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1937年8月，國民政府依《國防最高會議組織條例》於17日召開“國防參議會”、20日正式成立，由國防最高會議主席聘請中國共產黨、中國青年黨、救國會和各界人士為參議會參政員，作為國防最高會議的諮詢機關。
1938年3月1日，中國共產黨正式提出了“建立民意機關”的主張。國民黨決定接受中共主張，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國民黨在武漢舉行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抗戰建國綱領》，其中第四條規定“組織國民參政機關，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思慮與識見，以利國策的決定與推行，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條件，改善政治機構。”4月12日公布《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規定國民參政會為諮詢機關，有聽取國民政府施政報告、詢問、建議、調查之權，但對國民政府並無強制執行其所通過決議案的權力。6月國民政府任命汪兆銘為國民參政會議長參政«張伯苓副議長代理»;同時公布200名參政員名單。大多數是國民黨員，另有其他黨派和獨立人士。共產黨參政員有毛澤東、陳紹禹、秦邦憲、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七人。同時結束國防參議會。
首屆國民參政會於1938年7月6日在漢口兩儀街上海大戲院（今漢口洞庭街中原電影院）召開，共有156名參政員出席。毛澤東缺席，但發來電文，提出3點意見：“一曰，堅持抗戰；二曰，堅持統一抗戰；三曰，堅持持久戰。”大會發表了《國民參政會首次大會宣言》，並選舉了張君勱、左舜生、曾琦、董必武、秦邦憲、陳紹禹等二十五人為首屆駐會委員。武漢淪陷後，國民參政會移往重慶召開。
國民參政會共歷四屆，舉行大會十三次。1941年皖南事變後，中共參政員董必武等為抗議國民黨的反共政策，曾有幾次拒絕出席參政會會議。1945年5月中共召開七大，並聲明不參加第四屆國民參政會，理由是抗議國民黨一黨專制，一手包辦國民大會。
1948年3月，國民大會召開之後，國民參政會宣告結束。
委員
第一屆：張君勱、左舜生、曾琦、董必武、秦邦憲、陳紹禹、褚輔成、杭立武、王雋英（女）、陳希豪、羅隆基、張瀾
第二屆：張君勱、左舜生、董必武、黃炎培、吳貽芳（女）、江一平、陳希豪
第三屆：張君勱、左舜生、董必武、郭金南、劉民生、劉幼亭、黃炎培、陳希豪
第四屆：張君勱、左舜生、董必武、黃炎培、陳希豪、江庸、褚輔成、王雲五、范予遂、任純武、薛明、雷震、傅斯年
歷程
初期
國民參政會在國民參政會初期（1938年7月—1940年4月，第一屆會議期間），國民參政會發揮了團結全國軍民、堅持全民抗戰、反對妥協投降的積極作用。1938年7月6日，第一屆第一次國民參政會在武漢召開。中共參政員陳紹禹、秦邦憲、林祖涵、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出席了會議。
在會上，由陳紹禹領銜提出了《擁護國民政府實施抗戰建國綱領案》，號召全國軍民積極幫助政府，為全部實現《抗戰建國綱領》而努力奮鬥。同時，希望國民政府儘快根據該綱領制定具體詳明的實施辦法。全體參政員起立鼓掌通過了這一提案。一屆一次參政會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充分顯示了全民族的大團結，再次確定了萬眾一心、“抗戰到底”的國策，堅定了全國軍民的抗戰意志，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讚揚。一屆一次會議結束後，參政會遷往重慶，隨後召開一屆二次國民參政會。大會排除汪派分子的干擾，通過了《擁護蔣委員長決議案》，全國軍民為之振奮。一屆三、四、五次會議分別通過了《擁護政府抗戰國策決議案》、《聲討汪逆兆銘電》、《聲討汪逆兆銘南京偽組織電》，表示了參政會“一致斥伐，以昭大義”的嚴正立場。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後，抗日營壘出現嚴重危機，參政會內部出現了摩擦和分裂。統一戰線內部的三種政治勢力，以中共和中間黨派為一方，以國民黨為另一方，在參政會上公開交鋒，最後通過了主要反映中間黨派意志的《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憲政決議案》。隨後，在全國掀起了抗戰時期第一次憲政運動。中間黨派在憲政運動中得到了鍛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的力量對比開始發生有利於進步勢力的變動。
第一屆參政會結束後不久，國民黨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面臨著分裂的危險，國民參政會也走到自身發展演變的十字路口。
中期
在國民參政會中期（1941年3月至1944年9月，第二、三屆會議期間），國民參政會在團結抗戰和摩擦分裂中曲折前行。“皖南事變”以後，為了粉飾抗戰營壘內的重大裂痕，減少國內外的譴責，國民黨企圖誘騙中共出席二屆一次國民參政會。中共一再作出讓步，先後提出解決事變的具體辦法和解決“皖南事變”的臨時辦法，作為出席參政會的條件，但均被國民黨蠻橫拒絕，中共參政員最後拒絕出席二屆一次參政會。中共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不僅打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同時也使中間派認識到，以妥協求團結，不但得不到團結，還會喪失共產黨和中間黨派已有的地位。二屆一次參政會剛一結束，他們就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間階級的向左轉，預示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政治力量進一步朝著有利於進步勢力的方向變化。隨著中共力量的發展壯大，中間勢力的日益左傾，以及國民黨倒行逆施的加劇，中共逐漸形成了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
1944年9月5日，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在重慶召開，大會請政府和中共代表向參政會報告國共談判情況。9月15日，中共代表、參政員林伯渠和國民黨代表、軍委會政治部長張治中分別向大會報告了4個月來國共談判的經過和各自的主張。中共關於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引起了國民黨的極度恐慌，而中間黨派和無黨派知名人士則一致擁護，國統區出現了民主運動的新高潮。
後期
國民參政會後期（1945年7月至1948年3月，第四屆會議和結束期間），國民黨為了繼續維護一黨專政，抵制聯合政府，自抗戰勝利前夕就在參政會內進一步排擠進步人士。在解放戰爭中，國民參政會完全成為國民黨鼓動內戰、製造分裂的御用工具。在抗戰即將勝利之際，國民黨為了能在戰後繼續實行一黨獨裁，修改了參政會《組織條例》，使國民參政會幾乎為國民黨一黨獨占。
與此同時，蔣介石宣布1945年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並決定提交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審議通過。為表示抗議，中共決定不參加1945年7月召開的第四屆國民參政會，而通過會外活動揭露國民黨的反動政策，闡明自己的主張，爭取中間勢力。救國會等中間黨派和國民黨內的愛國人士也反對國民黨的倒行逆施，迫使參政會沒有就國大的日期、代表、職權問題作出決定。
1946年1月政協會議的成功，是中共和民主黨派的一個勝利，是對國民黨一黨獨裁的否定。但不久，政協決議被國民黨完全推翻。在四屆二次參政會上，國民黨參政員攻擊“政協不合法”，叫囂“立即撤銷政協會議”。國民參政會作為國民黨獨占的御用工具，完全失去了它在抗戰時期的光彩。1948年3月28日，在國民黨包辦的偽“行憲國大”召開前夕，國民參政會最後收場。
結構
儘管國民黨稱國民參政會是“反映民意決定國家大政方針之代表機關”，但只要稍加分析，即可看到國民參政會與“民意機關”相去甚遠。首先，它不承認各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其次，它由國民黨組織，國民黨占了大多數席位，最高時達84%；第三，參政員均由國民黨中央遴選，不能完全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第四，參政會職權有限，其決議對政府沒有多少約束力。因此，這樣的組織並不是一個具有議會性質的“民意機關”，只能是一個“諮詢機關”。
意義
國民參政會的設立，是國民黨在民主政治方面的一個重大進步，第一次為各主要抗日力量共同參與中國政治提供了一個穩定的場所。在抗戰中，國民參政會成為中國共產黨實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鞏固國共團結的重要陣地。
國民參政會作為黨派合作的政治組織受整個抗戰時期中國政治的制約，國共之間的合作與鬥爭，是它10年歷史發展的主鏇律。它為中國共產黨和其他黨派同國民黨的政治合作，提供了公開、合法、穩定的場所，客觀上有利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國民參政會雖然算不上民主政治的典範，然而和中國封建專制政體相比，和民國以來的所謂“民主政治”相比，抗戰時期的國民參政會從形式到內容都有一定程度的進步。國民參政會的存在及其演變記錄了中國政治民主化艱難前行的歷程，在中國現代史特別是抗日戰爭史上確有其重要的影響。
遺址
國民參政會舊址位於渝中區中華路168號，是一座別致西式小樓，為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產物，2000年9月被定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2008年11月，窗戶和外牆已裝修一新，內鋪強化地板，每間房門編了號，房內裝著2—4張洗腳小床。小樓大門上方四個嶄新大字：富僑會館。
2012年1月13日，重慶市文廣局對渝中區文廣新局提交的一份《請示》作出批覆稱：“原則同意採取整體落架方式對國民參政會舊址實施原址就近遷建保護。同時強調，就近遷建的國民參政會舊址應保持原有尺寸、體量和外觀，儘可能使用原建築的材料；室內空間結構可根據陳列布展和使用功能的需要做適當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