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位置
風景迷人的大小淖河位於江蘇省高郵城郊。
人口文化廣場
位於高郵市城區薇風大道中段南側的大淖河人口文化廣場於2012年8月初正式向市民開放，據悉，這是我市首個以弘揚人口文化為主題的市民廣場。自建成以來，大淖河人口文化廣場以其獨特的設計和濃厚的文化氛圍吸引了許多市民前來參觀、遊覽。
大淖河人口文化廣場的入口處，安放著一座石書雕塑。“書”的扉頁上寫道：“秦之郵亭，隋之運河，悠悠歲月孕育了歷史文化名城高郵，也孕育了高郵人獨樹一幟、淳和美好的自然觀、婚姻觀、家庭觀和幸福觀……”是為題記。
此外，在廣場醒目處還矗立著 “郵之情緣” 、“水之魅力”、“孕之聲韻”三座造型別致、意蘊豐富的雕塑，同樣體現高郵獨特的地域文化特色。
“郵之情緣”雕塑的內容是五隻大雁飛翔在五彩祥雲之上，一男一女兩個小孩騎在鴻雁之上，小男孩右手裡還高擎著一封書信，一副天真爛漫的模樣。鴻雁，信息溝通的使者；孩子，家庭愛的紐帶，兩者合而為一，巧妙地將高郵源遠流長的郵文化與人口文化有機融合在一起，妙趣橫生。據了解，每逢節假日，許多新婚夫婦前來爭相與之合影。
靠近大淖河邊處，還有鐫刻著馬克思、恩格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有關人口與計畫生育著名論述的石刻，讓市民在休閒之餘，還可領會到人口文化的豐富內涵與計畫生育國策的重要意義。
相關作品
汪曾祺筆下的大淖
1981年4月， 汪曾祺在闊別家鄉40多年後，發表了《大淖記事》。小說以其新奇的故事，新奇的立意，新奇的寫法，獲得當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大淖記事》發表20多年後的今天，隨著汪曾祺在海內外知名度的提高，大淖漸漸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地名，許多來郵的遊客都希望能一睹汪曾祺筆下那令人神往的大淖。
大淖在城郊，汪曾祺家在城裡，其實僅僅隔著一條“草巷口”，是汪曾祺小時候經常去看的地方之一。“淖”原是蒙古語，是指大大小小的一片水。汪曾祺在小說中是這樣描寫大淖的:“淖，是一片大水。說是湖泊，似還不夠，比一個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時，是頗為浩淼的……淖中央有一條狹長的沙洲。沙洲上長滿茅草和蘆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紅色的蘆芽和灰綠色的蔞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綠了。夏天，茅草和蘆荻都吐出雪白的絲穗，在微風中不住地點頭。秋天，全都枯黃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頂上去了。冬天，下雪，這裡總比別處先白。化雪的時候，也比別處化得慢。河水解凍了，發綠了，沙洲上的殘雪還亮晶晶地堆積著。”
相關事件
這裡所說的“大腦”，不是指人的大腦，而是一個地名，在當代作家汪曾祺的家鄉高郵。汪曾祺的小說《大淖記事》中所寫的“大淖”，就是這個叫“大腦”的地方。這個地方離汪曾祺的故居不遠，汪曾祺對此地名一直百思不得其解，這地方跟人的大腦有什麼關係呢？後來汪曾祺到了張家口壩上，才恍然大悟，“腦”應寫作“淖”，系蒙古語有水的地方，元朝留下的叫法，硬是被高郵人喊走調了。對於此，汪曾祺自然很高興，他在《〈大淖記事〉是怎樣寫出來的》文中說：“大淖是有那么一個地方的。不過，我敢說，這個地方是由我給它正了名的。”現在，由於《大淖記事》的巨大影響，高郵已確實將“大腦”改成了“大淖”。
“大腦”原來真是叫“大淖”嗎？汪曾祺的這一改正，恐怕也只能算作一家之言，有可商榷之處。對於此改，汪曾祺說：“（張家口）壩上把大大小小的一片水都叫做‘淖兒’。這是蒙古語……我的家鄉沒有兒化字，所以徑稱之為淖。至於‘大’，是狀語。‘大淖’是一半漢語，一半蒙語，兩結合。”（同上）不錯，高郵在元時有蒙古語的滲入，這是可信的，可由此就認為“大腦”是由“大淖”而來，卻不免有點兒牽強。首先，高郵的大腦不是“一片水”，而是一條較大河流的起點，高郵通向東鄉、北鄉乃至興化的船隻，許多都是從這兒出發的，這兒的河面只是比較開闊而已。再看《現代漢語詞典》，也確有“淖爾”（當是“淖”的兒化）一詞，也確是蒙古語，其注釋為“湖泊”，高郵的大腦無論怎么大好像也稱不上。其次，“大淖”這名字既然是從元人而來，那么在元之前這地方又叫什麼名字呢？當現今無任何典籍可查考時，還是認可老百姓叫慣了的“大腦”為好。因為一個地名的產生，最早是從老百姓的口頭因時因地產生的。譬如北京的前門大街、公主墳、王寡婦胡同，香港新界的黃大仙（此處鬧過黃鼠狼）、跑馬廳（此處建了賽馬廳），高郵的灰堆巷、搭狗橋、商業街等。這些地名在老百姓中一旦叫開了，往往是很難改口的。所以大腦這個地方，恐怕早在元人來叫“大淖兒”之前，就被當地人叫成“大腦”了，一直沿襲至今。事實上，即使今天在高郵人的口語中，“大淖”依然被稱之為“大腦”，並沒有因《大淖記事》而有一點改正。由此推想在元時，沒有兒化音的高郵人，大概更不會接受“大淖兒”這一外來詞了。第三，“淖”字在高郵非常冷僻。汪曾祺在《大淖記事》的開頭寫道：“這地方的名字很奇怪，叫做大淖。全縣沒有幾個人認得這個淖字。縣境之內，也再沒有別的叫做什麼淖的地方。”這情況確實是真的。對於地處里下河水鄉的高郵，跟水有關的地名很多，如高郵湖、綠洋湖、清水潭、三盪口、荷花塘、馬棚灣，如臨澤、橫涇、菱塘、一溝、二溝、八橋，等等，可就沒一處叫“淖”的，可見這“淖”字從一開始就沒被高郵人接納。如果硬要找一個“大淖兒”，依定義最有資格的也只能是高郵湖，可叫成“高郵淖兒”。只可惜早在元之前，這湖就被命名為“甓社湖”了。
那么，這“大腦”二字又是怎么叫起來的呢？恐怕今天全高郵沒有一個人能說得清。“腦”字可能真是寫錯了。如果這種可能存在，汪曾祺由“腦”而“淖”的諧音推測，倒不失為一個尋找答案的好辦法。汪曾祺將“大腦”悟成“大淖”，到張家口壩上才明白，其實只要打開詞典，尋找“腦”的諧音字，由於高郵鼻音邊音不分，跟“大”組合起來可進行闡釋的，還可能有下面三種寫法：大潦（lǎo）、大垴（n ǎo）、大佬（l ǎo）。“潦”有兩個音，當為 lǎo音時，詞典上注釋為：一，雨水大；二，路上的流水、積水。根據這一注釋，再結合高郵雨水較多，而大腦地勢低洼、雨水總是大量匯集於此流向東鄉的實際情況，把該處叫作“大潦”應該可行。再看“垴”字。“垴”跟“腦”完全同音，在北方方言中為小山丘（高郵亦屬北方方言區）。可大腦怎么會有小山丘呢？這倒不妨大膽推測一下。現在高郵從大腦通向南邊大街有兩條巷子，一名“窯巷口”，巷內曾有磚窯，為高郵城區的房屋建設提供了大量磚瓦；一名“草巷口”（汪曾祺曾為此巷專門寫過一篇散文《草巷口》），高郵東鄉、北鄉的草船停泊在大腦後，柴草大多從此巷進入城區。當然，窯巷口中的磚窯所要燒的柴草，也是由這些草船提供的。可燒窯是為了燒磚瓦，那些製作磚瓦的泥土又是從哪兒來的呢？根據建窯就地取材的原則，很可能這地方原來就有一個大土丘（大腦東邊不遠的文游台就是一個大土丘），土丘為製作磚瓦提供了泥土，在日削月割中被挖成了平地，甚至被挖成河道，挖成大腦現在這個樣子。這樣既解決了燒窯中磚瓦的土源問題，又方便了高郵的航運和排澇，何樂而不為。而這個大土丘，最初很可能就被稱之為“大垴”。汪曾祺在《大淖記事》中寫到的那個小沙洲至今尚在，一看就明顯是當時在開挖中留下的。至於“佬”字，字義非常明確，把此地叫“大佬”，用高郵話說，則可能是這兒曾出現過一個“大好佬”式的人物。因人物而有地名，在中國的地名學中，應該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最後還想著重說一個字：“澇”。此字跟“淖”字同為去聲，但在高郵人口中，流傳久了被說成“腦”音，實在是很正常的事。所以汪曾祺把“大腦”理解成“大淖”，還不如理解為“大澇”更貼近實際。大腦地勢低洼，雨水一多就處於澇災狀態，大雨大澇，小雨小澇。提起小澇，大腦一帶的人還經常提到“小腦”這一地名，說小腦緊挨著大腦，可究竟在哪兒誰也說不清楚。現在想來，這小腦可能就是大腦。大腦大澇時稱“大腦”，小澇時稱“小腦”，本來是說的受災情況，久而久之被流傳成了地名。這裡由“澇”而“腦”，除被老百姓喊走調了，也不排除是一種有意為之。叫“大澇”，多不吉利，於是一位好心的書記官避而寫成“大腦”，信手拈來，一錘定音，高郵的版圖上這塊地方從此就被叫成了“大腦”。當然，如今又被重新命名為“大淖”。
不難看出，以上有關“大腦”的種種說法，跟汪曾祺將“大腦”譯成“大淖”一樣，其實也是一家之言，也是一種想當然，並無具體實證。之所以寫出來，只是為了求得對“大腦”更正確的解說，僅此而已。
大淖河的變遷
汪曾祺先生說的“舉目之所接全是水”，就是評價家鄉高郵的水多，水美。確實，高郵是水做的城市，有著數不清浪漫多情的河流。
先生《大淖記事》里美麗的大淖河總讓人午夜夢回，魂牽夢繞，但又感慨萬千。
城市在一天天變化著。
大淖河又成了觀光地帶，汪老先生筆下的大淖河，又溢滿了多情浪漫的河水，每年都有很多外地的遊客慕名而來，在品味著千年歷史古城的悠悠歲月。
高郵城的腳步在現代文明之路上堅實地走著，城市懷抱里的河流，在靜靜地流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