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書
1986年10月至1989年10月，吐爾貢·阿力瑪斯先後出版了《匈奴簡史》、《古代維吾爾文學》、《維吾爾人》三本書。這三本書與20世紀40年代初在境外出版的《東突厥斯坦歷史》一樣，站在“泛突厥主義”、“泛伊斯蘭主義”立場上，打著學術研究的旗號，以否曲、杜撰和篡改歷史的手法，散布了諸多破壞祖國統一、損害民族團結的錯誤觀點，搞亂了一部分幹部和民眾的思想，尤其使一些對歷史情況知之甚少、涉世不深的青年人深受其害，他們爭相傳閱，四處擴散書中的錯誤觀點。境外一些組織機構也著手翻譯“三本書”，並以此作為煽動和宣傳分裂主義思潮的又一“典範讀本”。綜觀“三本書”的基本內容，與《東突厥斯坦歷史》大致趨同，實際上可以看成是《東突厥斯坦歷史》一書的翻版。
稱歷史上維吾爾族是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民族
吐爾貢·阿力瑪斯在這三本書中否認歷史上中國是一個多元一體的統一的民族國家的事實，稱歷史上維吾爾族是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民族；古代維吾爾族和中國北方遊牧民族在不同歷史時期所建立的政權，都是於中國之外的“獨立國家”。為了進一步製造混亂，作者從匈奴等於突厥、突厥的等於維吾爾的所謂民族溯源出發，將古代歐洲歷史上的阿提拉匈奴帝國（公元4世紀至5世紀中期）、古代中亞歷史上的白匈奴帝國（公元5世紀初至6世紀70年代）、古代南亞和西亞一帶的伽色尼王朝（公元962～1186年）、位於今阿富汗及周圍地區、古代小亞細亞的塞爾柱王朝（公元1081～1302年）、古代中亞花剌子模王國（公元1194～1220年）等這些與古代維吾爾人並沒有什麼關係的帝國或王國，與回紇汗國、喀喇汗朝混在一起，憑空杜撰說這些都是維吾爾人歷史上建立的一系列“偉大的、強有力的、富有的、文明的國家”，並以此作為維吾爾自古以來就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依據”。挑撥和製造今天新疆地區民族關係的矛盾和對立其次，如同《東突厥斯坦歷史》一樣，“三本書”無視中國歷史上各民族之間日益接近、相互吸收、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主流，將中國的民族關係史歪曲成各民族之間的矛盾和戰爭史，特別是竭力渲染歷史上邊疆民族與中原王朝漢族之間的敵視、仇殺和吞併的現象，藉以挑撥和製造今天新疆地區民族關係的矛盾和對立。例如，歷史上東漢時期的西域都護班超在西域活動了30多年，為治理連續和穩定西域地方社會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但在“三本書”中的結論卻是：“班超利用塔里木盆地諸維吾爾汗國相互之間的矛盾，挑動雙方互斗，使他們互相爭戰，導致多次流血。”然而，對於歷史上有明確記載：公元10世紀時，伊斯蘭教傳入新疆，世俗封建統治者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利用伊斯蘭教“聖戰”發動殘酷的百年戰爭，清除和消滅異已的史實，有意篡改為：“維吾爾人領悟到伊斯蘭教比起佛教來具有振奮戰鬥力的作用。”於是維吾爾人“自願地加入伊斯蘭教”。
任意杜撰維吾爾族的歷史
第三，如同《東突厥斯坦歷史》一樣，“三本書”在宣揚“泛突厥主義”的同時，信口開河地任意杜撰維吾爾族的歷史，誇大維吾爾族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作者毫無根據地聲稱：在距今8 000年前，維吾爾人即起源於“東起大興安嶺、西至黑海、北起阿爾泰山，南至喜馬拉雅山”的廣義中亞地區。與此同時，還妄言維吾爾人作為一個民族在距今7 000年前已有了農業經濟，出現了畜牧業與農業經濟的並存局面；距今4 000年前已創造了文字，“開始進入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妄稱維吾爾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源，給世界文化以“不可估量”的影響，是“世界文明最古老、最著名的黃金搖籃之一”。通過這種毫無根據的杜撰，任意抬高歷史上維吾爾人的地位和作用。
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觀和歷史觀
“三本書”相繼公開出版發行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映。各族幹部民眾對其中違背歷史事實的編造和種種宣揚分裂主義的政治性錯誤表示了強烈的義憤。1990年2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宣傳部根據社會上的反映組織專家學者進行了審讀。自治區黨委於是年5月12月先後兩次召開會議，專門研究討論了“三本書”中存在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和專家的審讀意見。專家學者們認為：“三本書”打著學術研究的旗號，歪曲、篡改以至杜撰史料，編造歷史，完全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觀和歷史觀。在維護邊疆穩定統一還是分裂國家統一、加強民族團結還是破壞民族團結、堅持社會主義還是宣揚“泛突厥主義”等大是大非問題上有著嚴重的政治錯誤，是改革開放以來新疆分裂主義思潮日趨蔓延，意識形態領域反分裂鬥爭形勢日益嚴峻的突出表現。
有目的的歪曲歷史、編造歷史
專家學者們還指出，“三本書”中的問題並不是什麼學術觀點的分歧，而是有目的的歪曲歷史、編造歷史和抄襲穆罕默德·伊敏《東突厥斯坦歷史》，是有意識地在宣傳某種政治觀點，對其中的分裂性政治錯誤必須予以嚴肅的批判。
1991年2月，在烏魯木齊市召開了“《維吾爾人》等三本書問題討論會”，到會的30多位各地各民族的專家對“三本書”中的分裂性政治錯誤進行了認真的剖析，並從正面對新疆的歷史、文化、古代的居民的變遷及維吾爾族形成與發展等做出了實事求是、科學的闡述。他們從各自的專業範圍出發，對“三本書”所反映出的嚴重政治錯誤進行了有史實、有依據、有理論、有目的的討論和批判，澄清了史實，辯明了謬誤，指出了要害，提出了思考。
為民族分裂主義炮製歷史依據
根據專家們的意見，自治區領導對“三本書”的性質和今後的工作做出歸納和進一步的說明。時任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的鐵木爾·達瓦買提（後任第八屆、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指出：“三本書”的要害，是否認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鼓吹獨立、煽動分裂，為民族分裂主義炮製歷史依據。“三本書”的政治立場和政治觀點與“泛突厥主義”思想的代表作《東突厥斯坦歷史》一脈相承，在許多問題的表述上，“三本書”就是《東突厥斯坦歷史》的翻版，完全抄襲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泛突厥主義”分子麥斯武德、伊敏、艾沙的觀點，並沒有什麼新東西。“三本書”的出籠，是新疆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場嚴重的鬥爭，要徹底肅清他們的社會影響。三本書所散布的錯誤觀點必須認真清理、維護祖國統一時任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政協主席的賈那布爾指出：“‘三本書’所表述的一系列錯誤觀點及其明顯的政治傾向，是通過學術的形式在史學界和文學著作中表現出來的，因而有它的複雜性和更大的矇騙性。作者承襲和鼓吹的錯誤觀點，代表的是一股‘泛突厥主義’的社會思潮，不應把它僅僅看作是個人的問題。對《東突厥斯坦歷史》一書《維吾爾人》等三本書所散布的錯誤觀點，必須認真清理。要針對自治區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特點，把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主義的鬥爭作為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持之以恆地抓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