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華
啟爾德（Omar L. Kilborn），來自加拿大。在英國金斯頓王后大學獲得醫學博士的學位後，他向加拿大衛斯理會寫信，自願作為一名醫學傳教士前往中國。與啟爾德同行的，還有他的妻子詹妮·福勒，牧師赫斐秋（Virgil. C. Hart）夫婦，傳教士何忠義（Hartwell. G. E）夫婦等，總計9人。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前往四川開拓華西教區。在上海登上蒸汽小輪，在宜昌換乘木船，經過數月艱苦行程而終於抵達成都的啟爾德絕不會想到——僅兩個月後，他就會跟新婚妻子訣別；更不會想到，他一家三代將把總計72年的時間和心血，奉獻給這個國家的醫療和高等教育。
醫院開業
啟爾德一行初至成都，在玉沙街找了一幢民房落腳，隨即決定從創辦醫院著手，以擴大教會的影響。其實，這也是新教在海外傳教的重要策略。新教差會非常注重在大城市興辦學校、醫院、出版書局和慈善機構，中國第一所西式醫院和第一所西式學校，都是新教傳教士創辦的。
工作正頭緒萬端地展開之際，詹妮卻染上了霍亂。由於缺少藥物，身為醫學博士的啟爾德也束手無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妻子離去。悲痛萬分的他，把全副精力都放在了醫院的籌建上。
1892年，啟爾德的醫院建在成都東門的四聖祠街（今四聖祠北街），命名為“福音醫院”。除此之外，他們還在四聖祠街買下一片菜地，用於修建禮拜堂。醫院建立之初，啟爾德除了擔任院長，還身兼醫生、護士、護工等多職。然而，即使這樣，醫院內的工作仍談不上忙碌。因為當時中國人對西醫的認識很少，來就診的人不多，啟爾德的工作重點是走出醫院盡力擴大影響，讓人們了解西醫，接受西醫。
福音醫院是四川地區第一家西式醫院。隨著時間推移，逐漸有少量信基督教的中國人來此看病，見識到了西醫的神奇療效。福音醫院開始有了些口碑，啟爾德也迎來了生命中的另一個同行者——啟希賢 （ Retta G. kilborn )。
啟希賢也是加拿大人，在當時女性很難被允許學醫的情況下，她獲得了醫學博士、外科碩士和化學碩士等學位。1893年，她以醫學教友志願隊隊員的身份來四川創建女會和婦孺醫院。相同的信念讓他們在成都結成了夫妻。
啟希賢，本名雷塔·吉福德，正如啟爾德本名基爾伯恩，“啟”是他們二人共同的“中國姓”。福音醫院建成之後，啟爾德並不是完全待在成都，而是時常外出行醫傳教，榮縣、嘉定（今樂山）、自流井（今自貢）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啟希賢嫁給啟爾德之後，也經常陪他外出診治和手術。
啟爾德與成都教案
1895年4月7日，啟爾德和啟希賢的長子啟真道在嘉定出生。5月28日，他倆剛抱著兒子返回成都，就碰上了一件大事。這天正是端午節，在臨近四聖祠街的東較場，數百人聚集著在“打李子”。這是舊時成都民俗，一人拿一包李子對打，有時甚至會出現幾萬人在城牆上對打的壯觀場景。然而，在一片嬉笑歡樂之中，卻有謠言在滋生。有人說，看見外國人把中國小孩子拐進了教堂——那個年代，洋人取小孩肝子、眼珠熬制西藥這類謠言其實是經常發生的。
流言不脛而走，到傍晚，激憤的人群已經來到四聖祠街包圍了教堂、福音醫院和啟爾德等傳教士的住處，試圖破門而入，救出小孩。啟爾德感覺受到威脅，便持槍出門對空鳴放，大禍就此鑄成。儘管啟爾德等帶著妻兒逃了出去，但他們的住房、醫院和四聖祠禮拜堂被悉盡搗毀。第二天，位於陝西街的教堂被焚燒，風波波及十餘州縣，總計七十多座教堂被毀，這就是著名的“成都教案”。
到了年末，待教案漸息，啟爾德攜家人從上海返回成都後，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在原址上重建福音醫院。重建醫院，而且是在原址上，他要面對的不僅是心理上的創傷，還有很大的風險。畢竟，教案導致中國人有6名參與者被處斬，17人被從軍流放，今後還會發生什麼遷怒於教堂和醫院的事情很難預測。但是，啟爾德真就這么做了。與此同時，啟希賢也在附近的新巷子裡，建起了四川第一座女子醫院——仁濟女醫院，以適應這個封閉國家“男女授受不親”的習俗。
1902年，四川紅燈教女首領“廖觀音”起事，四聖祠禮拜堂再度被毀。1905年，教會獲得清政府1500兩黃金的賠款，這筆錢被用來修建了一幢四層樓的醫院，即1907年竣工的四川紅十字福音醫院。新醫院擁有病床120張，醫師11人，開設內科、外科和花柳科。
到1910年，兩所醫院一年的門診量合計6357人。除了成都本地人，在當年交通極其不便的情況下，還有郫縣、大邑及資中一帶的病人慕名而來。醫院採用收取富人診費以補貼窮人的辦法，對窮苦人“治疾不收半文，且資助錢糧”。
1914年，華西協合大學成立醫科後，醫院成為學生臨床教學和實習的基地。1914年，醫院更名為仁濟醫院。這所當時四川最好的醫院，也就是今天成都市第二人民醫院的前身。
仁愛濟民
啟爾德的努力見到了成效，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懂西醫的醫生和護士遠遠不能滿足需求，於是他希望創辦醫學教育，通過“複製護士和醫學傳道士”，來解決缺乏人才的困境。
各方面的條件都在成熟。在中國實行了上千年的科舉制度，已於1905年廢除，清政府開始推行“辦學校”的新政；而到達四川的外僑也在不斷增多，他們先後建立了不少中國小，為創辦醫學教育進行了生源上的準備。在基督教差會的主持下，華西協合大學於1910年3月11日正式開課，積極參與籌建事宜的啟爾德，成為學校董事會的第一任主席。華大的醫科於1914年建立後，啟爾德又登上講台，親執教鞭，講授生理學、眼科和化學等課程。同年，仁濟醫院護士學校也成立了，不過，當年只招收男生，次年才開始招收女生。
除了成都四聖祠仁濟醫院，啟爾德還在四川境內嘉定等多地創辦了仁濟醫院。到1922年，全川境內的仁濟醫院就達到了11家。
啟爾德也是中國紅十字會四川分會的發起者之一。1911年四川戰事不斷，“保路運動”和“辛亥革命”相繼爆發，清兵和政府軍的傷亡都非常慘重。啟爾德以紅十字會的名義，親率醫療隊奔赴火線，設立臨時醫療點救治傷員。他赤著腳，穿著草鞋，冒雨行走在泥濘的戰場上。他本著人道主義之精神，不管傷者是清軍或是革命軍，皆全力救護。數月時間裡，啟爾德以其精湛的醫術和仁愛之心救人無數。
啟爾德夫婦創下的仁濟男女醫院，“仁濟”二字是加拿大基督教英美會對教義Love（愛）和Mercy（同情憐憫）的中文概括，也暗合中國儒家仁愛濟民的思想。而啟爾德一生的作為，正是對這兩個字的最好闡釋，就如美國人Rev. James M對他的評價：“他是一位偉大的醫生，他離開設備好的醫院去為普普通通的士兵服務 ，而在當時士兵是不受人重視的。中國人都說他真正是一個完人，從未見過具有如此仁愛之心和人道主義精神的人。”
逝世
1919年，啟爾德回到加拿大休假，卻因染肺炎而不幸病故。訊息傳到成都後，受他惠澤甚多的成都人，在祭祀孔子的文廟舉辦了中國傳統的祭奠儀式，以中國人的方式表達了對這位基督徒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