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在蘇德戰爭開始之前1941年6月，部署在蘇德邊境的蘇聯軍事力量的規模和質量都遠遠超過德國：軍隊數量，蘇軍是德軍的1.6倍；軍事裝備的對比：坦克，蘇聯是德國4倍，其中有一半坦克的質量與德國最先進的坦克相當；大炮，蘇聯6萬門，德國4.3萬門；戰機，蘇聯1.9萬架，其中起碼有將近4千架戰鬥機的性能與當時德國空軍最先進的戰機Me－109不相上下，而德國用於進攻蘇聯的戰機只有1830架，其中先進戰機M－109隻有500架，其他的戰機則大都落伍，包括徵用芬蘭的300架和羅馬尼亞的400架老式戰機。
史達林的野心絲毫不次於希特勒，他之所以調集重兵於蘇德邊境，決不是因為他預見到希特勒隨時可能東進，否則的話，他絕不會在德國不宣而戰時顯得手足無措，而是因為他另有趁火打劫的盤算。他覺得希特勒在西線與法英開戰將為蘇聯提供機會。誰都知道，兩線作戰乃兵家之大忌，何況法國、英國絕非西歐弱國，而是實力不俗的大國。按照史達林的原來估計，希特勒不可能在西線速勝，更大的可能陷於西線泥潭而無力自拔。所以，史達林一面與希特勒簽訂合謀瓜分波蘭的友好條約，一面積極備戰、囤重兵於蘇德邊境，為的是，一旦希特勒陷入西線泥潭，蘇聯就可以藉機大舉出兵，將希特勒的東歐變成史達林的東歐，然後再尋找機會占領西歐。
基於這樣的判斷和目的，即便在希特勒迅速拿下法國並開始進攻英國後，史達林仍然不相信希特勒會在沒有打敗英國之前就揮師東進。為此，1941年3月，蘇聯最高統率部制定了“西線擴張戰略計畫”，明確決定“6月12日開始進攻”德國，但由於準備不夠，只得推遲；5月15日，通過了7月開始進攻的計畫——紅軍主力在克拉科夫卡托維茲方向發動進攻，切斷德國與巴爾幹半島的聯繫，之後撲向波羅的海沿岸，包圍駐紮在波蘭的德軍。在主攻方向上，蘇聯準備投入絕對優勢的兵力，用152個師對抗德國的100個師。甚至，史達林在6月4日還決定組建紅軍波蘭師，以備占領華沙後供閱兵之用。
然而，史達林萬萬沒有想到，希特勒是個不按常理出牌的狂人，在德英戰爭毫無進展的情況下，他在1941年6月22日突然發動侵蘇戰爭。所以，在蘇德戰爭開始時，毫無心理準備的史達林才顯得手足無措，足足隱居了一周后才在蘇聯媒體發表講話，進行全國戰爭動員。為此，蘇軍當時的副總參謀長感嘆到：要是進攻希特勒的時間真的是1941年6月12日該多好呀！那樣就比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時間提前了整整十天。————
《二戰秘密檔案》
分析
這段記述對於中國國內的讀者而言恐怕會感到很熟悉，因為它基本上是我們從官方教科書和官修史書中讀到的對於蘇德戰爭爆發情形的標準記述。從蘇聯紅軍在衛國戰爭前期遭受的慘重損失看，紅軍似乎的確是在毫無戒備的情況下被納粹德國打了一個措手不及，這看上去更加加深了蘇聯作為被侵略一方的無辜程度。
然而，事情真的只有這么簡單嗎？交戰雙方真的只不過是侵略者和被侵略者這么單純嗎？一直以來，國際史學界對於一個問題始終爭論不休，那就是為什麼蘇德戰爭爆發時蘇軍會在其西部邊境地區聚集那樣驚人的部隊？如果僅僅是為了防禦希特勒的進攻，那么其兵力部署顯然是太過於靠近邊境線，明顯缺乏縱深，並不符合戰略防禦的縱深梯次配置的部署原則。蘇軍的兵力部署狀況與其說是防禦性質的，不如說帶有更強烈的攻擊性。但由於一直沒有找到有說服力的確實的證據，因此在前蘇聯解體之前，史學界一直難以對蘇軍當時的真正意圖作出明確的判定，只能依據實際發生的戰況來進行推理——因為蘇軍在戰爭初期曾被打得暈頭轉向、狼狽不堪，故似乎應當認為蘇軍對戰爭沒有足夠的警覺和準備，史達林應當是“被害者”。
久負盛名的納粹德國陸軍元帥、1940年傑出的西線閃擊計畫的設計者馮·曼施泰因在其著作《失去的勝利》的第八章中曾對蘇軍戰前的戰略意圖進行過一番分析，他寫道：
“關於俄國部隊的部署究竟是防禦性的還是攻擊性的，曾引起很多辯論。不過如果考慮到在俄國西部所集中的兵力數量，以及在比亞威斯托克和臘瓦兩個地區附近所集中的強大裝甲兵力，那么我們也許應該附和希特勒的說法，那就是俄國遲早會採取攻勢。不過反過來說，俄國在1941年6月22日的兵力展開，又不能說俄國是準備立即採取任何以侵略為意圖的行動。
我認為最接近事實真象的應該是，俄國部署的目的是為了能夠應付各種不同情況——為了占領波蘭東部，比薩拉比亞和波羅的海三國，俄國早已使用相當強大的兵力。無疑在1941年6月22日，俄國部隊還是散布在這些縱深地區中，所以只可能用於防禦性任務。不過一旦德國的政治或軍事情況發生任何變化，那么這種部署的形式也是可以立即轉變的。不需任何延誤，俄國部隊就可以馬上轉向進攻。所以雖然直到6月22日為止他們在形式上還是採取守勢，但俄國的部署對於第三帝國而言卻的確是一個潛在的威脅。只要一出現有利機會——軍事的或政治的——俄國就可能會直接向德國發動攻擊。
當然，在1941年夏季，史達林是可能寧願避免與德國發生衝突的。但是如果國際情況的發展遲早變得使俄國當局認為可以向德國施加政治壓力甚至可以採取軍事行動時，那么這種臨時性的防禦部署也就可以迅速轉變為攻擊性質。也就是我所說的足以應付任何情況。”
按照曼施泰因的判斷（當然，作出這個判斷時他不可能知道“大雷雨”計畫的存在），蘇軍總體上處於守勢，但不能排除這種守勢中的一些看上去反常的部署，而且這種守勢似乎帶有強烈的攻擊性。
在美國人維克多·享利翻譯的前納粹德國將軍阿爾明·馮·隆的《失去的世界帝國》一書中也曾介紹說：“在德國著作中一般替自己開脫的說法是，蘇聯軍隊的部署表明了史達林的進攻意圖，而希特勒不過是比他先下手而已。但是大多數德國歷史家現在承認，俄國人的部署是防禦性的。”
看來，“大多數德國歷史家”們很可能也被史達林斯騙了，史達林心中的“大雷雨”隱藏得如此之深，以至於德軍的決策層在蘇德戰爭爆發前始終無法相信史達林可能對德國先下手。除了前面提到的曼施泰因，納粹上將馮·蒂佩爾斯基希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五章分析蘇德戰爭前的背景時也曾經以肯定的語氣說：
“看來，說蘇聯在不久的將來將挑起同德國的武裝衝突，無論在政治上還是軍事上看都是極不可思議的；但是，擔心蘇聯以後在較有利的條件下可能變成不好相處甚至危險的鄰國，則是完全有根據的。目前蘇聯沒有理由放棄以前那種幾乎不動用武力就取得出色成就的政策。……克里姆林宮謹慎而清醒的政策不可能產生進攻德國的企圖。”
現在看來，這種判斷失誤實在不能算是德國人的疏失，因為甚至直到今天，直到人們已經掌握了比蒂佩爾斯基希時代更多的史料的今天，也仍然有相當多的人（包括史學家）不相信史達林會在1941年率先進攻德國。 索科洛夫的書還了世界一個真相，他在其《二戰秘密檔案》一書中用了相當大的篇幅分析和論證了一個驚人的事實：史達林曾經計畫在1941年搶先對德國發動毀滅性的軍事進攻，從而一舉稱霸歐洲，計畫名稱為“大雷雨”。對此，我們還能反駁什麼呢？如果連俄羅斯自己的歷史學家都承認“大雷雨”的存在，我們又能有什麼樣的理由去否定它呢？這裡不妨再補充一個材料，我記得看過一本朱維毅寫的《尋訪“二戰”德國兵》（一般情況下，我是不願意閱讀中國作者所寫的關於二戰的歷史著作的，但本書是個例外，由於其內容基本上是德國士兵對那場戰爭的個人回憶，並非歷史研究性著述，故我認為可以把它當作第一手的歷史證言集來看待），這本書是作者長期在德國尋訪二戰德國老兵的訪談錄，在這本書中，一位名叫狄科的德國老兵（他1919年生人，在戰後還獲得了博士學位）在接受採訪時對於蘇聯當初具有攻擊德國的計畫深信不移，他說：
“我從攻擊的第一天就參加了蘇德戰爭。在蘇聯我看到的一切使我相信俄國人已經完全做好了進攻的準備。我們在蘇聯一個接一個地打大包圍戰，遭遇的蘇聯軍隊簡直是無窮無盡，開戰短短兩個月內，光是俘虜的俄國士兵就有300多萬人，那簡直就是人海。後來我才知道，俄國人在臨近德國的西部各軍區一共部署了170個師，超過他們陸軍總數的半數以上，這么多的軍隊放在德國邊境附近僅僅是為了防禦？我不相信！”（見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尋訪“二戰”德國兵》第29 頁）
接著，狄科進一步解釋說：
“作為軍人，敵手是處在防禦狀態還是處在攻擊的準備狀態，這是可以在作戰中感覺出來的。要知道，沒有任何一隻軍隊會同時處於這兩種狀態。因為俄國人在全力準備攻擊，他們缺乏防禦的準備和部署，縱深非常薄弱，所以才會在突然打擊下潰不成軍。”（見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尋訪“二戰”德國兵》第30頁）
朱維毅在對採訪結束時特別指出，狄科的上述看法（當然不止這些看法）在德國的二戰老兵中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看來，德國普通士兵的看法與戰後一些德軍高級將領和歷史學家不同，也許，普通士兵是戰爭的最直觀見證者，是一線戰爭景象的直接目擊者，他們的看法在某些問題上或許要比戰後那些身居安逸的書房、只憑資料來判斷歷史的學者們更貼近事實的真相吧。
關於蘇聯在1941年時曾試圖進攻德國的“傳言”我也早有耳聞，但由於在接觸到索科洛夫的著作之前，我沒有掌握確實的材料，尤其是來自俄羅斯史學界的肯定性結論，所以我在寫《戰史筆記》第九部分時不得不依據西方有關著作的描述和符合邏輯的時局分析作出如下的判斷：
“至於說蘇聯在當時會不會主動地攻擊德國，就我的感受而言，似乎只是理論上的。更加明顯的跡象是，蘇聯當時採取的軍事與外交行動看上去更符合戰略防禦的需要（儘管其行為對於某些受害國家而言是侵略性的）。它應當很清楚，在當時，紅軍的實力絕不足以擊敗德軍。況且，當時的德軍如日中天，戰鬥力正處於巔峰狀態，在整個戰場上除了英國這個孤立的島國外，沒有象樣的對手。以謀略的眼光分析，即使史達林的內心中有主動攻擊德國的想法，也不太可能是在這個時期和這種背景下實施，那甚至還不如選擇在德軍發動西線攻勢時更理想。在敵人最強大的時候去攻擊它，這樣的蠢事恐怕不是史達林這樣精明的政治領導人所能夠做出來的。何況，德蘇雙方畢竟簽有條約，史達林或許認為，只要德國人不破壞這個條約，則蘇聯對於自己利用已經爆發的戰爭已經取得的利益和歐洲的現狀應該是滿意的，實在沒有必要去冒險進攻德國。
所以，我的判斷是，史達林應該不會在那個時期主動去進攻德國，他的更合邏輯性的想法應該是如何防止德國可能的攻擊。因此，我覺得希特勒在1941年進攻蘇聯可能是要消除一個潛在的而非現實的威脅。”
現在看來，我的上述看法中可能有三處與當時蘇聯的真實情形不太相符：
（1）按照索科洛夫的記載，1941年的史達林並不認為紅軍的實力遜於德國，相反，他認為紅軍的素質至少不比德軍差，而紅軍的規模又顯著地強於德軍，因此手握雄兵的史達林有恃無恐。索科洛夫在其書中寫道：
“他[史達林]也並不懷疑，紅軍確實比法西斯德國更強大，它擁有更多的坦克、飛機和大炮。所以，史達林認為，希特勒應該怕他並且在自己東邊的邊境之所以採取防禦措施，是因為怕蘇聯可能進行進攻。史達林本人，並不像人們中間流傳的誤解那樣，他是不怕希特勒的。”（見《二戰秘密檔案》第三章）關於蘇德戰爭爆發前兩國軍力的對比，我在《蘇德戰爭血腥檔案》（2）中有過專門的介紹。
（2）德軍迅速結束西線戰事並沒有打消史達林攻擊德國的計畫。當然，德軍的西線戰役進行得那樣順利和迅速的確是出乎史達林預料的，他本來是打算在德國陷入西線戰局難以自撥的情形之下從背後猛刺德國一刀的。索科洛夫介紹說：
“德國在西線開始進攻前，蘇聯領袖的心情很好。他夢想著：法西斯武裝力量將受困於不可逾越的馬奇諾防線，紅軍將會大舉向西部進攻，抓住德軍的薄弱環節，占領波蘭、斯洛伐克、捷克，乘勝直搗敵人的心臟。與心懷感激的英法盟軍在易北河的某個地方——如果幸運的話，就在萊茵河畔相見。半個歐洲將在蘇聯的控制之下。這樣離蘇聯紅軍用刺刀創造出來的和平革命就為時不遠了。”（見《二戰秘密檔案》第三章）
但是，即使德軍結束了西線行動，主力開始東移後，史達林也仍然在繼續以極端保密的方式推進他的“大雷雨”計畫，只不過將其實施的時間從原計畫的1940年推遲到1941年。甚至於德軍在西線的勝利有可能讓史達林看到了比1940年時更為廣闊的前景，對此，索科洛夫寫道：“在法國遭到失敗和英軍被從大陸趕出去之後，紅軍由於勝利，在他們面前一下子展現出極為誘人的前景。可以指望到達拉芒什海峽，也可能——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穿過庇里牛斯山脈，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蘇維埃政權。而巴爾幹半島就像一顆熟透的果子，和伊斯坦堡一起真的就會落到史達林的手裡。”（見《二戰秘密檔案》第三章）
也許在史達林看來，法國的投降和英國武裝力量被迫退出歐洲大陸使得蘇聯在未來可能向中歐和西歐大陸進行的戰略進攻作戰中一下子少了兩個強勁的軍事對手，蘇軍只剩下德軍這一個對手了。如果史達林真是這樣考量的，那我們不僅要驚詫於他那鯨吞整個歐洲的野心，更要驚異於他對於臃腫而效率低下的蘇軍戰鬥力的極度自信。
（3）對於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史達林的態度其實和希特勒一樣，都只不過把它視作掩護自己戰爭計畫的工具，兩個獨裁者都已決定，一旦進攻的時機成熟，就毫不遲疑地撕毀條約。按照官方的傳統說法，史達林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目的如果不是為了完全阻止至少也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拖延希特勒的入侵腳步，以爭取防禦的準備時間。索科洛夫的著作告訴我們：不是這樣的。一方面，史達林根本就沒想要進行戰略防禦，他的出發點是主動進攻；另一方面，他也不大相信面對在邊境地區陳兵數百萬且裝備精良的蘇聯紅軍（他們在裝備和人員的數量上都占據明顯上風），希特勒膽敢搶先動手。
那么，史達林是在什麼時候開始有了進攻德國的想法呢？索科洛夫認為最早可以追溯到1939年底，他說：
“當朱可夫還待在遙遠的蒙古時，史達林已經醞釀成熟了一個十分具體的進攻'朋友和盟友’希特勒的計畫，這位朋友就在1939年12月還誠摯地祝賀蘇聯領導人的60壽辰，並祝史達林個人'身體健康’和'友好的蘇聯人民未來一切順利’。”（見《二戰秘密檔案》第三章）
這個時間很說明問題，它意味著史達林是在希特勒之前就開始具體策划進攻對方的事情。也就是說，史達林要比希特勒更早地計畫了針對對方的侵略戰爭，希特勒的 “巴巴羅薩”計畫是在1940下半年時才提出的。套用一個刑法的犯罪學理論，史達林從事“犯罪準備”的時間要早於希特勒。索科洛夫特別提到了歷史上曾經備受爭議的著名的“卡庭屠殺波蘭軍官事件”（這個事件已經沒有爭議，經過史學界的充分考證，該事件確係蘇聯所為而非德國所為。），1940年4至5月間，在蘇聯入侵波蘭時被俘、被關押在蘇聯監獄和戰俘營中的約15000名波蘭軍官以及約一萬人的波蘭平民（其中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和有產階級）在斯摩棱斯克的卡庭和哈爾克夫森林公園地區被蘇聯內務部隊集體處決。這件事也成了史達林打算進攻德國的佐證之一。按索科洛夫的解釋，史達林之所以要殺害這些被俘的波蘭人，是因為1940年2月左右，史達林決定同德國開戰，這就意味著：
①史達林必須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改變立場站到英法（還有美國）的陣營去；
②由於改變了立場，在波蘭問題上就必須也作出改變，必須承認波蘭的主權獨立（因為它也將成為蘇聯的盟國），並釋放1939年在與德國瓜分波蘭的戰爭中被蘇軍俘獲的所有波蘭人，組建波蘭軍隊。但是，被蘇軍俘獲的那兩萬多名波蘭人基本上都在政治上對蘇聯充滿敵意，如果以這些人為骨幹組建新的波蘭軍隊，則這支軍隊在政治上很難聽命於蘇聯，而會聽命於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這種前景對於要在戰後完全控制波蘭的史達林來說是完全無法接受的，因此，必須在蘇聯對德開戰前秘密處決這些“政治上靠不住”的波蘭人。史達林需要的是對蘇聯俯首帖耳的波蘭新軍隊和新政府。
軍事方面，蘇聯從 1940年6月開始大規模組建機械化部隊，1941年初又開始組建空降兵旅，蘇聯空軍的實力也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增強。同時，紅軍在人事上也作了相應的調整，被史達林認為是紅軍將領中最擅長於進攻作戰的朱可夫被從蒙古調往西線，擔任當時蘇聯兵力最多、戰鬥裝備最充實的最大軍區——基輔特別軍區的司令，史達林叮囑朱可夫把他在蒙古對日作戰的成功經驗運用到訓練西線蘇軍的工作中去，而朱可夫在蒙古的作戰經驗就是進攻。1941年的1月間，蘇軍舉行了兩場戰役和戰略演習，擬定的演習背景雖然是蘇聯遭到德國進攻，但實際上重點演練的科目卻是進攻戰，就象索科洛夫所言的那樣：紅軍準備進行的是進攻，而不是防禦。之所以演習的背景是反擊侵略，只是為了在名義上更符合“蘇聯人民愛好和平”的官方宣傳基調。索科洛夫指出：
“[1941年]1月的演習絕不是1941年6月災難的預演。它們是蘇聯未來向歐洲入侵的預演。但是，宣傳的刻板模式要求，紅軍總是為了反擊'帝國主義的入侵’才發動進攻的。所以呢，就才有了關於'西方’、'西南方’和'南方’進攻蘇聯的附加情報。只是為了讓參加演習的紅軍指揮員不產生任何懷疑，所謂蘇聯愛好和平的政策，全都只不過是擴張計畫的幌子。……事實上，兩次演習的過程中，都是只制訂了蘇軍向鄰國領土入侵的計畫。”（見《二戰秘密檔案》第三章）
1941年1月，朱可夫又調任紅軍總參謀長。1941年3月，蘇軍通過了關於在西線戰略展開的計畫，選擇西南方向為主攻方向。計畫中，在給後來的西南方面軍提出任務的那一部分上有一個值得關注的標記：“進攻在6月12日開始。”索科洛夫認為這一標記很有說服力，它只能有一種理解：當時向德國的進攻原計畫是要在1941年6月12日開始。眾所周知，希特勒的“巴巴羅薩”計畫是在6月22日才付諸實施的。但由於蘇聯的運輸能力有限，無法保障在6月12日前集結所需要的足夠部隊，也無法保障燃料、彈藥和其他補給品的供應，所以，蘇軍不得不將發動進攻的日期推遲到7月。另外，當戰爭迫近時，蘇聯軍隊中的反德政治宣傳也開始大規模地開展起來，1941年6月間（蘇德戰爭爆發前），蘇軍向各部隊下發了一份名為《關於近期政治宣傳工作的任務》的指令，該指令明確指出：
“戰爭直逼我國邊境。每時每刻帝國主義都有可能向蘇聯發起進攻，我們應該做好準備，用自己的進攻軍事行動去制止敵人的進攻……軍事行動的經驗告訴我們，防禦戰略在摩托化部隊占優勢的情況下收效甚微，並且終將以失敗告終。所以，對付德國必須採取這種有強大的技術裝備支援的進攻戰略。……紅軍各兵種的整個訓練過程要牢牢貫穿進攻精神這條主線。”（見《二戰秘密檔案》第三章）
這個指令清楚地顯示出，在蘇德戰爭爆發前，蘇軍確有先發制人地進攻德國的明確計畫。如果史達林根本沒有打算撕毀互不侵犯條約率先攻擊德國，而只是像很多人（在一段時間內也包括我）誤以為的那樣企圖儘量拖延德軍的進攻，不給希特勒發動戰爭的口實，那蘇軍既不會進行反德宣傳（因為那樣的舉動無疑會引起德國的強烈猜疑，甚至會激怒德國人），更不會突出強調在對德作戰時的進攻主線。
通過索科洛夫的介紹，展現在我們面前的蘇德戰爭爆發真相大致是這樣：1941年間，蘇德雙方都在緊鑼密鼓地周密準備著對對方展開一場血腥的、毀滅性的攻擊，但是彼此又都不知道或者不相信對方也在準備著對自己的可怕攻擊，因為雙方都非常自信地認為，對方應當懼怕自己。更有趣的是，雙方都清楚地注意到了對方在邊界地區的大規模部隊集結，卻又都一廂情願地認定那不過是為了防止被攻擊而採取的防禦性措施。於是當戰爭爆發時，史達林感到震驚，他不理解為什麼數量上居於明顯劣勢的德軍在沒有結束與英國的戰爭前怎么就敢以卵擊石、向規模龐大的蘇軍發起總攻；希特勒也感到了吃驚，他沒想到蘇軍在邊境地區的部署位置那樣集中和靠前，那樣地不符合一支打算進行戰略防禦的軍隊的部署邏輯，以至於對蘇戰爭開始的前幾周，蘇軍會有那樣大量的人員被大塊大塊地分割包圍。希特勒更不可能想到，史達林在1941年時居然也謀劃著名進攻德國。索科洛夫有一段形象的評論： “兩個獨裁者都憂心忡忡，生怕將來不定什麼時候簽署互不侵犯條約的夥伴盤算著撕毀這個條約並成為歐洲惟一的主人，所以都企圖利用有利時機，第一個發動攻勢。最令人稱奇的是，無論是史達林，還是希特勒，他們誰也沒跟誰商量，選擇的竟然差不多是同一個日期。希特勒先是準備在1941年5月15日進攻蘇聯，但因為巴爾幹戰役才把日期改到了6月22日。史達林開始打算在1941年6月12日進攻德國，但是，最後由於部隊和物資供應的不到位，才把進攻日期改到了7月，於是便遲了一步。”（見《二戰秘密檔案》第三章）
就象蘇德戰爭早期呈現出的一邊倒的戰局那樣，史達林的“大雷雨”只是個聽上去可怕的進攻計畫，由於當時德軍早已結束了西線戰役，主要精力已放在對蘇作戰準備上，更重要的是，1941年的德軍（尤其是陸軍）正處於其戰鬥力的巔峰狀態且士氣高昂，“大雷雨”即便是能夠趕在“巴巴羅薩”之前“下”起來，蘇軍的處境也不太可能好過實際的蘇德戰局。對此，索科洛夫肯定地認為：
“即使蘇軍真的搶在敵人前面動手，比如像先前計畫的那樣在6月12日發動進攻，那么他們所遭受的損失也不會比‘巴巴羅薩’計畫實行過程中遭受的損失更小。”（見《二戰秘密檔案》第二章）
作者尖銳地指出，衛國戰爭初期蘇軍的大潰敗證明了這支軍隊連有效的防禦作戰都不勝任，而一支軍隊如果不善於好好地組織防禦，那么在進攻中同樣也不會有勝利的機會。因為說到底，進攻是一種在很多方面比防禦複雜得多的軍事行動。
顯然，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誰先動手，而是在於誰更擅於作戰，在這方面德軍相對於蘇軍確立了不可動搖的優勢。基於這種優勢，無論蘇軍是否先動手，它都無法避免在戰爭初期遭受慘敗的結局。不過，有一個問題或許思考起來會很有趣，那就是如果史達林先行發動了對德國的進攻，那么該如何定義蘇聯的行為呢？蘇軍的進攻行為是否應當界定為對德國的侵略呢？
最後，索科洛夫對於二戰蘇軍能力的評價，這段評價聽起來很刺耳，但卻很符合蘇軍在戰爭中的表現：
“與法西斯德國武裝力量或者美軍和英軍相比，紅軍是上一個世紀的軍隊，他們屬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所要求的技術裝備水平，不僅與紅軍大部分指戰員的實際教育水平，而且與蘇聯廣大民眾的心理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