和諾曼第人也同樣如此，他們蜂擁而來，屠殺，掠奪和占有；總而言之，這不比我要拿走你的衣服有更多的權利。無論是誰，若他剝奪了一個無罪之人的權利，他就是野蠻人。
11月25日開始，這個節目在紐卡斯爾播出了，由班傑明·布萊頓作曲——布萊頓和奧登都為這個節目感到相當自豪。
1938年1月18日，出發前一晚，在倫敦西區奇斯維克的一間工作室里，由“群體劇院”主辦，為奧登和衣修伍德兩人舉行了一個送別晚會。客人包括E·M·福斯特，羅斯·麥考利（女小說家），傑弗里·格里格森，簡·康諾利（前面借衣服給奧登的西里爾·康諾利的
①均是羅馬帝國的皇帝。
妻子），布萊恩·霍華德（詩人，政治評論家），班傑明·布萊頓，和海德莉·安德森（“群體劇院”的女演員，演出了奧登和布萊頓合寫的《四首卡巴萊歌曲》，此後奧登還為她寫過《致海德里·安德森的兩首歌》）。
雖然中國並不像西班牙那樣有吸引力，第二天，維多利亞火車站還是來了些報社記者和攝影師。他們坐上了輪渡火車，第一站先前往巴黎。從巴黎他們再南下到馬賽，在那兒他們坐上了“阿拉米斯”號遊輪橫渡地中海，中途將在埃及塞得港停留。奧登在船上寫了一首名為《喔告訴我那愛的真諦……》的謠曲體的詩歌（未收入《戰地行紀》，在世紀版《奧登詩選》中，放在了《謠曲十二首》的最後一篇。）這是該詩最後一節：
當它到來，會事先沒提個醒，
而我正好在挖鼻子？
它會在早上按響門鈴，
或會在公共汽車上踩我的腳趾？
它會象天氣變化那樣發生？
它會客氣招呼還是粗野無禮？
它會徹底改變我的人生？
喔，告訴我那愛的真諦。
奧登對愛的疑問和追尋是極其嚴肅的。私底下，他這時有些悶悶不樂，甚至有些絕望。衣修伍德在他的日記里記錄了一個插曲：此後在中國的旅途中，奧登曾有一次哭了起來，對衣修伍德說沒有人會喜歡他，他永遠不會象衣修伍德那樣情場得意。在衣修伍德看來——在奧登去世後的1979年，他回憶起這段往事時，有這樣的感覺——似乎奧登有某種自我折磨的行為傾向，但這首《喔告訴我那愛的真諦……》確實是真實心境的表達。奧登自己後來也說起過這首詩：“對我而言，這是一首很重要的詩。克里斯朵夫指出了它的重要性。那真是太具有預言性了，因為就在此後，我碰到了那個真的徹底改變我的人。”一年多過後，奧登在紐約遇到了切斯特·卡爾曼，他終身摯愛的伴侶。
4天后，“阿拉米斯號”抵達塞得港，奧登和衣修伍德上岸後，碰到了英國考古學家弗朗西斯·特維爾·佩特。在佩特的陪伴下，他們遊覽了金字塔。奧登此後寄了張明信片給道茲夫婦：“金字塔非常令人失望，斯芬克斯還不錯，但它既不信仰進化論，也不信仰古典時代。柯勒律治錯了。在熱帶地區，星星不會突然出現。”第二天，他和衣修伍德在蘇伊士運河又回到了“阿拉米斯”號上，然後就向香港進發。
衣修伍德注意到奧登坐船時常會有的憂鬱症加重了，因為此時他深愛的寒冷北方已如此遙遠。奧登在給西里爾·康諾利的信中說“印度洋絕對沉悶之極。”在這段航程中，奧登寫了一首《航海記》（見本書《從倫敦到香港》部分的詩歌）。這在首詩中，奧登透出了深深的自我懷疑，他對旅行的終極目的並不確信，並認定“旅行者”的前方並沒有什麼“美好樂土”的存在。此前充滿烏托邦理想的青年期似乎即將告一段落。
……
1月16日，他們到了香港，對之印象不佳。奧登尤其鄙視那些英國僑民，因為其中一個傢伙談起中日戰爭，仿佛那僅僅是兩幫土人之間的爭吵。在由香港大學副校長陪同了十天過後，他們離開香港前往廣州，開始了真正的中國之旅。《戰地行紀》的旅行日記完整記錄了他們在中國的所言所聞。
還是有一些資料可以補充，主要是他們兩人與友人書信往來中提到的旅途感想和個人觀感，這些都未收入旅行日記中：在給道茲夫人的信中，奧登形容“中國人迷人而又純真，他們有兩種面容——一種如花朵般漂亮卻全無生氣，一種長得猶如富有同情心的青蛙。”（譯者按：這真是兩個怪僻難解的比喻）；對於史沫特萊，奧登把她描述成“一個極其憂鬱而又盛氣凌人的古板女人”，並且覺得當時中國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看上去就像是個鄉村醫生”。
在旅途中，奧登和衣修伍德有太多時間相處，因此經常爭論形上學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衣修伍德懷疑奧登那時開始就出現了基督教的傾向——也許，奧登從來就沒有真正拋棄童年時期的宗教信仰，不管嘴上是如何唱著反調。奧登當時卻一點不覺得自己像個基督信仰者，他的精神狀態有點接近於福斯特的人道主義不可知論，或是受了其影響——但比福斯特更要悲觀。奧登曾嘲笑衣修伍德對宗教的敵意：“小心，小心，我親愛的——如果你繼續那么說的話，總有一天，你會幡然悔悟而改變信仰的。”
在漢口，衣修伍德注意到奧登成了真正的焦點人物，不再扮演“心懷敬慕的小弟弟”的角色，漢口領事館的外交官巴希爾·布斯比認為奧登活像 “一隻瘋瘋癲癲的大白兔”；而他們在香港遇到的詩人兼評論家威廉·燕卜蓀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他發現奧登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而衣修伍德幾乎沒有任何機會給人留下什麼印象。
他們輾轉到達中日戰爭的東南前線時，奧登曾告訴道茲夫人說“兩個月過後，我們變成了中國和傳教士的支持者。”從奧登這個自述以及旅行日記中多處的行文記錄中，我們確實看到了奧登和衣修伍德對戰時中國所抱守的支持立場。在上海時，他們和四個日本人曾在一次午餐時會面，其正義感表現得非常鮮明：那是他們中國此行中，唯一一次與侵略者的直接對話。
奧登的中國之行基本上還是很愉快的。他告訴道茲夫人說“我想這是我去過的最美好的國家”，但又補充說試圖在中國生活也許很危險，因為：“一個英國人的優缺點都出自那個與自然相悖逆的意志，不經過一番退化，我認為他完全無法轉換位置。”奧登指出，他和衣修伍德離開時對中國留下的印象不會超過“一個旅行者的認知範圍”，此後他也曾說過：“中國絕對不同。西班牙是一個你所了解的文化。你能理解正在發生什麼，事情是怎么回事。可中國沒有可能去理解。撇開戰爭不談，這個國家對人的生命沒有任何尊重。”
在中國，奧登和衣修伍德見證了戰時中國各方面的艱難狀況，而在非常時期下，那些最為卑微的生命個體所承受最大的苦難就是漠視和冷酷，十四行組詩中的那句“被他的將軍和虱子所拋棄”是有感而發的。
……
他們決定轉道美國返回英國，但在辦理簽證時起先遇到了些問題，當提到他們是英國大使的客人時，他們馬上就拿到了一年內的免簽許可。
6月12日，他們乘坐“亞洲皇后”號離開了上海。中途在日本稍作停留，他們坐火車去東京，晚上在那兒逛了一圈，然後回到了船上。橫渡太平洋的旅程結束後，他們到了加拿大的溫哥華，然後坐橫貫北美大陸的火車一路到了紐約。在那兒，他們與《哈潑時尚》雜誌的小說編輯喬治·戴維斯見了面，一年前，他們在倫敦認識了戴維斯。這時，戴維斯成了他們兩個在美國的非正式代理人，奧登和衣修伍德關於中國抗戰的文章通過戴維斯在《哈潑》登載了出來，因此拿到了很大一筆稿費。戴維斯領著他們在紐約市內觀光，接受採訪，拍照，與當地名流見面，他倆被招待得殷勤備至。紐約，仿佛是紛亂歐洲的局外人，看來如此令人激動。呆了兩個星期後，他們返回了英國，環球旅行結束了。
……
回國後不久，奧登又出國了，這回去的是布魯塞爾；奧登在聯邦街83號租了間房子，定下心來創作《戰地行紀》中的詩歌部分。旅途中，奧登和衣修伍德兩人各自記有日記，與此同時，衣修伍德正以這兩本日記為素材寫日記的散文部分。“洗澡，然後在咖啡館爬格子”，奧登上午寫作，下午就泡在布魯塞爾的游泳池裡，日子過得很逍遙。
這時，他繼續和道茲夫人就那本即將完稿的《牛津輕體詩讀本》保持著通信聯繫。8月31日的信中提到他參觀了布魯塞爾美術館，“試圖欣賞魯本斯。其大膽和生動令人嘆為觀止。但它究竟表達的是什麼？”9月5日，一疊手稿裝入了信封，奧登要求道茲夫婦看後附上意見再寄回來，因為“它們是唯一的原稿。”9月底，《戰爭時期》組詩完成了，奧登的狀態很糟糕，他準備寫的那首關於中國的長詩還沒有醞釀成熟——這是指十四行組詩後的那首《詩體解說詞》，此時，歐洲局勢的動盪訊息令他久久思索，同時，“私下也暗自希望來一次戰爭”，因為，他不但希望希特勒被擊敗，而且“也指望1938年懸而未決的個人問題能夠通過世界性事件得以解決”。
9月28日，他回到了倫敦。他一度覺得危機已經解除了，不是因為他自己的政治敏銳感，而是因為在布魯塞爾有個算命先生這樣跟他講過了。衣修伍德到維多利亞車站來接他，奧登對他說：“好了，親愛的，你要知道，不會有戰爭！”話音未落，他們就看見車站布告欄宣布了“慕尼黑的戲劇性的和平行動”。
奧登坐火車北上，回伯明罕父母家繼續寫《詩體解說詞》。他寫完後，急於聽到道茲夫人的評價，因為他不確定“這類詩歌是否可能避免成為某種單調誇張的老掉牙玩意”。此外，他告訴道茲夫人說他已決定在12月回布魯塞爾去做個手術——他的痔瘡可能有復發了——他沒告訴她的，是他和衣修伍德已決定移民美國，這事他跟誰都沒有說起。
他們何時作出這個決定並不是很清楚，如果確曾有過一個清晰的最終決定的話。根據衣修伍德的回憶，在他們六月份離開中國轉道美國的時候，奧登就向他提出了永久定居美國——毋寧說是紐約——的想法。奧登後來聲稱此事經過他們兩人共同商議才決定，可衣修伍德回憶說自己並不是很急迫。他輾轉住過很多地方，換個地兒對他而言不是問題，對奧登可就是個大問題了。他交給奧登決定，如果他選擇移民，他也跟著一塊兒去。
1938年8月初，奧登那個地質學家的哥哥約翰·比科內爾·奧登從印度回來時，路過布魯塞爾和他同住了一陣。約翰事後回想當初那個星期，奧登確曾說過不只是想去美國作短期訪問，而是希望成為美國公民。似乎到了10月初，他和衣修伍德兩人就此達成了一致，他們商定不久之後就回美國去。但他們並不急於出發，在上海領到的特別簽證讓他們省去了很多手續上的麻煩，只要他們決定走，隨時就可以動身。
但移民美國的決定實在沒有一個可以清楚解釋的緣由。他們兩人日後都給出了不同解釋，回顧奧登當時所處的環境，應可略窺箇中原因所在。
漢弗瑞·卡彭特在傳記中給出了幾種解釋：自從奧登牛津畢業後在道恩中學教書時過了幾年田園詩般的日子後，接下來很長時間幾乎“居無定所”。他出國旅行越來越頻繁。在去往鄰近歐洲國家的短途旅行之後，緊接著都是長途探險：冰島、西班牙和中國。而他充分意識到，這些旅行過程中，他確乎試圖找到某種理想：他早年的萊恩-萊亞德-勞倫斯式①的信仰已崩塌；而傑拉爾德·赫德②的個性觀點和馬克思主義也無濟於事，後者他並不認真對待。在冰島，他試圖與歐洲拉開距離，以便客觀地審視它，但他做不到，他無法輕易擺脫歐洲。西班牙也是個嘗試，如他自己所言，他想要“賭得大一些”，來開闊自己的經驗，讓世界來充實其思想。但西班牙也沒有如願，因為西班牙並沒有他希望找到的清晰結果。至於中國之行，只是更為加深了他對人類普遍失敗的信仰。回英國去似乎也找不到什麼答案。他對此沒什麼信心。
英國的文學世界似乎已不再吸引奧登了。在移居美國若干年後，他一直說英國的文學生活特別單調沉悶，因為它的“家庭氣氛”。“英國人比之其他國家的人更具一種才能天分，可以把家庭生活弄得很舒適。也因此，它對藝術家或知識分子的生活是個威脅。如果氣氛不是這么迷人，誘惑會減少幾分。”但他的另一段解釋似乎更合理些：“我覺得對我而言英國的情況已變得無可忍受。我無法成熟。英國生活對我是一種家庭生活，我愛我的家人，可我不想和他們住在一起。”
漢弗瑞·卡彭特花費了大量篇幅，甚至從奧登1938年發表於《新詩歌》的詩歌《運動員：一個寓言》來分析他潛在的內心動機。真正的原因似乎藏身在奧登自己給出的表面解釋以外：他曾在伯明罕對自己的朋友A·H·坎貝爾直言不諱地說起過，他確信歐洲社會已經終結。而他去美國，不是因為他將美國幻想成了一個完美社會，而是因為他認為在那裡還能進行自由選擇，而且既定的文明模式還沒有發展成熟。1939年7月他說過：“英國能給我的，我覺得它已經給過了，我永遠不會丟掉。美國是如此廣闊……。”無疑，歐洲的圖景令人絕望，且瀕臨戰爭邊緣。這是大的歷史背景因素。
遠離英國的第二個原因，應該是奧登已無法認同自己的文學身份：如孟德爾頌教授所言，他成了一個“左翼的宮廷詩人”。最初的成功已然引發了他的恐懼，到了1938年，這個角色變得無可忍受，因為他並沒有政治信念來讓維持這個身份。此時他的政治觀點變得溫和，對於社會的態度是自由主義和非革命性的。“沒有什麼社會能絕對完美……每個人都渴望幸福和良善，可這些觀念卻彼此相互衝突，”他承認，自由民主憑藉其固有的人性本善的信仰，對於承受法西斯主義顯得過於軟弱。只有一個承認“人類不是生來自由或生來良善”的民主社會，才可能帶來變化，並抑制極端主義。他喪失了對政治的興趣，並拒絕先前的身份定位，這是奧登思想轉變的內在因素。
1938年8月秋天，奧登就“中國的反法西斯鬥爭”進行了巡迴演講，就在那時，他開①萊恩可能指愛德華·威廉·萊恩，英國東方學者和翻譯家；萊亞德應指約翰·萊亞德，英國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
②英國歷史學家、教育家和哲學家。
始對此有所覺悟了。在給道茲夫人的信中，他寫道：“整天跑東跑西談論中國讓我分外沮喪，劍橋社會主義者俱樂部希望為中國舉行一個午餐會，供應麵包和茶。德比教區訓練學院建議
喝茶……可這有什麼用處？我是不是該專注於自己的工作啊？如果這樣，我就能不朽？或者這個想法太自私了？實在厭倦了火車巡迴旅行。”正是這些有關中國的講座，讓奧登意識到自己過多捲入了政治：他，作為一個獨立作家和一個詩人，自己的工作和時間受到了嚴重干擾，換言之，他感覺在英國失去了“選擇的自由”。這是一個直接的觸發因素。至於愛國主義，奧登並不打算毫無疑問地接受，並且認為它是某種形式的偶像崇拜。
最後一個因素，簡單到會讓人輕易忽略：奧登和衣修伍德意識到他們在美國可以有很多機會以作家身份來謀生賺錢。喬治·戴維斯交給他們的優厚稿費讓他們印象頗深。1946年，奧登對朋友說過：“我來美國是因為在這裡容易賺到錢，你可以憑自己的聰明才智生活。”這句大白話，大概是外在的誘因吧。
難怪英國本土的知識界會對奧登抱有如此矛盾和強烈的情緒：他實在太直言不諱了，而擺出的理由也實在功利。但在某種意義上，奧登是在捍衛自己的基本權利，即便他是在一個“錯誤”的時間，跑到了一個“錯誤”的方向。誠如英國詩人戴維·加斯科因所言，奧登“即使到了四十歲，頭腦還停留在大學時代。三十一歲的他還在苦苦地以一種後天習得的社交禮儀來掩飾一個青春期少年的情急和窘迫。”說得不錯，這就是奧登的“頑童”本色吧。
（不過，在去世前，奧登畢竟還是回到了英國，回到了母校牛津，他在奧地利的維也納去世，墓地也在奧地利這個歐洲的中心地帶。“頑童”終於歸鄉了。）
……
奧登和衣修伍德確定在1939年1月離開英國。恰好在他們中國之行的一年過後。他們要等手頭的幾件事有個眉目。
1938年11月14日，《邊境》終於在劍橋首演了。雖然報章的評論還不錯，但很多人認為他們沒有“發掘出他們才能的十分之一”，且抱怨“大部分段落寫得極其沉悶”。《邊境》“無疾而終了”（衣修伍德語）。奧登後來曾承認他和衣修伍德兩個都沒怎么盡力。
10月份，《牛津輕體詩讀本》出版了，評論雖有褒有貶，但其活潑生動和創造性還是受到了讚譽，而且賣得很好，此書在奧登在世的時候一直再版不斷，直到今天也仍可見到它的最新版本。
大約在秋天時候，奧登應約為霍加斯出版社寫了一本關於教育的小冊子，名為《教育：今天和明天》。奧登在給道茲夫人的信中寫道：“我自然感到很遺憾，想讓我來寫些有關教育的內容，而不是找路易斯（麥卡尼斯）來寫評論。可是得維持生計啊。”
《戰地行紀》於12月完稿，交給了法伯出版社，1939年4月出版。伊夫林·沃在《旁觀者》逮住機會把奧登叫做“一個公共怪物”，但多數評論都很喜歡這本書，傑弗里·格里格森在《新詩歌》上斷定十四行組詩是極其成功之作。此時，轉到霍加斯出版社擔任負責人的約翰·萊曼知道了他們要去美國的情況，奧登和衣修伍德於是建議按照《戰地行紀》同樣的體裁方式寫一本關於美國的旅行讀物，名為《地址不詳》——這個計畫本意是為他們的美國之行籌措資金。此外，他們還想著到美國的時候可以搗鼓出一個名為《一個美國人的生活》的電影腳本——奧登曾為約翰·格里爾森的紀錄片《倫敦客》寫過解說詞。這個想法後來也沒了下文。
12月初頭幾個星期，奧登離開英國去了趟巴黎，他在索邦大學有個關於“詩劇觀念”的英語講座。12月12日，他到了布魯塞爾，和衣修伍德會合了，他們住在路易·瑪麗廣場70號，房間俯瞰著一個處處野鴨的風景優美的湖泊。“我希望繆斯可以在她們覺得合適的時候親切到訪。”他在給道茲夫人的信中，如此期待著靈感的到來。在接下來的四個星期里，奧登確實頗受女神們的寵幸，他寫了將近十二首詩——《美術館》、《愛德華李爾》、《A·E·豪斯曼》、《南方車站》等等，很多都是他的名篇佳作。在《新年除夕》一詩中，他向很多朋友祝賀新年，仿佛是在向他們一一道別，這些朋友跨越了整個歐洲：
接下來滿懷著欣喜
要為我們海外的朋友乾杯，
為在巴黎喝酒的布萊恩，
為在希臘喝酒的弗朗尼，
祝比爾更快學會畫畫，
祝本睡覺也能譜出旋律，
祝伯索爾德看去像個大師，
祝魯珀特看去像只綿羊，
祝三或四個托尼，甚至
要祝賀簡——感謝上帝——不在這裡，
祝摩根、愛德華和史蒂芬，
我們共祝新年無比快樂。
1939年1月初，奧登和衣修伍德回到了倫敦。預想的美國旅行讀物看來已無可能，可奧登急著用錢，於是他說服萊曼為他下一本詩集預付一部分訂金，並向他錯誤地保證說他已不受與法伯出版社的契約限制，霍加斯出版社可以出版。他還對牛津出版社說：“我下周要去美國，手頭缺現金。你們是否認為牛津出版社可以為《輕體詩讀本》再付我一點錢？萬分緊急。”他們預付了他75英鎊。
1月18日，奧登和衣修伍德坐火車去往南安普頓，他們打算在“張伯倫”號輪船上渡過他們在英國的最後一晚，以便縮短告別時間。在倫敦給他倆送行的有衣修伍德的一個夥伴，以及E·M·福斯特。火車開動了。“好了，”衣修伍德說道，“我們又出發了。”“太好啦，”奧登答道。
……
《戰地行紀》的旅行日記部分從奧登和衣修伍德進入廣州開始，一直寫到到他們離開上海為止，期間他們幾乎穿梭了大半箇中國。這是一份彌足珍貴的歷史記錄，1938年的中國透過這些文字的光影膠片仍然鮮活生動；雖是驚鴻一瞥，且不乏某種薩義德所謂“東方主義”的獵奇色彩，我們依然可以跟隨在奧登和衣修伍德的身後，再次重溫他們在中國短短几個月所遇的人與事：這裡有第一手的觀察，也有主觀評斷，當然也有省思和反芻。文筆不枯澀，甚至相當活潑有趣，好奇的讀者藉此也能對奧登和衣修伍德建立相當的感性認識。
導讀二：關於奧登《戰爭時期》十四行組詩
《戰爭時期》這組十四行組詩，寫於奧登1938年中國之行返回英國後，當年8-9月期間他寓居布魯塞爾的聯合街83房間，完成了這一作品。印行於世，是在翌年由藍登書屋出版的《戰地行紀》中（法伯出版社同步在英國出版），並附有副標題《十四行組詩附詩體解說詞》。
此一組詩的標題，卞之琳先生譯為《戰時》，查良錚先生譯為《在戰爭時期》。原文標題為 in time of war（直譯為在戰爭時期），另有一縮略詞wartime（直譯為戰時）；取《戰爭時期》為標題較為吻合組詩莊重嚴整的風格。但簡略的標題也可用《戰時十四行》。“解說詞”原文為commentary，是評論、評註的意思，也是新聞報導、實況報導或者解說詞的含義。穆旦翻為“詩解釋”，大體合乎評論的本義，但我們須注意到奧登此前曾為多部記錄影片和廣播節目寫台詞腳本的經歷（包括著名的《夜郵》），而《戰地行紀》本身又帶有旅行報導的特色，因此，翻為“解說詞”似更符合作品的初始用意。
在1965年的《詩選》版本中，奧登對組詩作了順序改動，刪去了若干首，並冠以新的標題《來自中國的十四行組詩》；因此，《戰地行紀》版與其後版本選入的詩篇和排列順序略有差異。
在《戰爭時期》中，奧登捨棄了處理歷史性題材時的冗長論說的形式（《西班牙》就是長句式的自由體，在《詩體解說詞》里又延續了這一形式），轉而採用形制規整的十四行體來處理公眾性主題。十四行詩富於音樂性和感染力，通常用於情詩；奧登不愧是個詩體實驗家，他用字精確，句法活潑，詩行順接自然，沒有去繁瑣羅列情狀或進行空洞無物的籠統概括，這樣的詩體構造無疑更能充分保持語言的張力和說服的強度。整個組詩連續鋪演，逐漸累積起來的篇章構成了一種密集的不由分說的詩體範式，形成了一個充分自信的語言空間；在十四行詩富有節奏的韻律中，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被引導著重建其思想邏輯，並直面它所提出的道德問題。
經奧登改造過後的十四行體，嚴謹含蓄的音步處理帶出了簡練的誦讀節奏，同時又以恰到好處的腳韻塑造出紀念碑式的莊嚴風格，這在奧登前期作品中是尚未出現過的：這種語言風格具有某種粗礪天然的質地，強化了詩人情感表達的明晰以及道德邏輯的嚴密，賦予作品以證言者般的力量。
在內容的布局運思方面，奧登也找到了審視歷史的獨特方法：他的人間情懷（不單純是潛在的基督教信仰）使他得以建立起歷史與現在之間的道德聯繫。此外，他也充分發揮了英國詩歌傳統自鄧恩、蒲伯、拜倫以來的諷喻技巧，每一首幾乎都自成一則道德寓言。組詩的前十二首都與人類歷史有關（取材自希臘、羅馬神話及聖經文學），每一首各自借用了歷史記憶中的神話或人格原型：創世紀、伊甸園、為萬物命名的亞當、農夫、騎士、國王與聖徒、古代學者、詩人、城市建造者、宙斯與蓋尼米德的神話故事和中世紀基督信仰的消亡；從第十三首開始的後一半作品則開始切入當前的戰爭實況，多取材於奧登中國旅行期間的親身經歷和真切感受。
在組詩中，奧登放棄了此前慣用的人格化象徵，擺脫了與身體有關的提示疾病與健康的意象符號；他不再是個只會指出疾病徵兆的醫生，也不再單純充當一個旁觀的警告者，取而代之的是倫理性的知識與權力的隱喻。他以犀利的角度切入了歷史，在今天的結果（徵兆、跡象、戰爭、危機等等世相）與人類過去的行為選擇之間建立了聯繫。由此，奧登開拓了作品意涵的新的縱深，進一步擴展了自己的詩歌才能。楊周翰先生曾指出奧登詩歌視角的特別之處，說它是“‘俯瞰’式的，有如審視一副地圖一樣來描繪場景，而這技巧在莎士比亞的《里爾王》里就已有之，而奧登運用得更自覺更醇熟。”誠哉斯言。
《戰爭時期》被譽為“是三十年代奧登詩歌中最深刻、最有創新的篇章，也許是三十年代最偉大的英語詩篇”（孟德爾頌《早期奧登》），也被稱為“奧登的《人論》”（約翰·富勒《奧登讀者指南》）。是的，直到今天，我們仍須傾聽奧登那“詩人的喉舌”發出的獨特而冷峻的音調。
在西班牙內戰的經歷和對中國抗戰的考察，特別是經由《戰地行紀》的詩歌創作，詩人奧登走向了中年的成熟；他對人類本質的思考，催生了他終其一生的人文情懷和懷疑精神：“人類不是生來自由或生來良善”。在此，我們不由聯想到旅居英國的猶太哲學家卡爾·波普。奇妙的是，這兩位智者在各自不同的領域對人類的可能方向給出了同一個非決定論的解答。
英文詩歌翻譯成漢語詩歌，若完全照搬來自另一個語言秩序的格律，幾乎無從翻譯；在此，譯者沒有機械硬湊英詩的音步或音節(要在另一個異質語言中完全遵從原文語言的格律規範，本身就是個悖論)，而是將誦讀時的重讀節奏引申為漢語詩歌音律中的“頓”（或稱停延），同時，通過努力捕捉英文原詩的語調音色，儘可能地“複製”奧登的原聲。“可誦而不失意味”大約是唯一的標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