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音
shang mi
商 密
春秋戰國古地名
春秋時期的宛邑不管轄商密春秋之際，趁東周王朝東遷衰落之際，位於丹淅之地“土不過同”的楚國，在楚武王熊通率領下開始了大規模的擴疆啟土，“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群蠻”。滅國後，將滅國貴族遷出，而把土地和人民收歸國有，建立起直屬楚王的縣邑。邑，“舍諸邊境，使衛藩焉”。縣邑是適應楚國擴疆啟土的需要而設立的，這種設立在邊境的縣邑，既是拱衛國境的軍事防線，又是楚國向外進攻的重鎮。“楚武王克權，使斗緡尹之”，這為楚國立縣之始。楚國率先實行了當時在中國堪稱最為先進的地緣組織管理體制。
公元前688年，楚文王熊貲繼承王位，第二年即借道於鄧滅了今宛城區境內的申國，建立申邑。史籍記載最早的申公是斗班，以後又有申公斗克、申公巫臣等。楚國地方城邑分為縣邑、封邑、一般城邑，申邑為縣邑，成為楚進攻北方的軍事重鎮。至遲在楚靈王時，改稱宛邑。春秋末戰國初“大縣稱令，小縣稱長”。文種治宛因是大邑方才稱宛令。辭海解釋：“令是百里侯，令稱‘百里才’”，“古時候縣轄地約百里。”宛邑也不例外。
楚滅息後，據河南大學李玉潔教授考證，接著在今淅川西南建立了商邑，子西曾為商公。這個商邑，當為古邑或商密。
由此看出，申邑和商邑同為楚之縣邑，宛代表宛城，商代表淅川，兩邑互不統屬。
爾後楚國又消滅了申邑周圍的一些諸侯國，所建的邑還有以下地方：
鄧邑。《左傳·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鄧在今鄧州至襄樊北一帶。
陽。杜預註：“陽，楚邑”。沈欽韓《地名補註》謂其地在河之陽。此邑當在宛邑西南一帶。
呂。《左傳·成公七年》記楚申公巫臣曰：“……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漢書·地理志》記：“呂在宛邑之西也。”
中。《左傳·昭公十三年》：“王奪斗韋龜中，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邑。”杜預註：“……中，邑名。”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謂其地在今南陽市。
豐。《左傳·哀公四年》：“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杜預註：“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邑。”其地在今西峽縣，靠近淅川境。
析。《左傳·昭公十八年》:“遷許於析。”可見析邑至少在公元前524年已建置。(前524年,當為楚平王五年，析離商邑最近，為何析、豐不管商，遠隔其它縣邑的“宛”倒管住了商密?)《史記·楚世家》、《越王勾踐世家》皆涉及楚及楚析邑。《括地誌·鄧州·內鄉縣》：“鄧州內鄉縣城本楚析邑……”其地在今內鄉至西峽縣一帶。
許。《左傳·昭公十八年》：“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白羽在今西峽縣東北0.5公里處。
繒。據江永《春秋地理考實》，其地在今方城縣。
東陽。《國語·楚語上》：“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韋昭註：“東陽，楚北邑。”其地在今鄧州市。
蓼。杜預註：“……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又《左傳·哀公十七年》：“……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可見滅蓼在春秋早期。其邑在今唐河縣南的湖陽。
春秋時，華夏各國尚未建郡。據《中國全史》介紹，郡的名稱第一次出現是在魯哀公二年，即公元前493年。晉趙鞅在鐵之戰前宣布賞格說：“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此時的縣大於郡，這與戰國時縣在郡下不同。況在此時，已是楚昭王時期，范蠡和文種在越為勾踐謀事，排除了宛是郡的可能。宛假若是郡，地盤愈小，淅川說更站不住腳。春秋時期，宛邑周圍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城邑，均屬楚王直接管轄，何來的三萬多平方公里？何來的東至息、西至析？這兩種說法同屬臆測。宛邑是個縣邑，東有蓼，北有繒，城西是呂邑，南為鄧邑，地盤恰似今宛城區所轄之地。同為縣邑，宛根本管不住商密的三戶，所以說宛人范蠡指的只能是宛城區。
三家分晉以後，進入了戰國時期，也是新興的封建制度逐漸代替舊的奴隸制度的時期。
戰國初期，楚國公子勢力進一步發展，他們在政治上掌握國家大權，在經濟上擁有世襲的封邑和家兵，具有強大的使國君震懾的力量。楚國較早的封君是《國語·楚語下》所提到的楚惠王時期的魯陽文子，他是楚王室的近宗子孫。接著在析邑封了析君，以後又封了陽城君、夜君、養君、集君、君、鄰君、鵝陵君、昌平君等，沒有記載的封君恐怕更多。楚國封君享有世襲的權力，並且驕縱奢淫，代表了楚國最腐朽勢力。楚國出現了“大臣太重，封君太眾，此則上逼主下虐民”的局面。既然楚惠王（前485——前432）時析邑有析君，證明宛邑還管轄不到淅川境內的商密。
楚悼王即位的第二年（前400年），三晉伐楚，楚接連戰敗。後厚賄秦國從中作合，才得以與晉講和。魏遷都大梁，楚受到魏的直接威脅。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楚悼王任用當了一年宛守的吳起變法。“均爵平祿”，“廢除無用”，“封土殖民”，獎勵耕戰，任賢使能。新法行之期年，楚悼王死去。楚國貴族大臣在靈堂上射殺吳起，變法失敗。
吳起當宛守時，仍為縣令。地盤仍在今宛城區一帶，管不住被稱為商於之地的今內鄉、淅川、西峽一帶。何以見得？有史書為證。
春秋時期，楚實行滅國為縣制度。由於縣邑力量的不斷發展和壯大，末年曾發生了兩次邊境縣公叛亂奪權的事件。一為陳、蔡公棄疾以陳、蔡之師弒楚靈王而即位；另一為白公勝發難以入郢都的事件。這兩次事件引起了楚國君的嚴重警惕。楚王開始削弱縣邑的力量，縮小縣邑的規模，並改變縣邑的性質，戰國以後，楚縣逐漸由軍事性質向行政性質轉變。但楚國邊邑的縣令是要負責軍事的。“秦、楚邊界的新城令，宛地的宛守，楚、梁邊界亦有楚令等。”（見《新序》卷四、《百科全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在書中，明確指出宛守也是一個縣令，宛只代表宛縣，不代表現今南陽的其它縣。做為縣令，楚王正削弱他的權力，他怎能管到淅川商於之地？由此得知，這個“宛”字在戰國時期仍與淅川無關。
戰國時期，楚縮小了縣邑的規模，在今南陽境內又設了一些邑。
宛仍為宛邑。見《楚國的城市與建築》一書中“戰國時期楚國地方城邑”一節。《括地誌》云：“故宛城位於今河南南陽縣。”
於。據《正義》引《括地誌》所記，其地在今西峽縣東南近內鄉處。也有學者認為在今淅川境內，即商密三戶亭一帶。
酈。據《正義》引《括地誌》所記，其地在今內鄉縣境內。
郇陽。《史記·蘇秦列傳》：“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北有陘塞、郇陽……’”。同書《張釋之馮唐列傳》張守節《正義》引《括地誌》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郇邑也。又《蘇秦傳》云：‘楚北有郇陽’，並謂此也”。其地在今鄧州市西，離商密最近。
穰。曾做過楚晚期別都。上限在戰國早中期，下限當在楚懷王十五年至二十二年，即秦武王在位期間（公元前314年至前307年）。另據《元和郡縣圖志·山南道·鄧州·穰縣》載：穰本楚別邑，“後屬韓，秦武王取之，封魏冉為侯。”《史記·秦本紀》：（秦昭襄王）“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為相。……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穰。”
介紹完宛周邊的城邑，再看看淅川境內的商密、商於是怎樣形成的？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秋，秦、晉伐。楚斗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戎商密。”杜預云：“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縣。商密，別邑，今南鄉丹水縣。《讀史方輿紀要》：“丹水城在南陽府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去丹水二百步，本古國，又為商密地。”
《世本·姓氏篇》曰：“，允姓國，昌意降居為侯。”又《竹書紀年》云：“昌意降居若水。”可知“若”與“”相通。昌意的部族早期在汝水流域活動，而後，經南陽盆地遷至丹淅一帶。約在西周中期，出現了上、下。上在今西峽丁河古城，下則在淅川寺灣一帶的商密。孔穎達《正義》認為“國名為，所都之邑名商密。”楚武王、文王時，上、下可能相繼被納入楚國勢力範圍。文王時設商邑，亦即商密。考古工作者在淅川縣西北的寺灣發現一座先秦古城，很可能就是商密，亦即下故都。
公元前635年（魯僖公二十五年），秦、晉聯軍伐，楚以申息之師戎商密，結果楚主帥為秦所俘，降秦。公元前622年（魯文公五年）初，叛楚即秦，後又貳於楚，秦人入取商密。從這兩次戰爭，可知到春秋中期，國成為秦、楚之間爭奪的對象，已是一個日益削弱的小國或縣邑。後南遷今湖北鍾祥漢水西岸。
南遷以後，商密和析邑一帶成了秦、楚等長期交戰的戰場。楚懷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秦、楚在丹陽擺開戰場，韓作為臣服國參加對楚作戰，這次戰役楚大敗，被斬首八萬于丹陽。《河南第六行政區疆域沿革考稿》曰：“古國，秦置丹水縣，因位丹水與淇河匯流處，故名。”“清光緒初淅川廳同知吳若得鼎於淅川，是都在淅川縣境。”“戰國時秦、楚丹陽之戰發生在此地。故治在今河南淅川縣寺灣鄉故城村（今名石家料村）”。此戰敗後，“張儀說楚絕齊，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謂以此矣！”。此時的“商”指陝西商縣（商洛），於指戰國時內鄉到淅川這一帶的於邑。彤良翰先生曰：“古於城在今淅川縣丹江水庫淹沒區的寺灣鄉一帶。”“所謂‘商於’之地六百里，系指從陝西商縣到河南淅川縣的‘於城’這一狹長地帶而言。”結果，楚受騙，懷王客死異鄉。
上述史料證實，戰國時“宛”仍管不到淅川。商於時屬秦時屬楚，戰亂不止，何時為何國尚需研究，更不能武斷地定為屬宛管轄。
史料記載，楚國以來沒有在境內正式設郡，統治者害怕的是大權旁落。楚國的郡往往是在戰爭緊急的情況下，聯縣為郡，即把幾個縣聯起來，組成郡一級臨時組織，以應付戰爭的需要。如秦楚邊界的新城為主郡；考烈王時黃歇聯淮北12縣為郡。今南陽境內，唯一是在今西峽、淅川境內臨時設郡，以抗秦兵。
《史記·楚世家》曰：“頃襄王橫元年，（公元前298年）……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頃襄王）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為郡，距秦。”由此看來，到戰國後期，“宛”仍然管不住商於。江旁十五邑為郡，當是臨時組成的聯郡，想來商密及三戶亭也在其中。這時淅川仍與“宛”無關係，江旁十五邑也不包括宛邑，至於秦昭王“初置南陽郡”後另當別論。
三戶城乃“昔漢祖入關，王陵起兵丹水以歸漢祖。此城疑陵所築也。”漢時所築的城對考證范蠡故里意義不大，略去不談。“丹水又逕丹水城西南，縣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師所戎之地，春秋之三戶矣。”杜預曰：縣北有三戶亭。
對於淅川三戶，筆者也肯定存在，也許就在寺灣鄉的高灣。所謂三戶，按李仁瑞先生的解釋是三戶或幾戶人家。《史記·項羽記》：“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集解：“王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是以亡秦也。’”又索引韋昭說，三戶是楚國的昭屈景三家大貴族。單純的三戶人家不能亡秦，楚三大戶的力量的確不可忽視。
昭、屈、景三大戶是何時形成的？在淅川設的三戶亭與范蠡有關嗎？還是從史料中找答案。
羋姓的楚國王族除“熊”氏國君以外，還有許多分支，如若敖氏、斗氏、成氏、氏。其中，屈、昭、景成為三大姓氏。屈氏，《通志·氏族三》云：“屈氏，羋姓，楚之公族也。莫敖屈暇食邑於屈，固以為是。”屈氏之族，根據《楚辭》王逸注的說法是：“楚武王子暇封采邑於屈，其後稱屈氏。”也有人說屈氏是楚熊渠長子伯庸之後裔。屈氏形成最遲在春秋初期，名人有屈完、屈丐等，屈原也是這一支系的人。
昭氏、景氏，《通志·氏族略》曰：“昭氏、景氏則以謚為族者也。”昭氏出自楚昭王。景氏是楚王族的後代，也有學者認為是楚簡王的後裔。
楚宣王時，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昭奚恤是鎮守邊關的大將。昭陽、昭睢、昭鼠都是統兵大將，有的直接參加了秦、楚丹陽大戰。景氏之族的景鯉、景舍、景翠、景缺皆是楚王信任的寵臣。另外，丹淅是楚族的發源地，若敖的墓據考證葬在古國，其後裔在丹淅的人很多。戰國中期，昭、屈、景三族因軍功而在楚國的勢力非常強大，在邊塞建一個“三戶亭”以示聲威是很正常的。直至漢高祖時期，為了防止各地豪強作亂，遷豪強，以實京師，大臣婁敬還上疏請求：“徒楚昭、屈、景且實關中。”可見其昭、屈、景三大戶在楚國的影響之大。
但是，當楚昭王以後才形成的淅川三戶，任何史書上均未記載屬宛，未記載為范蠡的故里，說明宛人范蠡不是淅川人。況昭王時的范蠡、文種皆在越國做了高官。從時間上看商於的“三戶”晚於宛邑的“三戶”。淅川三戶與宛邑三戶沒有任何瓜葛。更不能因淅川有三戶而否定宛城也有三戶。
東漢趙曄《吳越春秋》曰：“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戶人。”晉史學家虞預《會稽典錄》載范蠡“本楚宛三戶人”。唐代張守節亦謂“范蠡本宛三戶人。”北宋《太平寰宇記》鄧州人物載：“范蠡，楚宛三戶人。”又載：“范蠡祠，祠，即蠡之故宅也”。雍正年間纂修的《古今圖書集成》南陽府古蹟考載：“范蠡祠，在三公城側，即其故宅也。”《大清一統志》載：“三公城，在南陽縣東南。”范蠡廟，在南陽縣南三十里。《水經注》三公城側有范蠡祠。蠡，宛人。祠即宅也。古人所肯定的范蠡故里今人不能隨意否定。
周代，實行“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五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鄰設鄰長，里設里宰。一直到戰國，仍普遍實行鄉里制度，即在縣之下設鄉、里、聚或連、閭等基層組織。宛邑的三戶里，是鄉里制度的產物。它緊靠水旱碼頭，交通便利，土地肥沃，商業繁榮，住有幾十戶人家，稱為三戶里。范蠡出生和生長在這裡，二十歲時由宛令文種訪出，成就了一番大業，所以史書才稱其為宛人范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