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周思聰與友人書馬文蔚珍存的周思聰來信，在1980年代前期最為集中，1983年有31封，1982年竟有40封，那時周思聰雖也疲勞苦惱，有一次快一個月了，無法動筆，還要面對牆上一大堆索畫的條子，而“無數件瑣事像許多磚塊，團團圍住。有老人、孩子和病號拖住，不忍逃走”，但她自己還沒被病魔纏住。後來類風濕鬧得手指僵直，渾身疼痛，雪上加霜，她就不止於精神的掙扎了。
然而，周思聰正像我們在她的畫作中體會到的，她執著地熱愛生活。患病後有一年2月，她在信上寫：“春天又悄悄向我們走近了。這回能留駐幾天么？或許。”接著她寫：“有人說，人生就是匆匆忙忙向墓地奔去。我不想這樣生活。”
她想要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呢？反正不是她每天寢饋其間的生活。對後者，她在信里留下這樣率真的描述：“生活是多么奇特又捉弄人，人們真是可笑，活在世間忙忙碌碌，憑著小聰明，得名又喪格，自我感覺那么好，還有人願為其犧牲，而又有人懷著大智大勇進了棺材，於是另一些人假惺惺哀悼之後，又興致勃勃去乾害人的勾當去了。懷著鬼胎，又彼此文明地招呼著。只有孩子做不出，可他們將會長大。”“我自己也弄不懂，有時覺得周圍的一切都美好，有時又覺得那么糟，好像四季的輪迴，我的心境反覆無常。有時覺得一切都無所謂，有時又是那么在乎。”
這些袒陳可以說是“原生態”的，不同於一切學習會上的發言和一切表態的套話(這些她不會說)。這反映出她靈魂中真實的矛盾。
周思聰活著時能具有打動中國文化人的人格魅力，她的沉默、幹練、具有中年知識女性的美麗，這雖與她的德才學識分不開，但更是與她的忍辱負重的人品及其作品無意間產生的“政治性”效應密不可分。這些作品在有意無意中切合了當時政黨文化，推波助瀾了政黨調適社會文化心理和文化思想所要達致的結果。
1977年她的《清潔工人的懷念》滿足了當年的“民眾的審美觀”，為“民眾”幻想拔高“一滴水”的價值，虛構“一粒沙子”的歷史形象，提供了一個自我虛妄的舞台；1979年她的《人民和總理》獲獎，更是從“總理熱”上，填補了社會上對政黨領導人格懷疑論留下的空缺和在空缺中添加了希望。在無意識中進行勸慰工作，告訴大家在政體內，不乏有人民的好總理這樣的人，來關心國家和普通百姓。之後，中日關係成為轉移人們關注焦點的新的話題，她的《礦工圖》原本是“‘文革’期間大搞村史、廠史時醞釀的結果，要表現的是礦工這一特殊群體的困難遭遇。”（《周思聰與友人書》序）但主題從反映某一個群體苦難被延伸到反映整個歷史的苦難，從某一個階層的人道關懷被擴展到全體民族的控訴，苦難被“革命的浪漫主義”化了。周思聰雖也無可奈何，但畢竟深處符合自己的情感根子。
在1981年11月19日的信中，周思聰寫道——
我想等待有個好訊息再回信給她（這個好友當時在英國留學，吹笛注），除了漲價，終於有了一個女排的捷報。儘管這是世界皆知的訊息，我仍要再告訴她一次。中國人的脊樑彎曲得過於長久了，偶然挺直一下，當然要使勁呼一口氣。……
《王道樂土》接近完成。在一些疑難問題上卡住了，暫放一下。現在正在製作《人間地獄》。……我感到自己還缺少這力量。這似乎是沒有辦法的事。
以至於，《礦工圖》這個正在創作中的作品，等不及完成就已經推出，配合著情感控制，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開拓了一個新的合理的討論空間，成為了從“思想解放”時代迅速過渡到“振興中華”時代的轉換主題的一個情感里程碑。《礦工圖》到今天依然停留在生產流程中，儘管它終於沒有完成，但從政黨文化心理需要看，它的功能已經完全實現。
1981年3月15日的信寫道——
今年上半年，我的《礦工圖》只得暫時擱置起來。因為要完成“建黨八十周年展”…。初步回想起一個畫面，暫名《寂靜的山谷》，是描寫在一場激戰之後，戰士倒下了，山谷里沉寂了，沒有一點聲音，風輕輕吹拂著星星點點的野花……
1950年代大學畢業的周思聰，在政黨文化的哺育下成長，儘管有貧苦的“書香之家”的遺脈，但神經節奏已經自動化地與政黨文化的需要合拍。周思聰承受蔣兆和、葉淺予、李可染、李苦禪、劉凌滄、郭味蕖諸名家大師的教育，但都是在1950年代“思想改造”的背景中完成，儘管她也有反感形式主義政治的一套，但在根子上卻保持著與政黨倫理的一致性。這除了不斷獲得政府獎項，在思想上、主題上她默認和接受政黨文化的整合以外，更有她的藝術審美品質，與政黨倫理的一致性。比如上述《寂靜的山谷》的革命英雄主義情懷，她的涼山《彝女》寫生的人道主義，《礦工圖》的平民主義，都充滿了對苦難的審美。這裡邊的人道主義、民族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悲劇情感，與都是政黨倫理的文化奠基石——百年屈辱情結——從骨子裡是完全一致的。
在1982年12月10日的信中，周思聰寫道——
剛談到畫好的一張創作，其中還有一段插曲，《中國美術》編輯來看看我有沒有可供他們刊用的畫，恰好這幅剛完成，便被拿走了。這個畫畫的是兩個被柴的彝族婦女，日暮中靠在山路邊休息，題字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當時我腦子裡想到這一句，覺得符合我的感受，就題上了。
不想編輯大人們竟下功夫查到了此句的出處，特來告訴我，此句後面還有一句是“帝力於我何有哉？”按他們的意思是“皇帝也拿我沒辦法”。因此，問題嚴重了，他們讓我改題目。
我當時反應得太不恭，差點笑出聲來。便回答說：我只寫了八個字，為什麼給我多添七個？即便我也引了後面的一句，那我的理解是：我們靠自己終日辛苦勞作，不靠神仙皇帝，這難道不正是《國際歌》中的思想嗎？
周思聰不可能像陳丹青那樣“衝冠一怒為紅顏”，她沒有陳丹青的游離體制外的人生經歷和身同感受西方生活的生活背景。（周思聰對出國的人，在書信中很不感冒。當然，陳丹青也有自己的“灰色中間地帶”。他去了西方卻失去了西方；在失去西方的的同時也在中國失去了自己。這個歷史時代，是中國兩代知識分子的灰色的中間地帶，它造成了兩代知識分子的悲劇。）雖然周思聰在她在書信中大量描繪了日常生活中，她所輕視政黨工具如白痴、嘲諷政黨形式主義和諷刺政黨僵化思維的百醜圖，這是她的本真，但她適度，“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從他工作中不斷獲得升遷的經歷看，周思聰“怨而不怒，哀而不傷”被認為是符合政黨倫理的各種評先提乾和破格使用的條件的，畢竟時代變了，政黨文化也要變化自己的形象，再也不需要信誓旦旦的“毛主席的好戰士”了。周思聰的“怨而不怒，哀而不傷”一方面在現實中無意識地適應著政黨變革的節拍，另一方面她的“哀怨”畢竟是出自內心的、傳承著知識分子人格品性的節拍，所以也在那個風聲鶴唳的歷史環境裡，許多人也藉以抒發了幾代知識分子被“外行”領導一切的苦惱。所以，周思聰的哀怨人格、沉默心語也很獲得學院內、體制圈子中知識分子們的喝彩。
另外，周思聰也表現有強烈的出家情結和死亡潛意識，這些在她的日常生活和國畫探索中，也通過書信暗暗流露。這個很符合知識分子的中國傳統退隱心態的一面，也滿足了知識分子的耶穌擔待苦難的使命情結的另一面，這些在周思聰的荷花寫意畫中都得到盡情表現，獲得業內的推崇。
所以，周思聰在活著時具有知識分子的榜樣人格魅力，這是她的才學識的結果，但也是政黨文化與學院知識分子文化交鋒的結果。這兩種文化的衝突只是表面的，只是形式上的，在倫理層面二者其實是合拍的。不然就無法解釋周思聰為什麼會活著時獲得那么多的政府提攜和大獎。周思聰死後，她的書信又作為“知識分子的良心”被挖掘出來。這是政黨文化和學院知識分子文化共同為中國當下的知識分子提供的一個榜樣和范型。畢竟，中國知識分子三十年來身份基本沒有什麼改變，依然屬於體制內知識分子。如何在被領導的地位處境中保持獨立性，又如何在反抗中不逾矩，周思聰具有體制知識分子的人格魅力，可以作為榜樣人格。
這也是為什麼周思聰在離世十年後，她的書信還有出版的價值，並得到熱烈的回聲的原因吧。
周思聰的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滿足了政黨文化的容忍邊界，出離了體制內知識分子的怨忿情結。榜樣是人格符號，是人格精神的象徵。象徵物的功能是巨大的，它能潛移默化思維，在日常生活里潛在地左右人的自動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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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聰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她是在中年(卻不幸成為她的晚年)結交了馬文蔚(時任北京人民廣播電台記者)這個從未向她索過畫的朋友，也許因為是同齡人，更多的是心有靈犀的同氣相求，成為無話不談的知音，同住京門，但見面不易，她們便在信箋上互相傾訴和傾聽。
馬文蔚珍存的周思聰來信，在1980年代前期最為集中，1983年有31封，1982年竟有40封，那時周思聰雖也疲勞苦惱，有一次快一個月了，無法動筆，還要面對牆上一大堆索畫的條子，而“無數件瑣事像許多磚塊，團團圍住。有老人、孩子和病號拖住，不忍逃走”，但她自己還沒被病魔纏住。後來類風濕鬧得手指僵直，渾身疼痛，雪上加霜，她就不止於精神的掙扎了。
然而，周思聰正像我們在她的畫作中體會到的，她執著地熱愛生活。患病後有一年2月，她在信上寫：“春天又悄悄向我們走近了。這回能留駐幾天么？或許。”接著她寫：“有人說，人生就是匆匆忙忙向墓地奔去。我不想這樣生活。”
她想要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呢？反正不是她每天寢饋其間的生活。對後者，她在信里留下這樣率真的描述：“生活是多么奇特又捉弄人，人們真是可笑，活在世間忙忙碌碌，憑著小聰明，得名又喪格，自我感覺那么好，還有人願為其犧牲，而又有人懷著大智大勇進了棺材，於是另一些人假惺惺哀悼之後，又興致勃勃去乾害人的勾當去了。懷著鬼胎，又彼此文明地招呼著。只有孩子做不出，可他們將會長大。”“我自己也弄不懂，有時覺得周圍的一切都美好，有時又覺得那么糟，好像四季的輪迴，我的心境反覆無常。有時覺得一切都無所謂，有時又是那么在乎。”
這些袒陳可以說是“原生態”的，不同於一切學習會上的發言和一切表態的套話(這些她不會說)。這反映出她靈魂中真實的矛盾。
目錄
沉默者心語（代序）
編者說明
一九八0年（一封）
一九八一年（二十四封）
一九八二年（四十封）
一九八三年（三十一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