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研究方向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近代上海城市文化
個人著作
2009 “Breaking through the ‘jargon’ barrier: Early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response on communication conflicts in China.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4.3 (Sept. 2009): 340-357.
2009 《五車韻府》的重版與十九世紀中後期上海的英語出版業. 史林, 2 (Apr. 2009): 6-13.
2008 “Life around English: The Foreign LoanWord repertoire and Urban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Fudan Journal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2008): 126-143.
2005 “The genealogy of Dictionaries: Producers, Literary Audience, and theCirculation of English Texts in the Treaty Port of Shanghai.” Sino-PlatonicPapers, 151 (June 2005).
2003 “Merchants, Menials, Interpreter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CoastalVocabulary in 18th-Century China.” WAKUMON Journal of Studies of Cultural andLinguist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6 (May 2003), 85-93, KansaiUniversity, Japan.
2003 書評 New Terms for New Ideas: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chael Lackner etal. 中國學術, 2 (2003): 271-73.
2002 從通事到翻譯官：論近代中外語言接觸史上的主被動角色的轉換. 復旦學報, 3 (May 2002).
2000 早期英漢字典所見之語言接觸現象. 復旦學報, 3 (May 2000): 60-67.
2000 西方人士對漢語拼音方案的催生作用. Chinese Language Review 語文建設通訊（香港）, 64 (Oct.2000): 11-19.
獲獎成果
2001-2002 美國漢尼基金青年學者 HaneyFoundation Fellow
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譚其驤-禹貢獎”
對話司佳
他山之石與他者視域——對話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司佳
以“漢學”（sinology）一詞來指稱海外對中國的研究，早已約定俗成。但是，二戰後美國關於中國研究的成果不斷湧現，“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 作為一種與傳統漢學完全不同的學問悄然興起，並逐漸取代後者，成為海外研究中國的主流範式。
司佳博士自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系畢業後回滬，專攻中國近代史，於美國中國學內的牆闈之爭自是熟悉。記者就美國中國學發展中的內在原因和背景等問題對她進行了採訪。
復旦青年： “Sinology”，最早由西方傳教士創立，譯為“漢學”。然而自薩義德（E.Said）的《東方學》出版以來，“漢學”一詞被標上了殖民主義和歐洲中心論的標籤，西方學者逐漸以“中國學”或“中國研究”來命名自己的研究領域。於是，從40年代末發展起來的美國中國學研究，一下子被推到了國際中國學研究的中心位置。那么其自身發展的語境和背景是什麼？
司佳： 美國的中國學是冷戰的產物，其誕生之初，受到很強的政治因素的影響。在費正清（J. K. Fairbank）之前，美國也有幾所大學教授中國的古漢語，和歐洲的漢學研究相似。二戰後，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對中國研究的熱情迅速增長。大量基金投入進來，政府也出台政策支持相關研究，這樣，幾十年間，美國中國學研究高速發展，許多大學紛紛設立類似的系科，設立教席。此時的“中國學”，甚至帶有一些情報蒐集的性質。現在美國許多大學的“東亞研究”系，其前身就是“東方系”；與其他區域研究一起置於“國際區域研究”的框架中，配合美國戰後的全球戰略部署。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學研究出現學術膨脹的問題，研究質量也參差不齊。費正清曾說，他那個時代，熟諳古漢語的美國學者只有兩三個。在兩國敵對封閉的狀態下，很多美國學者沒有到過中國，也沒有看過充分的中文原始材料，就寫出大量學術著作。對此，如今的美國學者也有許多反省。
美國中國學有一個重要的閃光點：在內容上，它對於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著墨很多，和注重文化的傳統漢學相比，更加實際和務實；在時間上，它更重視中國近代和現代的歷史。這可以算是在當時現實政治需要下，形成的一種獨特的研究風格。冷戰結束後，國際交流正常化，中國學也研究開始走向學術化，但是這種治學的取向依舊留存到現在，並成為主流。當然，美國依然有教授古代漢語的漢學家，他們也自稱是“漢學家”，以示與“中國學”家的區別。但是這些人大都是五、六十歲的上一代研究者，而年輕的研究者普遍選擇了中國學研究的取向。
現在的美國中國學的研究和教育中，很重視對學生基本的語言、文化訓練。如今非常出色的學者，比如孔飛力（P.A.Kuhm）、周錫瑞（J.W.Esherick），都有很好的中文能力，能夠廣泛地利用中國、美國和日本的史料檔案。
復旦青年： 越南戰爭以後，美國的中國學研究發生了重大轉折。1969年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撰文抨擊當時的主流中國學研究，遭受批評的美國主流中國學家開始進行反思，這造就了如今中國學的面貌，也造就了柯文(P.A.Cohen)、艾爾曼（B.Elman）等一大批蜚聲海外的中國學家。這種轉折在今天回顧起來，能給我們怎么樣的啟示？
司佳： 包括柯文在內的這些學者，他們的政治立場或傾向是屬於“左派”的。越南戰爭迫使美國人正視自己力量的局限性，看到如果美國要想隨心所欲地擺弄世界，將會受到真正的制約。在我看來，這一認識給美國研究中國的史家以深刻的影響。由於戳破了美國在政治、道德、文化各方面全面領先的神話，越南戰爭“解放”了美國史家，使他們也許是第一次，放棄了西方的準繩與標尺，轉向一種植根於中國（而非西方）歷史經驗之中的史學。
復旦青年： 這就是所謂“中國中心主義”的發端？
司佳： 是的。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其中的政治背景和學術對象。柯文是有政治傾向性的，他對於文革和左派的看法，都滲入了學術研究當中。更為重要的是，柯文提出中國中心主義，他所針對的是當時的學界主流，尤其是列文森（J. R. Levenson）、費正清這些將中國視為“靜止的中國”、用“傳統”和“現代”粗暴劃線的做法。他列舉了太平天國、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例子，指出它們雖然都是受西方衝擊後的產物，但是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都是中國內部的因素：複雜的社會性質、內部事務的萬分火急；而西方的影響事實上被高估了。
現在國內的一些研究者，一看到“中國中心”的提法，就馬上引為海外同志，其實細讀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就可以看出他鮮明的學術走向。“衝擊—回應”模式和“中國中心主義”兩者並非完全對立，只是取向和角度的不同，而非質的不同；柯文的觀點實際是對那種為美國戰略服務的中國學研究的批評。
復旦青年： 北大的羅志田教授也曾撰文指出，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所謂“三大高潮”、“兩個過程”，實際上已經在挑戰以中外關係為核心的既有研究模式，很“中國中心”了，中國學者不必再從國外引入一種“中國中心”模式。這就牽涉到了這個問題，國內史學家怎么樣看待美國中國學的成果和模式？
司佳： 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因為如前所述的注重現實、注重近現代的特點，其研究對象很容易與國內的研究發生交集。有時候美國學者的視角能夠給我們很新穎的啟發。比如“區域研究”，柯文等學者提倡要重視中國的複雜性，注重以區域、省份或地方而不是整箇中國為研究單位，通過將中國從空間上分解為較小的、較易於掌握的單位，尋求各地變異的內容和程度，以期對中國整體有一個輪廓更加分明、特點更加突出的了解。將中國視為鐵板一塊的機械僵化做法，很多時候阻礙了我們的思路，美國學者的這種做法很能夠啟示我們。
在引入社會科學方法方面，美國學者也別具一格，在中國，研究歷史的學者往往不了解社會學、人類學或者心理學的一些研究方法。在美國，絕大多數中國學的專家都能夠掌握跨學科研究的手段，這是這門學科創立的時候就確立的規範。
“中國中心主義”當然是一種研究的角度，但是太多本土化傾向，會縮小我們的視野。就中國學研究的角度而言，我個人覺得置於全球史和國際關係的角度中去探討更好。“中國中心主義”這個提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歐洲中心主義”那種傲慢的、將其他文化看成低等文化的偏見。畢竟，近代中國和古代中國最大不同，就在於來自西方的巨大影響。交流的視野和國際的視野，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的變化。這種全局意識，在中外關係的主題中，能夠被更好地闡釋和呈現。
復旦青年： 當今的美國中國學依然呈現著繁榮的景象，有學者認為這種模式將會是國際中國學的發展方向，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司佳： 在美國，中國學的研究從人數和教授席位來衡量，不能說是一門大學科。費正清的貢獻，是將分散在美國各個大學歷史系、社會學系的有關中國的研究，納入到中國學的架構中，有組織統一地來研究，建成一個符合美國國家需要的學術體制。但原來的系科建制中並沒有取消中國研究的教席，比如黃宗智，他就始終在加州大學歷史系供職。
關於中國學的發展問題，我覺得有些人對什麼是“中國的”和“西方的”關心過多，焦慮太甚了。問題是，許多年來，人們陸續把石頭搬來搬去，已經很難分清到底什麼是他山之石，什麼又是本山之石了。就算我們可以細加甄別，分辨清楚，這樣的區分也遠不如一件事來得重要：那就是尋找一種新的、交流的方法來理解過去，使得對過去的思考仍然能觸動現在的神經。否則，中國學只會變為老古董，其古色古香，只有一個小圈子裡的學者、專家才能辨別，研究者也會越來越少。
