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評錄

品評錄

對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的評價是一項重要的工作,也是一項艱難的工作。不同的人對不同的人和事有不同的看法,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胡繩的《品評錄》本著歷史的客觀的原則,對胡適、蔡元培、魯迅、田家英、周恩來、毛澤東等歷史人物作了品評。作者是這段歷史的親身經歷者,對所品評的人物有著更多的了解、接觸和思考,讀一讀本書可以對歷史人物有一種全新的認識。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作者胡繩
ISBN:10位[7538250093]13位[9787538250091]
出版社遼寧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8年
定價:¥13.50元

作者簡介

胡繩,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歷史學家,1918年1月11日出生於江蘇省蘇州市,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35年9月在上海參加革命,從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活動和抗日救亡運動。1985年至1998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還先後擔任過政務院出版總署黨組書記、人民出版社社長、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學習》雜誌社主編、中共中央馬列學院第一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紅旗》雜誌社副總編輯、中央馬列主義學院副院長等職。

目錄

自序
胡適
胡適論
什麼是世界文化的危機
新文化運動的根,枝葉和所需要的陽光
制憲不如散會
“理未易明”么
唯心主義是科學的敵人
蔡元培
爭民主的戰士永生
紀念蔡元培先生
李大釗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者——李大釗
瞿秋白
讀秋白遺文
對瞿秋白最好的紀念
魯迅
學習魯迅的文體
“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魯迅思想發展的道路
郭沫若
畢生奉獻於中國科學文化事業的人
鄒韜奮
韜奮先生的道路
鄒韜奮同志一生的工作和鬥爭
一個在人民中間的人
追求真理的堅強鬥士
追念鄒韜奮同志
一位革命知識分子的選擇
胡愈之
胡愈之同志的工作精神
侯外廬
懷念侯外廬同志
……

書摘

書摘
今年是偉大的科學家、文學家,卓越的革命活動家郭沫若同志誕生一百周年。郭沫若以他戰鬥的一生、勤奮的一生,在我國科學文化領域和社會革命實踐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在哲學社會科學的諸多領域,包括文學、藝術、哲學、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外國古典文藝和當代進步文藝的翻譯介紹等方面,均有重要建樹。從早年投身於新文化運動開始,郭沫若畢生的文學創作、學術研究和社會活動,都同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息息相關。他總是感應著時代脈搏的跳動,活躍在時代潮流的前沿。他是我國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他具有豐富歷史內容的一生,典型地標示了我國先進知識分子在中國現代史上所走過的道路。
郭沫若已經成為一位不朽的歷史人物,他對我國科學文化事業的貢獻將永遠為後人所銘記。他富有個性特色的思想文化活動至今仍然顯示著巨大的魅力,能夠給我們以許多有價值的啟示。
陳雲同志極重視學習哲學、學習思想方法。他常常教導周圍的同志要注意這方面的學習。他在一九五七年向商業部的領導同志們說:“學習理論,最要緊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對頭。因此,首先要學哲學,學習正確觀察問題的思想方法。如果對辯證唯物主義一竅不通,就總是要犯錯誤。你們都是有經驗的,問題在思想方法。因為思想方法不對頭,所以經驗提不高。”類似的話,在陳雲同志的文集中可以多處看到。
陳雲同志指出:“我們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唯物辯證法,也就是毛主席說的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早在一九四二年陳雲同志在延安養病的時候,曾仔細研究了毛主席的著作和文電,感到貫穿在裡面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實事求是。我們現在讀陳雲同志的著作,也會感到,他的著作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基本思想。他在處理任何問題的時候,總是把有關的各方面的事實弄清楚,並且把這些事實聯繫起來,進行充分的研究,然後才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就像他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開始實行改革開放這個關鍵時刻考慮經濟問題時所說:“我們要堅持實事求是,就是要根據現狀,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首先弄清事實,這是關鍵問題。”
馬克思主義者不僅要認識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不僅是要從現實生活中發現矛盾,看出問題,而且要善於解決矛盾,解決問題。黨的政策就是解決各方面的矛盾、各方面的問題的方針和方法。政策的正確與錯誤,當然關係重大。但陳雲同志認為,難在弄清情況,不在決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況,不難決定政策。所以,地的著作中反覆說明這樣的觀點:“我們應該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去弄清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來決定政策。”這裡所說的弄清情況,包括調查和了解情況,也包括研究情況。陳雲同志有時也說,“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研究情況”,並且說“所有正確的政策都是根據對實際情況的科學分析而來的”。從這一觀點出發,陳雲同志認為,“有的同志天天忙於決定這個,決定那個,很少調查研究實際情況,這種工作方法必須改變”。
陳雲同志說:“從實際出發的關鍵是,從片面的實際出發,還是從全面的實際出發。”一定要把實際看完全,把有關的各種情況弄清楚,這才真正算是從實際出發。要做到這樣是很不容易的。陳雲同志說:“我們犯錯誤,就是因為不根據客觀事實辦事。但犯錯誤的人並不都是沒有一點事實根據的,而是把片面當成了全面。”這句話雖然說來平易,但確實是總結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許多痛苦經驗而說出的。
周恩來同志的一生,是同黨的發展分不開的。可以說,在每一時期,他都是黨的核心領導人物之一。研究和學習周恩來同志的一生的奮鬥史,不能離開整個黨的歷史。可以從各方面去進行研究和學習。我這裡只談到一個方面,而這方面我認為是很重要的。
我在近幾年學習黨史中向自己提出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大黨在其發展歷史中為什麼沒有分裂?
中國共產黨從一九二一年成立以後,幾經錯誤和正確、失敗和勝利的曲折,有時還是錯誤路線統治全黨,造成巨大的損失、挫折,但是黨沒有分裂。在革命勝利以前,黨員大多數出身於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黨長期處於分散的農村環境,各個革命根據地獨立發展,以至形成所謂“山頭”,但是黨沒有分裂。
實際上,黨不止一次遇到過分裂的危機。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黨受到嚴重打擊,從渙散中重新振作起來。這時,陳獨秀、彭述之等人脫離黨,自行成立組織。這一幫被稱為托陳取消派的人成不了氣候,始終只有幾十、百把人,雖然一度成立統一的組織,但立即又分成幾派,互相爭吵。陳獨秀在建黨初期有很高的威望,並且多年間是黨中央的領導人,彭述之也曾是黨中央的重要人物,但他們分裂不了黨。長征期間,張國燾在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拉出大部隊,違抗中央北上方針,南下川康,擁兵自重,甚至公然另立中央,造成黨內嚴重的分裂危機。張國燾,從建黨時起,一直在黨內居於重要地位,但他分裂不了黨,只得取消自立的中央。他雖然心懷不滿,但在黨內徹底孤立了,最後隻身投入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懷抱。抗日戰爭初期,王明從蘇聯回國,自恃有共產國際的支持,以黨的領袖自居,妄圖控制在武漢的長江局,把它當成全黨的中心。這實際上是進行分裂黨的活動。他的右傾投降主義雖然局部地使黨的工作遭到許多損失,但他也分裂不了黨。在新中國成立後,他一個人跑到蘇聯去,寫些反黨的書直到死去。“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搶班奪權無望,又企圖到南方去另立中央,結果陰謀敗露,倉惶出逃。他搞分裂活動,只有極少數追隨者,終於敗亡。此外,在黨的歷史上,還有羅章龍的分裂活動也迅速失敗。黨遇到過這些分裂的危機,但始終沒有分裂。
這種情形表明,我們黨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總的說來,黨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歷史。“左”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儘管一時囂張,或者來頭很大,總是在實踐中證明是錯誤的。黨在成長的過程中,能夠不斷地清除那些混入黨內的異己分子、不可救藥者,純潔自己的隊伍。它能夠在黨內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錯誤。它不同於封建時代的單純農民起義,像太平天國那樣,內部鬧分裂,最終失敗。
黨通過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形成了一套對黨內犯錯誤的人的正確的辦法和政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雖然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風時才提出來的,但實際上從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開始已經這樣做了。
黨的歷史上曾有過錯誤路線統治全黨的時候。在這樣的時候,錯誤路線和正確路線形成尖銳的矛盾,但對這樣的矛盾也不是用分裂的辦法來解決,就是說,反對錯誤路線的同志仍然維護黨的統一團結,在黨內逐步來糾正錯誤。一九三一年六屆四中全會後幾年間,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教條主義統治全黨。王明等人進入中央領導機關,其實是不合法的(即違反黨章規定的),他所倚仗的只是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支持。“左”傾路線的執行,在軍事上、政治上、組織上都給黨造成了嚴重損失,直至導致“白區黨損失百分之百,蘇區損失百分之九十”。但黨仍然保持著團結,終於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開始克服“左”的錯誤。其所以如此,並不是因為在“左”傾路線統治下,黨的領導人中沒有人反對這種錯誤,不是因為黨內民眾通過實際生活沒有發生對這種錯誤懷疑和不滿的情緒。
不妨與蘇聯共產黨的歷史對比一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一九O三年召開第二次黨的代表大會,會上發生了以列寧為首的“多數派”(布爾什維克)和“少數派”(孟什維克)的原則分歧。會後,少數派逐步以非法手段控制了設在國外的黨中央機關和黨中央機關報。列寧公開揭發少數派的錯誤,指出由它控制的中央機構在政治和策略上背叛了黨。在無法取得黨內和解的情況下,擁護多數派的國內幾個地區舉行代表會議,選出了自己的常務局。常務局負責組成組織委員會,不通過背叛黨的國外中央機構而召開國內各委員會的代表大會,即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見《列寧全集》第二版第8卷,第106—107頁)。少數派反對這個大會,自行召集它的代表會議。這樣就在一九O五年形成了“兩個代表大會——兩個黨”。在這次代表大會前,列寧有一篇《告全黨書》(由二十二個多數派成員聯名發表)。其中說:“有人說,召開代表大會會造成分裂。為什麼?既然少數派堅決不肯放棄無政府主義的要求,寧肯造成分裂也不服從黨,它實際上就已與黨分裂,這時,再把不可避免的正式分裂拖延下去,就沒有什麼意思了”(《列寧全集》第二版第7卷,第451頁)。
但在中國的三十年代,不可能也不應該出現這種情形。一九O三——一九O五年的俄國黨主要是職業的革命家組織。而中國黨當時雖未掌握全國政權,但在農村根據地擁有政權、軍隊,是民眾性的黨。中國黨當時又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共產國際對“左”傾領導者的支持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民眾對“左”傾錯誤的充分認識還需要時間。如果發生黨的分裂,必然造成軍隊的分裂,難免自己打起來,那就更嚴重了。
新中國成立以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也是“左”傾路線統治了全黨。雖然許多老同志反對,但也沒有用分裂的方法解決問題。分裂只會造成更大的動盪和損失,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回顧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在任何情況下維護黨的團結統一,是和許多黨的領袖人物所起的作用分不開的。我這裡說的領袖人物不是一個、兩個,而是許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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