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拉斯[10]](/img/1/9c9/nBnauM3XzQDMwATMzIzM2IzN0QTMwITOzEDMwADMwAjMwIzLyMzL4M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吉拉斯[10]")
和蘇聯的衝突
米洛凡·吉拉斯1944年3月，當反法西斯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吉拉斯奉命率領一個軍事使團前往莫
斯科，這個使團既有軍事的性質，也具有黨的性質。這次出使蘇聯的主要任務是爭取蘇聯承認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員會為南斯拉夫的臨時政府，爭取蘇聯對南共領導的抗德游擊隊的物資援助。吉拉斯一行輾轉途經義大利、埃及、伊拉克、伊朗到達莫斯科。此行任務雖未全部完成，但據吉拉斯自己說，他是以狂喜的心情去蘇聯的，因為在南共領導人的心目中，“對蘇聯領導的忠誠是黨的發展和活動的要素之一，史達林不只是不可爭辯的天才領袖，而且他就是新社會的理想和美妙的化身。”因此，他在敘述第一次同史達林會見時說：“我感到一種驕傲的喜悅……突然，一切對蘇聯產生的似乎不愉快的事情都不見了。”
1944年10月，南斯拉夫人民從法西斯鐵蹄下解放了自己的祖國。1945年3月，南斯拉夫聯邦民主共和國聯合政府組成。同年11月，立憲會議開幕，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吉拉斯先後出任黑山部部長，不管部部長，並擔任過黨中央鼓動、宣傳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在此期間，他經常參與國內外重大問題的決策，多次代表本國政府同蘇聯及西方國家舉行談判。
1945年4月，吉拉斯作為狄托率領的黨政代表團成員第二次訪蘇。這次訪蘇，兩國簽訂了有效期為20年的《蘇南友好互助和戰後合作條約》以及有關貿易協定，此外，也是為了彌合雙方在戰爭期間和戰後所出現的爭執。吉拉斯是戰後兩國之間發生爭執的重要當事人：1944年秋貝爾格勒解放以後，蘇聯紅軍進入南斯拉夫，不久便發生多起侵犯居民利益的不法行為。為此，狄托、卡德爾、吉拉斯和蘭科維奇等共4名最高領導人約見蘇聯駐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團團長科爾涅耶夫。會晤中，吉拉斯以尖銳的言詞指出：“我們的敵人正利用這事來反對我們，並把紅軍士兵的暴行與英國軍官的行為相對比，英國軍官倒沒有這樣過分。”對此，科爾涅耶夫提出嚴重抗議，他“強烈抗議把紅軍和資本主義國家軍隊相提並論來侮辱紅軍”，並把這一情況立即報告了莫斯科，史達林親自過問了這件事。通過此次訪問，在與史達林的會見中，雖然表面上消除了雙方在這一事件上的紛爭，然而它仍然是1948年南蘇關係破裂的最初原因之一。史達林在1948年3月27日寫給狄托的信中重提此事，並且指名譴責了吉拉斯，信中寫道：“根據這些事實來看，吉拉斯在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侮辱紅軍，說紅軍軍官的道德品質比英軍軍官的道德品質低劣的那次著名講話，便完全可以理解了。眾所周知，吉拉斯的講話沒有遭到南共中央委員會成員的反對。”
1947年9月，卡德爾和吉拉斯作為南共代表出席蘇、波、捷、匈、保、羅、南、法、意等九國共產黨代表在波蘭召開的會議，會上決定成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此時，南蘇關係已日趨緊張。1948年1月，據稱史達林親自提名由吉拉斯率領代表團去蘇聯，以便協調兩國政府對阿爾巴尼亞的政策。此次訪蘇以及同史達林的會見，給吉拉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深了對蘇聯的不滿情緒。
在1944—1948年的南蘇關係問題上，除狄托以外，吉拉斯是一個起重大作用和影響的人物。1948年6月28日,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布加勒斯特會議(南共未出席)宣布，南斯拉夫共產黨被開除出情報局。當天晚上，吉拉斯起草對情報局決議的答覆稿。次日，即6月29日，狄托主持召開南共中央全會，通過了這一措詞尖銳的檔案，拒絕情報局的指控，重申對自己領導人的信任。南共中央機關報《戰鬥報》同時刊載了情報局和南共中央的兩個檔案，讓人民民眾作出判斷。
退出南共聯盟
在1948年南共第五次代表大會和1952年南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吉拉斯都當選為南共中央委員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49年4月,吉拉斯被選為南斯拉夫人民陣線主席團副主席。1953年初，出任聯邦共和國副總統。同年年底，當選為南斯拉夫聯邦國民議會主席。
從1953年10月至1954年1月，吉拉斯同狄托等領導人發生嚴重的政見分歧。這一分歧反映了南斯拉夫在擺脫蘇聯模式的束縛，獨立自主地進行政治、經濟改革，探索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時曾經出現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南共聯盟中央於1953年6月召開六屆二中全會,通過告南共聯盟各級組織的決議。這個決議在批評守舊傾向的同時，著重批評了紀律鬆弛、不問政治和否認黨的作用的傾向，強調民主集中制，加強黨的團結和紀律。吉拉斯卻認為二中全會決議是“片面的”，“忘記了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強調恢復黨的團結和紀律會使民主化受到損害。他撰寫了一系列有關反對官僚主義的文章，實際上是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他認為，在南斯拉夫階級鬥爭已經結束，官僚主義這個新的敵人比資本主義那箇舊的敵人更加危險。他否認共產黨人有最終目，說“目標不是也不能是共產主義”，“那只是一個遙遠的、抽象的和不可避免的目標”，它使人們看不到官僚主義的現實。由此，他主張從根本上改組南共聯盟，使它變成一個鬆散的協會和團體。他認為，南斯拉夫已經實現社會主義化和民主化，因而列寧主義式的黨和國家過時了，專職的政治工作者成為多餘，變成社會進步的障礙。他主張將南共聯盟融合於民眾組織之中，共盟盟員融合於公民民眾之中。
吉拉斯的這些言論，自然引起南共聯盟其他領導人的不滿和批評。蘭科維奇向吉拉斯指出：“你在《戰鬥報》上寫的文章對黨是有害的。”卡德爾也對他說：“實質上，這是修正主義，跟伯恩施坦是一路貨色。”狄托則認為這些文章意味著吉拉斯在政治上已死亡了，“政治上的死亡是最可怕的了”。
1954年1月16—17日，南共聯盟召開第三次(非常)中央全會，討論了吉拉斯的反黨政治觀點。與會者批判了吉拉斯的錯誤，分析了他產生上述錯誤的主客觀原因，指出了上述言論的嚴重危害性。在全會上，吉拉斯作了某些辯解。除了他的前妻米特拉·米特羅維奇和弗拉迪米爾·德迪耶爾表示了審慎的支持以外，會作出決議，把吉拉斯開除出中央委員會，解除他在共盟中的一切職務。決議指出，吉拉斯的觀點，“是和南共聯盟第六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政治路線相牴觸的”，他的立場和行動“為分裂共產主義者聯盟思想上和組織上的一致，以及為取消共產主義者聯盟造成了政治基礎”。會後，他辭去了南斯拉夫聯邦國民議會議長一職。4月，吉拉斯申請並獲準退出南共聯盟。
因思想而入獄
吉拉斯被解除黨內外一切職務及退出共盟以後，繼續發表一系列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觀點，並對南斯拉夫現行政策進行攻擊。1954年12月，吉拉斯接受美國《紐約時報》記者訪問並發表談話，認為南斯拉夫的政治制度是“接近於史達林主義的”，南斯拉夫人民沒有得到“基本的思想和政治上的自由”，公開主張“成立另一個政治組織”。這篇談話在《紐約時報》上刊載後，他被控“進行敵意宣傳”，並被判刑一年半(未執行)。1956年11月，吉拉斯就匈牙利事件公開發表敵視南斯拉夫現行政策的聲明和文章，被捕入獄，法院判處他三年徒刑。
1957年8月，他將反共新著《新階級》一書偷運至美國出版，該書集中地反映了吉拉斯的政治觀點。吉拉斯認為：（1）在落後的國家（如俄國）由於封建專制統治和資產階級的軟弱，共產主義革命和共產黨要建立的是在舊社會中尚未形成的新的社會關係，這種“不成熟的”革命更需要在政治上充分的集中權力，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及組織上的高度一元化正是體現了這一點。因此，革命勝利後正式使用、管理並控制國有化和社會化財產以及整個社會生活的，是一群職業性的黨的官僚。（2）所有共產黨當權的國家裡都會出現一個新階級，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新階級的創使人，是一批取得政權前即已構成核心的職業革命家，這個新階級與人民民眾的關係是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3）新階級的前途，也就是執政的共產黨的發展前途，必然是失敗和垮台。世界大勢之趨向統一是時代的基本特徵。西方由於具有政治民主和較高的技術、文化水平，同時又是維護政治自由和知識自由的戰士，世界統一趨向於資本主義，而共產主義的所謂社會主義所有制實為世界統一的最大阻礙。（4）南斯拉夫實行的所謂工人管理和自治，是新階級對民眾的一種讓步，它並未能使生產者自享其生產的利益。
吉拉斯《新階級》一書出自原先一名共產黨核心領導成員之手，又帶有強烈的反共色彩，該書在美國出版後的半年內，接連再版了10次。中譯本於一九六三年二月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內部發行。由於《新階級》的發表，法院對吉拉斯一案重新審理，並對他追加七年徒刑。1961年他獲假釋出獄。
1962年4月，吉拉斯在國外發表《同史達林的談話》一書，再次被捕。法院以“泄漏國家機密”罪，判處他五年徒刑，並要求服完原判罪中尚未服完的三年另八個月徒刑。1966年，他被提前釋放，但規定五年內不準公開發表他的任何作品。1968年蘇聯侵捷事件發生後，吉拉斯獲準訪問英、美和澳大利亞，年底回國。1969年起，他又因發表猛烈攻擊南共聯盟的言論，被禁止出國和禁止在國內出版他的任何著作。1979年，他接受英國記者喬治·厄班的訪問。談話內容廣泛，長達數小時，除闡述他原有的政治觀點外，還對當代社會主義運動發表一系列觀點。吉拉斯論著甚多，其中主要有：《新階級》(1957年)、《沒有正義的土地》(1957年)、《道德的解剖》(1959年)、《不完全的社會》(1969年)和《革命回憶錄》等。1980年狄托逝世前夕，他又發表《狄托內幕故事》一書，書中既稱狄托“是一位偉大的、具有很大獨立性的政治家”，卻不對狄托做過譽的評價。
拒絕改造靈魂
吉拉斯從一個共產黨的領導人變為一個激烈的反對派，據他自己說,這並非出於“對共產主義信仰的幻滅”，而是由於他的“門的內哥羅人的性格”，這種性格是天生反叛的，追求和嚮往個人的自由，反抗各種專制秩序的。在取得政權前，在反對本國的反動黑暗統治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年代裡，他認為共產黨人的所作所為是可敬佩的，那時，他的“門的內哥羅氣質和馬克思主義吻合得天衣無縫”，可是，當共產黨人掌權以後，他說他看透了政治和政治生活的實質。他宣稱：“我所追求的是開放的社會，個人享有自由，政治上經濟上實行多元主義”，“即使神的存在是無可置疑的事，我也將反抗它的無所不知以及它的一成不變的秩序，一如我之樂於傳播異端思想、反抗黨的專制、無人道以及勉強的團結。”值得注意的是，吉拉斯自己並不承認他已經變成“反馬克思主義的”或“反共產主義的”，更不承認他已轉向西方或接受了一種全然不同的意識形態。他還說，他之所以沒有對西方國家和制度提出批評，並不是因為他對那些國家沒有意見，更不是因為他以為那些國家的社會形式可以用來作為共產主義國家的榜樣，而是因為對它們的知識實在不夠，最好還是由住在那些國家裡的人來批評。 吉拉斯無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是他認為“社會是各種階層和各種勢力組成的，它們各有其願望和見解。”同時，“在我們地球上有著無數的人類生活制度的星座，並不是只有一個唯一存在的理想。”他也清醒地認識到：“社會根本就不可能完美，人必須有思想和理想，但他切不要以為都可以完全實現。我們必須了解烏托邦主義的性質。一種烏托邦主義，當其取得了權力時，便成為一種教條，便極易於以其科學主義和理想主義來使人類受苦”，“一個非暴力的和完美的社會是不會有的，但一個更自由更公道的社會卻是可以有的”，“盡善盡美的世界，沒有批評和沒有別的選擇的世界，就是要犯不可估量和無法挽救的錯誤的世界”，“我們所應取的態度是承認社會是不可能完美的這一事實，但同時也得了解人類必須有其夢想，社會才能改良與進步”。
他認為“每一種觀念總是經過人生的濁流來實現的，而當運動的領袖們將他們自己的命運、 貪婪、 野心、 生活方式以及所謂歷史使命認為即是運動的目標時，污濁也就愈甚。……但有思想的人和鬥士們卻應該知道權力總是導致腐敗，他們應該更懂得尊重法律，而不可口含天憲；必須尊重實際的人，而不可只談抽象的人民，應該更關心於一般人的需要，而不可只顧及自己的歷史地位。”
南斯拉夫解體
吉拉斯反對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南斯拉夫解體和民族衝突，但他在80年代預言，分手會發生。 1981年，他預言，南斯拉夫將會由於狄托式官僚主義的倒塌帶來種族和民族主義而瓦解：“我們的體系建立在狄托個人管理上。既然狄托走了，嚴峻的經濟形勢要求更大的權力集中。但這種集中不會成功，因為它將剝奪各共和國的政治權力基礎。這不是傳統的民族主義，而是更加危險，各地的官僚不會放棄他們自身經濟利益。這將導致南斯拉夫開始崩潰。”“狄托靠他的專斷的優勢和權威保證了和諧，現在，只要有最微小的分歧，就可能引起很大的動亂。”“米洛舍維奇仍然有可能...保住一個聯邦。最終可能會像大英國協，一個鬆散的邦聯的貿易國。但首先，恐怕會有民族戰爭和叛亂。有如此強烈的仇恨在這裡。““米洛舍維奇在塞爾維亞專制挑起真正分離。記住黑格爾說，歷史總是重複兩次，一次是悲劇，一次是鬧劇。我的意思是說，當南斯拉夫解體時，外面的世界將不會幹預，因為它會和1914年一樣。 ...南斯拉夫是共產主義實驗的解體，我們會比蘇聯解體走的更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