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大都會鄉愁試圖捕捉一線城市新移民尋常生活中的細節與情感，傾聽大都會居民“更有尊嚴”的訴求，更窺視經濟、城市結構和人群遷徙的“青萍之末”。 “回鄉發展”開始成為一些一線城市新移民的選擇，是什麼讓他們從大都會“退潮”？這種人口流動將帶來怎樣的經濟、城鄉格局變化？呼喚怎樣的應對政策？
流動
“畢業回鄉的同學風生水起，自己倒在外面看不到出路” 在西部的調查中，發現農民工返鄉潮開始出現，很多人結束打工生活選擇“回家鄉發展”。然而，在一些一線城市，“回鄉發展”已經不僅僅停留在農民工的層面，也開始席捲都市新移民的白領階層。日前，記者的朋友鄭婷前來辭行，決定辭職回老家發展。 她三年前畢業的時候，汕頭有一份公務員的職位等著她，但面對大都市的誘惑，她最後選擇留在廣州。儘管隨後換過幾份工作，但工資總在三千左右徘徊，租一個小屋，過著不算寬裕的都市單身女孩生活。
鄭婷說，從2年前開始，每次換工作都在想需要不需要回去發展。今年回家感觸很深，之前一起畢業回家的同學已經開始混得風生水起，小日子過得不錯，反觀自己倒在外面看不到出路，考慮再三，就決心回家了。
鄭婷只是一個個案，卻折射著新廣州人內心的躊躇和現實中的尷尬。正如經濟學理論中說的，任何現象都有其背後的經濟學動因，“回家發展”必然有其社會的大經濟變革的力量推動。鄭婷給廣州留下的背影，投射的則是經濟大變革導致個人生活變化的縮影。
事實上，隨著改革開放深入內陸，落後地區、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迅速跟進，很多中小城市跟一線大城市的生活差距逐漸拉小。兩相比較之下，大城市生活的壓力和艱辛顯得尤其清晰，勾動了大都市闖蕩的人們那根思鄉的神經。 這種鄉愁在新移民群中的滋長，在同鄉聚會的餐桌上熱議，一旦獲得等同的工作機會，甚至變賣已經購買的房子，離開曾經打拚的都市回家鄉發展。 而那些剛畢業、等待在城市立足的年輕人，則更沒有羈絆，在艱辛的現實下面出現了“臨時看看隨時走人”的態度觀望。
而這其中被稱做“蟻族”的一群，則因生活在大都市邊緣，更傾向於“爬離”大都會。在本報關於廣州“蟻族村”的調查中，化名“七夜”的年輕人用那句詩意而有點傷感的話感慨：“在這個世界上，重要的不是你站在哪裡，而是你正朝著什麼方向移動。”而他的方向，已經朝著某個二線城市，安家落戶。
這種現象不僅僅只出現在廣州。
在北京，我們的媒體朋友講述了在北京生活了12年的白領余娜的故事，她在2009年底舉家“逃離”北京遷往成都，她將中產人群逃離一線大都市歸結於，戶籍制度、房價畸形、區域經濟不平衡等因素。 記者的同事小吳2006年從南京大學畢業。春節前後，在朋友圈裡，她已經連續收到七八條朋友離開大城市返回二線城市的訊息，這之中有在北京工作的，有在上海工作的，有在廣州工作的，也有在深圳工作的。
遷徙
從當年的“百萬大軍下廣東”到如今的“回鄉發展”從經濟觀察者的眼光來看，這股潮流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以背井離鄉的移民生活的一次再審視，是對改革開放帶來人才跨區域流動的一次大規模反思，是對“經濟潮流挾裹人生變遷”的一次“反攻倒算”。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到90年代結束整整20年，伴隨著“分配工作”和“鐵飯碗”制度的打破，中國經濟在沿海地區出現了長足的發展，各種人才從落後地區流向發達地區，一場席捲全國範圍內的人才流動革命從東到西席捲整箇中國。
“出去闖蕩”一時成為從民工到大學生的時髦辭彙，“百萬大軍下廣東”、“闖深圳”、“闖珠三角”、“闖長三角”……一時間，哪裡的經濟最熱，人才就流向哪裡。
最初的流動是下海經商，從政府流向企業和個體開發戶；接著是“打工潮”的形成，農民工從西向東大規模流動，春運隨即出現並且給鐵路日益形成巨大壓力；最後的流動則是大學畢業生層面的闖蕩，落後地區的畢業生紛紛離開養育自己的故鄉去大城市發展。
以記者的家鄉陝西商洛市商南縣為例，1999年與記者一同畢業的大學生，絕大部分全留在大城市發展，分配回商洛的15個大學生，在第二年內走了14個，“碩果僅存”的一個留在菸草局。
人口流動的頂峰，是整個社會對現實桎梏的不滿和浪漫闖蕩精神的雄起，而這也挾裹青年人背離現實、背叛穩定既成的生活去異鄉冒險：北京的人不願意生活在北京，廣東的人去了上海，而上海的人去了深圳。
人才的大規模流入引起一線都市人口的飛速擴張。一個個“新城”拔地而起，接納落後地區相繼而來的新移民。在這背後，人口的積極流動也將“人口紅利”帶給了沿海和大都市，製造業、服務業、第三產業都相繼啟動，煥發出勃勃生機。而其間，人口流動帶動大都市地產業的長足發展頗為引人矚目。 以廣州華南板塊為例，就有數十家能容納十萬計的大型樓盤，其間外地人口占了90%以上，容納了數百萬的從全國各地而來的高知識白領人口。
但是這一切在2005年以後出現了轉機的新苗頭，那些曾經背井離鄉的人發現，自己曾經背叛的城市和鄉村或許更適合人生活和居住，而自己以背井離鄉為代價換來的都市生活卻依舊平實而艱辛。 於是，對比“比”成了羨慕，羨慕“轉”成了思念，而思念在親情的發酵中逐漸形成鄉愁，鄉愁在經濟的推動下變成行動。特別是在2006年2007年樓市價格一路高攀之後，“回家”蔚然成風。
而這，是不是又一次人口遷徙的信號？
異鄉
“自己去哪裡落戶還不見著落，肚子裡的孩子身份更成為大問題” 在回家潮流和衝動的背後，是新移民面臨的壓力和現實尷尬：即便是歷經了政府一年又一年的努力，無論是自己的內心還是外部的現實，新移民仍然難以融入當地城市，難以被城市所認同。記者太太的閨蜜最近很煩。她在一家網站做主編，老公則在一家雜誌做總監，2008年在廣州鳳凰城碧桂園買了房子，房貸月供8000元，壓力可想而知。 然而她最近在申領結婚證時遇到了麻煩，人才市場上要求婚後戶口必須遷出，但房子竟然不能落戶。就在兩個人還在為戶口忙碌的時候，她懷孕了。 去哪裡落戶還不見著落，見著日益膨脹的肚皮，孩子的身份就立刻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大問題。
而這不是個孤例，很多新移民都曾遇到過戶口的問題，部分是因為出國，更多的則是因為孩子的身份問題和讀書問題。 與農民工不同的是，新移民並非流動人口，是一個城市得以穩定和發展的堅實基礎。很多都市新城里的教育資源匱乏讓新移民難以融入城市，去年3月，廣州祈福新邨、麗江花園等樓盤幼稚園學位緊缺，家長通宵達旦為孩子排隊報名，帶著食物、床被、帳篷、全家輪流上陣，最長的一次排隊時間甚至長達6天6夜。
學位緊缺之外，新移民的戶口問題也阻礙著教育的延伸。
與記者同一小區的小路，在廣州生活近10年，小孩一歲，夫妻雙方和小孩的戶口均在西安，未入戶的原因是小孩在西安享受的教育要比廣州的好。而另一個朋友，住在麗江花園，小孩4歲，已經接近讀國小的年齡，戶口依舊難落到廣州，眼看難以享受公立的義務教育，家裡已經開始存錢並且尋找關係為小孩籌划去讀私立的祈福中英文學校。 這些所有的事情、城市中各種規章和制度，都讓不少新移民有“你是一個外來人”之感。
所幸的是，今年3月11日，廣東省長黃華華公開表態“一年內解決60萬外來工戶籍”，讓人看到了政府的決心和希望。
安身
“丈母娘的焦慮”，新移民的“蝸居”
“你是一個外來人”這個提醒不僅僅只是個戶口制度層面，樓市迎頭趕上，成為新移民的最大的壓力源。 在都市中獲得一尺“蝸居”顯得那么的不容易。不斷有戀人因為買不起房而分手的案例見諸報端。這也在之後造就了中國房地產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顧雲昌的“丈母娘需求論”。
“丈母娘的焦慮”有多大？
看看數據就清楚了：2010年2月，廣州十區一手商品房價格為11963元每平方米；北京一手商品房價格為18833元每平方米；而在深圳關內一手商品房價格為24195元每平方米。 這就是說，買一個90平方米的房子，在廣州平均需要107.7萬，在北京需要169.5萬，而在深圳則需要217.8萬。
而同期一家網站對廣州白領的生活狀況調查顯示，2000—4000元是廣州白領比較主流的工資水平。收入略微向高估計，如果按照稅後5000元實收的月薪，一年的收入6萬計算，不吃不喝，在廣州工作18年後可以購買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但在北京需要28年，在深圳需要36年。
如果說18年可以讓個女嬰出落成一個亭亭玉立的少女的話，但同樣時間的等待和按揭卻足足可以讓一個女人的青春消磨殆盡，更何況還有28年或者36年的等待，焦慮可想而知。
換個角度從月供方向考量。
同樣買一個90平方米的房子，首付3成按揭7成。如果以按揭10年計，在廣州每個月需要承擔8012元，在北京每個月需要還貸12613元，而在深圳買同樣的房子則需要每個月還貸16204元。如果按按揭20年計，在廣州每個月需要承擔4994元，在北京需要承擔7863元，而在深圳需要承擔10101元。
這意味著在這三個城市生活，即便是在樓價相對便宜的廣州，用20年的時間去買一個90平方米的房子，每月固定月供支出近五千，這就必須保證每個月淨收入過萬，因為供樓款超過個人收入的50%，任何商業銀行都開始考慮房貸的風險而拒絕放貸。 而每個月收入過萬，這顯然對大多數白領而言還是個難以企及的數字，這其間還沒考慮3成首付的積累。 這也難怪連廣州市常務副市長蘇澤群都聲稱以自己的工資是買不起房的。 副市長買不起房這不奇怪，網民們一邊倒的說住著大房子的人“說話不怕閃了腰”而加倍聲討也不對。
如同廣州原普通市民一樣，很多人在樓價上漲之後是買不起房的，但他們中的大多數卻是一代又一代在廣州積累，很多人早在房子上漲之前就已經購買了房子。或者即使沒買新的房子，父輩祖輩的積累也基本解決了他們的安居問題。 只有那些新移民，在陌生的大城市裡生活，在外來人“無立錐之地”的困境面前，面臨著不得不買房的命運，承受著巨大壓力。
2010年春節晚會剛過，一組“樓市春晚”的視頻就在網上“瘋”傳，其中一個視頻更改的是《難忘今宵》，一句歌詞“房貸在，人已老。”在網路上引發眼淚狂潮。
而這些壓力似乎在“思鄉”、“回家”之後都可以迎刃而解，祖輩的積累在那裡房子在那裡，回家之後不但面臨著相對低廉的房價，而且很多人買房的需求也變得不再那么緊迫和強烈。
城傷
“白骨精”一族平均超過“自然年齡”10年左右
不僅僅是經濟的發展會異化鄉村的人，城市的經濟變化也在深刻改變著都市人，而新移民首當其衝。 剛從四川老家回來的同事講述了一個有意思的細節，他說回家與高中同學好朋友吃飯時，每每在菜還沒上齊，大家還沒怎么下手的時候，自己就風捲殘雲吃了個滾瓜溜圓，直到有一個朋友終於忍不住問他“為什麼吃飯都那么快”，他才意識到自己有點不妥。 飯桌上的節奏已經明顯地讓東部西部展現出巨大差異，工作的節奏和強度差異可想而知。
工作節奏過快和工作強度過大也嚴重地傷害著都市青年人。
記者一位壯年朋友猝死的訊息讓人傷感不已。就在他離世的頭一天，記者和同事還曾與他在體育室內見過面。他帶著孩子在跑步機上，同行的一個朋友上前跟他打招呼，一笑而過。沒想到第二天晚上他就倒在床前。
“猝死”這個令人驚心觸目的字眼，如今開始越來越多地侵襲年輕人，城市生活的緊迫感和工作地壓力與其密不可分。在日本，對年輕人因工作壓力過大造成的猝死給了另外一個更為形象辭彙：“過勞死”。
更多的白領則處在亞健康的狀態。
2009年12月，中國醫師協會、中國醫院協會等機構聯合發布的《中國城市白領健康白皮書》顯示，作為“白領、骨幹、精英”集合的“白骨精”，亞健康成為常態，覆蓋了“白骨精”的絕大多數，健康隱憂不容忽視。調查顯示，近八成白領飲食、睡眠沒有規律，每天感覺比較疲倦；54.4%的白領表示每天“沒睡夠”的感覺，另外32.4%的白領表示睡眠質量不好；而主流城市白領處於過度疲勞狀態的接近六成，35—50歲的高收入中年白領群體機體老化速度較快，“生理年齡”超齡趨勢明顯加快，平均超過“自然年齡”10年左右。
經濟對身體的傷害是一個方面，對心理的傷害是另一個方面，焦慮和抑鬱頻頻騷擾新移民。不少人形成習慣性的焦慮症。有人甚至稱：“看見老婆的工作任務都焦慮，心裡煩躁。”
誠然，中小城市的生活並不缺少柴米油鹽的煩惱，比如閉塞、低效、各種資源缺乏等。但在一線城市高壓生活的映襯下，白領們談論中的中小城城市的生活，總不免多了一層田園美感。
憂慮
新城“老”去紅利面臨終結
用某種“叢林法則”來看，適者生存，在城市裡“混不下去”的人思鄉情重，似乎並無不當也並無大礙。 但理性地看，都市生存壓力的劇增給經濟發展提出了一個全新的難題。 單純從經濟角度考慮，思鄉潮和“回家發展”的興起，讓一線大都市面臨“人口紅利”終結的挑戰。
這裡的“人口紅利”與劉易斯所講的人口紅利不同，劉易斯講的是農村人口湧入工業生產，帶來的廉價勞工格外產生的價值剩餘。而這裡的“人口紅利”則是經濟發展導致新移民湧入大都市，包括民工湧入工業生產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湧入城市各行業產業，帶來經濟發展產生的價值剩餘總和。
大小城市的“特殊匯率”
月入過萬VS月入兩千
在西部中小城市，中午或者晚上下班之後，家家都回到家裡生火煮飯，吃飯的成本相對低廉而固定。而每天晚上吃飯後，才是家庭間或者朋友間的交際和交流的時間，朋友之間的相互走動或打打牌等遊戲，不是在你家就是在我家，基本局限在家庭空間內，不需要貨幣付出和支付。 而在東部一線城市，與朋友的交流和互動都是在餐桌上或者在娛樂場所，社會關係的互動是需要以貨幣支付為基礎的。 在都市的收入中，除去供樓供車的支出，再除去生活資源需要貨幣支付的部分，城市的一萬元收入與西部的2000元收入相差無幾。 一個企業中層抱怨說，自己姊妹4個，每年過年回家都發現自己是最“寒酸”的一個，不如留在老家的3個姐妹，一個姐姐甚至說要替她買飛回廣州的機票。
事實上，這位中層領導已經在廣州擁有了令很多人羨慕的地位和收入，幾個姐妹的家庭收入也未必就真的比她高。
恩格爾係數計算
誰更富裕？
恩格爾係數是國際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衡量一個經濟體富裕程度的一項重要指標。根據恩格爾定律，家庭越富有，食品的支出占比重越小，恩格爾係數就越小。 嚴格來說，研究中西部城市普通白領的生活富裕程度用恩格爾係數衡量並不準確。但我們可以參照恩格爾係數，以“生活必須支出”在“個人全部收入”中的比重，設定恩格爾寬裕係數。
以西部普通公務員的收入和支出估計，收入2000元，必須支出：食品200元，電話100元，人情走動300元，孩子教育100元，其他生活必需品300元，那么西部公務員應對的恩格爾寬裕係數為：(200+100+300+100+300)/2000=0.5。
而對於東部白領如果按供房不養車的情況估算，收入10000元，吃飯和餐桌交流800元，供樓3500元，電話200元，購買孩子教育貨幣支付2000元，公交及交通200元，其他生活必需品500元，那么東部白領應對的恩格爾寬裕係數為：(800+3500+200+2000+200+500)/10000=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