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周保松2006年取得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哲學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本科畢業，並於英國約克大學取得政治理論碩士 。
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
2018年11月，獲頒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模範教學獎。
研究方向
當代政治哲學、倫理學和社會學。
重點在自由主義和社會正義理論。
主要貢獻
出版著作
《政治哲學對話錄》，2004年。
《相遇》，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
《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哈佛燕京學術叢書2010年06月。
本書廣泛借鑑了西方自由主義，尤其是羅爾斯式的自由主義思想資源，對自由人的平等政治這一政治理想做出了很高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的探討。
《走進生命的學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04月。
本書收錄的文章，包括了寫給學生的書信，和陳特先生臨終前的哲學對話，對大學教育的反思，以及個人歷程回顧等。
發表論文
《反思政治自由主義》。
《馬克思離我們有多遠》。
《公平社會從哪裡來——對話周保松》。
《活得好跟活得高尚是一回事》。
《重建中國大學的價值教育》。
《左右為難的喬姆斯基》。
《什麼是自由主義》。
《活在香港：一個人的移民史 》。
代表文章
重建價值教育
大學教育有兩個基本使命。第一是教導學生學會好好生活，活出豐盛幸福的人生；第二是教導學生學會好好活在一起，共同建設公正社會。這兩個問題均牽涉價值判斷和價值實踐，我稱其為價值教育。可以說，培養學生成為有智慧型有德性、具批判力和社會承擔的知識人，是大學教育的目標。
很可惜，到今天，價值教育已現危機。很多大學已不再視承傳、捍衛和實踐人類價值為一己使命。用來肯定自己存在價值的，更多是大學排名、收生成績、畢業生出路、論文數量等。在大學課程中，學生亦少有機會認真思考道德是非、人生意義及社會公正等問題。這帶出幾個問題。一、價值教育的重要性在哪裡？二、價值教育為什麼會被邊緣化？三、如果重提價值教育，方向應該是什麼？
什麼樣的人生才有意義。
價值問題重要，因為我們的生命離不開價值。人的獨特之處，是能夠作價值判斷，並由價值指導行動。在每天的生活中，我們會選擇做對的事，過好的日子，堅持某些信念，努力活出有意義的人生。而要活得好，我們必須對自己的欲望信念作出反思評估，確保自己作出正確選擇。
簡單點說，因為人有價值意識，所以意義問題必須由價值來支撐；因為人有反思意識，價值的規範性必須得到理性主體的認同。所以，大學應該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讓學生的價值意識和反思意識得到充分發展。關鍵之處，是容許學生自由探索不同的價值問題，包括閱讀人類文明的種種經典，討論當代社會的政治及倫理議題，以至對一己心靈的不懈內省。沒有這一過程，我們難以理解自我，也無從肯定生命的價值立於何處。
價值的實踐，必須在社群當中進行，因為人不是孤零零的個體，而是活在種種制度和人際關係之中。因此，人與人之間應該建立怎樣的合作關係，彼此的權利義務和合作所得應該如何分配等，是公共生活的首要問題。與此同時，人也活在自然之中。但經過數百年資本主義的急劇發展，人類完全站在自然的對立面，並導致巨大的生態危機。因此，必須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環境保育和可持續發展，是二十一世紀全人類共同面對的迫切議題。
由此可見，從人與自身，到人與社會，再到人與自然的關係，均牽涉價值教育。我們作為價值存有，面對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價值，而是如何發展人的價值意識，如何論證和肯定合理的價值觀，以及如何實踐有價值的生活。這些都是大學教育的任務。
價值教育邊緣化四個原因。
既然如此，為什麼價值教育在今天愈來愈不受到重視？這是很大的題目，這裡我只談四點。
第一，大學日趨職業化。大學將自身定位為職業訓練所，並以培養市場所需人才為最高目標。
例如大學將大量資源投向熱門的職業導向課程，濫招學生，漠視質量。而在評核教育成效時，則往往只以學生的市場競爭力作為衡量標準。在這種環境下，價值教育將難以展開，因為職業訓練基本上是工具理性的思維，目標早已由市場定下，不容置疑，剩下的只是教導學生如何用最有效的手段達到目標。和這個目標不相干的價值，要么被忽略，要么遭壓抑。
工具理性的能力固然重要，但如果整所大學均著眼於此，卻沒有提供足夠的知性空間，容許學生對市場社會的主流價值作出反思批判，那將嚴重窒礙學生的價值意識的發展。
第二，在以實證主義及科學主義主導的現代大學，常常主張知識生產必須保持價值中立，並將所有牽涉價值判斷的問題擱置。
這種觀點認為，所有價值命題都是主觀和相對的，因人因社會因文化而異，不算真正的知識。大部分學科因此紛紛從價值領域撤退，聲稱只是對自然和社會現象作中性解釋。因此，商學院的目標，是解釋市場經濟的運作；理學院的宗旨，是解釋經驗世界的內在規律；法學院的精神，是訓練學生成為合格的律師。問題卻非如此簡單。商學院的學生，難道應該毫無保留地接受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而對其導致的社會不公及異化宰制毫無反思？理學院的學生，難道只應埋首實驗，卻對基因工程、複製人以至核能發展等引發的倫理問題漠視不顧？而捍衛人權法治憲政，難道不應是法學院學生的基本關懷？
廣義一點看，所有學科之所以有存在必要，必然是因為我們認定其對人類文明的承傳發展有所貢獻。一旦承認這些價值，以中立之名拒斥價值教育的做法，實際上有違大學教育的理念。
第三，中國的教育體系，從中學到大學，長期以來都將價值教育等同於思想教育，並要求所有學生接受同一種思考模式，嚴重傷害他們的創造力和獨立思考能力。但人不是機器 ，而是活生生的有反思能力和自主能力的個體。無論多好的觀念和理論，一旦強行灌輸，就成了教條，難免窒礙自由心靈的自由發展。
最後，價值教育在今天舉步維艱，更根本的原因，是社會早已合理化自利主義，使得人們不自覺地相信個人利益極大化是做所有事情的最終理由。風氣所及，自利貪婪不僅不再被視為惡，反而被當作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並在制度和文化上大事宣揚。如此一來，所謂幸福生活自然被理解為個人慾望的滿足，而道德考量則被視為對個人利益的外在約束。“只要不被人發現，什麼都可以做”遂被廣泛接受，倫理規範則逐漸失去內在約束力。
重建價值教育：使命、良知與自由。
價值教育的邊緣化，結果是大學批判精神的喪失。所謂批判精神，是指學生有勇氣有能力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對各種價值問題作出反思論證，挑戰既有的觀念習俗制度，並在生活中實踐經過合理證成的價值，從而完善生命和推動社會進步。代之而起的，是實利主義、犬儒主義和虛無主義充斥大學校園。
就我所見，今天很多大學生根本未曾經歷過價值啟蒙便已離開大學，並安分進入既有的社會建制。他們不曾有機會好好認識自己，不曾試過和同學激烈辯論道德宗教，更不曾在面對身邊及社會種種不公時，想過要起來為權利為公義而爭。
在理應是他們最自由最富理想的時期，大學沒有提供機會，讓這些優秀的年青人認真面對生命及生命背後承載的價值。這樣的教育，實在難以培養出有見地有抱負有價值承擔的公民。沒有這樣的公民，整個社會將停滯不前，甚至向下沉淪。
要改變這個處境，首要的是大學必須重新理解自己的使命，肯定價值教育的價值。教育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使命是育人。人是教育的中心。透過教育，來提升人，轉化人，鼓勵學生培養德性，並活得自由豐盛幸福。我們應先立其大者，並以此為大學目標。有了這目標，才能見到價值教育的重要和迫切，同時看到市場化職業化專業化和這個目標之間的張力。
下一步，是重新肯定教學為教師的首要工作。不知打從什麼時候開始，大學之內隱隱然已有這樣一種共識：要在大學生存，必須不花時間在學生身上，因為學校評核重視的是研究和出版，不是教學。所以，用心教學，等於和自己過不去。這種將老師從學生身邊趕走的制度若不改變，價值教育將無從談起。
道理再淺顯不過。既然教育的目的在育人，育人的責任在老師，老師不能盡其責，目的也就永不能達。做過老師的人都知道，理想的教學，是心靈與心靈的相遇。要啟迪學生，老師需要言傳身教，傾注大量心力和學生對話交流，更要像園丁那樣關心每個學生的成長。初入行時，有前輩語重心長對我說，教育是講良心的事業。這些年下來，我稍稍明白箇中深意。良心是向自己交代的，是自己加諸自己的責任，而不是為了什麼外在好處。但在今天的大學，要保守一個教師的良心，絕不容易。
再下一步，即使我們重視價值教育，也要打破將它當作幾門課程，又或專屬某個教學部門的思維。要有效發展學生的價值意識和批判精神，大學要有整體的教育觀，並將價值教育的理念滲透到大學每個環節，包括主修課程和通識教育、宿舍生活和學生社團活動等，讓學生時刻能夠思考價值，實踐全人教育。
最後，大學必須創造一個活潑多元，兼容並包的學術氛圍，讓師生在其中自由探索。價值教育不應是獨斷的、教條的、家長式的灌輸，每個學生都應是獨立自主的個體，有自己的判斷能力，同時懂得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大學不應將學生倒模成千篇一律的人，而應鼓勵他們發展潛能，活出個性。因此，不要誤將價值教育等同於政治教育或黨派教育。
價值教育的目標，是培養有反思能力具道德意識且關心社會的自由人。有人或會問，既然推崇多元，豈不表示大學要在所有價值問題上保持中立？並非如此。思想自由是大學不可動搖的基本價值，而在自由之外，一所大學還應有更多高遠的理念，包括鼓勵學生熱愛真理、追求公義、平等待人、重視環保、關懷弱勢、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等。
無疑，當大學希望學生具有這些德性時，它已宣示了某種道德取向。教育的目的，總是將人由一種狀態帶到另一種更好的狀態。因此，問題不在於要不要價值，而在於這些價值是否合理。真正的自由教育，不代表大學放任不管，隨學生喜歡怎樣就怎樣；也不代表大學要偽價值中立，不敢有自己的道德信念。它所期盼的，是創造自由的空間，容許自由的人在其中自由思考，學會分辨什麼是好的和正當的價值，然後在生活中好好實踐這些價值。
中國高等教育的未來，以至中國的未來，相當程度上繫於價值教育是否在大學中仍然有其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