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坦蕩君子:章乃器傳》：浙江文化名人傳記叢書。章乃器先生是救國會七君子之一，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但近年來很少有人研究他，特別是他的經濟學術思想。這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上的聲譽使他被視為政治人物，而忽略了其經濟學術成就；二是1957年的反右擴大化使他從中國的政治舞台上長期消失，因言而廢其人，又因其人而廢其言，當平反時人已辭世。
作者簡介
張學繼，男，湖南金竹山人，1963年5月生，湖南湘潭大學法學學士(1986年)、北京師範大學法律與政治研究所法學碩士(1989年)，現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華民國史、中國憲政史。已經出版的著作有《出版巨擎一張元濟傳》、《民國前驅陳其美》、《陳其美與辛亥革命研究》、《蔣百里軍事思想研究》、《張作霖幕府》、《留學史話》、《八桂驍將白崇禧傳》、《陳立夫大傳》、《黃郛傳》等；參與編著《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中國社會之變遷》(張靜如、劉志強主編)、《中華民國史》第2編第5卷(李新總編)、《中國抗日戰爭大典》(執行主編)等。發表學術論文有：《論留日學生在立憲運動中的作用》、《民國初年的制憲之爭》、《對四十年代“聯合政府”問題的考察》、《有賀長雄，古德諾與民國初年的憲政體制問題》、《孫科與1943年:1946年的憲政運動》、《民國初年爭奪制憲權的鬥爭》、《論民國時期的縮省運動》、《論蔣介石幕府》、《論近代軍閥幕府》等數十篇。
目錄
第一章 鄉紳世家子弟
浙南名邑青田
鄉紳世家
早年的經歷
在“甲商”五年
第二章 從練習生到銀行家
杭州——上海
通州——北京——上海
潛心研究氣功
合夥創辦中國徵信所
第三章 創立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經濟學理論
對半殖民地古典學派和流俗經濟學的批判
“要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消滅以後，我們才可能
有一個民族中心的經濟建設”
關於中國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問題
以民族為中心的經濟建設的具體主張
中華民族值得珍惜的寶貴思想財富
第四章 救國會的領導骨幹
從反對中共到與中共合作救亡
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國會
參與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
聯名發表《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
救國會的“宣言專家”
破釜沉舟，砸碎“金飯碗”
堅持到底，毀家救國
第五章 “七君子”之獄
日本外交壓力下的大逮捕行動
蘇州看守所里的生活
法庭內外的激烈交鋒
宋慶齡發動救國入獄運動
以交保方式出獄
第六章 奮鬥在安徽抗日前線
主持安徽動委會會務
主持安徽戰時財政
堅持團結抗日立場
被迫離開安徽
第七章 工商企業經營與服務
主持上川實業公司
創辦上川企業公司
為大後方工商界服務
創辦港九地產公司
第八章 戰時財政經濟金融理論
關於戰時金融國策
如何正確把握和運用膨脹問題？
把握戰時財政的特質以粉碎日寇“以戰養戰”的陰謀
主張節制遊資與實行國民財產總登記
建議實行新平價運動
第九章 “資本國家化，享受大眾化”
如何大量動員國內私有資本，而同時能防止資本主義的抬頭？
如何大量吸收國外資本，而同時能保護國民的產業？
第十章 爭民主反內戰運動中的闖將
參與發起民主建國會
政治協商會議前後爭取民主的鬥爭
放棄“第三條道路”的幻想
回響五一號召，應邀北上解放區
第十一章 新中國成立前後
參加新政協會議
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參謀與智囊
為控制政務院系統編制過度膨脹而奮鬥
第十二章 五年糧食部長
新中國第一任糧食部長
協助黨和政府推行統購統銷政策
在糧食部長任上的其他建樹
糧食部工作中幾個有爭議的問題
第十三章 在逆境中度晚年
幫黨整風，“諍友”吐諍言
被錯誤定性為“右派老祖宗”之一
以積極態度面對挫折
“文革”風暴，首當其衝
東城陋室度餘年
歷史做出的公正結論
結束語
章乃器大事年表
參考文獻
後記
序言
浙江這塊並不算太廣闊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眾多的文化名人。他們為文化的傳承，更為文化的創新，竭盡了他們的才智，取得了偉大的成果。據我們的粗略統計，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學家皆占全國總數的五分之一。而現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蓋領域之廣更使人瞠目結舌！面對這么一塊豐厚的文化寶藏，今天如果不做點什麼，豈不愧對先人！
開闢鴻蒙，舊事難具論。但據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約在十萬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動。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勝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則透出了文明時代的曙光，充分證明了中華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說。不過，與後來得到迅猛發展又逐漸被確認為華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勢地位明顯，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許就是這種弱勢地位的原因或者結果。
儘管到西漢，浙江一帶仍被視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從較狹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經能夠成為那曲多聲部合唱中的一個聲部了。春秋時期的范蠡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和企業家，同時也是一個洞明世事的經濟學家。而王充，則以他的《論衡》震動了漢末的京兆。
魏晉南北朝時期與兩宋時期的兩次從北到南的人口大遷徙，以及吳越錢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後來得以繁茂的關鍵。這其間的安史之亂，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長的關節點。自此，浙江這塊美麗的土地開始得到大規模和深層次的開發，優美的山水給了藝術家、詩人，乃至高士高僧無盡的靈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國的注意。藝術家王羲之、王獻之、曹不興、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貴，文學家謝靈運、沈約、駱賓王、孟郊、寒山、拾得、羅隱、周邦彥，宗教界的智頡、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畢異、朱肱，都是對中國文化卓有貢獻的人物。
南宋政權定都杭州後，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國文化的舞台中心進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這一表演一直延續到了清代。也就是說，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後半期，浙江素領風騷，對中國文化貢獻卓著：在思想學術領域，湧現出永康學派陳亮、永嘉學派葉適等重事功、重現實的思想巨擘，他們的主張在今天仍然成為浙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思想資源；王陽明的心學獨樹一幟，引領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黃宗羲對政治社會的深刻反思，擊中了傳統中國的根本弊病。而黃氏與章學誠，則為中國史學的重鎮。文學領域，則有陸游、朱彝尊、龔自珍等大詩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漁、袁枚等與市民階層有深刻聯繫能道時代之先聲者，亦有劉基、宋濂、于謙等在政治領域大有建樹且文學亦可觀者。藝術大師也極多，如馬遠、夏矽、趙孟顓、黃公望、吳鎮、王蒙、陳洪綬等，不僅為一代名家，亦可為後世垂範。諸多的藏書家、刻書家和文獻大家如范欽、嚴可均等為文化之邦增添了濃郁的文化氣氛。在與海外文化的交流溝通上，浙江也處於領先地位：陳元穗、朱舜水為中國文化遠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而李之藻、楊廷筠、李善蘭等則師法西方科技，開中國文化近代化之先聲。
西風東漸，古老的中華從沿海泛起新浪。這一次在文化史上幾可媲美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國的發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紀再次放射出異彩。轉型期的文化大師，浙江有了王國維、章太炎、蔡元培。而魯迅更以其超凡的藝術感受力和深邃的歷史洞察力，成為世界級的文化巨人。舉凡文學、藝術、教育、出版、學術、新聞，浙江無不人才濟濟，傲視全國，如茅盾、夏衍、郁達夫、吳昌碩、潘天壽、夏丐尊、張元濟、胡愈之、錢玄同、陳望道、邵飄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謂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興的科學技術界，浙江亦出類拔萃，有竺可楨、金寶善、姜立夫、嚴濟慈、童第周、趙忠堯等著名科學家。20世紀已經逝去，但我們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發揚光大，再放異彩。因為時代需要，因為中國需要，我們更希望因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為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綜合學術機構，一方面以現實問題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傳統優勢，總結浙江文化發展的寶貴經驗，為文化的創新發展竭盡綿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設文化大省的號召下，我們毅然啟動“浙江文化名人傳記”系列叢書一百部這個我院建院以來最大的科研項目。通過為浙江文化名人立傳，既可藉以反映浙江文化發展的總體面貌，也有利於今人見賢思齊，努力進取。目前叢書正在陸續面世，我們一定團結各方力量，堅持學術標準，爭取近年內完成這個浩大的學術工程。
本叢書共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紀五十部。本叢書中之文化名人，我們一般採取以下準則選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領域作出巨大貢獻，在全國有重大影響者。另外，喪失民族氣節者不入選，個別資料奇缺者亦暫不入選。其中選目，若有不甚恰當者，希社會各界批評指正。
本叢書從創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浙江省財政廳的正確指導和真誠幫助，得到了諸多學術界前輩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單位和社會各界的關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眾多文化名人的親屬及有關人士的無私協助。在此良好氛圍下，我們唯有在今後幾年焚膏繼晷，埋頭苦幹，將這項工作儘可能做好，庶幾不負社會之公望！
是為序。
後記
大約在2004年底接受《章乃器傳》的寫作任務，由於資料匱乏等諸多原因，寫作時斷時續，進行了近3年，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和支持。除了要感謝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及“浙江文化名人傳記叢書”編輯委員會的領導外，特別感謝章乃器先生的長子章翼軍(又名鍾群)先生、次子章立凡先生、內侄王卓同先生，他們為本書的寫作提供了許多幫助。
在近30年的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筆者認為重新研讀章乃器先生的經濟學著作，無疑具有現實意義。
走什麼樣的發展道路，這是事關中華民族興衰成敗的問題。黨中央提出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筆者認為是完全正確的。中華民族是一個有智慧、有能力的民族，應當走出一條符合自己國情的現代化道路，而不是簡單地模仿和重複西方的老路。而章乃器先生正是一個有民族自豪感、有民族氣節，並且勇於探索的先驅。在這個意義上說，章乃器先生是不應該被中華民族遺忘的。
2007年8月
文摘
救國會的“宣言專家”
救國會成立後，其主要活動，一是發表宣言，二是搞遊行示威散發傳單。
起草宣言是章乃器的拿手好戲。他後來回憶說：“當時發表宣言是比較輕鬆的。開一次理事會(筆者按：應當是救國會的常委或執委會議)，一談宣言的主要內容，意見一致了就起草。由於我出筆快，起草的任務就經常落到我的頭上，因此便給我一個‘宣言專家’的徽號。速度的確是很高的，一般的宣言，往往是邊討論邊吃飯邊起草，吃飯完了，休息一下，坐下來開會就傳閱稿子，再討論一下，修改一些文句，就通過了。當場就有人負擔送印的任務，第二三天就印出來了。我的稿子喜歡自己校，緊急的我就自己跑到印刷廠里去校。當時的印刷條件相當好，除了生活書店經常來往的幾家印刷廠之外，我主管的中國徵信所還有一個小型的印字房。幾家事業企業動員一下油印，產量也不小。宣言印好後，按照議定的名單和份數，從印刷廠直接發給各發行單位。”
當然，救國會的領袖們並沒有僅僅滿足於發宣言，他們認為那只是秀才們的紙上談兵，他們還著手籌備開民眾大會，在上海發動示威遊行。這些遊行示威活動的組織者和指揮者是救國會的無黨派領袖和救國會裡的中共地下黨員。為此，救國會專門成立了經常性的行動指揮部，定名為“上海各救指揮部”(又叫“各救常務指揮部”)，這是一個不公開的內部秘密組織，各個救國會團體都派有代表，如孫克定、王新元(又名王敬濤，中共江蘇省臨時工作委員會委員)代表文化界救國會，王文清代表職業界救國會，林立代表婦女界救國會，雍文濤代表國難教育社和教聯，胡文新(又名方銘)代表中學聯，也代表文救。王翰(陳延慶，中共江蘇省臨時工作委員會委員)則由文委派來擔任指揮部的顧問，實質上成為“上海各救指揮部”的總領導。指揮部成立後，在1936年度，每逢紀念日，如“一·二八”、“三八”、“五一”、“五卅”、“九一八”等必舉行遊行集會等活動；遇到必要時，非紀念日也有行動。行動前，指揮部要開會進行周密的布置。行動中，指揮部和民眾一起參加，親臨前線，衝鋒陷陣。行動後，還得總結經驗教訓。
根據章乃器的回憶，由於條件困難，民眾大會和示威遊行，只有少數幾次活動是比較成功的。其中的一次就是1935年的“一二·二四”大遊行。上海各界民眾為了大規模回響北平“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準備建立救國會，計畫在12月24日，在大馬路(今上海南京路)上舉行大示威遊行。事前，中共地下黨組織與上海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鄒韜奮、沙千里、王造時、陶行知、胡子嬰、彭文應以及北平派來的學生代表陳翰伯等，在山西路南京飯店、南京路東亞酒店、西藏路遠東飯店和環龍路(今雁盪路)中華職業教育社禮堂等處，召開了數次聯席會議，頭幾次會議均由章乃器主持。在行動前兩天，即12月22日，最後決定成立行動指揮部，由文化界、婦女界、職業界、教育界、國難教育社、工人界、學生界各推舉1人，並推舉職業界的王文清(王紀華)和婦女界的林立擔任行動總指揮；另在南京路上一家大旅館租了一個房間設立後方指揮部，由章乃器、鄧潔、錢俊瑞、王翰等人坐鎮指揮。為了掩護，房間裡還擺了兩桌麻將。行動總指揮部決定，大示威遊行以南京路山東路口的“大陸商場”作為發動點，時間選在12月24日上午8時半。因為這一天正好是聖誕節前夕，上海的西方殖民者們忙著過節。出乎組織者意料的是，行動一開始，就被帝國主義巡捕房發覺，馬上開來了紅色警備車和馬隊。學生界和職業界的基本隊伍，剛集合不到2000人，尚未形成堅強的隊伍，即被帝國主義租界的巡捕馬隊用木棍打散。林立、王文清等幾位前方指揮被衝到南京路、山西路口的“五芳齋”門口。這時，林立等接到後方指揮部傳來的通知，說是中共地下黨負責人胡喬木和王翰已經決定，要林立等立即去閘北把救國會的旗幟打出去，到北寶山路東方圖書館集合。林立與王文清立即通過各界交通員，指揮散在南京路上的遊行民眾迅速轉移到閘北去。大約不到兩小時，閘北商務印書館主辦的東方圖書館門前已有三四千人，王翰與錢俊瑞等親自趕到遊行隊伍中。他們高呼抗日口號，唱革命歌曲，並大聲叫喊：“歡迎商務工友參加遊行！”“歡迎過路人參加遊行！”不少人參加進來，遊行隊伍迅速擴大。上午11時半，遊行隊伍整隊出發，向南沿河南路、蘇州河、天后宮橋、北浙江路，轉到北火車站廣場集合，開民眾大會。會議由李公朴等主持，宣布上海市各界都要成立救國會，宣讀了宣言，並有石西民等講話，接著高呼口號，高唱《義勇軍進行曲》而散。
事後，指揮部認為：“一二·二四”遊行是上海各界支持“一二·九”運動規模最大的一次示威行動，動員民眾的面比較廣，總數達萬餘人，對上海的政治形勢震動也比較大。這次遊行，章乃器坐鎮後方指揮部，沒有到遊行隊伍中去。
救國會成分複雜，成員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這主要表現在有職業崗位的人和無職業崗位的人之間的矛盾。後一種人要求有不斷的活動，於是他們除了眼前發生的日益深重的國難以外，還要到書本上去找紀念日。但前一種人不同，他們都很忙，請假也不容易，抽不出太多的時間。舉行一次活動，至少得開一次理事會，發一個宣言。宣言除了起草、印刷以外，還要發行。這都需要人力、財力，所以不斷的活動不久就使得大家疲倦了，連執委會會議都開不成了。這樣，經過討論，才轉入養精蓄銳、待機而動的正常狀態。
對於救國會組織，南京國民政府當局從一開始就視為非法組織，一直持強烈的敵視態度。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一成立，當局就派特務到上海將情況調查得一清二楚，並且開始籌謀對付之策。
1936年2月11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告國人書》，威脅說：“怙惡不改，是則甘心受共黨之利用，甘心作漢奸之爪牙，甘心為民國之罪人，甘心作民族之公敵，政府自不得不本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之決心，為維持社會之秩序，與保護國家之治安起見，當予以最後的嚴厲之制裁。此又不得不鄭重為我國人告者三。”
對於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的這一通充滿殺氣的《告國人書》，文化界救國會在《大眾生活》第J卷第15期(1936年2月22日出版)和《中國農村》第2卷第3期(1936年3月出版)上發表了章乃器於2月14日起草定稿的《對國民黨中宣部(告國人書)之辨證》，嚴正指出：“中宣部對於漢奸運動，則默加容許；對於救國運動，反嚴辭厲色，誣陷侮蔑，無所不用其極！這是我們所感到無限的失望的。”
救國會會員、中共地下黨員張勁夫當年曾讀過這份長達數千言的駁斥檔案，後來在《回憶章乃器先生》一文中高度評價說：“文筆犀利，駁得中宣部文章體無完膚，說服力很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