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讓人憤怒的年代
現在的美國，幾乎是世界上對食品、
可是，一百多年前，美國聯邦政府對食品和藥物幾乎沒有任何監管，他們的安全狀況比當下的中國更讓人揪心：
利慾薰心的商人把苯甲酸鈉注入壞了的西紅柿中，防止它繼續腐爛，潑灑硫酸銅使蔬菜看起來更鮮嫩；肉類加工企業用硼砂除去爛火腿的臭味；而所謂的草莓醬是沒有一點果肉的蘋果皮加上葡萄糖製成的……
麵包商人為了節省麵粉，竟然在原料中加入粉筆末、塵土和融水石膏；還有人在紅糖里摻雜碾碎的虱子（表面看起來非常像紅糖）；至於罐裝火雞里沒有火雞，橄欖油實際上是棉籽油這類的欺詐行為，更是數不勝數。
1905年，記者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潛入芝加哥一家大型肉製品廠，與工人們一起工作了七周，看到的場景讓人震驚：“壞了的豬肉，被搓上蘇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鏟進香腸攪拌機；洗過手的水被配製成調料；工人們在肉上走來走去，隨地吐痰，播下成億的肺核細菌……”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城市化進程加速，大批農村人口湧入城市，鄉村集市上親眼見證食物生產過程的場景一去不返，為了賺取更高利潤，企業主們肆無忌憚在食品中添加各種添加劑和替代物。
一個能說明當時情況的事例是，1898年美西戰爭時期，美國政府組織騎兵隊奔赴古巴，結果，戰爭中沒有讓士兵倒下多少，而國內供應的變質肉罐頭，卻“成功”地讓數千名美國士兵病倒！
1899年，美國陸軍總司令邁爾斯將軍（General Nelson Appleton Miles）就此向聯邦政府提出抗議，聲稱這些牛肉罐頭比敵人的子彈殺死的士兵還多！
與食品安全失控相似，當時的藥品安全也讓現在的美國人尷尬。
比如，麗迪亞·平克漢姆（Lydia Pinkham）這個美國很有成就的醫藥專利所有人，聲稱她的植物合劑，可醫治從神經衰弱到子宮下垂的任何婦女疾病。但其實，她的蔬菜合劑20%是酒精，成千上萬個宣誓戒酒的女人，都在飲用。
還有一種稱為“Liquozone”的靈丹妙藥，其實99%是水，再加上一點硫酸增加氣味，卻聲稱可以治療37種疾病。
在麻薩諸塞州醫學會年會上，一位醫師說：我堅信，如果把今天我們使用的所有藥物全部倒入海里，那樣會對人類健康更有益，卻會把海中的魚統統害死。
這時，威利出現了，當時他的身份是，農業部化學局的首席科學家。
一個鬥士的執著努力
一百多年後，我們已把“威利”當成成功推動食品、藥品立法的先驅，但在當時，他工作的艱辛難與外人道。
“我推動純淨食品和藥品立法，被認為是古怪的人才從事的工作，很多人認為我缺乏基本的商業常識。”有時，威利會這樣向周圍的人小聲抱怨。
作為一名兼通藥學、醫學的專家，1844年出生的威利先後在印第安納醫學院、哈佛大學學習，後在普度大學任教，他很早就注意到罐裝食品為延長保存期，而加入各種化學添加劑，這對人體非常有害。
在1883年被邀請到農業部化學局擔任首席科學家以後，他開始向讓人憤怒的食品安全狀況開戰。在他的主持下，化學局出版了由八部分組成的“食品和食品摻假”報告，揭示出許多食物都普遍存在摻假問題。
在威利看來，美國經濟結構的變遷，促使了食品、藥品供給的轉型，他把那些所謂的秘方、藥膏、藥械中充滿了魚目混珠的情況，稱為“最卑劣與無恥的惡”。
在1902年擔任美國農業部化學局局長後，威利進一步行動，把一批有志於改革現行食品監管制度的志願者組織起來，將一些常見的添加劑，比如硼砂和苯甲酸納，注入到他們身上，看會產生什麼效果。
這些志願者被稱為“試毒小組” （Poison Squads）。
結果，證明那些添加劑對人體非常有害，可能會導致多種疾病。在確鑿的證據面前，威利希望通過嚴格的藥品立法，規定所有藥品都要在標籤上真實說明所含成分。
但是，當時的美國，奉自由放任為圭臬，認為憲法中的商業條款不允許聯邦政府去規制產品生產——在1879年1月20日到1906年6月30日，美國國會規制食品和藥品的動議有190次之多，但卻屢遭挫敗。
威利深感他所作的一切，猶如登山爬坡。他指出，或許，要用很多年的時間才能讓農業部化學局以及其他管制機構，去理解一部食品和藥品法的意義。
為獲得更大的政治影響力，他開始聯合聯邦婦女俱樂部的成員，並常常舉行各種演講，指出摻假食品的巨大危害。
此外，他還向意見領袖們提出建議，要控制各州之間藥品和食品的商業銷售，因為“我發現我們每天消費的食品充滿有害的細菌，以至於我都不敢去餐桌”。
在1905年至1906年間，威利在克林斯周刊上寫了十二篇文章，來揭露藥品摻假現象。此外，威利還去遊說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建議頒布一部法律“以管制州間貿易中的食品、飲料和藥品的摻假和偽造商標行為”。
而羅斯福總統也正為食品安全的事情發愁——一個略帶戲虐化的故事是，一天早餐，羅斯福總統看到記者厄普頓·辛克萊描寫肉製品污穢不堪的小說《叢林》（Jungle），讀到那些令人作嘔的段落，一下跳了起來——吐出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又把盤中剩下的香腸拋出了窗外！
一項法案的出台和修正
鑒於以威利以及“扒糞”記者們造成的強大社會輿論壓力，羅斯福總統命令勞動部部長Charles Neill和社會工作者James Bronson Reynolds，對肉類加工業進行徹底調查。調查結果讓人震驚，當報告公諸於世的時候，引發了更為強大的輿論風潮。
同時，在威利的影響和帶動下，美國醫學會也以自己的方式向國會施加壓力——它向每一個參議員提交了一份呼籲食品藥品立法的陳情書。
在1905年12月，羅斯福總統也向國會傳遞了一個重要信息：“我建議應該頒布這樣一部法律，對州際貿易中標籤不實的和摻假的食品、飲料和藥品予以規制。這樣一部法律將保護正當的生產和貿易活動，將保障消費者的健康和福祉。”
1906年6月30日，在失敗了100多次之後，威利參與最後一稿擬定的《純食品和藥品法》，在美國國會以63票對4票的壓倒性多數獲得通過。儘管法律中並沒有出現威利的名字，但他還是被認為是這部法律的真正作者。
這部法律，奠定了美國現代藥品法的雛形與骨架，直接催生了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同一天，《肉製品檢查法》（Meat Inspection Act）獲得通過。《紐約時報》歡呼：“民眾可以享受純淨食品和真正藥品的時代來臨了！”
然而，威利深知，這只是階段性勝利，因為，《純食品和藥品法》禁止食品摻假，但對藥品的管理卻僅限於標籤真實無誤——藥品可以宣傳它的療效有多么神奇，無論說法有多含混都行！
當威利麾下的化學局來執行法案的時候，還遇到了尷尬——他們起訴Cuforhedake Brane-Fude藥品，因為它的標籤有歧義，但是勝訴之後，700美元的罰款，很難與該公司從這個藥品中賺到的200萬美元相比！
在威利時期，農業部化學局人員從110人發展到146人，經費也從155000美元達到 963780美元，搬進了自己的大樓。但是，農業部內分別成立了食品和藥品檢查委員會（the Board of Food and Drug Inspection）和科學專家顧問仲裁委員會（the Referee Board of Consulting Scientific Experts），而且，化學局的很大一部分職權還被法院取消。
1912年，威利黯然辭職——“因為他的基本原則，純食品和藥品法已名存實亡，已無力懲罰貼假商標的製造商以及摻假食品。”
威利的離去，被人們惋惜地稱為“廚房裡的保護神沒了”，很多婦女哭了。
讓人欣慰的是，68歲的威利雖然離開了政府，但這位鬥士並沒有離開他為之奮鬥的食品安全事業，他去了《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雜誌，繼續自己的努力——利用媒體的影響力對政府進行監督。
在掌管這份雜誌19年的時間內，他和同仁一起對獨立地對肉、麵包、麵粉等進行檢測，並將結果公布在雜誌上，逐漸形成了雜誌富有責任的品牌形象——直至今天，《好管家》雜誌依然在消費者那裡留有美好印象。
就在去世前的前三年，威利還發表了菸草可能致癌的看法，並使《好管家》雜誌比“吸菸有害健康”這個說法早12年拒絕刊登香菸廣告。也是這一年，由農業部化學局重組而來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誕生。
1930年，86歲的威利逝世於華盛頓的家中，後被葬於阿靈頓國家公墓。在他死後20多年後，美國郵政局發行了以他的頭像為圖案的郵票來紀念他對《純食品和藥品法》的貢獻，不僅與此，美國多處建築也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