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奇塔·迪恩塔奇塔·迪恩(TacitaDean)於1965年生於英格蘭的坎特伯雷，先後在肯特學院、法爾矛斯藝術學院及斯萊德藝術學院接受教育。迪恩於2000年搬到德國，目前在柏林工作與生活。
自首個個展“ThemartyrdomofStAgathaandOtherStories”在斯洛維尼亞的馬里博爾舉行後，迪恩開始大範圍的舉辦個展，參加群展並獲得了許多知名獎項，如1998年泰特倫敦特納獎群展；2003年與2005年的威尼斯雙年展等。1996年創作的影像作品“海上迷航”（DisappearanceatSea）為其贏得了1998年的特納獎提名。2005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上，迪恩獲得了第六屆貝尼塞獎(BenessePrize)，該獎主要獎勵當下藝術潮流以外的帶有實驗精神的藝術家；2006年迪恩的作品“Boots”等獲得了由HugoBoss和古根海姆博物館基金會（GuggenheimMuseumfoundation）共同舉辦的兩年一次“HugoBoss獎”；2009年迪恩獲得了柯特·舒維特獎(KurtSchwittersPrize)。
迪恩最初學的繪畫專業，但目前她的創作方式涉及諸多媒介，為眾人所知的是迪恩的16mm膠片影像，利用包括繪畫、錄像、日常事物和聲音在內的多種媒介進行創作。迪恩的影像經常使用長長的取景鏡頭和固定的鏡頭視角營造出一個令人深思的氛圍，迪恩也出版一些自己的手記，並將其歸類為“旁白”，作為其視覺藝術作品的補充。迪恩的作品追求的是現在與過去、事實與虛擬之間的連繫，而這種連繫帶來的是難以捉摸的感覺，這種想要尋找也許在幻覺中或各個地方都存在的感覺遍布了整個作品，迪恩繪製的不僅僅是一個客觀的世界而且是我們個人的世界和個人世界與客觀世界之間的複雜關係。
“海上迷航”系列受失蹤的遊艇員Crowhurst故事的影響，迪恩從1996年開始，以至整個90年代，她一直在創作一系列名為“海上迷航”的作品，這些作品中的一個重要人物是唐納德·克勞赫斯特（DonaldCrowhurst）。Crowhurst是英國一位遊艇員，1968年泰晤士報推出環行世界的金球獎比賽後，Crowhurst雄心勃勃，打算一個人環球航行，贏得比賽。他與他的船，TeignmouthElectron，一起出發，但在海上航行了幾個星期後，到達加勒比海東北部的開曼布拉克島嶼附近（CaymanBrac），克勞赫斯特發現，按照既定路線走，他的船居然返航了，他開始冒出之前那些關於航行的路線與位置的報導是假的的想法，他的航行表也不準確，他再也忍受不了這些欺騙與謊言，一個人獨自孤獨地在海上航行，沒有了目標，最後連理智也逐漸喪失了。在Crowhurst按計畫歸來的前兩星期，人們發現了他的船TeignmouthElectron在海上漂浮著，但是上面什麼人也沒有。雄心最終消失在騙局當中，存在的危機，最終以神秘失蹤在海上的不幸遭遇悲劇收場。
迪恩創作了很多與Crowhurst故事相關的作品，大多以海洋、燈塔和海難這些隱喻豐富的事物為主題，海洋深入她的作品，大自然的偉大的深不可測的力量被看作是難以駕馭的人類情感的一種象徵。這些作品中，迪恩經常以不同情況下的海水鏡頭為主要特徵，最常見的畫面是海岸線，海陸接壤的地方及倒影著天空的海域。燈塔經常出現在她的一些作品中，正如“海上迷航”中的燈塔，作品於日夜交替的時刻從燈塔上拍攝，寬銀幕呈現些微歪曲的影像，透過緩慢和細膩的繪畫感再現了傳奇、過往的人及物、日常生活中被遺忘的細節.......
Disappearance at Sea II記錄了暮色來臨，燈塔上的燈開啟，為海員指引。燈塔是陸地與大海之間的哨崗，時間是以光束之間的間隔來計算的。對於海員來說，每座燈塔上的明燈都是一個信號，光束每分鐘閃爍的次數不同代表的信息也不一樣，他們可以通過解讀這些來選擇地點停靠。“DisappearanceatSeaII”攝於英格蘭的法恩群島（theFarneIslands）的長石燈塔(Longstonelighthouse)，且是在白晝時拍攝的，攝像機對著太陽的強光旋轉拍攝。影片命名為“復原之旅”(journeyofhealing)，顧名思義，如果你自己站在高高的燈塔上，地下是大海咆哮，大自然的偉大力量一覽無遺，你就會不由自主地進入一個神奇的島嶼中，而那裡超自然的力量將會治癒你所有的憂傷與疾病。
與Crowhurst故事相關的另一件作品，藝術家在國家航海博物館海皇閣（NeptuneCourt）的上層（UpperDeck）走廊上的木製扶手上刻下了：ITISTHEMERCY，這個短句子是從Crowhurst的航海日誌的最後一頁中摘出來的，不同尋常且意味深遠，它似乎警醒我們，任何一位航海者或是打算橫渡海洋的人，必須按自然規律，在其指導下才能安然渡過。
在繼續探索Crowhurst之謎過程中，迪恩親自到開曼布拉克，一座位於加勒比海東北部的小島嶼，Crowhurst的船TeignmouthElectron，如今依然被置在了海灘上，幾十年了，在重新整修成旅遊點後它一直被擱置在海灘上。NMM（英國國家海洋博物館）允許迪恩對船體進行拍攝，這是一處令人傷心的遺蹟，體現出的是一種過時或已喪失的信仰，也許在其所處的時代它曾是人們堅信不疑的一種信仰。
Bubble House在拍攝TeignmouthElectron期間，藝術家和她的同伴將車開到了小島海岸的另一條路上，在那，他們發現了BubbleHouse，一間廢棄的半完工的房子，據島上的人們說，這座房子是由島上的一位漁夫建的，但其因挪用政府公款而入獄35年。坐落於海邊的蛋形房子是漁夫用來抵禦加勒比海颶風風暴的，但現在卻成了一間廢棄的屋子，對於島上的人們來說，房子是一種恥辱的標誌，而房子也因沒有整修而不斷地老化了，從窗戶往外看，可以看到海面全景，也是欣賞風暴來襲的最佳位置。
《柏林塔》自2000年搬到柏林後，迪恩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德國的建築與文化歷史上，那裡失敗的共產主義政權結構的崩潰，已無疑在撞擊和諧的情緒，這種情緒出現在她的電影中，如《柏林塔》（“Fernsehturm(2001)）”和“Palast(2004)”。
位於前東柏林市中心的亞歷山大廣場的電視塔，高聳於廣場上方，塔中的旋轉餐廳可以將整個城市的景色盡收眼底，是個俯瞰全市景觀的最佳位置。迪恩的電影：記錄了太陽升起與西落這段時間內整個餐廳的變化，隨著窗上玻璃對陽光的反射，使空間的特質從可以看得出的外層到變成一種社會內在的空間。現在餐廳轉動的速度加倍了，之前轉動一周是一個小時，現在只要半個小時了。比起作為旅遊景點，電視塔的政治意義更濃厚，因為它見證了德國的統一。
Mario Merz身處於一個數位技術普遍存在的時代中，迪恩以16mm膠片電影為主要創作方式，雖然膠片，脆弱且帶有技術上的複雜性和老化的威脅，但記錄的是藝術家喜愛的主題：時間的流逝，而真相也會隨著時鐘的滴答聲也逐漸消失了，正如所推論的那樣，她執著於表現人類的脆弱與死亡等（如2003年她拍攝的義大利藝術家馬里奧·莫茲（MarioMerz）的電影，記錄馬里奧·莫茲去世前的短暫時間，這是一部令人心痛的片子，畫面中的馬里奧·莫茲非常用心地注視著聖吉米納諾（SanGimignano）（他的工作室））。
一個舞蹈者該如何在舞蹈中表現“靜止”呢？這是藝術家迪恩給著名舞蹈編者默斯·坎寧安（MerceCunningham）的一大挑戰。坎寧安與IsadoraDuncan,SergeDiaghilev,MarthaGraham和GeorgeBalanchine等齊名，在過去的70年的舞蹈生涯中，他們不斷地通過提出這樣一個系列的問題“但是….”和“要是…..又怎樣”的問題，重新讓人們思考舞蹈及舞蹈設計的本質。
88歲的坎寧安接受了迪恩的挑戰，2007年4月28日的下午，迪恩在坎寧安紐約的工作室里拍了六個電影短片鏡頭。坐在輪椅上，對著試鏡間的鏡子，坎寧安表演“靜止”，靜坐在椅子上，隨著“4’33’’”和TrevorCarlson的動作暗示，在每次移動之間輕輕地調整他的姿勢來完成表演。展廳包括圍繞在其周圍空間的六個影像在螢幕上的投影，提名為“MerceCunninghamperformsSTILLNESS”（三次活動），每個投影對應的是坎寧安的六次表演中的一個，在每次表演中，固定的攝像機一直對著坎寧安，而坎寧安坐在椅子上，給人無盡的想像空間，安靜的畫面卻兩次被劃破，當TrevorCarlson給一個簡單手勢的三個部分分解動作做示範，這些動作只有細微的差別，每個表演都被放映在單個獨立的螢幕上，螢幕的尺寸大小與坎寧安真人一般大小。
Merce Cunningham performs STILLNESS當你注視的時候，你會想到任何事情——他所在的房間，晚年，關於他自己，關於他和約翰?凱奇以及靜止……
約翰·凱奇（全名JohnMiltonCage）坎寧安的摯友，，美國人，著名實驗音樂作曲家、作家、視覺藝術家。凱奇一生中最為石破天驚當然也是最著名的音樂作品當屬“4’33’’”（首演於1952年），該作品為任何種類的樂器以及任何數量的演奏員而作，共三個樂章，總長度4分33秒，樂譜上沒有任何音符，唯一標明的要求就是“TACET”（沉默）。作品的含義是請觀眾認真聆聽當時的寂靜，體會在寂靜之中由偶然所帶來的一切聲音。這也代表了凱奇一個重要的音樂哲學觀點：音樂的最基本元素不是演奏，而是聆聽。
“4’33’’”是一支由無法破除的寂靜沉默構成的曲子，依靠鋼琴演奏者、觀眾與環境等周圍發出的聲響創作出來的曲子，整首曲子中，鋼琴蓋只開合了三次，代表三次移動，而鋼琴蓋的上下開合也表示這三次移動的分界——對20世紀的音樂有著非常大的深遠的影響，對編舞者也是一次極大的觸動。在“靜止”（Stillness）中，坎寧安將曲子中的“沉默無聲”轉變為肢體上的靜止，而迪恩用一架固定了的攝像機，從不同的角度拍下了坎寧安的每個動作每個表演。
迪恩同樣對“失敗”、“災難”或“歷史遺蹟”的主題也很感興趣，如她參加第四屆泰特三年展的作品《俄羅斯的終結》（RussianEnding）。
三年展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概念“另類現代主義(Altermodern)”，那是“一種超文本，從一種圖式向另一種的轉譯和解碼。藝術家遊牧於地理、歷史之中，探索某種跨文化風景。裡面充滿的符號，是要在多樣化的圖式表達與交流之間建立新的通道”。觀眾需要在影像、裝置、圖片、繪畫、雕塑、行為、電影、書信、動畫、音樂之間展開跨媒介的詮釋，由此才能理解作品所具有的過去與現在、生活與藝術、歷史與現實、真實與虛擬、事實與虛構、物質與精神等二元悖論元素所形成的意義世界。
《俄羅斯的終結》迪恩的參展作品《俄羅斯的終結》（RussianEnding），一組印刷加工的黑白圖片，是她在聽說20世紀早期丹麥電影工業的興盛故事後於哥本哈根的創作。當時生產有兩種不同版本的電影，一為美國市場，以幸福結尾；一為俄國市場，以悲劇謝幕。迪恩從歐洲的跳蚤市場買來這些原版電影的明信片，圖像內容為虛構的天災人禍事件，預示著一個民族在崩潰前的垂死掙扎，橫跨政治、經濟、宗教生活（如“祭司之死”）的方方面面，應驗了畢卡索的一句話：“藝術就是講述真實的謊言”。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的歐洲世界對待俄羅斯的詛咒性心態。迪恩在作品上面手寫一些短句，算是相當於電影的字幕，有的文字與圖片形成鮮明的對比和反諷，如“我記得美麗的謝菲爾德”的短句，對應的圖片卻是濃煙滾滾的高煙囪。迪恩的圖片，讓觀眾在欣賞虛構的電影圖像片斷中駐足行走，以一段被人遺忘的電影史為創作靈感，直接隱喻一個民族在想像中的社會史命運。
Burnewhall作品真實的描繪了俄羅斯二十多年前的現實寫照，而作品卻是迪恩對近一個世紀前西方電影生產者的虛構。這種想像與實際、虛構與真實之間所產生的詫異感，我們將其歸入“另類視覺藝術接受經驗”。
迪恩的其他作品欣賞
Green Ray1999年8月11日日食前後總共拍攝了160分鐘，“Burnewhall”的取名是從科尼什語中“家禽”一詞的發音中得來的。日食來臨，天色逐漸變暗，電影的焦點逐漸從關注日食轉移到各個地點的具體事物上去了。雲讓我們經歷了宇宙時刻與人類自身規定的時刻標準的巧合，而動物活動及自然世界無可比擬的細節是最好的衡量巧合的標準。GregoryJerozal稱：“我們觀看一部製作簡潔的無聲電影，日食的腳步慢慢靠近，像是烏雲在漸漸蠶食著太陽，一群焦躁不安的牛出現在視野中，自然，對它們來說，已不像溫暖的牲口棚一樣安全了。這是一個我們急於逃脫又追求的地方，它究竟是休息室還是避難所呢？”
作品“GreenRay”參加2007年約克藝術畫廊(YorkArtGallery)展覽“標誌時光”，展覽主要探究藝術家如何利用光線和色調等技巧及時捕捉某個瞬間，不管是故意還是偶然，許多繪畫作品都暗含著藝術家他們所處時代的線索，突出了藝術家表現這種線索的妙趣橫生的方式，例如天空的顏色或人們的活動。
迪恩的影像作品描述的大都是遇到和發現人物失蹤、忘記地點、偶然事件,通常是在真實與虛假之間的模糊區間裡，發現虛幻的蹤跡、找到曾被遺忘的紀念標誌、時間倒流、發現時間的來龍去脈,誘發回憶等等。這些回憶的藝術圍繞最近發生的事情，假設一個烏托邦留下的地形遺蹟,描述了歷史的失敗和迷途，是一種影像與藝術的無盡交迭，使我們在其作品中感受到電影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