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博物館藏敦煌遺書

李盛鐸、方爾謙晚年移居天津，藏在他們手裡的部分敦煌遺書隨之來到津城。 張叔誠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收藏家，他所捐獻的文物中也有一些敦煌遺書，其中有的印著方爾謙的鑑賞印。 表彰大會結束後，周叔弢、張叔誠捐獻的敦煌遺書被市政府劃撥給天津市藝術博物館收藏。

據記載，1909年法國人希伯和把從敦煌莫高窟王道士手中騙走的6000餘卷敦煌遺書走私到巴黎後，把留下的極少的一部分，如《老子化胡經》和隸古定本《尚書》等，帶到北京六國飯店，展示給北京文化界名流羅振玉、王仁俊、蔣斧和董康等人看。
一見那些極其罕見的中古時代的經卷和文書，羅振玉、王仁俊等人大為吃驚。羅振玉是京都著名的國學大師和語言文字學家，一看便知那些文物的價值。他立刻上報清政府學部，呼籲政府趕緊採取措施保護殘存的敦煌遺書。
1909年8月22日，學部左丞喬樹楠下令，命陝甘都督毛實君即刻封存莫高窟藏經洞內剩餘文物。同時撥銀6000兩給敦煌縣令陳藩，令其徵集流散於當地的敦煌遺書。轉年，1910年，清政府又命新疆巡撫何彥升把發現於藏經洞的敦煌遺書全部押解到京。
1910年三四月間，押運敦煌遺書的大車抵達北京。按照清規，那車隊應當直接趕進清政府學部大院，押運官傅某直接向學部官員復命才是。沒想到押運官膽大包天，應其上司要求，暗把車隊悄悄地趕進何震彝的私宅。
何震彝乃新疆巡撫何彥升之子，此人12歲能詩，25歲中進士，官任內閣中書，嗜書如命。不知是否早有預謀，敦煌遺書一到，何震彝立刻叫來岳父李盛鐸，李盛鐸又叫來自家親家劉廷琛以及好友方爾謙，四人藏於密室仔細翻閱了車上全部的敦煌遺書，然後各取所需。結果，8000餘卷敦煌遺書，千辛萬苦地到了京都，又被官員們截留了不少。劉廷琛官任學部副大臣；李盛鐸時任順天府府丞，而且是當時中國四大藏書家之一。因此，他們留下的敦煌遺書，大多是精品。
事後，何震彝等人竊取敦煌遺書的醜行敗露。羅振玉在其校印的《鳴沙石室佚書》序言中，曾憤怒地揭露了何震彝、李盛鐸等人偷竊敦煌遺書的行為。清政府學部侍郎寶熙當時曾經上章參奏過這一弊案，後因爆發武昌起義，清王朝搖搖欲墜，清朝官員惶惶不可終日，竊書案不了了之。
李盛鐸、方爾謙晚年移居天津，藏在他們手裡的部分敦煌遺書隨之來到津城。後來，那些敦煌遺書流散於天津市面，其中一部分被津門收藏家周叔弢、張叔誠等人收藏。
原天津市藝術博物館退休老館長雲希正介紹說，天津博物館藏敦煌遺書350卷，其中256捲來自周叔弢的捐獻。周叔弢捐獻的敦煌遺書里，不少卷子卷面上落有李盛鐸的鑑賞印，可以證明是出自李盛鐸之手。
周叔弢是中國民族實業家，也是著名中國古籍收藏家，他將自家經營企業所得，幾乎全部用來購買文物圖書，藏書量多達4萬餘冊。敦煌遺書屢遭外族劫掠的事情早有報導，周叔弢聞之怒不可遏，從此，但凡敦煌遺書，他見一件買一件，唯恐國寶再落外人之手。周叔弢請專業人員為他收藏的250多卷敦煌遺書定製紙盒，一卷一盒，裝好後藏進一個特製的木箱裡，再不轉手。
新中國成立後，周叔弢曾經擔任過天津市副市長，“文革”時周叔弢受到衝擊。紅衛兵橫掃“四舊”時，抄家抄到周家時，周叔弢深怕他所珍藏的敦煌遺書遭遇不幸，極力地說服那些紅衛兵，使得這些敦煌遺書幸免於難，被送到天津市歷史博物館保存。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落實政策，大量的文物清退給周叔弢。周叔弢這時提出願把包括256件敦煌遺書在內的1262件文物、9196冊古籍善本，無償捐獻給國家。周叔弢的好友張叔誠，在周叔弢的帶動下，也向國家提出了無償捐獻文物的要求。張叔誠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收藏家，他所捐獻的文物中也有一些敦煌遺書，其中有的印著方爾謙的鑑賞印。
1981年3月，天津市政府隆重召開表彰大會，市長鬍啟立同志講話，高度讚揚周叔弢、張叔誠兩位先生的愛國義舉。表彰大會結束後，周叔弢、張叔誠捐獻的敦煌遺書被市政府劃撥給天津市藝術博物館收藏。該館過去藏有一些從古籍書店、文物市場等處零星徵集的敦煌遺書，兩者相加，數量達到了350卷。
有關研究人員發現，周叔弢、張叔誠捐獻的敦煌遺書，不僅保存完好，還多是首尾完整的全卷，而且特別珍貴的是，其中有的是孤本；有的注有年款和出處。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包括過去從京師圖書館移交過來的敦煌遺書上萬件，可惜大多是殘卷。為此，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96年6月，專門影印出版了一部七本的《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
2004年，天津市歷史博物館、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兩家合併組建成天津博物館，後者所藏敦煌遺書自然歸併到天津博物館名下。
落在津城的敦煌遺書中，除大量佛經外，還有俗文學、文書、民族文字和道教的一些經卷。據說在對佛學、對古敦煌的歷史和文化，以及對中國書法藝術的研究上，這些敦煌遺書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