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內容
指盜竊犯、詐欺犯、殺人放火犯、流氓和其他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人。（《現代漢語詞典》2002年增補本P548） “壞分子”是一個留有強烈歷史痕跡的詞語。所謂“壞分子”，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是指“四類分子”（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之一，屬於“民眾專政”的對象。《現代漢語詞典》（以下簡稱《現漢》）的注釋則源於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中一段話：“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對於那些盜竊犯、詐欺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主義的壞分子，也必須實行專政”而稍加改造。毛澤東的話中，“壞分子”是泛指刑事犯罪分子，並沒有賦予新的內涵。因此，《現漢》對“壞分子”的定義，實際上是把在法律上應依法懲處的人和在政治上應予打擊的“階級敵人”（專政對象）混為一談，把思想道德概念和法律概念機械等同，與今天法制化環境不相適應。
“壞分子”是一個“中國特色”的詞語。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著作和黨的檔案中曾使用過這個概念，主要是指混入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和革命民眾中的“不良分子”，所採取的主要措施是將他們清除出革命隊伍，防止他們搞破壞活動。新中國成立初，在鎮反（1951）和肅反（1955）運動中，有關政策檔案開始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壞分子”是作為反革命分子的“附屬品”出現的，內涵不夠明確。建國以後至1970年代末，對“四類分子”長期實行管制勞動、監督改造的政策，其方法是給這些人戴上“帽子”，一般不抓進監獄，而是交給民眾監管，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讓他們在勞動中自食其力，“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而且不定期對他們進行批鬥。“四類分子”的概念是逐步形成的。1951年1月起，各地將未作刑事處罰的反動黨團骨幹、特務、地主、惡霸、土匪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交給民眾管制，實行監督改造。1956年，根據《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開展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加入農業合作社的規劃工作，富農分子也列為監督改造對象。1957年，除地、富、反之外，壞分子亦列入監督改造對象，合稱“四類分子”。1958年初，將右派分子列入監督改造對象，合稱“五類分子”（即“黑五類”）。
應當指出，地、富、反、壞的劃分標準並不一致。地、富分子是依據經濟地位；反、壞分子是依據政治立場和現實表現。所謂壞分子，主要是指農村中那些階級出身、政治歷史都沒有問題，而又犯有偷盜、貪污、流氓等罪行或刑滿釋放回村監督改造的貧下中農。他們的存在，被看作是“階級鬥爭”的一種表現，即他們是被階級敵人拉下水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他們是革命階級的“叛徒”。由於“壞分子”的標準是模糊的，所以，農村的基層政權有權決定給誰戴“壞分子”的帽子。如冒犯了基層領導人，向上級告狀、揭露某些事件真相，或有未經查實的經濟問題、作風問題等的人，都可以因某位領導的意願而成為“壞分子”，從而製造出很多冤假錯案。
壞分子的一個重要來源是“勞改釋放犯”（它像“摘帽右派”一樣是一個奇怪的稱呼），即刑滿釋放的人，本來應當恢復他們的公民權利，但是根據階級鬥爭的需要或者基層領導的意願，可以給他們繼續戴上“壞分子”的帽子。雖然從1960年起，按照黨的政策，對改惡從善、表現好的四類分子，分別給予改變成份、摘掉帽子；但“文革”一來，這些人大都又經受一番折騰。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從1979年至1983年，對尚未摘帽的四類分子予以全部摘帽。從此，我國社會逐步走上法制化軌道。
據查，《現代漢語詞典》（2002年增補本）關於“壞分子”的釋義，是對1978年第一版的克隆，儘管詞典多次再版，這一條目沒有絲毫修改。20多年的改革開放，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翻天復地的變化，而詞典編者對“壞分子”的認定仍然停留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水平。退一步說，即使今天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壞分子”，毛澤東在40多年前對“嚴重破壞社會主義”（規範的說法是“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人員的概括，限於當時歷史條件，其內容和份量，已不盡適合當今社會。例如“盜竊”行為放到今天，其比例和對社會的危害已不足以“名列榜首”。而許多對社會秩序有更嚴重破壞作用的犯罪分子，以及利用高科技手段作案者等新型犯罪分子，都沒有被概括進去。因此，僅從外延角度，這個定義也已過時。從根本上說，自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並對“四類分子”全部摘帽以來，“壞分子”作為階級敵人之一的提法已經退出歷史舞台，在社會現實中已經不存在所謂“壞分子”這樣一個社會群體。雖然犯這些罪行的人還有，但對他們按罪定刑、依法懲處好了。在立案偵察和羈押預審期限，稱他們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服刑期間，稱他們為“服刑人員”；當他們依法服刑完畢、刑滿釋放，社會應當創造讓他們回歸社會的寬鬆條件，此時應當稱他們為“歸正人員”（參看《人民日報》2003/1/15），而不應當繼續戴上“壞分子”的帽子。而如果犯有某種罪錯，程度顯著輕微，不夠刑事處罰，那就更不能把他們打入另冊，而是給予與其罪錯相適應的批評教育或行政處罰、治安處罰，這時，他們仍然享受公民權利，更不應當使用“壞分子”這種侮辱性稱謂。從理據上分析，“壞分子”的內涵只等同於“壞人”，和釋文中的某些刑事罪犯不在同一邏輯層次。在法制健全的社會，“壞分子”“壞人”“壞蛋”“壞東西”等概念只表示道義、感情上的譴責和厭惡，不具有任何政治或法律的意義。比較“壞人”“壞蛋”等，“壞分子”也不具有任何生動性、形象性特點。隨著時間的推移，“壞分子”這一名詞終將被歷史淘汰。一般地說，含有“分（fèn）子”後綴的老的政治性術語，在中國現已基本淡出，除“四類分子”外，還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分子、三反分子、胡風分子、裡通外國分子……
我們注意到，李行健主編的《現代漢語規範詞典》（2004）對“壞分子”這一詞語已經作了修正，其釋文是：“不良分子，特指各類嚴重破壞社會安定和秩序的人。”筆者認為，這一釋義仍然不適合今天的時代需要，對“各類嚴重破壞社會安定和秩序的人”，沒有必要規定一個統一的稱呼，沒有使用的環境，更沒有法律依據。傳統的“嚴重破壞社會安定和秩序的人”即一般刑事犯罪分子，如前所說，是什麼性質，處於什麼階段，就分別給予相應的法律概念；某些新型的犯罪分子，如恐怖分子、民族分裂分子等，也應依其犯罪性質，給予相應的法律稱謂。在一個法制健全的社會，凡與法律有關的概念，應當儘量使用“法言法語”；而“壞分子”恰恰是一個被淘汰了的不適合法治精神的舊概念。綜上所述，建議將“壞分子”的釋文改為：
解釋:
①壞人。現已少用。②建國後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曾作為對社會秩序有破壞行為但不夠刑事處分而交由民眾監督管制、被部分剝奪政治權利的人的稱呼。這是法制不健全時的做法。至1983年已全部摘帽，以後不再在民眾中劃分“壞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