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歷
1920年2月18日 出生在江蘇金壇市（原金壇縣）
1925－1933年 金壇縣私塾學習
1933－1935年 金壇書院國小學習
1936－1937年 江蘇省蘇州市、蘇州草橋中學（省蘇州中學國中部）學習
1938－1939年 貴州銅仁縣國立第三中學及四川重慶中央工業職業
1939－1941年 四川合川國立第二中學學習
1941－1943年 四川成都四川農學院學習
1943－1945年 四川重慶復旦大學農學院學習，並畢業
1946－1948年 安徽蚌埠任善後救濟總署安徽分署農業技士
1949－1950年 江蘇金壇任縣立中學（現改名華羅庚中學）教師
1951－1952年 上海任復旦大學農學院茶專科助教
生平簡介
周海齡，字之楨，筆名沐梅，1920年1月18日出生於江蘇金壇。父親周建生是一位靠吃苦耐勞擺脫貧困，走上致富道路的商人。他教育子女勤奮為本，忠厚做人，希望他們多讀書、立大業。周海齡是家中么子，6歲入私塾開蒙，隨後讀四書、頌五經，為他後來繼續學習打下了良好的國學基礎。14歲那年，父親將他送入洋學堂，接受新文化，先在金壇書院讀國小，後考入江蘇省四大名校之一的蘇州中學讀國中。蘇州中學採用歐式教育，重視全面發展，強調學以致用。周海齡文學功底深厚，所寫文章常受到老師讚揚。有一次，老師在他的作文後寫下了“努力學習，將來必為文學家無疑”的批語，使他受到很大鼓舞。
“七七事變”後，蘇州中學停辦。周海齡回金壇在當地中學借讀並參加抗日宣傳活動。不久，日軍攻占上海，金壇朝夕不保，周海齡隨大批難民來到長沙，在難民收容所棲身，後通過淪陷區登記被編入貴州的同仁中學（時稱國立三中）。三中畢業後，周海齡考入中央工業職業學校，一年後轉入國立二中。當時正是抗戰最困難的時期，學生的生活尤其艱苦，吃的飯里，沙子、稗子、老鼠屎與米摻雜在一起，美其名曰“八寶飯”，晚上睡覺的地方也是臭蟲、虱子窩，但周海齡絲毫也沒有放鬆學習。兩年後，他以優異成績考入四川大學農學院。1940年，吳覺農在復旦大學（時在重慶）創立了我國高等院校第一個茶學專科系。當周海齡了解到茶葉科學研究的重要性和科研人才的缺乏時，便毅然轉入復旦大學，學習茶學專業。在復旦讀書期間，他不僅如饑似渴地學習專業知識，還經常聽周谷城教授等進步人士的報告，看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並經常參加宣傳國共合作、宣傳抗日、演唱解放區歌曲等進步活動，思想信仰進一步由三民主義向共產主義轉變。
1945年，周海齡從復旦大學畢業。之後，一度執教於四川農村的學校，後調往安徽省善後救濟分署任農業技士。3年後，由於機構緊縮，周海齡回到家鄉，在江蘇金壇中學（現華羅庚中學）任教。1949年春金壇迎來解放，當時作為超齡進步青年，周海齡以“團友”身份參加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組織活動。1951年，周海齡受聘到復旦大學茶葉專科任助教。其間，曾帶學生到浙江嵊縣高山茶區實習。當時，物質務件急遽匱乏，還要防範國民黨殘餘勢力破壞，他們不但完成了茶葉實習任務，還宣傳黨的政策，辦農民識字班，做了許多政治工作，贏得學校領導和當地民眾的好評。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周海齡隨茶葉系一起調到安徽大學。1954年安徽農學院在合肥獨立建校，周海齡又來到合肥，在茶葉系任教直到1987年退休。退休後，他繼續在校為研究生開課一年，茶區調查和科研也一直沒有停止。晚年，周海齡仍筆耕不輟，寫了很多茶葉科研論文，繼續獻身於他熱愛的茶業事業。
主要論著
1 周海齡.論茶樹合理採摘.茶業通報，1959（5）：4～6
2 周海齡.茶樹的采葉與留葉.安徽農業科學，1962（1）：68～71
3 周海齡，劉和發.再論茶樹的合理採摘.中國農業科學，1962（9）：45～47
4 周海齡.茶樹夏秋季的深耕——挖伏山.茶業通報，1957（1）：19～20
5 周海齡.對我國茶區劃分的初步意見.茶業通報，1980（1）：34～37，（2～3）：44～48
6 周海齡.安徽茶園耕作制度發展規律初步探討.安徽農學院學報，1981，11 （2）：53～56
7 周海齡.深化改革開創安徽茶葉生產新局面.茶報，1992（3）：19～21
8 周海齡.合理利用生態優勢，大力發展大別山綠茶.茶業通報，1987（3）：23～26
9 周海齡，王亞蘭.開發黔東武陵山區茶葉芻議.茶業通報，1989（2）：13～15
技術成就
周海齡從事茶葉科學研究近半個世紀，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有許多開創性的貢獻和突破性成果。主要有：論茶樹合理採摘：1958年全國出現了浮誇風，很多茶區的茶農只顧採茶數量，不顧茶樹保養，大量地過分採摘。周海齡在茶區看到這種情況，及時撰寫了《論茶樹合理採摘》一文，刊登在《茶業通報》上，從理論上分析了茶樹采葉與留葉的辯證關係。1960年以後，全國茶葉產量大幅度下降，例如安徽省1960年茶葉產量為2560萬千克（51.2萬擔），到1962年只有945萬千克（18.9萬擔），下降了近六成。針對這種情況，周海齡又寫了《再論茶樹的合理採摘》、《茶樹的采葉與留葉》，刊登在《中國農業科學》和《文匯報》上。同年，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在杭州召開了茶葉採摘學術討論會，統一了認識，對逐步扭轉濫采的歪風，保證茶葉生產的健康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論茶樹的合理群體結構：茶樹在茶園中是以群體狀態存在的。所謂群體結構就是茶樹在茶園裡的棵數及栽植方式。傳統的結構是叢栽稀植，這種結構由於單位面積產量低，基本被淘汰。20世紀70年代新發展的茶園基本上採用兩種群體結構：單行條植和寬幅多條密植。實踐中發現，這兩種結構雖然都有優點，也各有較大的缺點。多條密植能夠速成高產，但產量不穩定，茶樹衰老快；單行條植能穩產高產，但成園慢、高產遲，達不到高速發展的要求。為此，於20世紀70年代初在全國茶葉行業中開展了單行條植與多條密植兩種不同栽培方法的大討論。周海齡根據他多年的研究，提出了茶樹不同年齡時期可採用不同群體結構的觀點。具體措施是：建新茶園時，採用寬幅3行條植；5年以後，根據茶樹的生長狀況，分2～3年將中間1行茶樹伐去，使成產茶園成為雙行條植。這樣就可以兼有上述兩種結構的優點而摒棄其缺點。周海齡的這一茶樹栽植方法，受到專家好評，其論文《論茶樹的合理群體結構》被收入《中國農學會太原會議論文選集》(1978）。這種結構已在江蘇一些新建茶園中套用。茶葉區劃：茶葉區劃是制訂茶葉發展戰略，實現茶葉生產現代化的基礎工作。周海齡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認識到此項工作的重要性。通過研究，他以自然條件和茶樹生態類型的地域差異為依據，提出了將全國產茶區劃分為秦商淮陽茶區，江南丘陵茶區等九大茶區的意見。這是我國首次依據自然條件進行的茶區劃分。它便於茶葉生產的技術改革、土壤改良和品種配置，對於當時我國茶葉技術措施的改革和生產計畫的制訂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國家成立了自然資源調查及農業區劃委員會，安徽農學院受省科委指示，由周海齡組織人員進行安徽省茶葉區劃課題研究。為了了解安徽的茶區狀況，周海齡不辭辛勞，踏遍了安徽的山山水水，經過了近5年艱苦、細緻、全面的調查，於1984年完成了《安徽省茶區區劃》研究。在報告中，他按照茶樹生物學特性的要求，將安徽省劃分為茶樹最適生區、適生區、次適生區和非適生區。又根據生產特點和地理條件的不同劃分為黃山茶區、大別山茶區、沿江丘陵茶區和江淮丘陵茶區。報告全文約3萬字，圖文並茂，數據充分，提出了具有高度建設性的意兄。在其科研成果評審表上，中國農業科學院茶葉研究所李聯標研究員給出了這樣的評價：“具有體例完整，資料豐富，符合實際、有說服力的特點。……是一篇有價值的研究報告，理論與學術水平較高。”1986年，該項目獲安徽省農業區劃委員會農業區劃二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