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
18世紀著名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英國古典經濟學體系的創立者。因《國富論》一書，被後人尊稱為“現代經濟學之父”和“自由企業的守護神”。
譯者簡介
羅衛東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副校長兼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主要研究方向為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經濟學思想史。
作為國內研究亞當·斯密的學術權威，曾發表過多篇有關亞當·斯密和《國富論》的學術論文。所著的《情感、秩序、美德：亞當·斯密的倫理學世界》一書，曾獲得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曾領銜組織《亞當·斯密傳》、《財富與德性：蘇格蘭啟蒙運動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經濟發展理論史》的譯介工作，主持翻譯《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學術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即出）。
目錄
人物序——吳曉波
譯者導讀——羅衛東
第一篇 論勞動生產力提高的原因，以及論勞動產品在不同階層的人中間自然分配的順序
第一章 論勞動分工
第二章 論引起勞動分工的原因
第三章 論勞動分工受限於市場規模
第四章 論貨幣的起源和功用
第五章 論商品的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或論其用勞動表示的價格和用貨幣表示的價格
第六章 論商品價格的組成部分
第七章 論商品的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
第八章 論勞動工資
第九章 論資本利潤
第十章 論地租
本章結論
第二篇 論存貨的性質、積累和使用
引言
第一章 論存貨的分類
第二章 論資本積累，或論生產性與非生產性勞動
第三章 論資本的各種用途
第三篇 論不同國家中不同的財富增長過程
第一章 論財富的自然增長過程
第二章 城鎮商業如何促進鄉村的改良
第四篇 論政治經濟學體系
引言
第一章 關於重商主義體系的結論
第二章 論重農主義體系，或論將土地產物看作一國收入和財富的惟一或主要來源的各種政治經濟學體系
第五篇 論君主或國家的收入
第一章 論君主或國家的支出
第二章 論社會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來源
人物序
亞當·斯密：他發現了“看不見的手”
吳曉波
什麼是好的經濟制度？好的經濟制度就是鼓勵每個人去創造財富的制度。
——亞當·斯密
今天擺在諸君面前的這本彩繪精讀版《國富論》，是吳曉波頻道在2015年6月進行的一次共享經濟試驗的成果。
——吳曉波
一
亞當·斯密出生的那年，1723年，大清雍正皇帝登基。帝國在4月推行攤丁入畝政策，是華夏賦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到冬季，雍正帝下令把全國各地的傳教士一律驅逐出國，大小教堂要么拆毀，要么改為病院，一個與世界潮流無關的、獨斷而農耕繁榮的時代開始了。
在歐洲，以“理性”為旗幟的啟蒙運動正進入如火如荼的時刻，人們開始追求各種形式的自由——免於專斷權力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貿易的自由以及審美反應的自由，用康德的話說，人類第一次宣稱自己要成為一個獨立的、負責任的存在。
亞當·斯密出生在蘇格蘭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他終身未婚，個性靦腆、言辭刻薄而思維縝密。他生當一個大時代的轉折時刻，在1753年，也就是亞當·斯密30歲的時候，英格蘭仍然是一個穀物淨出口國，其生機勃勃的商業和原始工業經濟中套用的仍然是前現代的技術，而到亞當·斯密去世的1790年，在他生命的最後10年——18世紀80年代，出現了三個重大的技術創新：瓦特發明了蒸汽機，出現了生產棉織品的機器和工廠，以及科特發明了焦炭冶煉法。實際上，正是這三大創新定義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到來。不過，正如羅斯托在《經濟成長理論史》中所斷言的，“亞當·斯密並沒有意識到工業革命的到來”。
但是，這位蘇格蘭稅務官之子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在歷史的軌道快速轉切的間歇，如先知般地提出了全新的財富主張，重構了人們對經濟行為的認知，從而在實際的意義上創造了現代經濟學這一門專業學科。
二
《國富論》出版於1776年，也是在這一年，美國人發表了《獨立宣言》，這也許是一個巧合，卻如同兩把手術刀，在舊時代的身上剖出了一個新生兒。
在亞當·斯密出現之前，經濟學是作為一門子學科依附於哲學或倫理學的體系之內的——相比，管理學則是在20世紀40年代之後，才由彼得·德魯克等人將之細分為獨立的學科。斯密本人就是格拉斯哥大學的道德哲學教授，“看不見的手”的概念的提出首先出現在他的另外一本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論》中，而不是《國富論》，時間要再早17年。在他去世100年後，另一位經濟學巨人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寫道：“斯密是頭一個就其社會各個主要方面論述財富的人，單憑這個理由，他也許有權被視作現代經濟學的奠基者。”
在亞當·斯密的時代，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仍然統治著人們的思維，前者認為大量儲備貴金屬是經濟成功所不可或缺的基礎，後者則把財富的全部秘密都託付給土地。亞當·斯密第一次定義了生產的三大要素：勞動、土地和資本，在他看來，是資本——而不是其他——帶來了市場進而勞動分工的擴展，資本的投入導致市場擴張，而後者反過來也帶來更多的利潤和投資，所謂的“資本主義”便是從這個定義延展出來的概念。
在經濟行為的驅動力研究上，亞當·斯密提出了一個石破天驚般的論斷。他認為，在經濟生活中，一切行為的原動力不是來自於同情心或利他主義，而是他的利己之心，是每一個人改善生活條件的欲望。人們從事勞動，未必抱有促進社會利益的動機，但是在一個自由放任的社會裡，“他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要達到的目的”，即“請給我以我所要的東西，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
這種以利己心為基礎的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對立統一，是貫穿整部《國富論》的基本哲學思想。如後世學者所言，“斯密的經濟人，那個只顧自己利益而無意之中卻創造公共善的人，對於現代主流經濟學來說，是讓人覺得自在又熟悉的人物”。
《國富論》的第一章是“論分工”，“勞動生產力的最大提高，以及任何引導或套用勞動的地方的更高技能、熟練程度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在描述勞動分工如何增加生產力的時候，斯密識別了三大動因：工人熟練度的提升，工人專注於單一物件將更有效率，“大量的機器的發明便利和簡化了勞動”。他把發明創造視為一種增量進步，這種進步源自於市場擴張和勞動分工過程中幾乎自動相伴而生的盈利性可能。
在人類財富史上，亞當·斯密不是第一個提出勞動分工的人，早在公元前7世紀，中國山東地區的管仲便提出了“四民分業”的職業分工原則，認為“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管子·小匡》），台灣學者趙岡據此論證：“中國的社會職能分工比歐洲早了至少1000年，主要的傳統生產技術（工業革命前的非機器生產技術）在中國出現的時間也比歐洲早800年至1000年。”不過，斯密的勞動分工理論卻是建立在現代製造業和資本型態的前提下，並進行了更為結構性的定義。
三
儘管亞當·斯密一生的足跡從來沒有離開過歐洲——他常年定居英倫半島，曾去法國遊歷三年，但是，他顯然是一個具有全球化視野的人，而這幾乎全部來自於他的理論天賦。在《國富論》中，他推論說：“引起勞動工資上升的，不是國民財富的實際大小，而是它的不斷增長。因此，勞動工資最高的，不是在最富的國家，而是在最興旺發達或者說致富最快的國家。英格蘭現今肯定是比北美地區更富的國家，可是，北美的勞動工資比英格蘭任何地區更高。”
由此，在斯密看來，北美殖民地處於進步狀態，相對富裕的中國處於靜止狀態，而印度帝國則處於衰退狀態。
在《國富論》一書中，斯密用很大的篇幅討論了從古羅馬開始到英帝國的國家治理模式，在他看來，一個主權國家只有三個責任需要履行：“第一，保護社會免於其他社會的暴力和入侵的責任。第二，儘可能保護社會的每一個成員免於其他成員的不義或壓迫的職責。並且，第三，建立和維持某些公共設施和公共機構的職責。”
從這些觀點可以發現，現代經濟學理論的誕生，首先是現代意識誕生的過程，而不是其他。
在現代經濟學史上，大衛·休謨與亞當·斯密是公認的奠基人之一，休謨比斯密年長12歲，他們在1739年相識，此後互相影響，共同構建了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斯密還忠誠地擔任了休謨的遺囑執行人。
就如同當時代的所有著作一樣，《國富論》並不是一本體系嚴謹的論著，它充滿了經驗主義的氣質，很多論述明顯地帶有啟蒙意味，但它確乎覆蓋了所有的經濟學基礎性命題，在後來的時間裡，“它在為某一學派的理論提供依據的同時，又為其反對派提供了同樣有力的說明”（胡寄窗，《西方經濟學說史》）。
亞當·斯密不是一個書齋型學者，在格拉斯哥大學當教授時，他就同時負責學校的行政事務，晚年，他還被任命為蘇格蘭的海關和鹽稅專員——他在這兩個崗位上獲得的報酬是教授年薪20倍。在這一點上，他與日後的理論勁敵凱恩斯倒頗為相似。在學術上，斯密是一個極度自負的人，儘管他的很多觀點都博採自當世很多高人，可是他卻避免引用他們的著述，這在經濟學說史上非常罕見，當然此等舉動也容易引起一些爭議，譬如馬克思就曾在《資本論》第一卷的注釋中“揭發”說，亞當·斯密的一段話“幾乎逐字逐句抄自貝·曼德維爾《蜜蜂的寓言，或個人惡行，公共利益》的注釋”。
亞當·斯密終生與寡母相依為命，世俗生活富足而單調，他把所有的人間榮譽都寄託於學術，到他去世時，《道德情操論》出了六版，《國富論》出了五版，他銷毀了所有的未刊文稿，自以為已經解決他那個時代的所有經濟問題。
四
《國富論》的全名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最早的中文譯本是1902年嚴復的文言文版，名為《原富》，1930年郭大為和王亞南以白話文再譯，定名為《國富論》。
就全書內容而言，似乎還是嚴復的書名更近本意，郭-王版很容易被曲解為這是一部關於國家富強或國家資本主義的專著——而這正是20世紀30年代的主流意識形態。恰恰相反的是，亞當·斯密是一位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他所開創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被認為是“自由企業的守護神”。
今天擺在諸君面前的這本彩繪精讀本《國富論》，是吳曉波頻道在2015年6月進行的一次共享經濟試驗的成果。
我們先在社交媒體上進行眾籌，得到1588位素不相識的朋友的支持，籌得223118元，同時，向全國征邀合適的翻譯者，最終由浙江大學副校長羅衛東教授領銜的學術團隊主譯，費一年之功，完成了這部譯著。這一試驗的本身，便有趣地體現了亞當·斯密關於分工、資本和利己利他的理論，真的是由一隻“看不見的手”所驅動，協作完成了一件美好而有益的勞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