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周作人自編集:秉燭後談》編輯推薦：作者周作人生前親自編定，學者止庵窮數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補從未出版作品，為市場上最全面最權威的周氏文集。
作者簡介
周作人(1885-1969)，原是水師出身，自己知道並非文人，更不是學者，他的工作只是打雜，砍柴打水掃地一類的工作。如關於歌謠，童話，神話，民俗的搜尋，東歐日本希臘文藝的移譯，都高興來幫一手，但這在真是缺少人工的時候才行，如各門已有了專功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來，另去做掃地砍柴的勾當去了。因為無專門，所以不求學但喜歡讀雜書，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點事情而已。所讀書中於他最有影響的是英國藹里思的著作。
圖書目錄
自己所能做的 1
南堂詩鈔 7
東萊左氏博議 13
賀貽孫論詩 20
水田居存詩 30
俞理初的詼諧 36
老年的書 42
兒童詩 48
兒時雜事 55
關於酒誡 61
談勸酒 70
談宴會 77
談娛樂 83
談混堂 88
談食鱉 93
談搔癢 97
談過癩 102
女人罵街 111
談卓文君 116
談文字獄 120
談關公 130
關於阿Q 135
兩篇小引 140
一秉燭談序 140
二桑下談序 142
文摘
自己所能做的
自己所能做的是什麼？這句話首先應當問，可是不大容易回答。飯是人人能吃的，但是像我這一頓只吃一碗的，恐怕這就很難承認自己是能吧。以此類推，許多事都尚待理會，一時未便畫供。這裡所說的自然只限於文事，平常有時還思量過，或者較為容易說,雖然這能也無非是主觀的，只是想能而已。我自己想做的工作是寫筆記。清初梁清遠著《雕丘雜錄》卷八有一則云：
“余嘗言，士人至今日凡作詩作文俱不能出古人範圍，即有所見，自謂創穫，而不知已為古人所已言矣。惟隨時記事，或考論前人言行得失，有益於世道人心者，筆之於冊，如《輟耕錄》《鶴林玉露》之類，庶不至虛其所學，然人又多以說家雜家目之。嗟乎，果有益於世道人心，即說家雜家何不可也。”又卷十二云：
“余嘗論文章無裨於世道人心即卷如牛腰何益，且今人文理粗通少知運筆者即各成文集數卷，究之只堪覆瓿耳，孰過而問焉。若人自成一說家如雜抄隨筆之類，或紀一時之異聞，或抒一己之獨見，小而技藝之精，大而政治之要，罔不敘述，令觀者發其聰明，廣其聞見，豈不足傳世翼教乎哉。”
不佞是雜家而非說家，對於梁君的意見很是贊同，卻亦有差異的地方。我不喜掌故，故不敘政治，不信鬼怪，故不紀異聞，不作史論，故不評古人行為得失。餘下來的一件事便是涉獵前人言論，加以辨別，披沙揀金，磨杵成針，雖勞而無功，於世道人心卻當有益，亦是值得做的工作。中國民族的思想傳統本來並不算壞，他沒有宗教的狂信與權威，道儒法三家只是愛智者之分派，他們的意思我們也都很能了解。道家是消極的徹底，他們世故很深，覺得世事無可為，人生多憂患，便退下來願以不才終天年，法家則積極的徹底，治天下不難，只消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就可達到統一的目的。儒家是站在這中間的，陶淵明《飲酒》詩中云：
“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這彌縫二字實在說得極好，別無褒貶的意味，卻把孔氏之儒的精神全表白出來了。佛教是外來的，其宗教部分如輪迴觀念以及玄學部分我都不懂，但其小乘的戒律之精嚴，菩薩的誓願之弘大，加到中國思想里來，很有一種補劑的功用。不過後來出了流弊，儒家成了士大夫，專想升官發財，逢君虐民，道家合於方士，去弄燒丹拜斗等勾當，再一轉變而道士與和尚均以法事為業，儒生亦信奉《太上感應篇》矣。這樣一來，幾乎成了一篇糊塗賬，後世的許多罪惡差不多都由此支持下來，除了抽雅片這件事在外。這些雜糅的東西一小部分紀錄在書本子上，大部分都保留在各人的腦袋瓜兒里以及社會百般事物上面，我們對他不能有什麼有效的處置，至少也總當想法偵察他一番，分別加以批判。希臘古哲有言曰，要知道你自己。我們凡人雖於愛智之道無能為役，但既幸得生而為人，於此一事總不可不勉耳。
這是一件難事情，我怎么敢來動手呢。當初原是不敢，也就是那么逼成的，好像是“八道行成”里的大子，各處彷徨之後往往走到牛角里去。三十年前不佞好談文學，仿佛是很懂得文學似的，此外關於有好許多事也都要亂談，及今思之，腋下汗出。後乃悔悟，詳加檢討，凡所不能自信的事不敢再談，實行孔子不知為不知的教訓，文學鋪之類遂關門了，但是別的店呢？孔子又雲，知之為知之。到底還有什麼是知的呢？沒有固然也並不妨，不過一樣一樣的減掉之後，就是這樣的減完了，這在我們凡人大約是不很容易做到的，所以結果總如碟子裡留著的末一個點心，讓他多少要多留一會兒。我們不能幹脆的畫一個雞蛋，滿意而去，所以在關了鋪門的路旁仍不免要去擺一小攤，算是還有點貨色，還在做生意。文學是專門學問，實是不知道，自己所覺得略略知道的只有普通知識，即是中學程度的國文，歷史，生理和博物，此外還有數十年中從書本和經歷得來的一點知識。這些實在凌亂得很，不新不舊，也新也舊，用一句土話來說，這種知識是叫做“三腳貓”的。三腳貓原是不成氣候的東西，在我這裡卻又正有用處。貓都是四條腿的，有三腳的倒反而希奇了，有如劉海氏的三腳蟾，便有描進畫裡去的資格了。全舊的只知道過去，將來的人當然是全新的，對於舊的過去或者全然不顧，或者聽了一點就大悅，半新半舊的三腳貓卻有他的便利，有點像革命運動時代的老新黨，他比革命成功後的青年有時更要急進，對於舊勢力舊思想很不寬假，因為他更知道這裡邊的辛苦。我因此覺得也不敢自菲薄，自己相信關於這些事情不無一日之長，願意盡我的力量，有所供獻於社會。我不懂文學，但知道文章的好壞，不懂哲學玄學，但知道思想的健全與否。我談文章，系根據自己寫及讀國文所得的經驗，以文情並茂為貴。談思想，系根據生物學文化人類學道德史性的心理等的知識，考察儒釋道法各家的意思，參酌而定，以情理併合為上。我的理想只是中庸，這似乎是平凡的東西，然而並不一定容易遇見，所以總覺得可稱揚的太少，一面固似抱殘守缺，一面又像偏喜訶佛罵祖，誠不得已也。不佞蓋是少信的人，在現今信仰的時代有點不大抓得住時代，未免不很合式，但因此也正是必要的，語曰，良藥苦口利於病，是也。
不佞從前談文章謂有言志載道兩派，而以言志為是。或疑詩言志，文以載道，二者本以詩文分，我所說有點纏夾，又或疑志與道並無若何殊異，今我又屢言文之有益於世道人心，似乎這裡的糾紛更是明白了。這所疑的固然是事出有因，可是說清楚了當然是查無實據。我當時用這兩個名稱的時候的確有一種主觀,不曾說得明了，我的意思以為言志是代表《詩經》的，這所謂志即是詩人各自的情感，而載道是代表唐宋文的，這所謂道乃是八大家共通的教義，所以二者是絕不相同的。現在如覺得有點纏夾，不妨加以說明云：凡載自己之道者即是言志，言他人之志者亦是載道。我寫文章無論外行人看去如何幽默不正經，都自有我的道在裡邊，不過這道並無祖師，沒有正統，不會吃人，只是若大路然，可以走，而不走也由你的。我不懂得為藝術的藝術，原來是不輕看功利的，雖然我也喜歡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話，不過講到底這道還就是一條路，總要是可以走的才行。於世道人心有益，自然是件好事，我那裡有反對的道理，只恐怕世間的是非未必盡與我相同，如果所說發其聰明，廣其聞見，原是不錯，但若必以江希張為傳世而葉德輝為翼教，則非不佞之所知矣。
一個人生下到世間來不知道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但是無論如何，在生下來以後那總是必然的了。凡是中國人不管先天后天上有何差別，反正在這民族的大範圍內沒法跳得出，固然不必怨艾，也並無可驕夸，還須得清醒切實的做下去。國家有許多事我們固然不會也實在是管不著，那么至少關於我們的思想文章的傳統可以稍加注意，說不上研究，就是辨別批評一下也好，這不但是對於後人的義務也是自己所有的權利，蓋我們生在此地此時實是一種難得的機會，自有其特殊的便宜，雖然自然也就有其損失，我們不可不善自利用，庶不至虛負此生，亦並對得起祖宗與子孫也。語曰，秀才人情紙一張。又曰，千里送鵝毛，物輕情意重。如有力量，立功固所願，但現在所能止此，只好送一張紙，大家莫嫌微薄，自己卻也在警戒，所寫不要變成一篇壽文之流才好耳。廿六年四月廿四日，在北京書。
關於酒誡
有書估來攜破書廉價求售，《元詩選》等大部書無所用之，只留下了一部梁山舟的《頻羅庵遺集》。集凡十六卷，詩仍是不懂，但其題跋四卷，《直語補證》《日貫齋塗說》各一卷，都可以看，也還值得買。題跋四有《書抱朴子酒誡篇附錄自作說酒詩冊跋》一首，其文云：
“右篇反覆垂誡，摹寫俗態，至二千餘言，可謂無留蘊矣，特未確指所以不可飲之情狀，或滋曲說焉。予嘗有《說酒》五言一章，非敢言古書之後，聊取宣聖近譬之旨，以冀童豎之家喻而戶曉耳。洪飲之君子庶幾撫掌一笑，以為然乎否乎。”抱朴子是道士，我對他有隔教之感，《酒誡》在外篇二十四，比較的可讀，摹寫俗態在起首兩葉，有云：
“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夫琉璃海螺之器並用，滿酌罰余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屢舞躚躚，舍其坐遷，載號載呶，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几筵，或值蹶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眄，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整肅者鹿踴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垂掌而諧聲，謙卑而不競者悉裨瞻以高交，廉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茸之性露而傲很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谷而不憚，以九折之阪為蟻封，或登危蹋頹，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為牛跡也。”以下又說因酒得禍得疾，今從略。梁山舟詩《說酒二百四十字》在《遺集》卷三，以麵粉發酵來證明酒在肚裡的害處，現在想來未免可笑，覺得與以糟肉證明酒的好處相差無幾。我想中庸的辦法似乎是《論語》所說為最妥當，即是惟酒無量不及亂。若要說得徹底說得好，則不得不推佛教了。《梵網經菩薩戒》輕垢罪篇，飲酒戒第二云：
“若佛子，故飲酒，而酒生過失無量。若自身手過酒器與人飲酒者，五百世無手，何況自飲。不得教一切人飲，及一切眾生飲酒，況自飲酒。若故自飲，教人飲者，犯輕垢罪。”賢首疏云：
“輕垢者，簡前重戒，是以名輕，簡異無犯，故亦名垢。又釋，黷污清淨行名垢，禮非重過稱輕。善戒地持輕戒總名突吉羅。瑜伽翻為惡作，謂作非順理，故名惡作，又作具過惡，故名惡作。”這是大乘律，所以比較寬容，小乘律就不同了，《四分律》卷十六云：
“佛告阿難，自今已去，以我為師者，乃至不得以草木頭內著酒中而入口。”其時所結戒云：
“若比丘飲酒者，波逸提。”案波逸提是墮義，比突吉羅更加重一等，據《根本律》說，“謂犯罪者墮在地獄傍生餓鬼惡道之中。”《四分律》又有解釋極好，略云：
“比丘，義如上。酒者，木酒，粳米酒，余米酒，大麥酒，若有餘酒法作酒者是。木酒者，梨汁酒，閻浮果酒，甘蔗酒，舍樓伽果酒，蕤汁酒，蒲萄酒。梨汁酒者，若以蜜石蜜雜作，乃至蒲萄酒亦如是。雜酒者，酒色，酒香，酒味，不應飲。或有酒非酒色，酒香，酒味，不應飲。或有酒非酒色，非酒香，酒味，不應飲。或有酒非酒色，非酒香，非酒味，不應飲。非酒酒色，酒香，酒味，應飲。非酒非酒色，酒香，酒味，應飲。非酒非酒色，非酒香，酒味，應飲。非酒非酒色，非酒香，非酒味，應飲。”《大智度論》卷十三亦有一節云：
“酒有三種，一者谷酒，二者果酒，三者藥草酒。果酒者，蒲萄阿梨咤樹果，如是等種種名為果酒。藥草酒者，種種藥草合和米曲甘蔗汁中，能變成酒，同蹄畜乳酒，一切乳熱者可中作酒。略說若干若濕，若清若濁，如是等能令人心動放逸，是名為酒。一切不應飲，是名不飲酒。”這裡把酒分門別類的講得很清楚，大抵酒與非酒之分蓋以醉人為準，即上文雲令人心動放逸也。《四分律》敘結戒緣因本由比丘娑伽陀受請，食種種飲食，兼飲黑酒，醉臥道邊大吐，眾烏亂鳴。本文云：
“佛告阿難，此娑伽陀比丘痴人，如今不能降服小龍，況能降服大龍。”賢首戒疏云：
“如娑伽陀比丘，先時能服毒龍，後由飲酒不能伏蝦蟆等。”亦即指此事。唯《四分律》中又舉飲酒十失云：
“佛語阿難，凡飲酒者有十過失。何等十？一者顏色惡。二者少力。三者眼視不明。四者現恚相。五者壞田業資生法。六者增致疾病。七者益斗訟。八者無名稱，惡名流布。九者智慧減少。十者身壞命終，墮三惡道。阿難，是謂飲酒者有十過失也。”《大智度論》亦云：
“問曰，酒能破冷益身，令心歡喜，何以故不飲？答曰，益身甚少，所損甚多，是故不應飲。譬如美飲，其中雜毒。是何等毒？如佛語難提優婆塞，酒有三十五失。”所說數目雖多，精要卻似不及《四分律》。如雲一者現在世財物虛竭即是《四分》之五。二者眾疾之門，三者斗諍之本，即其六七。五者醜名惡聲，六者覆沒智慧，即其八九。十一者身力轉少，十二者身色壞，即其二與一。又三十四者身壞命終，墮惡道泥犁中，即其十也。此外所說諸條別無勝義，無可稱述，唯末有五言偈十六句，卻能很得要領，可以作酒箴讀。其詞云：
酒失覺知相身色濁而惡
智心動而亂慚愧已被劫
失念增心失歡毀宗族
如是雖名飲實為飲毒死
不應而不應笑而笑
不應哭而哭不應打而打
不應語而語與狂人無異
奪諸善功德知愧者不飲
這雖然不能算是一首詩，若是照向來詩的標準講，但總不失為一篇好文章，特別是自從陶淵明後韻文不能說理，這種伽陀實是很好的文體，來補這個缺陷。賢首疏又引有《大愛道比丘尼經》，所說也是文情並茂，省得我去借查大藏經，現在就轉抄了事。文云：
“不得飲酒，不得嘗酒，不得嗅酒，不得鬻酒，不得以酒飲人，不得言有疾欺飲藥酒，不得至酒家，不得與酒客共語。夫酒為毒藥，酒為毒水，酒為毒氣，眾失之源，眾惡之本。殘賢毀聖，敗亂道德，輕毀致災，立禍根本，四大枯朽，去福就罪，靡不由之。寧飲洋銅，不飲酒味。所以者何？酒令人失志，迷亂顛狂，令人不覺，入泥犁中，是故防酒耳。”這是一篇很好的小品文，我很覺得歡喜，此經是北涼時譯，去今已一千五百年了，讀了真令人低徊慨嘆，第一是印度古時有這樣明澈的思想，其次是中國古時有這樣輕妙的譯文，大可佩服，只可惜後來就沒有了。
日本兼好法師是十四世紀前半的人，本姓卜部，出家後曾住京都吉田的神護院等處，俗稱之為吉田兼好。他雖是和尚，但其績業全在文學方面，所著隨筆二卷二百四十三段，名曰“徒然草”，為日本中古散文學之精華。其第百七十五段也是講酒的，可以稱為兼好法師的酒誡，很可一讀。十多年前我曾譯出後半，收在《冥土旅行》中，今將全文補譯於下方：
“世間不可解的事情甚多。每有事輒勸酒，強使人多飲以為快，不解其用意何在。飲酒者的臉均似極難堪，蹙額皺眉，常伺隙棄酒或圖逃席，被捕獲抑止，更胡亂灌酒，於是整飭者忽成狂夫，愚蠢可笑，康強者即變重病人，前後不知，倒臥地上。吉日良辰，如此情形至為不宜。至第二日尚頭痛,飲食不進，臥而呻吟，前日的事不復記憶,有如隔生，公私詿誤，生諸煩累。使人至於如此，既無慈悲，亦背禮儀。受此諸苦者又豈能不悔且恨耶。如雲他國有此習俗，只是傳聞，並非此間所有的事，亦已可駭怪，將覺得不思議矣。
即使單是當作他人的事來看，亦大難堪。有思慮的大雅人士亦復任意笑罵，言詞煩多，烏巾歪戴，衣帶解散，拉裾見脛，了不介意，覺得與平日有如兩人。女子則搔發露額，了無羞澀，舉臉嘻笑，捧持執杯的手，不良之徒取餚納其口，亦或自食，殊不雅觀。各盡力發聲，或歌或舞，老年法師亦被呼出，袒其黑醜之體，扭身舞踴，不堪入目，而欣喜觀賞，此等人亦大可厭憎也。或自誇才能，使聽者毛聳，又或醉而哭泣，下流之人或罵詈鬥爭，陋劣可恐。蓋多是可恥難堪的事，終乃強取人所不許的事物，俱墜廊下，或從馬上車上墮地受傷。其不能有乘者，蹣跚行大路上，向著土牆或大門，漫為不可言說之諸事。披袈裟的年老法師扶小童之肩，說著聽不清楚的話，彳亍走去，其情狀實為可憐憫也。
為如此種種事，如於現世或於來世當有利益，亦無可如何。唯在現世飲酒則多過失，喪財，得病。雖雲酒為百藥之長，百病皆從酒生，雖雲酒可忘憂，醉人往往想起過去憂患至於痛哭。又在來世喪失智慧，燒毀善根，有如烈火，增長惡業，破壞眾戒，當墮地獄。佛曾親說，手過酒器與人飲酒者五百世無手。
酒雖如是可厭，但亦自有難捨之時。月夜，雪朝，花下，從容談話，持杯相酬，能增興趣。獨坐無聊，友朋忽來，便設小酌，至為愉快。從高貴方面的御簾中，送出餚核與酒來，且覺將送之人亦必不俗，事甚可喜。冬日在小室中，支爐煮菜，與好友相對飲酒，舉杯無算，甚快事也。在旅中小舍或野山邊，戲言盛饌為何云云，坐草地上飲酒，亦是快事。非常怕酒的人被強令飲少少許，亦復佳。高雅的人特別相待，說來一杯，太少一點吧，大可忻喜。又平常想要接近的人適有大酒量，遂爾親密，亦是可喜。總之大酒量人至有趣味，其罪最可原許。大醉困頓，正在早睡之時，主人啟戶，便大惶惑，面目茫然，細髻矗立，衣不及更，抱持而逃，挈衿揭裾，生毛細脛亦均顯露，凡此情狀大可笑樂，亦悉相調和也。”
上邊第二節中所云不可言說之事，蓋即指嘔吐或小便，第三節引佛說，即《梵網經》原語，據賢首疏云：
“五百世無手，杜順禪師釋雲，以俱是腳，故云無手，即畜生是。”又第四節似未能忘富貴門第，又涉及遐想，或不免為法師病，唯兼好本武士，曾任為上皇宮侍衛，又其人富於情趣，博通三教，因通達故似多矛盾，本不足怪，如此篇上半是酒誡，而下半忽成酒頌，正是好例。拙譯苦不能佳，假如更寫得達雅一點，那么這在我所抄引的文章里要算頂有意思的一篇了。為什麼呢？徹底的主張本不難，就只是實行難，試看現今和尚都大碗酒大塊肉的吃了，有什麼辦法。我們凡人不能“全或無”，還只好自認不中用，覺得酒也應戒，卻也可以喝，反正不要爛醉就是了。兼好法師的話正是為我們凡人說的。只能喝半斤老酒的不要讓他醉，能喝十斤的不會醉，這樣便都無妨喝喝，試活剝唐詩為證曰：但得酒中趣，勿為醉者傳。凡人酒訓的精義盡於此矣。廿六年五月十八日。
序言
關於《秉燭談》
止庵
《秉燭談》一九四○年二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收文二十九篇，寫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四月，基本上是《瓜豆集》之後的作品。作者原本撰有序言，但未收入集中，後編進《秉燭後談》。“兩篇小引”附記有云：“《秉燭談》已出板，唯上無序文，因底稿在上海兵火中燒失了。”《秉燭談》以後幾種著作，出版時逢戰亂，多少都有波折，此書之印行拖了數年之久即其一例。
作者在序中說：“這《秉燭談》里的三四十篇文章大旨還與以前的相差無幾，”而相比之下，就中“關於一種書”的文章成分很大，比此前的《瓜豆集》更接近於《夜讀抄》。集中“明珠抄”原系發表在《世界日報》“明珠”上的部分作品（同時為這副刊寫作的還有俞平伯和廢名），近乎專欄文章，但是寫法也與《苦茶隨筆》之“關於十九篇”及《苦竹雜記》里《情理》等文區別較大，還是“讀書錄”或“看書偶記”，不過篇幅稍短而已。
作者晚年回顧平生著述，很是強調《賦得貓》這類文章：“據我自己的看法，在那些說道理和講趣味的之外，有幾篇古怪題目的如《賦得貓》，《關於活埋》，《榮光之手》這些，似乎也還別致，就只可惜還有許多好題材，因為準備不能充分，不曾動得手，譬如八股文，小腳和雅片煙都是。”（《知堂回想錄後記》）“說道理”、“講趣味”和“古怪題目”，周氏的讀書錄，甚至全部作品，都可以如此劃分。“古怪題目”是典型的文化批判之作。文化批判這個概念，可以套用於周氏中期絕大部分作品，而此類文章特別之處，在於多從某一特殊文化現象開掘（所謂“古怪題目”，首先是就此而言），最終觸及所屬文化系統的本質問題。其取材不避古今中外，全出於作者的特殊知識、特殊趣味和特殊發現，三者缺一不可；而彼此關係，可以說因知識而有發現，因發現而有趣味，而發現和知識又都包容於趣味之中。因系趣味文章，行文是漫談式的，雖然分量很重，立意也深，卻仍是隨筆而不是論文。無論從藝術性還是思想性考慮，“古怪題目”都居周作人最佳作品之列，最能代表他的特色。作者後來說：“我的散文並不怎么了不起，但我的用意總是不錯的，我想把中國的散文走上兩條路，一條是匕首似的雜文（我自己卻不會做），又一條是英法兩國似的隨筆，性質較為多樣，我看舊的文集，見有些如《賦得貓》，《關於活埋》，《無生老母的訊息》等，至今還是喜愛，此雖是敝帚自珍的習氣，但的確是實情。”（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鮑耀明）也是針對這類作品說的。
《賦得貓》開頭講到此文寫作過程，可知在作者心目中，“古怪題目”與“草木蟲魚”尚有一點區別。“草木蟲魚”是“賞鑒里混有批判”，乃以“賞鑒”為主，此類文章則不然，純是文化批判，雖以文章論都是趣味盎然之作，不必硬分高下，然而側重點有所不同。周氏三十年代以後文章，以“古怪題目”與部分讀書之作文化批判性最強。應該指出，這種批判同時具有社會批判的象徵意義，其寫作的緣由或多或少得在現實社會中去找。作者一再說：“我仍舊是太積極，又寫這些無用文章，妨害我為自己而寫的主義，”（《苦竹雜記後記》）這話本是半真半假，多半還是不能不如此，蓋“不從俗吶喊口號”是一方面，“國家衰亡，自當付一分責任”是另一方面也。其思想上的矛盾之處，早在《閉戶讀書論》中已經顯示出來。然而此種象徵意義，畢竟只是意義之一，而且並非主要方面，可以說一是泛指的，一是特指的，一是治本的，一是治標的，在作者看來，文化批判本身才具有終極意義。
此次據北新書局一九四○年二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書目次三頁，正文二百二十七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