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大理鳳儀北湯天佛經，指1956年由費孝通等先生在雲南省大理市鳳儀鎮北湯天村董氏宗祠發現的三千多卷冊寫本和刻本佛經。這是繼敦煌藏經洞之後我國古代佛教文獻的又一重要發現，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一直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董賢與佛經來歷
談到鳳儀北湯天佛經，就不能不提到董賢。他生活在元末明初。生平不詳。清初高奣映在《雞足山志》中稱他為“不動喇嘛”，說他通陰陽曆數之術，能役使鬼神。數種佛經後面的題記，說明董賢和他的家人在元末明初已經刊印了一批佛經。 他永樂年間撰寫的一篇碑記，介紹了鳳儀北湯天佛經的主要來源和歷史背景：明初朱元璋派沐英、傅有德、藍玉等人率兵攻打大理，大部分佛寺被燒，經藏被毀，將整個大理地區各寺院中殘留的藏經收集起來，仍然湊不夠一部大藏。為了配成一部全藏，董賢專門到受戰亂影響較小的昆明各寺院，廣泛蒐集各寺所藏佛經，運到大理，與從大理各地佛寺收集來的佛經合在一起，勉強配成一部藏經，貯藏在他所在的法藏寺。永樂年間他應召到北京時，又得到永樂皇帝賜給的一批佛教科儀。 從現存鳳儀北湯天佛經來看，董賢的後人熟悉明初瑜伽教僧的經典。他們在從事應赴法事的同時，繼承了董賢的工作，收集了不少信徒修功德抄寫或刊印的佛經和道經，這些工作大概持續到清代乾隆年間，在鳳儀北湯天佛教科儀中出現的最晚的年號，是清代的乾隆。另外，現存功德刊經的下迄時間，也是乾隆年間。
佛經保存與研究
董賢及其後人蒐集運到大理的經藏，在被發現後運回昆明，並被分散保存。隨同這些經藏一同到昆明的，還有他當時從大理各寺院廢墟中蒐集到的大理時期寫經，明初的刻本和寫本佛經，以及他的後人在清初及其以前蒐集的各種功德印經。它們現在分別被雲南省圖書館、雲南省博物館和雲南省社會科學院三家不同的單位收藏。就數量來說，以雲南省圖書館保存最多，雲南省社科院次之，雲南省博物館最少。保存數量少的兩家都有完整的目錄。雲南省圖書館藏的數量較多，由於有不少殘篇斷卷，周泳先曾作過初步整理，編有《大理國寫經目》和《元明及清初雲南刻本及寫本重要佛經目錄清冊》，但收羅的並不完整，還有相當一部分佛教科儀在目錄中沒有出現。 鳳儀北湯天佛經以往被關注最多的主要是大理寫經。不少學者在文章中往往稱它們為“南詔大理（國）寫經”。不過，以前認為是南詔時期寫經的《護國司南抄》，實際上是大理國時期抄寫的，而且抄寫的時間在現存20餘卷大理寫經中還是最早的，所以現在還找不到稱它們為南詔寫經的理由。《諸佛菩薩金剛等啟請》也有大理國時的抄經題記，但時間較《護國司南抄》稍晚。明永樂年間，董賢家鄉其它佛寺的僧人重抄了大理國時期的部分佛經，內容都是密教或者是受密教影響出現的道場儀。這批資料中的寫本大部分已經收入去年出版的《大理叢書·大藏經篇》，但不能說全部資料都已經公開了。
佛經的文物價值
宋元時期，昆明和大理都有人到內地請藏印經。鳳儀北湯天佛經中的磧砂藏、普寧藏和元代官刻大藏經，就是元代刊印後分別運到昆明和大理，最後又被董賢統一收藏在法藏寺的。它們是鳳儀北湯天佛經的主體，共約2460餘冊，占總數量的82%以上。對這部分佛經的研究方興未艾。方廣錩等先生根據這批藏經中30餘卷冊提供的重要信息，發現了元代官刻大藏經，是目前可圈可點的重要成果。這批藏經中元代的普寧藏保存數量最多，至少有三種以上的版本，但詳情如何，仍然有待探討。部分藏經上的鈐印表明，它們來自大理地區明初已毀的弘聖寺、金相寺和鄧川州萬福寺。它們應該屬於大藏經一類的刻經，相信對實物作進一步考察後，可以增加我們對元代大理地區大藏經情況的了解和認知。
由於《大理國寫經目》一直沒有公開，加上查閱不易，以往較少有人關注鳳儀北湯天佛經中的佛教科儀。這批科儀總數在35冊以上，有明代至清初的抄本和刊本。數種重出，僅《瑜伽焰口施食儀》就有三冊以上。內容與我們在大理州劍川縣、洱源縣蒐集的科儀屬於同一類型。雖然數量不少，但大都殘缺不全，已經無法據之舉行法會。估計最初是董賢后人舉行應赴法事經常使用的科儀文本，後來由於殘缺不全，像敦煌遺書一樣屬於廢棄無用的本子，所以才得以保存下來。在國內外公共圖書館中，目前可能只有甘肅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數據室保存的佛教科儀可以與之相匹比。 同樣在以往沒有受到重視的，是其中的藏文寫卷和藏傳佛教經典漢譯本。它們最初可能藏於昆明某地，明初才被董賢與其它宋元大藏經一同運到大理。對於這批材料的研究目前尚未展開。 鳳儀北湯天佛經的文物價值是不容懷疑的。其中的一批旋風裝葉子，是目前國內現存原汁原味的旋風裝的珍貴遺物。它們既是較為系統的宋代以來雲南歷史發展的實物見證，亦是雲南歷史文化屬於中國傳統文化有機組成部分的有力見證。
佛經的學術價值
雖然鳳儀北湯天佛經的時間上限不早於大理國（相當於宋代），甚至是明初的傳抄本，但大部分都是孤本，學術價值極高。如《護國司南抄》是鄭買嗣大長和國安國六年（908）義學教主玄鑒對良賁《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疏》的注釋，是了解唐代和南詔時期佛教義學的重要數據。《諸佛菩薩金剛等啟請》保存了極為珍貴的漢地密教佛、菩薩、金剛的啟請次第及相關圖式，不空譯《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陀羅尼念誦儀軌》中的“護國陀羅尼觀行布字輪”，目前僅見於該書。《諸佛菩薩金剛等啟請》、《大黑天神道場儀》中的相關內容，為解讀大理國張勝溫繪《梵像卷》提供了重要的文字佐證。《通用啟請儀軌》後附的《海會八明王四種化現歌贊》，為解讀大理國時期刻鑿的劍川石鐘山石窟第六窟提供了文本依據。它們與《大灌頂儀》等一樣，是海內為數不多的漢地密教道場儀，是解讀南詔、大理國密教的鑰匙。對於漢地密教來說，這批數據將來如果能被充分利用，相信會有驚人的發現。此外，這批佛經中令人驚異地保存了三種水陸儀，即宋代及其以前寫本《廣施無遮道場儀》，明洪武三十五年重抄大理國寫本《無遮燈食法會儀》和南宋四川僧人祖覺《重廣水陸法施無遮大齋儀》（有明初刊本七冊，清代抄本數冊）。其中祖覺的水陸儀為解讀宋代大足寶頂山石刻的佛教內涵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據。[3]它們都是中國古代水陸法會研究的珍貴資料。總之，不論在雲南佛教研究還是中國佛教研究領域，這批數據的價值都是不可忽略的。 目前對鳳儀北湯天佛經的研究、整理和保護已經取得一定的成績。但一些基礎工作仍未展開。因此，如何保護、整理和研究好這批法寶，仍然任重而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