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華盛頓・威利

近來,因“三鹿奶粉事件”引發的食品安全問題,再一次撩撥起國人的神經,有網民戲稱:“中國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學掃盲”!

100多年前,大洋彼岸的美國,同樣是食品安全事故頻發、假藥橫行,但現在,他們幾乎被稱為世界上食品供應最安全的國度。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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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了Harvey Washington Wiley(下簡稱“威利”)這樣的人。

作為一名科學家,威利博士深知“科學濫用”之於食品的危害(一如三聚氰胺添入奶粉之中抑或飼料之中),在科學人文主義理想的驅使下,他不遺餘力促成了一系列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尤其是《純食品和藥品法》――這部法律的誕生,幾乎奠定了美國現代藥品法的雛形與骨架,直接催生了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FDA)。

不僅於此,威利還充分利用了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和行業協會的作用,向人們宣揚食品安全的重要性。他因此被譽為“純食品和藥品法之父”,人們稱讚他是“人叢中的一座高山,好鬥的一頭雄獅”!

在中國快速發展的當下,我們懷念威利,是懷念他對食品安全事業做出的貢獻,矢志不渝為公眾服務的勇氣,更是懷念他堅持科學人文主義理想的價值――因為,食品安全是個系統工程,威利的事例恰恰說明,單靠立法行不通,需要全社會更多熱心人人的參與,而根本上,這是一個社會人文意識覺醒的過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食品安全引發全民關注的今天,一個美國人的故事可能值得我們關注。

這個人,被譽為“人叢中的一座高山,好鬥的一頭雄獅”。是他,直接推動了美國食品和藥品的立法,因此被譽為“《純食品和藥品法》之父”。

這個人,逝世26年之後,美國政府特地發郵票來紀念他。

當然,直到現在,他一手創辦的美國官方分析化學師協會(AOAC International),依然以他的名字來頒布大獎。

很多美國人說,由於這個人的努力,他們的餐桌安全多了。

這個人他創立的機構,後來演變成為舉世聞名的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

他,叫Harvey W. Wiley(下簡稱“威利”),一個值得我們今天來紀念的人。

一個讓人憤怒的年代

現在的美國,幾乎是世界上對食品、藥品監管最為嚴格的國家,有著100多個分支機構的FDA,有幾千名科學家在為它工作,護衛著人們的餐桌和健康。

可是,一百多年前,美國聯邦政府對食品和藥物幾乎沒有任何監管,他們的安全狀況比當下的中國更讓人揪心:

利慾薰心的商人把苯甲酸鈉注入壞了的西紅柿中,防止它繼續腐爛,潑灑硫酸銅使蔬菜看起來更鮮嫩;肉類加工企業用硼砂除去爛火腿的臭味;而所謂的草莓醬是沒有一點果肉的蘋果皮加上葡萄糖製成的……

麵包商人為了節省麵粉,竟然在原料中加入粉筆末、塵土和融水石膏;還有人在紅糖里摻雜碾碎的虱子(表面看起來非常像紅糖);至於罐裝火雞里沒有火雞,橄欖油實際上是棉籽油這類的欺詐行為,更是數不勝數。

1905年,記者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潛入芝加哥一家大型肉製品廠,與工人們一起工作了七周,看到的場景讓人震驚:“壞了的豬肉,被搓上蘇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鏟進香腸攪拌機;洗過手的水被配製成調料;工人們在肉上走來走去,隨地吐痰,播下成億的肺核細菌……”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城市化進程加速,大批農村人口湧入城市,鄉村集市上親眼見證食物生產過程的場景一去不返,為了賺取更高利潤,企業主們肆無忌憚在食品中添加各種添加劑和替代物。

一個能說明當時情況的事例是,1898年美西戰爭時期,美國政府組織騎兵隊奔赴古巴,結果,戰爭中沒有讓士兵倒下多少,而國內供應的變質肉罐頭,卻“成功”地讓數千名美國士兵病倒!

1899年,美國陸軍總司令邁爾斯將軍(General Nelson Appleton Miles)就此向聯邦政府提出抗議,聲稱這些牛肉罐頭比敵人的子彈殺死的士兵還多!

與食品安全失控相似,當時的藥品安全也讓現在的美國人尷尬。

比如,麗迪亞・平克漢姆(Lydia Pinkham)這個美國很有成就的醫藥專利所有人,聲稱她的植物合劑,可醫治從神經衰弱到子宮下垂的任何婦女疾病。但其實,她的蔬菜合劑20%是酒精,成千上萬個宣誓戒酒的女人,都在飲用。

還有一種稱為“Liquozone”的靈丹妙藥,其實99%是水,再加上一點硫酸增加氣味,卻聲稱可以治療37種疾病。

在麻薩諸塞州醫學會年會上,一位醫師說:我堅信,如果把今天我們使用的所有藥物全部倒入海里,那樣會對人類健康更有益,卻會把海中的魚統統害死。

這時,威利出現了,當時他的身份是,農業部化學局的首席科學家。

一個鬥士的執著努力

一百多年後,我們已把“威利”當成成功推動食品、藥品立法的先驅,但在當時,他工作的艱辛難與外人道。

“我推動純淨食品和藥品立法,被認為是古怪的人才從事的工作,很多人認為我缺乏基本的商業常識。”有時,威利會這樣向周圍的人小聲抱怨。

作為一名兼通藥學、醫學的專家,1844年出生的威利先後在印第安納醫學院、哈佛大學學習,後在普度大學任教,他很早就注意到罐裝食品為延長保存期,而加入各種化學添加劑,這對人體非常有害。

在1883年被邀請到農業部化學局擔任首席科學家以後,他開始向讓人憤怒的食品安全狀況開戰。在他的主持下,化學局出版了由八部分組成的“食品和食品摻假”報告,揭示出許多食物都普遍存在摻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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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利看來,美國經濟結構的變遷,促使了食品、藥品供給的轉型,他把那些所謂的秘方、藥膏、藥械中充滿了魚目混珠的情況,稱為“最卑劣與無恥的惡”。

在1902年擔任美國農業部化學局局長後,威利進一步行動,把一批有志於改革現行食品監管制度的志願者組織起來,將一些常見的添加劑,比如硼砂和苯甲酸納,注入到他們身上,看會產生什麼效果。

這些志願者被稱為“試毒小組” (Poison Squads)。

結果,證明那些添加劑對人體非常有害,可能會導致多種疾病。在確鑿的證據面前,威利希望通過嚴格的藥品立法,規定所有藥品都要在標籤上真實說明所含成分。

但是,當時的美國,奉自由放任為圭臬,認為憲法中的商業條款不允許聯邦政府去規制產品生產――在1879年1月20日到1906年6月30日,美國國會規制食品和藥品的動議有190次之多,但卻屢遭挫敗。

威利深感他所作的一切,猶如登山爬坡。他指出,或許,要用很多年的時間才能讓農業部化學局以及其他管制機構,去理解一部食品和藥品法的意義。

為獲得更大的政治影響力,他開始聯合聯邦婦女俱樂部的成員,並常常舉行各種演講,指出摻假食品的巨大危害。

此外,他還向意見領袖們提出建議,要控制各州之間藥品和食品的商業銷售,因為“我發現我們每天消費的食品充滿有害的細菌,以至於我都不敢去餐桌”。

在1905年至1906年間,威利在克林斯周刊上寫了十二篇文章,來揭露藥品摻假現象。此外,威利還去遊說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建議頒布一部法律“以管制州間貿易中的食品、飲料和藥品的摻假和偽造商標行為”。

而羅斯福總統也正為食品安全的事情發愁――一個略帶戲虐化的故事是,一天早餐,羅斯福總統看到記者厄普頓•辛克萊描寫肉製品污穢不堪的小說《叢林》(Jungle),讀到那些令人作嘔的段落,一下跳了起來――吐出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又把盤中剩下的香腸拋出了窗外!

一項法案的出台和修正

鑒於以威利以及“扒糞”記者們造成的強大社會輿論壓力,羅斯福總統命令勞動部部長Charles Neill和社會工作者James Bronson Reynolds,對肉類加工業進行徹底調查。調查結果讓人震驚,當報告公諸於世的時候,引發了更為強大的輿論風潮。

同時,在威利的影響和帶動下,美國醫學會也以自己的方式向國會施加壓力――它向每一個參議員提交了一份呼籲食品藥品立法的陳情書。

在1905年12月,羅斯福總統也向國會傳遞了一個重要信息:“我建議應該頒布這樣一部法律,對州際貿易中標籤不實的和摻假的食品、飲料和藥品予以規制。這樣一部法律將保護正當的生產和貿易活動,將保障消費者的健康和福祉。”

1906年6月30日,在失敗了100多次之後,威利參與最後一稿擬定的《純食品和藥品法》,在美國國會以63票對4票的壓倒性多數獲得通過。儘管法律中並沒有出現威利的名字,但他還是被認為是這部法律的真正作者。

這部法律,奠定了美國現代藥品法的雛形與骨架,直接催生了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同一天,《肉製品檢查法》(Meat Inspection Act)獲得通過。《紐約時報》歡呼:“民眾可以享受純淨食品和真正藥品的時代來臨了!”

然而,威利深知,這只是階段性勝利,因為,《純食品和藥品法》禁止食品摻假,但對藥品的管理卻僅限於標籤真實無誤――藥品可以宣傳它的療效有多么神奇,無論說法有多含混都行!

當威利麾下的化學局來執行法案的時候,還遇到了尷尬――他們起訴Cuforhedake Brane-Fude藥品,因為它的標籤有歧義,但是勝訴之後,700美元的罰款,很難與該公司從這個藥品中賺到的200萬美元相比!

在威利時期,農業部化學局人員從110人發展到146人,經費也從155000美元達到 963780美元,搬進了自己的大樓。但是,農業部內分別成立了食品和藥品檢查委員會(the Board of Food and Drug Inspection)和科學專家顧問仲裁委員會(the Referee Board of Consulting Scientific Experts),而且,化學局的很大一部分職權還被法院取消。

1912年,威利黯然辭職――“因為他的基本原則,純食品和藥品法已名存實亡,已無力懲罰貼假商標的製造商以及摻假食品。”

威利的離去,被人們惋惜地稱為“廚房裡的保護神沒了”,很多婦女哭了。

讓人欣慰的是,68歲的威利雖然離開了政府,但這位鬥士並沒有離開他為之奮鬥的食品安全事業,他去了《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雜誌,繼續自己的努力――利用媒體的影響力對政府進行監督。

在掌管這份雜誌19年的時間內,他和同仁一起對獨立地對肉、麵包、麵粉等進行檢測,並將結果公布在雜誌上,逐漸形成了雜誌富有責任的品牌形象――直至今天,《好管家》雜誌依然在消費者那裡留有美好印象。

就在去世前的前三年,威利還發表了菸草可能致癌的看法,並使《好管家》雜誌比“吸菸有害健康”這個說法早12年拒絕刊登香菸廣告。也是這一年,由農業部化學局重組而來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誕生。

1930年,86歲的威利逝世於華盛頓的家中,後被葬於阿靈頓國家公墓。在他死後20多年後,美國郵政局發行了以他的頭像為圖案的郵票來紀念他對《純食品和藥品法》的貢獻,不僅與此,美國多處建築也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很多美國人說,提起食品安全問題,他們就會想起一個先驅者的名字――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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