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概述
啟東事件由於該事件與7月初在四川省什邡市發生的什邡事件的時間較近，且兩者在政府、特別是警方對待民眾的態度方面存在較大差異，中國大陸媒體在評論此事件時經常進行對比或綜合評論。
事件起因
日本王子造紙在南通設立了造紙廠，但有大量污水需要排放，於是決定將排污工程管道在啟東附近入海，計畫建造一條110公里長的排污管道，將南通、海門、啟東沿線所有污水處理後，統一排放，設計能力是每天60萬噸，後來降低到每天15萬噸，是為“南通排海工程”。
江蘇啟東市數萬民眾舉行示威，示威者廣為散發《告全市人民書》，呼籲啟東人站出來，抵制王子造紙廠“將有毒廢水排放到啟東附近海域”，號召舉行“保衛家園”行動。
事件經過
啟東事件2012年7月28日，由於擔心日本王子紙業集團準備在當地修建的排污設施會對當時民眾生活產生影響，數千名啟東市民於清晨在市政府門前廣場及附近道路集結示威，散發《告全市人民書》，並衝進市政府大樓，並從市政府中搜出了許多名貴菸酒等物品，並在警察到來之前將這些物證陳列在政府辦公樓前。武警於上午9時許抵達現場，但只是維持現場秩序，並未採取以往群體性事件中發生的強制驅散等強制性措施。在民眾示威過程中，出現了民眾掀翻汽車、搗毀市政府辦公電腦等暴力行為，而警方保持了相當程度的克制。
在衝突過程中，啟東市市委書記孫建華遭到民眾扒光上衣，市長徐峰被強行套上抵制王子造紙的宣傳衣，但啟東市領導並未下令警方採取進一步強制措施。
中午過後，警方的處理態度開始有一定的變化，開始抓捕一些過激分子，在此過程中，有少量民眾受傷。日本媒體《朝日新聞》稱，該報上海分局局長奧寺淳28日赴啟東採訪拍照時“遭十幾名警察的暴行，頭部被踢，並被沒收了照相機和記者證”，並向中國提出抗議。
啟東事件當天下午，衝進政府大院的上千民眾全員撤出，之後當地警方封鎖周邊道路，抗議活動基本平息。有維權網站報導，來自無錫、蘇州、常州、揚州的特警和武警部隊也於當天午後陸續抵達啟東封鎖道路。下午有一段時間，整個網路都被禁止，市民無法上網。
由於缺乏官方數據，該事件的示威人數並沒有一個準確的數據，據媒體估計，有超過20000人參加，也有的媒體估計有超過30000人，遊行示威人群加上集會人群將近10萬人。
事件結果
當天上午，政府妥協。並且江蘇省南通市人民政府新聞發言人授權發布：南通市人民政府決定，永遠取消有關王子製紙排海工程項目。與此同時，市長在政府的官方網站上發布一個名為“啟東市發布致全體市民的一封信”的視頻，這個視頻聲明了政府的態度，即應市民的要求，這個項目暫時不會啟動，並要市民注意身體，不要再舉行示威遊行的活動。這個視頻被轉載至諸多視頻網站和社交網站。
輿情點評
啟東事件從2007年的廈門PX項目事件到2011年的大連PX項目事件，再到四川什邡事件和啟東事件，因環保問題引發的群體事件有頻發之勢。從民眾的情緒來看，最初，廈門、大連民眾理性、和平地“散步”以示抗議，慢慢地開始升級為什邡的“警民衝突”及啟東的市民衝擊市政大樓，民眾情緒由平緩趨向激進，隨著微博等互動平台的快速推廣和使用，政府所面對的輿論壓力及現實壓力也越來越大。
啟東市民抗議王子製紙排海工程項目一事並非始於2012年7月25日，從媒體的報導來看，在2012年6月9日，當地市民有過一次自發的、小規模的和平示威遊行，但當地政府並未充分重視，直至7月28日釀成大的示威遊行。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民眾的利益訴求往往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在政府冷漠民意之後，反而可能會出現更大的民意反彈。
從輿情應對的角度來看，啟東市常務副市長在26日發表視頻講話，以較低的姿態與民眾溝通，是政府傾聽民意的一種表現，但是對民意的有效理解和執行則是政府需要面對的另一個問題。啟東事件中，民意的呼聲是“排海工程危害當地人健康，希望永久取消該工程”，而政府卻以“暫停建設”進行回應，顯然未能有效回應民眾利益要求。28日，南通市政府作出決定，永久取消排海工程項目，從而使得民眾情緒得以平緩，當地政府的輿論危機也基本平息。可以看出在解決類似事件中，針對民眾的核心利益訴求進行回應則能快速有效地化解危機。
在此次啟東事件中，我們看到了民眾在此過程中的“暴力性”加劇，使得該事件從事發伊始即出現失控，所以從這點上看，以微博為主流套用的網際網路媒體應該意識到傳播偏向帶來的輿論壓力。同樣，該事件也引發了“群體性事件2.0”的思考，相比以前群體性事件的組織性，2012年的輿論事件中已經展現出了“無組織、無領袖、無經驗”的趨勢，使得政府在面對群體性事件時失去對話的對象，“有效溝通”缺位。最後，啟東的地方官員也應該意識到啟東事件的醞釀與爆發背後存在利益分配之爭，“工廠在南通，排污在啟東”這樣的網路質疑也得到了網民的大量支持，說明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過程中，要充分意識到聽取民意、科學調研的重要性。
未被秋後算賬
江蘇啟東7-28事件2012年7月28日上午，江蘇省啟東市民因抵制一家造紙廠將污水排放至本地，紛紛走上街頭抗議。市民打出 反對橫幅，市政府附近水泄不通。市長被強迫套上抵制項目的T恤，市委書記因不肯穿宣傳衣被扒光衣服。當天中午，市政府正式決定：永久取消該項目。
事件不久前的7月1日，什邡爆發反對鉬銅項目的群體性事件，因當地政府強勢鎮壓，導致嚴重警民衝突，多人受傷。
在“啟東事件”中，市政府表現出的理性和克制為公眾所肯定。為何“啟東事件”能和平解決？“啟東經驗”能否在今後的同類事件中被複製？
檔案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8月30日對環境保護法修正案草案進行分組審議。謝克昌委員認為，我國環保形勢依然嚴峻，從對二甲苯項目事件到四川什邡鉬銅項目，再到江蘇啟東排海工程事件等說明，當民眾利益表達的渠道不暢、民眾的正確意見難以發揮應有作用時，環境影響評價法中“國家鼓勵有關單位、專家和公眾以適當的方式參與環評”等規定也難以取得實效。
民間理性反對
作為啟東“7·28事件”的主要發起人之一，袁志勇（化名）曾一度草木皆兵。
7月28日當天，兩名居委會工作人員緊緊跟著他，從上班到回家形影不離，其他志願者也被“盯”得牢牢的，這讓他精神緊張。
“等這個事情過去了，大家都不記得這個事了，會不會對我們秋後算賬啊？”他曾擔憂地對記者說。事件逐漸平息後，他又因女兒遲遲沒有收到錄取通知書而焦慮，懷疑是不是政府開始打擊報復。
事實證明，他的擔心是多餘的。事件發生後，當地政府只是派人找到幾名主要發起人簡單了解情況，“問我為什麼反對，為什麼要申請遊行，沒什麼特別的”。問話過後，這半年來袁志勇的生活一直風平浪靜，“就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現在仍然關著的十六人是當時‘打砸搶’的人，大多是外地人，目前已移交法院，規規矩矩參與遊行的市民都沒有事。”袁志勇對政府的處理方式表示認可。
袁志勇感慨，事件發展到後來已違背了他們這些發起人的初衷。摻雜在遊行人群中的少數人衝擊市政府、掃蕩辦公室、扒光領導衣服，都是他們事先沒有想到的。“我們一直在強調要理性、理性、理性。”
現在看來，啟東市民無疑是成功的。袁志勇認為，成功經驗在於志願者們在反對過程中足夠理性，“程式做得到位”。
啟東的市民們在網上形成一個三百多人的“志願者團隊”，群達到九個之多，涵蓋大學生、漁民、養殖戶、政府工作人員、教師、企業員工等群體。“我們一直堅持走合法道路，沒有違法行為發生。”袁志勇說。
從2009年開始，一些熱心的志願者開始進行“線下活動”，自發地利用業餘時間到沿海漁民家，挨家挨戶地講解污染的危害，散發傳單，宣傳費用都是網友們你5塊我10塊地募捐而來。
從2010年開始，稍微懂得法律的志願者屢次向政府部門申請工程信息公開，雖然每次都是碎片化的一點點信息，但數次下來手中積累的資料越來越多。
他們還根據申請到的信息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被拒絕立案後，再申請信息公開，再立案，再被拒，再申請……如此屢敗屢戰，兩年來僅行政訴訟就已有三次之多。
被部門“踢皮球”是常有的事，但這群志願者卻從未放棄。總是這個人失敗了泄氣了，另一個人又接過接力棒繼續往下走。“我們之間都是在網上交流，現實中誰也不認識誰，但大家都很團結。”
“所以，成功的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們持之以恆。”袁志勇本人參加到志願者中已三年，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他的家中堆滿了有關該項目的資料，甚至自己掏錢購置了一台印表機。
七年內部質疑
經過志願者的廣泛宣傳，在當地反對該項目的觀念實際上已深入人心。
“我們啟東人看上去好像很懶散，實際上對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務還是很關心。”在7月28日晚記者趕到現場時，甚至很多負責“維穩”的警察在笑著跟圍在市政府門口的市民聊天，他們聽著市民對項目的怒罵，時不時點頭。
啟東人成功的經驗還有一條——來自官方機構內部的反對。在社會各階層普遍反對的背景下，“7·28事件”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政府內部的反對聲從2005年起就出現，前市委書記謝丕岳幾乎每年都在“新春茶話會”上提這個問題，也有重要老幹部曾從組織渠道寫材料向上反映，但總沒什麼結果。
人大、政協也沒有閒著，2005年1月市“兩會”期間，就有39名人大代表提案反對項目上馬，政協委員也屢屢發聲。為讓代表、委員們能夠多表達抵制意見，在2010年“兩會”前，啟東志願者把已經寫好的提案挨家挨戶放在代表、委員家門口。但代表、委員們的提案雖引發了社會討論，卻沒能撼動決策。
從“排海工程”的發展態勢來看，雖然這些建議都沒有起到實質性的作用，但來自官方機構內部的反對聲，對促成事件和平解決無疑是一股極為重要的力量。
事件爆發前，在市民的“請願”要求下，南通市方面曾就“排海工程”舉行聽證會。聽證對象包括離退休老幹部、養殖戶、漁民、網友、市民五方代表七八十餘人——離退休老幹部群體一致質疑該工程。
市人大常委會前主任施仲元、前副市長周廣森等老幹部直接指出了該工程違反國家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施仲元認為，日本“王子”項目是日本已開發國家向開發中國家轉移的一個污染項目，“排海工程是以犧牲啟東漁業的代價，換取王子造紙的利益，明明有影響，為什麼要說沒有影響？”他還表示，“這不僅僅是我本人，說句老實話，在職的四套班子領導，也是這個想法。”
周廣森現按照市委的要求從事沿岸港口開發和研究工作，他系統地從專業角度駁斥了“達標水”排放無影響的說法。而曾經擔任過水產局長的老幹部，也從幾十年的實際工作經驗出發建議重新制定方案。
在“馬力全開”的龐大反對群體面前，該項目似一隻人人喊打的過街耗子，單憑上級決策，已無法使之生存。
經驗能否複製？
公眾關心的是，啟東成功了，那么它的經驗能否為其他地方所複製？答案是不確定的。
有當地人認為，之所以啟東政府如此輕易宣布放棄，是因為造紙廠本身在南通而不在啟東，只是把污染轉移給啟東，卻不為啟東創造稅收，“無利可圖”的上級指令本身就是脆弱的。但在其他地方，“項目”總是與“稅收”掛鈎，讓當地放棄的難度更大。
並且，沿海城市啟東，是有名的“建築之鄉”，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就向湖北、山西、上海等地大量輸出建築施工團隊，其後，啟東建築隊伍遍布全國。1984年，時任江蘇省省長顧秀蓮向全省建築行業發出“市學南通，縣學泰（興）啟（東）”的號召。
縱觀全國範圍，自2007年廈門人反“PX”項目始，五年內十起類似事件中絕大多數發生在廈門、廣州、上海、大連這樣的沿海城市，其共同特點是，當地人收入水平較高。而對於欠發達地區，如雲南陸良縣的化工廠鉻渣污染事故等，則難以形成當地社會成員合力，為生計所迫有些受害者只能選擇到化工廠打工，更談不上反對。
“啟東經驗”重要的一條，是長期內外合力，反對觀念深入人心。但在其他地方的污染項目中，很難有如此長的時間足以讓反對者充分準備，往往是反對聲還沒充分表達，項目就已經在開工建設，無法起到啟東這樣“潤物細無聲”的效果。
“後來反思，時間節點也是很重要的，在我們之前什邡剛剛發生惡性事件，當地政府飽受批評，公眾對環保的重視熱度未過；其次又在十八大之前。”袁志勇說，“如果不是有這個好時機，結果怎樣也很難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