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日）林光江 著
出 版 社： 新華出版社
字 數： 270000
版 次： 1
頁 數： 313
印刷時間： 2009-10-1
開 本： 大32
印 次： 1
紙 張： 膠版紙
I S B N ： 9787501189830
包 裝： 平裝
所屬分類： 圖書 >> 社會科學 >> 社會學 >> 社會調查報告
定價：￥36.00
內容簡介
《國家·獨生子女·兒童觀》序
周星
這是一部深入探討城市獨生子女群體與獨生子女家庭的大面積形成和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兒童觀”的變遷之間深刻關聯的實證性學術著作。這一課題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社會現實意義和學術價值。林光江博士根據她在北京市進行的較大規模的抽樣問卷調查和頗為深入的社會學觀察與人類學訪談，在翔實的資料和統計數據的基礎上展開了富於創見的思考與論述。作者不僅對當代中國城市社會裡家庭、學校、政府和媒體的兒童觀分別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描述，還對上述不同社會實體之兒童觀的異同和關聯進行了探討，並提出了不少獨到和新穎的學術觀點，從而為中國的兒童社會學和有關兒童問題的人類學研究拓展了一個值得重視的新視角。
眾所周知，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包括獨生子女政策在內的“計畫生育”成為中國的基本國策，雖然獨生子女政策由於和傳統的“多子多福”觀念尖銳衝突而在推行過程中遇到過很大阻力，但它在城市裡得以徹底推行並取得了成功，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除了降低出生率、延緩人口增長等一系列長期的人口學後果之外，它還使城市裡的獨生子女家庭比例不斷升高，現已成為非常普遍的家庭類型，從而引發了中國城市社會一系列結構性的變遷。獨生子女家庭在以往的相關文獻中通常被歸入核心家庭，並不被認為有多特殊，但目前在中國的一般城市，基本的社會現實是第一代獨生子女已經成人，很多還成為下一代獨生子女家庭的家長。那么，他們的家庭結構與家庭內的人際關係以及與此相關聯的城市社會結構和社會人際關係究竟會有哪些變化呢?
包括本書的研究成果在內，學術界已經證實獨生子女家庭確實具有若干不同於其它家庭類型的特質。例如，兒童對於家長而言是更加“寶貝”了，這意味著父母親對孩子的主觀態度發生了變化；獨生子女家庭的兒童沒有兄弟姐妹，反而增加了和成人尤其是和父母交流的機會，也因此容易出現與其年齡不相稱的“過度社會化”現象；家庭消費生活明顯地出現了以孩子為中心的偏向；比起多子女家庭來，獨生子女家庭通常在兒童早期教育上更捨得投入；但與此同時，父母對孩子的未來期許也就更高，因此對孩子造成的壓力也就更大。在中國各地的城市裡，超出兒童年齡及其接受與理解的能力範圍，強制或灌輸性的學前或超前性的課外教育泛濫成災；過早、過多地根據成人世界的競爭壓力規劃兒童的未來發展，結果經常會是犧牲了兒童的遊戲天性和理應享有的幸福童年。
以對上述諸多社會事實與現象有較為全面的掌握和深刻的理解為前提，林光江博士提出的問題是：中國城市社會是如何為兒童教養提供著一個怎樣的環境?中國的城市兒童(絕大部分都是獨生子女)是如何在家庭、學校、社區、同齡群體和大眾媒介等綜合構成的整個社會化的生態系統中成長的?作者希望能夠從當代城市獨生子女的教養實踐去剖析中國社會多種實體(國家、學校及家庭等)的兒童觀及其變遷，進而揭示不同兒童觀之間的彼此關聯以及它們對各自社會空間內的兒童教養行為所產生的影響。本書對城市獨生子女家庭的微觀教養環境做了深入分析，對經由一系列社會實體所營造的兒童教養的社會環境進行了準確的闡述，對巨觀的社會變遷轉型趨勢以及國際化、全球化的發展等對中國城市兒童教養環境的影響進行了頗為全面的考察，同時，還對變動不居的國家和社會、家庭的兒童觀進行了具體的闡明。我認為把獨生子女問題和兒童觀的研究相結合，正是林光江博士此項研究的最大特點，同時也是她的最大貢獻。
所謂“兒童觀”，主要是指既定時代背景下國家、社會或家庭對於兒童的基本認知、看法和態度以及有關兒童的理念。雖然不同文化對兒童的定義千差萬別、不盡相同，但大多數社會又都有諸如誕生禮、成長禮、成丁禮等方式來規範兒童，並都致力於逐漸地將其納入(同化)到成人的生活世界之中。不同的兒童觀與兒童的社會化、與特定社會或時代里兒童教育的形態有著直接的關聯。歷史上曾先後出現過上帝本位的兒童觀、國家本位的兒童觀、家庭本位的兒童觀和兒童本位的兒童觀。上帝本位的兒童觀，比如認為兒童具有“原罪”，故須對兒童進行禁慾主義式的教育；國家本位的兒童觀把兒童看作是國家的財產，現在是祖國的“花朵”，未來是守法的公民，這樣，兒童教育就比較強調愛國主義，比較強調兒童對於國家未來的意義。家庭本位的兒童觀是把兒童看作父母或家長的私有財產，不承認或輕視兒童的獨立人格，或認為兒童將來要為家庭傳宗接代，或只把兒童當作未來的家庭勞動力。例如，在中國傳統的鄉土社會裡，兒童的養育往往不是以滿足兒童的要求為目標，而是為了滿足父母的需求和期待。至於兒童本位的兒童觀，是把兒童看作獨立於成人的個體，認為兒童有自己的尊嚴、權利和自我發展能力，教育應該以兒童為中心，不應該因為成人社會的觀念而犧牲孩子童年的幸福。兒童本位的兒童觀大體上是晚至19世紀末才率先在歐洲出現的，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它現在影響越來越大，並經由1989年聯合國的《兒童權利公約》而逐漸具備了普世性。
在中國，傳統的家庭兒童觀因為其源遠流長而根深蒂固，與此同時，近代以來的國家兒童觀也日漸強大。因此，兒童不僅是家庭的“寶貝”，將來還必須是社會集體的一員，或是國家未來的“接班人”。不同的兒童觀之間既有衝突，也有妥協和互動，更有基於不同時空背景的變遷。與中國城市社會裡獨生子女的教養實踐密切相關的兒童觀的變遷過程頗為複雜，其中既有強化傳統兒童觀的一面，又有改變傳統兒童觀的一面。“望子成龍”、“望女成鳳”、“養兒防老”等，可以說是傳統的家庭兒童觀，對於大多數家庭而言，兒童未來的成功是提升家庭社會地位的重要指標，一定意義上也就是家庭的最終成功。特別是在獨生子女的場景下，兒童的教育絕不可以失敗，幾乎所有家長都對孩子有很高的學歷預期，也都認為孩子未來的職業生涯必須從兒童時期就予以精心的培養和準備。這是傳統兒童觀的某個方面被強化了的例子。至於改變了傳統兒童觀某些內容的情形，例如，傳統的性別偏好(重男輕女)逐漸讓位於“男孩女孩都一樣”的理念和心態，此種“去性別化”的變革正是在城市獨生子女家庭日益普及的社會大背景下才得以實現的。此外，諸如兒童的潛能被認為有無窮的開發可能性；在學習能力普遍得到重視的同時，兒童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卻被忽視了；兒童的特質從“天真”不斷地被大人鼓勵或塑造成“小大人”等，這些可以說都是中國社會的兒童觀已經和正在發生微妙變遷的反映。值得指出的是，伴隨著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發展，兒童本位的兒童觀在中國也有了很大的成長，從而促使越來越多的家長逐漸認識到尊重兒童獨立人格和兒童權益的重要性。
中國國家的兒童觀是既把兒童視為祖國的“花朵”，又把他們視為未來建設事業的“接班人”。在國家看來，兒童不僅是家庭父母的子女，他或她還是未成年的公民，因此，兒童的教養和培育就不再只是由家長說了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的頒布實施意味著兒童的教育和培養被正式地納入到了國家的教育體系之中，上學成了家長和兒童的義務、責任，而非可有可無的選擇。國家的兒童觀還表現為《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制訂和實施，它意味著對兒童權利的尊重和保護以及依照法制原則來界定圍繞著兒童的各種社會關係，諸如兒童與家庭、與學校、與社會以及與國家的關係等。國家一方面致力於對兒童進行愛國主義的教育，希望兒童能夠在德、智、體、美、勞等方面得到全面的發展，另一方面，政府也通過加入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認同並注重“兒童優先”的原則，與此同時，還制定了以兒童為主體、促進兒童發展的國家行動計畫(例如，《九十年代中國兒童發展規劃綱要》)，從而對全社會的兒童觀轉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具有意識形態背景的國家兒童觀，基本上是通過學校教育和大眾媒體這樣兩種途徑而滲透、影響到全社會的。學校教育體系由國家主導，它需要把“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教育方針落實在具體的教育實踐當中。學校為兒童的社會化提供了不同於家長的權威角色——教師，提供了“同學”這樣的同齡群體，也提供了一系列社會制度性的約束——校紀、校風、公民教育和各種組織化的社會活動等。但正如林光江博士指出的那樣，雖然學校的兒童觀基本上是以政府的指導方針為基礎形成的，它卻並不能完全等同於國家的兒童觀。諸如學校的教學傳統、獨特的校風、學校領導的理念、教師們的理想和感受等，都是構成不同學校之兒童觀的重要內容。儘管政府主管教育的部門和社會輿論大力提倡“素質教育”或“減輕學生負擔”，但幾乎很少有學校能夠放棄或淡化培養兒童應試能力的教學方法，這恰好反映了學校的一些基於自己立場的堅持。另一方面，學校教育的目標多少是想把學生按照一種模式化(同質化)的理想人格去形塑的，因此，它也很難完全滿足每一位學生家長對子女教育的個別或特殊的期許。可以說，學校連線著國家和無數個獨生子女家庭，學校乃是國家、學校和家庭的兒童觀彼此可以互相交流的空間。
在當代中國，大眾傳媒也是兒童社會化的重要途徑。電視、電影、網路、廣播和動漫出版物等，大眾媒體的兒童節目或兒童專欄，基本上都是成人社會為兒童提供的文化產品，它們構成了城市兒童課外活動的基本環境，其中依然滲透著國家兒童觀的強大影響。不過，大眾媒體的這些文化產品必須要“寓教於樂”才行，必須要重視兒童的特點，如此這般才能使孩子們在娛樂中受到教育。雖然這些節目或專欄為兒童們提供了很多有關現實世界的信息，也提供給孩子們想像周圍世界的素材和空間，但另一方面卻普遍存在著“說教”過多以及過於“成人化”的誤區，所幸的是有一些海外的純娛樂性少兒節目被允許進口，從而多少緩解了中國城市兒童無法躲避的受教育壓力，並由此獲得了稍多一點的天真童趣。
中國城市兒童教養環境的形成和多種社會實體之兒童觀的諸多變遷，與其說是由獨生子女政策直接造成的，不如說是更為複雜的經濟發展、社會轉型、城市化進程以及相關的人口學趨勢所導致的綜合性的結果。林光江博士對此有深刻的了解，因此，她的研究不僅涉及到獨生子女家庭兒童社會化的微觀層面，還更以巨觀的視野，分別對學校教育體系(包括學前階段的幼稚園)、社區、大眾傳媒、商業組織、國家甚至國際化等影響兒童教養環境和兒童社會化過程的方方面面均有頗為中肯的論述。例如，她指出，由於城市生活方式的變化致使社區對兒童的教育功能逐漸喪失或被弱化；近些年來中國社會主要以經濟的成功來評價人的價值的功利主義傾向，影響到了家庭和學校對兒童培養目標的設定；成人世界的互相攀比和社會流行的趨同壓力，促使兒童教養也變成了社會競爭的一個特殊領域；市場經濟機制下以兒童為對象的商業促銷和勸誘行動，已經對兒童生活發生了全方位的滲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已開發國家的兒童教養模式經由大眾傳媒的介紹與擴散已廣為人知，從而在中國城市的兒童教養方面，事實上已經形成了某種具有跨文化屬性的教育知識體系。林光江博士通過對上述諸多問題和諸多方面的系統性探討，事實上提出了一個有關中國城市兒童社會化的理論模型，亦即中國城市兒童的社會教養環境是由多元的主體構成的，在其各自的兒童觀及其涉及兒童教養的社會實踐彼此之間存在著密切和複雜的相互作用的關係。
在我看來，林光江博士的此項研究還有另外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特點，那就是重視對兒童生活及兒童文化的觀察和分析，例如，她對中國城市兒童的遊戲和玩具之變遷的探討，細緻入微而又發人深省。遊戲是兒童生活的基本方式，也是同齡群體中最經常和最主要的自發性活動，兒童由此可以與同齡的小夥伴建立起直接和親密的情誼關係，還可以通過遊戲在此種同齡群體當中學習適應社會生活。遊戲能夠反映兒童的天性特點，對兒童的成長和社會化有著非常積極的影響。20世紀60-70年代以前，中國城市兒童常見的遊戲主要是踢毽子、跳繩、跳橡皮筋、捉迷藏、滾鐵環和打撲克牌等，當時的玩具大都比較簡單，便於就地取材和手工製作，即便去購買，價格也很便宜。但80-90年代以後，相繼出現了電動玩具、電子遊戲機、遙控玩具、電腦遊戲、網際網路等新生事物，兒童的玩具開始現代化、商品化，與此同時，兒童遊戲也發生了巨大變遷，出現了日益電子化、高科技化、成人化的趨勢。正如林光江博士在本書中指出的那樣，兒童遊戲的空間從戶外逐漸轉移到了室內，這極大地方便了家長們的監視；遊戲的時間也不斷地被各種課外的“興趣班”所擠壓；玩具原先只是作為遊戲的輔助性道具，現在則變成了遊戲的中心；以前經常是在同齡小夥伴之間很自然地發生遊戲，現在則甚至連找同齡人一起玩耍都變得頗為困難了。兒童或獨自一人玩，或和家長一起玩，甚至只是面對“螢屏”里的虛擬世界和虛擬夥伴，遊戲越來越不需要外出了，也越來越難以找到玩伴了；理應在同齡的小夥伴之間面對面地直接互動的遊戲，現在則越來越變得需要通過電子遊戲或電腦、網際網路之類的媒介而間接地彼此互動了。
導致以遊戲為主的兒童生活世界的上述諸多變遷的原因，非常複雜多樣，但主要還是成人世界的兒童觀多少出現了一些問題。例如，有為數眾多的家長認為孩子“貪玩”，甚或對“玩耍”本身就持有消極意義的判斷，他們千方百計地想用“興趣”和“愛好”去替代兒童的“玩耍”，殊不知遊戲恰恰是兒童最重要、且往往是最容易激發其創造性與想像力的活動。總體而言，成人世界基於自己的利益和對兒童的預期、判斷而為孩子們提供了“準成人化”的文化及教養環境，從而逐漸替代了兒童自身所可能創造的遊戲文化。事實上，現有的大部分遊戲經常是從成人的立場出發，甚至是以商業利潤為中心而製作或被開發出來的，它們留給兒童發揮創意和想像力的餘地早已微乎其微。現代城市兒童能夠自由自在地“玩耍”的時空範圍卻是越來越小，由他們在同齡群體內共同創意、共同實行並可以在試錯中不斷地學習去完善和發展的遊戲方式越來越少，兒童們越來越多地被成人為他們製造的遊戲和其他文化所包圍、所控制。通過對中國城市兒童生活的實證性研究，林光江博士指出，兒童們的大部分時間是被學校(幼稚園)及家長支配的，孩子們真正自由的時間少得可憐，可以說，他們的生活已經過早地變成了成人世界制度化時間體系的一部分。中國城市裡的獨生子女群體並不是自由自在的所謂“小皇帝”，而是深受競爭原理支配，被家長的欲望或成人社會的期待所影響，在被嚴格管理的同時，當然也是倍受寵愛、甚至是被過度保護的特殊的人口亞群體。對於本書所揭示的城市兒童的孤立和孤獨日趨深刻化的上述社會現實，我們必須予以深刻的反思。
在論及由成人社會給兒童們創造的文化或旨在使兒童實現社會化的教養環境時，林光江博士還對現當代中國的兒童文學做了必要的分析，指出了其中潛含的國家意識形態和國家兒童觀如影隨形般的存在。長期以來，中國的兒童文學可以說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為國家和社會所期許的少年兒童的形象，但由於過度偏重其宣傳和教育的功能，因而在童趣、童真方面卻有很多的不足。關於兒童文學的創作，首先應該基於兒童本位的兒童觀，按照兒童的生活世界而不是成人社會的邏輯去展開；兒童文學作家不應該把小讀者們只視為是可以按照成人世界的人生預設或意識形態原則去訓導的被動性的存在，相反，兒童文學應該給孩子們拓展出足夠寬闊的發揮其想像力的空間。
林光江博士曾經在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留學攻讀博士學位課程，她的這部書稿就是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精心修改而成的。除了學習刻苦、態度謙虛、學風嚴謹、尊重老師和友善同學等優點之外，我覺得特別難能可貴的是她作為一名非常了解中國的“知中”派日本學者，完全沒有其他一些海外學者往往可能秉持的先入為主的偏見。藉助外部視角的便利，林光江博士對中國城市社會裡涉及獨生子女群體、獨生子女家庭和獨生子女教育等問題的觀察與分析，既敏感、睿智和富於洞見，同時又充滿理解、同情和善意。林光江博士和家人長期在中國學習、工作和生活，多年來為中日兩國之間的學術及民間文化交流作了許多具體的實事，她的不懈努力已經獲得了中日兩國許多人士的讚賞和敬意。
以上文字便是我重讀這部書稿時的所思所想，謹記於此，權且為序。
2009年6月20日
作者簡介
林光江，女，日本人，社會學博士。日本東京大學特任教授。 1989年到北京大學留學。在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獲得博士學位。 先後在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等擔任外國專家。 目前。從事中日兩國政府間的醫學合作項目。
目錄
序言 周星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變動中的兒童教養環境
一、獨生子女群體的形成
二、中國社會的轉型和變遷趨勢
三、獨生子女問題，還是兒童教養問題？
第二節 基本概念
一、獨生子女
二、兒童
三、兒童觀
第三節 本書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設和研究內容
二、本書所使用的資料收集方法
第二章 以獨生子女為主體的城市兒童在家庭中的生活狀況
第一節 獨生子女群體的形成：對北京市調查數據的初步分析
第二節 城市兒童的生活時間表
第三節 城市兒童所受到的家庭照顧和他們的生活自理能力’
第四節 城市兒童的消費結構
第三章 城市兒童的親職教育
第一節 城市兒童所處的家庭氛圍
一、北京市獨生子女家庭的背景特點家長、家庭結構和家庭經濟條件
二、獨生子女在家庭中的獨特地位以決策參與度作為測量指標
三、城市兒童家庭內部互動情況分析代際互動和隔代互動
第二節 誰教育孩子
第三節 教些什麼
一、教養與規矩
二、興趣愛好培養
三、能力的培養
四、作業輔導
第四章 望子成龍：家庭的兒童觀
第一節 撫養“小皇帝”？
一、愛還是溺愛？
二、為何“侍候”？
三、“小皇帝”的行為
第二節 教育：投資競賽和管制過剩：
一、智力投資
二、學習管制
第三節 父母預期
一、生活：只要你過得比我好
二、理想：替自己實現未了的心愿
第四節 男孩與女孩：性別評價
第五節 變遷中的兒童觀和兒童的兩難困境
第五章 城市兒童的在校教育
第一節 學前教育——幼稚園的生活：學校生活的準備
一、幼稚園作為兒童社會化空間的重要性
二、幼兒生活的作息袁
三、幼兒教師眼中的城市兒童
四、幼稚園教育與親職教育的接軌
第二節 小學生活
一、小學生活的作息表
二、課程設定
三、國小教師眼中的城市兒童
四、教學方式和內容的變化
五、學校、老師與家長：親職教育與學校教育的協調
第三節 兒童初級教育的跨國經驗比較
一、日本的幼稚園和國小教育
二、中日兩國幼稚園教育實踐的對比：20世紀80年代
三、中日兩國初級教育實踐的比較研究：20世紀90年代
第六章 學校的兒童觀
第一節 政府與學校
一、中國現代學前教育的發展
二、國小教育的發展
三、教育課程改革
四、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
第二節 辦學理念
第三節 校際競賽與教學質量
第七章 國家的兒童觀
第一節 兒童與國家
一、中國現代歷史進程中的兒童及其所處地
二、兒童文學與國家的兒童觀
第二節 針對兒童的愛國主義教育
第三節 針對兒童的接班人教育
第四節 超越家庭、超越國家：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兒童教育
第八章 大眾傳媒、遊戲與兒童觀
第一節 “兒童社會化”的過程
第二節 大眾傳媒與兒童
一、少年兒童節 目的現狀
二、黨和政府的指導
三、專業人士在製片上的立場
四、兒童與電視節 目之間的互動關係
第三節 遊戲與玩具的變遷
一、遊戲的定義和特徵
二、遊戲對兒童社會化的影響
三、遊戲的變遷及其影響
四、新的遊戲和兒童觀
第九章 當代社會轉型下的兒童觀
第一節 中國傳統兒童觀的諸觀念
一、“傳宗接代”和“養兒防老”：把兒童看成一種工具
二、“多子多福”：多胎生育的追求
三、“重男輕女”：性別偏好
第二節 當代社會轉型對兒童觀諸觀念之變化的影響
一、家庭兒童觀的變遷
二、學校兒童觀的變遷
三、國家兒童觀的變遷
四、大眾傳媒兒童觀的變遷
第三節 全球化背景下的兒童觀變遷
一、市場化與兒童觀的變遷
二、國際化、城市化與兒童觀的變遷
結語
參考文獻
附錄
附錄一：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年人口增長趨勢
附錄二：日本社會的低出生率及其社會後效
附錄三：2001年北京市各區國小概況
附錄四：北京市國小和學前教育規模的變化
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