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1937年報考了輔仁大學，因學費昂貴，用同學玉茹的嫁妝錢交了學費。趙老師為她買了教材，並介紹她去北方中學一邊教歷史一邊讀書。
大學三年級的時候，由於珍珠港事變，作為美國教會大學的輔仁大學不再受到保護，吳傳璋和同學們決定一道去西安。一路上，她們化妝成結婚的新人，冒著危險闖過了汪精衛偽軍和日軍的一道道封鎖線，後來她們一邊投身救亡工作，一邊轉入國立西安大學續讀，兩年後畢業。1946年，吳傳璋已於同窗趙德章先生（兩彈一星元勛趙九章的弟弟）結婚，並於1948年帶著1歲大的大兒子隨著丈夫去了台灣。在老師的介紹下，她們夫婦在台南文化中心、台南1中教書。隨著三大戰役落下帷幕，許多國民黨官兵紛紛逃往台灣。台灣當局發生了動亂，台灣的安全出現了危機。他們夫婦還被懷疑是共產黨指派來的嫌犯。心灰意冷的夫妻倆本來想移民加拿大，但此時丈夫的七哥趙孝章（中央日報記者）的一封來信改變了他們一家的命運。信中說中國即將見到光明，新中國即將成立。此刻的吳傳璋認為，共產黨是了不起的。打敗了精良裝備的日軍和國民黨部隊，解放了的百姓定是有好日子過了。總之她認定了共產黨好這個理，一心一意捨棄一切，在別人一窩蜂地湧向台灣的時候，他們一家三口卻毅然決然地踏上了空空蕩蕩的回程船。因為這段台灣任教的歷史，給吳傳璋後來的歲月里留下了深深磨難和傷害，吳傳璋幾乎大半生受盡磨難不得安寧，屢屢成為運動的靶子。
從台灣回來後，吳傳璋與丈夫到了浙江同廬縣中學繼續教書。在鐵路剛一通車時，他們就又回到了北京。1949年7月，旅大市第一批教師招聘團到北京招聘時，吳傳璋到旅大師範學校任教。她的業務水平和教學風格頗受校領導及學生們的讚賞和喜愛。連續幾年她都被評為市先進教師。
吳傳璋滿懷激情和愛心的教學，使她在教學教研上成了尖子教師。35歲的吳傳璋在隨後開辦的“工農速成”教育的教師選拔中，被調到了旅大工農速成中學。速成中學的學生都是些“根紅苗正”的優秀共產黨員、優秀共青團員，都是工農戰線上的楷模。三年，她帶出的學生不僅紅、而且專。吳傳璋告訴她的學生們，學知識來不得半點虛假，社會主義等著你們去建設呢。
肅反運動把吳傳璋這個“反革命”、“台灣特務”揪了出來，操家批鬥；在反右鬥爭中吳傳璋又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文化大革命讓吳傳璋受盡折磨，“噴氣式”一斗就是幾年，瘦弱的吳傳璋被造反派一個嘴巴就能打得撞到牆上。身心傷痕累累的她，得了多發性神經炎，導致運動神經癱瘓。
在那些日黑色的子裡，是丈夫無微不至的關愛，支持著她快要坍塌的心靈。丈夫每天小心翼翼地背著她去醫院，一天一天給她按摩餵藥。
1970年，雖然已經癱瘓，但吳傳璋仍然被遣送到莊河小果店下鄉勞動改造。兒子把她背上火車，一去就是八年。嚴重的神經炎使她的運動神經麻木。原本生性活潑，思維活躍的她只能呆在炕上。她每天從窗戶看鄉下的世界。她把日頭一個個送進山後。她把大山看黃了又看綠了。熱情的農民很願意和這個城裡來的有大學問的她說話，吳傳璋也認真地招呼和每一個前來看望她的鄉親。小到居家過日子，大到就某個問題答疑解惑，排憂解難。於是，吳傳璋的家成了大家放工後經常小聚的地方。吳傳璋很感激鄉親們沒有歧視她，沒拿她當外人。這讓飽受右派之苦的吳教授很是感慨。是農民質樸的情感和善良的溫暖支撐了她灰色的心靈，是鄉下寬鬆的生活氛圍撫慰了她那顆傷痛的心。此外，丈夫為了他的病，自學針灸治療，冬去春來，花開花落。吳傳璋的小院子裡終於有了她拄著拐杖蹣跚的身影……她的病情有了好轉，她的神經開始有了知覺。
吳傳璋重新回到講台是1979年。
落實黨的政策，58歲的吳傳璋回到了大連。剛回來的吳傳璋，正趕上大連理工大學引進了幾十位外教為大企業管理者培訓，為方便了解溝通，急需一位英漢語雙優的高素質的教授給外教上課。學校領導選中了吳傳璋。憑她幾十年的教學經驗，憑她教學的能力和水平，憑她對教育事業的虔誠和執著，此次給外教上課非她莫屬。吳傳璋畢竟患過神經炎，醫生的“不再有工作能力了”的宣判對她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她的不服輸的倔勁又來了，她把那個該死的診斷連同那個該死的結論撕得粉碎。她要和病魔再賭一次。她將所有能利用上的機會都利用上了，拄著拐杖不論走著、站著都手不離書，甚至連上廁所她都背單詞。她要爭分奪秒，她要把這些年被耽誤的時間奪回來。於是，為再次登台講課，為再次實現她的人生價值，她付出了常人難以想像的艱難和毅力。吳傳璋終於戰勝了病魔，她昂揚地站在了講台上！
吳傳璋用她厚實的底蘊和淵博的學識，加上寬容真誠的人格魅力，博得了眾專家、外教的連連讚譽。吳傳璋知道，她代表的是大連的優秀教育者的形象，代表的是中國優秀教育者的素質，她的言行和所傳授的知識決不能含糊。要精確，精確到一絲不苟。不論外教提出什麼問題，她都能夠聰慧地用流利的英語給予最完美的解答。
一次，在市政府的招待會上，外國專家指著大廳的一幅古詩詞問吳教授什麼意思，被專家們圍在中央的吳傳璋，微笑著，先是用中文抑揚頓挫地朗誦，再用英文朗誦，又逐句逐段地講解、甚至還將作者以及作者寫作的背景和作者家鄉盛產什麼都恰倒好處地加以說明了。如此高水平的中國教授的詮釋，報了個滿廳喝彩。還有一次，一位德國專家在課堂上問：你們最敬愛的毛主席的夫人就是“四人幫”，你們怎么看？你們知識分子受了那么多苦難，你們怎么看……吳傳璋像一個優秀的外交家一樣地回答他：“你的問題提的很好，你們德國不是也出了希特勒，法西斯嗎，但不失日爾曼民族是優秀的民族。“四人幫”也不能影響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就像你們一樣”。這不卑不亢，不失國格、人格的回答，讓中國知識分子的尊嚴，中國人的尊嚴，中國的尊嚴巍然屹立。後來吳傳璋教授到教育學院做報告時說：即使我們受了很多委屈，也要知道親疏有別，內外有別。我們自己家的苦不能告訴外人。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是中國的教育者！
吳傳璋教授不僅在外人面前將委屈藏起來，她對“家人”的寬容善良、豁達灑脫的人格魅力，更是令人敬佩的。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查“三種人”時，她知道打她的人還在，她知道往死里折磨她的人還在，但是，她什麼都沒有說。她說怨怨相報何時了啊，她說他們現在都知道了我是個好人就可以了。她說其實他們內心的自我譴責已經懲罰了他們，這就可以了。她說自己曾經因此影響了健康，不想別人再繼續了。
1984年，她患上了皮膚癌，先後四次手術，堅強的吳傳璋教授依舊微笑著看日出日落。
從24歲當老師算起，吳傳璋的學生已經記不清也數不清了。她的學生不管是美國華人作家、還是人民大學教授，不管是航天部高級工程師、還是新華社高級翻譯，都沒有忘了她。那年，她的學生——美國CCNT大學終身教授王以熾回上海交大講學，當得知吳傳璋老師在大連理工大學時，激動得馬上撥通了吳老師的電話。後來王以熾還特意兩次來大連看望他的吳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