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年作《大理行記》的時間，說者不一。道光《雲南通志·藝文志》以為“至元以後松年巡行雲南時作”。今據王叔武先生考證，此書當作於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至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之間，亦即公元13世紀末葉之作。《大理行記》又名《南詔紀行》，元大德七年(公年1303年)李京撰《雲南志略》時在其《自序》中說：“蓋嘗覽樂史《寰宇記》、樊綽《雲南志》及郭松年《南詔紀行》。”則是書在當時已經流傳。而明代目錄書如《千頃堂書目》、《世善堂藏書目錄》、《南詔野史·引用書目》及明代雲南地方志均著錄為《南詔紀行》。然而，雲南方誌著錄此書時又題作《大理行記》，此後清代及近代各通行本所收此書均用《大理行記》之名，因而成為此書今天通行名稱。
《大理行記》記載了元初大理地區的社會經濟生活狀況，以及山川、風物、土地之庶美。雖然此時上距蒙古平大理國已經40年，元王朝在這裡採取了一些有利於農業措施，但是由於封建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比較緩慢，因此此書的記載可以窺見大理國時期雲南社會生活的概貌，彌補有關大理國時期雲南史料不足的缺憾。特別是《大理行記》不僅記述了該地區“江山之美”、“灌溉之利”、“禾麻遍野”、“百姓富庶”的社會生產景象，而且還對南詔大理國的宗教與政治文化的關係作了準確的闡述和精要的記述：“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凡諸寺宇皆有道居之。得道者，非師僧之比也。師僧有妻子，然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有國有家者設科選士，皆有此輩。”其後元人李京所撰《雲南志略·諸夷風俗·白人》條有關記載即本於此。作者不僅注意到南詔、大理國政治、文化的特點，更注意到它與中原政治、文化的密切關係。他說：“故大理之民，數百年之間五姓守固。……相與使傳往來，通於中國。故其宮室、樓觀、言語、書數，以至冠婚喪祭之禮、干戈戰陣之法，雖不能盡善盡美，其規模、服色、動作、云為，略本於漢。自今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這些記載都為我們研究南詔、大理國歷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資料和依據。
郭松年《大理行記》言簡意賅，以其簡練的文筆，寓千里之遙於千言之中。行而攬之能觀全貌，記而通之可展脈絡，行文疏密有致，用辭夭嬌無方，頗得唐宋筆記文學之正體。在元人行記中堪稱難得的佳作。
元 郭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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