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內容
單名（uninomen）是根據單名法，由一個詞構成的屬級及屬級以上分類單元的名稱。國際命名法規對動物、植物科級名稱和植物目級名稱的詞屬有明確的規定，必須遵守，如動物科名詞尾為-idae，植物科名詞尾為-aceae，植物目名詞尾為-ales。植物門級、綱級名稱也有一些規定，但並非強制性的。故有些單名根據詞尾變化可判別其分類等級。
單名取名歷史
整個的東漢、三國這300多年間的人名，幾乎全是一個字，雙字名是極少極少的.三國時的曹魏政權，曹操、曹丕、曹叡、曹芳、曹髦、曹奐都是單名；蜀漢政權，劉備、劉禪也是單名；東吳政權孫權、孫亮、孫休、孫和、孫皓也全是單名。至於大家熟知的三國人物如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孫堅、孫策、周瑜、魯肅、黃忠、馬超、袁紹、袁術、呂布、王佐、蔣乾、夏侯淳、黃蓋、陸遜、許褚、張遼、孟獲、馬稷、姜維、司馬懿、司馬昭、鄧艾、華陀等，無一不是單名。“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禹、應瑒、劉楨與“竹林七賢”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鹹、王戎、劉伶，亦全系單名。間或也有採用二字名的，但甚罕見。或為隱逸，如龐德公、鄧盧敘等；或為藝人，如東方安世等；或為乳名不改，如劉盆子、鄭小同等；或單稱其字，如黃承彥、苟巨伯之屬。
問題出在王莽身上。西漢末年，王莽篡奪了政權。為了鞏固統治，他撿起了董仲舒的“神學目的論”，大搞迷信，大搞復古，以此為核心，還推行了一系列所謂的“新政”，從土地制度到用人制度，從貨幣到地名，無孔不入，也涉及到了人名。
王莽這個人對“名”特別重視，他一上台，就鬧起了一股改名風。首先把中央各級官名改了，然後王莽打著“奉天命”的旗號，雷厲風行地復古改制，認為“秦以前復名蓋寡，遂禁復名”，並直接下詔對單名、復名進行褒貶。
《漢書·王莽傳》中有這樣的記載：王莽的長孫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爺爺和爹爹，這個王宗是可以當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上讓人畫出了畫像，還刻了銅印三枚，與其舅舅合謀，準備搶班奪權。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了。雖然是親孫子，但這事也不能輕饒，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殺了。雖然人死了，但“政治權力”也要剝奪，王莽下了這樣一道命令：“宗本名會宗，以製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門道的。“製作”就是法令，王宗本來名是兩個字，叫“王會宗”，是依法令後改成的“王宗”，現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還叫原來的“王會宗”。從王莽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個問題：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數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孫子的名都是兩個字。二、王莽上台後，曾經下過“去二名”的“製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規定不準用雙字名。三、人犯罪後，恢復二字名，以示處罰。
《漢書·王莽傳》又有：“匈奴單于，順製作，去二名”之語，意思是說，匈奴單于依順王朝的法令，去掉二字名中的一個字。可見，當時不但有禁止使用雙字名的法令，而且還影響到了匈奴。
由於王莽的法令，從那時起，人們漸漸養成了使用單字名的習慣，後來雖然王莽說話不算了，卻一直也沒有改過來，竟然成為風氣，認為用兩個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如果是現在，人人全是單字名，那麻煩可就大了，因為單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但是當時人口並不是很多，人的活動範圍、交際半徑也有限，單字名並沒有對社會造成太大的不良影響。因此，單字現象得以沿續，一直到三國時代。
三國時的人名，告訴我們，人名有極強的階段性，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命名特點。知道了這些，有的人一看名，他是什麼時代的，也就能估摸個差不多。
東漢、三國、西晉三百餘年間之所以盛行單名，究其根源，乃是一種文化傳承現象。
中國人的姓名符號形式，從周、秦以來，一直是以單名為主，崇尚單名已成一種社會潛意識。周秦時代雖崇尚單名，但並不禁止二名，更無譏諷二名的道理。對此，我們已在上文所述堯、舜、禹及夏、商、周帝王中多有二名，即已可證。由於數千年的習俗使然，取單名之俗自然會代代傳承下來，而不可能會在某一天早晨突然發生改變。所以，拙見以為西漢以降的三百餘年間盛行單名，只不過是繼承前朝取名傳統而已，並非如蕭遙天氏所謂“單名之俗，出於王莽的倡導”。當然我們這樣說，也不是全盤否定王莽“禁二名”的作用。王莽頒布的“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對於長期實行單名習俗的中國姓名制度來說，乃是起了一種“雪上加霜”、“火上澆油”的作用，使其原先崇尚單名的社會潛意識，又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同樣，《公羊傳》所謂“二名非禮也”、“《春秋》譏二名”的說法，儘管證據不足，但由於該書在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環境裡，影響較廣（董仲舒就是治公羊學的），所以也會對崇尚單名的社會潛意識產生影響。
綜上所述，由於周秦西漢幾千年間，崇尚單名的取名習俗，在東漢以後仍被承襲繼續了下來，並進一步得到了發展，再加上王莽“二名之禁”與《公羊傳》“二名非禮”對社會潛意識的影響作用，這才造成了東漢以後三百餘年間盛行單名的社會風氣。當然這一見解，是否合乎歷史本相，見仁見智，尚冀大雅君子有以教之。
“司母戊鼎”是我國最著名的青銅器，其中的“戊”就是商代的一個人名。商周兩代人好用天干、地支作為人名。商湯王之後的商王有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等等。輔佐周文王的傅丁，及後來的庖丁，秦國名將白乙丙，也以天干、地支為名。天干、地支，其實就是現在的數字，跟一二三四一個意思。
春秋戰國人，姓名中間常加一個“不”字，如任不齊、韓不信、申不害、陳不古、呂不韋、蕭不疑等，這個習慣一直沿續到東漢，那時更有直不疑、高不識、公上不害等。這裡的“不”只是發聲詞，並沒有實在意義。春秋時還有個習慣，有姓名之間加“之”，如介之推、燭之武、孟之反。春秋戰國之前，取名很隨意，常常是指物為名，孔丘、顏回、孔鯉、司馬牛、李耳、墨翟，這些名都是出生那一刻，大人見到了什麼，就以什麼取名。
漢代人名非常重視排行字，名或字中常有“孟”、“伯”、“仲”、“季”、“叔”、“元”、“長”、“次”等字。漢代人的字中還多用“子”，如，司馬遷字子長，蘇武字子卿，趙雲字子龍，韓安國字子長。
魏晉南北朝時佛教在我國興盛起來。人名也受到佛教的影響。呂叔湘先生在《南北朝人名與佛教》一文中論及，時人以瞿曇、悉達、菩提、菩薩、羅漢、彌陀等佛教人名或術語直接用於人名的就達36種之多，而用與佛教有關的一個字如“佛、僧、曇、法、道”等同其他字配合成名的，就更是多了。《南北史表》載，當時，“僧”字在命名上的流行，僅次於“之”字。這時候，字常是名加一個字組成的，如，謝安字安石，楊秉字秉節，范宣字宣子，顏延之字延年，侯景字萬景。名中帶“之”也是這個時期的特點，如，王羲之、王獻之、祖沖之、裴松之、顧愷之、劉牢之。
魏晉南北朝還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北方十六國絕大多數為少數民族所建。北魏時，鮮卑族的孝文帝拓跋曾下令鮮卑人改漢姓，並首先將自己的姓“拓跋”改為“元”。一共有144個鮮卑姓改為漢姓。改賀葛為葛，是類為高，去斤為艾，屈突為屈，獨孤渾為杜等。鮮卑人宇文覺建立北周后，又令所有改為漢姓的鮮卑人恢復原姓，並以鮮卑姓賜漢族功臣。於是，出現了一批新姓，如長孫、宇文、徒河、普六如、大野等。
唐代人名更多地承接了南北朝的習慣用法，自身的突出特點是喜歡用排行稱呼，在唐詩標題中就能見到：元二、衛八處士、張十八員外、劉十九、丘二十二員外，公孫大娘、黃四娘。因古人是大家族一起排行，就有了“李二十五”、“趙三十二”。唐代人名中“己”、“予”、“彥”，也比以前多了起來。
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興盛時期，異族外邦爭相來朝。如李白之父來自西域，安祿山、史思明都是胡人，但他們全用的是漢族姓。許多外族人姓了“李”，有的是自己想沾皇帝的光，有的是皇帝賜給的。
唐人和宋人不但喜愛用排行稱呼，民間取名也常用數字，如一個人名“四六”，原來是出生時，父親24歲，母親22歲，加在一起是46。如果娘23，爹25，生下孩子就叫“四八”。從宋代開始，雙字超過了單字名，以後雙字名越來越多。
遼、金、元是少數民族政權，這是我國命名史上的一段特殊時期。一是，名中多用“哥”、“奴”等字；二是許多人有兩種語言的名，如，遼太祖，一名阿骨打，又有漢名；金代的兀朮，又名宗弼；金世宗名哈喇，又名。同時，也有一些漢族人取了少數民族名。
現代用字
現代人名時代特徵更為明顯。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與山西大學利用計算機對全國7個地區的人名用字作了統計，女性人名用字頻率最高的四個字分別是：
北京淑、秀、英、玉
上海英、華、芳、明
遼寧玉、桂、英、華
陝西英、芳、秀、玉
四川華、秀、英、明
廣東亞、英、華、明
福建麗、秀、華、明
新中國之前使用頻率最高的六個字是：英、秀、玉、珍、華、蘭，而1949年到“文革”則是：華、英、玉、明、秀、國。“文革”中是：紅、華、軍、文、英、明，“文革”後卻成了：華、麗、春、小、燕、紅。
從人名用字的變化，完全可以看出社會的變革及人們思想意識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