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反動派殘酷殺害共產黨人情景1926年開始的北伐戰爭，在國共雙方的共同努力和工農運動的支持下，進展十分順利，沉重地打擊了北洋軍閥的統治。但國共雙方的矛盾，特別是代表國民黨右翼勢力的蔣介石與中共和國民黨左派的衝突也開始顯現。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兵權在握的蔣介石，在北伐軍於1927年3月占領上海後，即密謀發動反共政變。他利用流氓、地痞勢力反對和滋擾上海總工會，又指使親信組織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欲奪上海大權。蔣介石一面以總司令部的名義發布文告，限制工會和工人糾察隊的活動；另一面又給工人糾察隊送去他親自題寫共同奮鬥的錦旗，麻痹工人的警惕性。此時，中共最高領導人陳獨秀卻一味妥協退讓，未做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蔣介石遂在對手毫無戒備的情況下突然發動政變。
歷史背景
四一二政變工人被關押 1926年11月，蔣介石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設在江西南昌後，便加緊和帝國主義、舊軍閥官僚勾結，公開反共，鎮壓革命。
1927年2月21日，他在南昌總部第14次紀念周的演講中聲稱：“我是中國革命的領袖，並不僅是國民黨一黨的領袖，共產黨是革命勢力之一部分，所以共產黨員有不對的地方，有強橫的行動，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責任及其權力。”3月6日，蔣介石指使駐贛州新編第一師國民黨黨代表倪弼槍殺了江西省總工會副委員長、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
3月17日，蔣介石嗾使暴徒在九江搗毀並派兵強占左派領導的國民黨市黨部和市總工會。3月23日，蔣介石又指派楊虎等收買一批地痞流氓，在安徽安慶搗毀左派領導的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和安慶市黨部，以及安徽省總工會和農民協會籌備處。自帝國主義在漢口、九江、南京不斷用武力干涉中國革命的同時，越來越重視採用分化革命統一戰線，對蔣介石的反共態度極為關注。
3月26日，蔣介石到達上海，即公開表示保證與租界當局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與秩序，進一步投入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的懷抱。他通過報界宣布：“決不用武力改變租界的現狀，租界問題將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並派員到英、美、日、法、意領事館就南京事件表示“遺憾”，聲明將“火速解決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裝”，防止出現“用武力及暴動”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國主義者清楚地看出，蔣介石是“唯一有武力進攻激烈分子，維持這裡（上海）局面的人物”，特許他帶著衛兵自由出入租界，並答應以駐紮在上海的侵華軍隊幫助其鎮壓革命。他們鼓動蔣介.石“迅速而果斷地行動起來”，“使長江以南的區域免於淪入共產黨之手”。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蔣介石定下“整頓國民政府內部”的決心，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裝，然後以在滬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取代武漢派，奪取中央黨部，排除共產黨”。同時，蔣介石向上海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勞資問題上，“決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漢態度”。大資產階級答應在財政上給他以全力支持，並立即為蔣提供300萬元資助。上海青紅幫頭目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組織了秘密的中華共進會和公開的上海工界聯合會，充當蔣介石反共的打手。蔣介石為他們提供經費、武器，並派王柏齡、楊虎、陳群等軍官將他們編成隊伍。在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的支持下，蔣介石加緊準備發動反革命政變。首先將沒有完全受他控制的軍隊陸續調開或解決，而調集其嫡系部隊及新近投靠過來的軍閥部隊接防滬寧地區。
從3月底開始，蔣介石連日召集秘密會議，策劃“清黨”反共。3月28日，吳稚暉在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會上誣衊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謀叛國民黨”，提出對共產黨“應行糾察”。隨後，吳稚暉致函國民黨中央監委，聲稱共.產黨“逆謀昭著，舉凡中央執行委員會內叛逆有據之共.產黨委員及附逆委員，應予查辦”。4月2日，蔣介石邀集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李宗仁、古應芬、黃紹、吳稚暉、李石曾、陳果夫等開會，向國.民黨中央提出《檢舉共產分子文》，要求對共產黨作“非常緊急處置”。汪精衛於4月1日從國外回到上海。4月3日，蔣介石發表支持汪復職的通電，並與汪秘密會談。蔣介石主張立刻用暴力手段“清黨”，汪精衛因擔心這樣做會使權力全部由蔣獨攬，主張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來解決共產黨問題。4月5日，蔣介石發布總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裝糾察隊與工會一律在總司令部的管轄之下，“否則以違法叛變論，絕不容許存在”。4月8日，蔣介石指使吳稚暉、白崇禧、陳果夫等組織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規定該會將以會議方式決定上海市一切軍事、政治、財政之權，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後成立的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4月9日，蔣介石發布《戰時戒.嚴條例》，嚴禁集.會、罷工、遊行，並成立了淞滬戒嚴司令部，以白崇禧、周鳳岐為正、副司令。與此同時，蔣介石又利用政治欺騙手段麻痹民眾。他剛到上海，對上海總工會交際部主任趙子敬說：“糾察隊本應武裝，斷無繳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繳械，余可擔保不繳一槍一械。”4月6日，他派軍樂隊將一面寫著“共同奮鬥”4個大字的錦旗贈送給上海總工會糾察隊，以表示對上海工人的“敬意”。蔣介石在一切部署就緒後，於4月9日離上海去南京，由白崇禧等監督執行其反革命政變的陰謀計畫。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區委對於蔣介石的某些陰謀活動是有警惕的，也採取過堅定的態度。但是，在蔣介石到上海後，共產黨的政策很快發生變化。共產黨領導人陳獨秀表現了嚴重的右傾麻痹。3月28日，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宣讀了陳獨秀關於“要緩和反蔣”的信。之後，上海的反蔣鬥爭開始放鬆。4月5日，《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發表後，一部分共產黨員十分憤慨，但許多人卻誤以為局勢已經和緩下來。原來在武漢整裝待發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一軍不再東下，第六軍、第二軍的絕大部分服從蔣介石的命令，離開南京開往江北，使蔣介石得以控制南京。4月11日，蔣介石發出“已克復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的密令，上海的形勢驟變。
過程
國民黨反動派捕殺共產黨員和人民民眾的情形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南京密令：“已光復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當晚，青幫頭子杜月笙以“上海工界聯合會”、“中華共進會”的名義，邀請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赴晚宴，將汪誘騙到杜宅殺害。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政變，白崇禧在上海具體執行蔣介石的政變計畫。凌晨，早已準備好的全副武裝的青紅幫、特務約數百人，身著藍色短褲，臂纏白布黑“工”字袖標，從法租界乘多輛汽車分散四出。從1時到5時，先後在閘北、南市、滬西、吳淞、虹口等區，襲擊工人糾察隊。工人糾察隊倉猝抵抗，雙方發生激戰。事先埋伏在工人糾察隊周圍的大批軍警，以調解“工人內訌”為名，強行收繳槍械。上海2700多名武裝工人糾察隊被解除武裝。工人糾察隊犧牲120餘人，受傷180人。當天上午，上海總工會會所和各區工人糾察隊駐所均被占領。在租界和華界內，外國軍警搜捕共產黨員和工人1000餘人，交給蔣介石的軍警。
為了抗議血腥暴行，當天，上海各區工人分別召開了幾萬人以至幾十萬人參加的大會，一致要求：交還工人糾察隊的槍械；懲辦流氓，肅清反革命；保護上海總工會等。會後遊行示威，閘北區數萬徒手工人行至潮州會館總工會會所時，奮勇而入，奪回了總工會會址，並立即召開工人代表大會，決定4月13日上午10時舉行總同盟罷工。
4月13日，總工會在閘北青雲路廣場召開工人民眾大會，會後約有10萬人整隊去周鳳岐二十六軍二師司令部請願。二師司令部已經接到蔣介石命令，當請願隊伍走到寶山路時，用機槍猛烈掃射，當場被槍擊而死者在百人以上，傷者無數，被捕200餘人。天降大雨，寶山路上一時血流成河。同時，在上海南市遊行的工人也遭到軍隊的槍擊，死傷數人。
從4月12日至15日的3天內，上海被屠殺者300餘人，被拘捕的共產黨人1000多人，流亡失蹤者5000多人。工人領袖趙世炎、陳延年等先後被殺害。
事件發生後，國民黨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兼戒嚴司令白崇禧發表通電稱：“上海工人糾察隊，發生械鬥，當此戒嚴之際，且前方軍事正在進行，本司令官等為鞏固後方安寧秩序起見，不得不嚴行制止。已將該肇事工友武裝一律解除，並派員與上海總工會妥商善後辦法。”同時，白崇禧還聲稱如發生罷工，“不問首從，定即按照戒嚴條例，嚴懲不貸”。
隨後，蔣介石的勢力在南京、無錫、寧波、杭州、福州、廈門、汕頭等地以“清黨”為名，清洗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與此同時，北方奉系軍閥張作霖於4月6日指使軍警採取突然行動，包圍蘇聯駐華大使館，逮捕李大釗等中共北方區委領導人和國民黨左派、蘇聯使館人員以及居民等80餘人。4月28日，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李大釗等20人被奉系殺害。
4月18日，蔣介石在帝國主義和江浙財閥的支持下，於南京成立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分庭抗禮，並開始了其奪取全國最高權力的進程。
傷亡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利用上海流氓頭子黃金榮、杜月笙等僱傭一批流氓冒充工人，襲擊工人糾察隊隊部。國民黨二十六軍藉口“工人內訌”，強行將糾察隊繳械。糾察隊員死亡數十人，傷二百餘人。13日，上海工人舉行總罷工，並有十萬餘工人、學生和市民集會抗議，會後舉行遊行示威。隊伍行至閘北寶山路時，又遭國民黨軍隊開槍屠殺，死百餘人，傷無數。接著蔣又封閉上海總工會和其他革命團體，捕殺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僅三日內，即有三百多人被殺，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蹤。
連鎖反應
1927年4月15日，廣州的國民.黨反動派也發動反革命政變。當日捕去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2000多人，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優秀的共產.黨員肖楚女、熊雄、李啟漢等被害。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等省也以“清黨”名義，對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進行大屠殺。奉系軍閥也在北京捕殺共產.黨員。4月28日，李大釗和其他19名革命者從容就義。
影響
“四一二”政變，使中國大革命受到嚴重的摧殘，標誌著大革命的部分失敗，是大革命從勝利走向失敗的轉折點。同時也宣告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失敗。
經驗
蔣介石在他所控制的地方實行“清黨”，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帝國主義和地主買辦階級利益的“國民政府”。“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雖然使大革命遭到失敗，但通過這場革命，共產黨在民眾中的影響迅速擴大，黨經歷了深刻的鍛鍊和嚴峻的考驗，初步積累了反正兩方面的經驗，為領導中國人民把鬥爭推向新的更高的階段準備了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